《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称“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可是，又说：“中国抗日战争逐渐形成战略上互相配合的两个战场，一个是主要由国民党军队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主担负的敌后战场。”整个抗战，中国军队的22次会战，1117次战役，38931次战斗，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只有3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八年抗战，共消灭日伪军128万人，其中国民党消灭120万，共产党只消灭8万多人。（柳风：《血祭太阳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4年）阵亡的261名抗日将军中，中共只有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突围时阵亡。当时，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下，左权一再叮嘱手下官兵卧倒，以避免无谓牺牲。奇怪的是他自己却独自继续前进，身边没有一个卫兵。这是他因在肃反时被诬陷为托派近十年而心中痛苦，不顾危险，以死证明清白所致（散木：《左权的烈死与子虚乌有的“托派”嫌疑》，《文史精华》，2003年第2期；吴元浩主编：《往事钩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
所以，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
七、延安整风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44页介绍“延安整风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也说“延安整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起来。”实际上恰恰相反，毛泽东通过整风确立了其最高地位，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英]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何方在全面总结延安整风的结果时指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最高领袖地位，实现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创立了一整套思想作风与工作方法”，“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取得一定成效”。“延安整风开创了用群众运动进行思想改造的先河，加深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见，并进而造成对一切知识的轻视。”“延安整风贬低了理论学习的重要，妨碍了理论上的发展创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党（后来影响到全国）的理论水平得不到提高。”“作为延安整风重要组成部分的抢救运动，是党在肃反问题上一贯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一次重要演练，还为以后各种政治运动创造了范式。”“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后来又不断得到加强。”“延安整风确立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一党专政和书记独裁（个人说了算）法制化。从‘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演变为党领导一切。”“整风创立了垄断与管理意识形态的体制及其表现形式延安文风。”“整风中以《联共党史》为榜样作出的《历史决议》，和以此为基础创建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以人划线，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等个人崇拜精神。由毛泽东增删修改七次的《历史决议》，为党史学以至整个现代史设定了框架和体系。党史的研究和写作，虽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有一些突破，但基本框架至今未动，而且‘只此一家’，不许争鸣，遍设禁区，不得逾越，使党史研究政治化和神秘化，成为一门不讲科学的学科。”“整风造成工作和时间的重大损失。”（《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是此后中共历次运动的预演。对于整风中“抢救运动”的迫害，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45页只简短地说：“在整风中，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在对全党干部组织审查阶段，进行了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据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还有一类人被失踪。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共的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翻译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在黄河边全部被秘密冤杀。当年被冤杀的还有长期被关押的4名外国人，其中3名俄罗斯人、一名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8月）
八、国共内战的长春之战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61页介绍辽沈战战役时，有这样简短的文字：“被围困的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一部分投诚，长春解放。”寥寥22个字掩盖了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中共对长春半年的围困，连百姓出城都不准，“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出版社，2009年9月）另有真实记录辽沈战役惨烈的《雪白血红》（张正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成了禁书，作者被王震下令拘捕关押了7个月（姜维平：《中国政改的希望所在》）。
九、《论联合政府》、民主党派和《共同纲领》
对毛泽东作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没有介绍和摘录，仅仅在阅读文献中列了书目。我们在《论联合政府》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对比此后的历史和现实，完全与毛和中共的承诺相反。
大陆历史教科书中，介绍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专制、支持中共方面有很多篇幅，但是，对中共建政后民主党派的命运难见真实记录。章立凡（著名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原粮食部部长、著名“右派分子”章乃器之子）在《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2007年8月18日三味书屋演讲）中总结说：“在早期，民主党派曾作为中共的盟友，是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然而，到50年代，特别是1957年以后，民主党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历经十年的文革，民主党派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曾经一度好像也起点作用，但很快被规范为参政党，而从胡总书记这届开始，确实以实际行动在提升民主党派的作用。我觉得，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失败。在把同盟者变成一个听话的仆从后，同盟者就不会对你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议。……我们有一种党文化，但我们不见得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我们现有的民主党派，将应具备的政党基本属性剥夺干净，沦为政权的配套部分、一个附属机关。或者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说法就是政治花瓶。实际上，这对执政党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执政党只能独自面对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内外压力，它不再有一个缓冲力量折冲其间。对民主党派而言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复兴，国人权利意识的唤醒，许多知识分子参与维权活动，而我们却见不到民主党派成员的身影。当我们热烈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民主党派有什么有特色的进言，包括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类讨论，亦看不到民主党派的发言。我觉得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经过中共多年的改造已被大大削弱。”
关于《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大陆历史教科书都有介绍，可以看出纲领中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句话，更没有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可是，2004年3月14日经过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却将中共一党的意识形态和“四项基本原则”列入其中：“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一个大宪章式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合法性就来自共同纲领，但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政协变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也就是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再具有立法和监察的权力。此后，政协的主要功能就是学习，政协还成立了一个学习委员会。”“到1989年底，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提法。在此之前，有关民主党派的定位很是模糊，民主党派始终认为自己是执政党之一。但1989年这个文件出来以后，民主党派的名份改为了参政党。从40年代开始到1949年成立的联合政府，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但在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联合政府的概念从此消失。”（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一党专制发展的轨迹。
十、土改、镇反、肃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介绍土改、镇反、肃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没有透露其中的野蛮残酷。
中共建政前后，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先进行暴力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分土地给农民。土改中出现了按比例斗争、乱打滥杀的血腥现象，“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秦晖：《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据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死（含自杀），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解释了土改真正的政治目的：“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李肃：斗地主的真相和目的》）中共建政后，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又被收归国有，强制搞合作化、集体化，农民被纳入国家经济控制，成为现代农奴，为工业积累提供牺牲。
1950年代初镇反运动的对象除了土匪，大都是“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它职业（如教师、律师等）者。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l万。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自杀、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53230人。打击了140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错案率超过94%。（信力建：《镇反与肃反》，《北京之春》2010年12月号）
在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中共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一次变相的强行掠夺。很多资本家被逼自杀，“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
十一、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影响中国现代史的大事。志愿军士兵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人的名字至今仍在小学课文中。对于谁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目前大陆的读物说法不一，有的仍持旧说，冀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课文《再见了，亲人》后的一段文字介绍：“1950年6月25日，美国唆使南朝鲜进攻朝鲜……”有的回避，还有的含糊其辞，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则模糊地称：“1950年夏，朝鲜内战爆发。”但一些学术著作能如实介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从官方《新华文摘》一篇文章中即看到朝鲜首先进攻韩国的真相披露。沈志华根据解密档案研究的最新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指出：“在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进攻行动的计划。”“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方挺进。”
如今，随着真相揭秘和历史反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已不同以往。2000年央视巨资制作的30集电视剧《抗美援朝》，和2001年八一厂电影制片厂的《北纬三八线》，都被官方禁演至今，耐人寻味。《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种迎合政治需要的作品已从初中课本里退出，正如中学语文教师令狐补充所言：“我觉得这是一篇煽情和滥情之作。它对战争血腥的渲染、人类残酷的相互杀戮和为善施爱行为之间的巨大落差，仿佛说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人与魔鬼的决斗，其文学性的描写恐怕难以反映世道人心的本质。从文学的角度，如果说文章无意中揭示了人善恶的两面性，也显得肤浅粗疏，难免简单化之嫌。而且对于中学低年级学生的理解能力来说，这又未免过于乐观。至于文中意欲竭力表白的，战争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的幸福来源之说，在逻辑上也似是而非，大有缺陷。”（令狐补充：《<谁是最可爱的人>撤出课本是明智之举》，《语文新圃》2008年第12期》）另外，“最可爱的人”中另一类人的命运颇具讽刺性。战争结束时，志愿军战俘两万一千多人中，一万四千多人去了台湾和第三国，6064人回国。贺明将军在他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披露了志愿军战俘回国后的遭遇：约700人被开除军籍，对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30多名营团干部和少数因伤残留院一并转业外，400余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
十二、反右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和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对反右运动均持官方观点，认为“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同时承认“严重扩大化”。是个人与党和国家的损失。教科书说被划定的右派有55万人，实际上有据解密后的中共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加上没有被戴帽的“坏分子”、“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农村干部、小学教师、工人、中专生等），一共有511万多人。经过中共后来的平反，只剩下96人未获平反，其中最著名的有6人：章伯钧（著名民主人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等职）、罗隆基（著名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森林工业部部长）、储安平（著名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曾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光明日报》总编辑等职）、陈仁炳（著名民主人士、历史学家）、彭文应（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均因为不低头认错。（闫桂勋：《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观察网；丁抒：《阳谋：“反右”前后》修订本，[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9月）
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教科书没有具体介绍。对他们的处理有撤职、降级使用，调离岗位，监督劳动，被劳改，判刑甚至枪毙。许多人被逼自杀，个别人逃亡国外。约有十多万人在反右运动中和以后的“大饥荒”中、“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知识精英独立、敢言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为此后更大的灾难埋下了祸根。（《阳谋：“反右”前后》；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3期）
对于“右派分子”的言行，可以参阅《乌“昼”啼——1957年“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12月）、《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等。教科书所持的官方立场，是经不起史料和事实证明的，否则就不会有平反和改革开放。
十三、三年大饥荒
对于三年大饥荒，教科书竭力隐瞒。
冀教版六年级《品德与社会》上册（2009年7月）中，在美化中共不顾大饥荒还制造原子弹时写道：“我国研制核武器工作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起步的。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国家财力十分紧张……”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按中共党史的措辞，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三年经济困难”。承认“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的“严重后果”，造成“更大的危害”，书中108页简短地写道：“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中，涉及三年大饥荒只有短短的一个自然段：“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是天灾还是人祸？金辉（国家气象局）在《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中，引用科学统计数据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不同寻常’的例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方法》杂志1998年3期，该杂志后被停刊）在大饥荒中，尽管中苏已分裂，但苏联并没有逼着还债，而且要援助粮食，毛泽东不但拒绝援助，而且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勒紧裤腰带，争取5年内把苏联的债务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对于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与教科书刻意回避不同，1991年8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和《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做了部分披露：“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对于1959年到1961年大陆死亡人口的统计，海内外学者的统计从1000多万到8000万不等。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称，1958—1962年“四年大跃进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总数，结合出生率、死亡率，计算出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减少4770多万人。
十四、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
对于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大陆中小学教科书完全回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243页仅用一个段落概括介绍，坚持官方的观点，称之为“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政权。”完全不提事件中为何看不到法律及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作为，不提动用军队以枪弹射杀、坦克装甲车碾压民众的“平息”行为和伤亡，以及国内外的抗议和国际制裁。既然官方认为镇压有理，为何自己在公开场合不愿谈论此事？还封杀民间言论和与之有关的网络信息？在大陆查堵流入的境外关于此事的出版物？（参看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张良：《中国“六四”真相》，[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4月；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香港]开放出版社2009年5月）
十五、部分历史人物
方志敏：冀教版五年级《语文》下册课文《清贫》后面关于作者方志敏的文字，没有介绍他为何被捕，为何被杀。事实是，中共1934年7月向福建省、浙江省派出方志敏率领的所谓红军“抗日先遣队”，当时那里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中共在国难当头趁机从背后打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发展自己。（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方志敏被国民政府处死的另一个罪状是“绑架杀人”。1934年12月他所率的红军攻克旌德县，将美国牧师约翰•师达能夫妇和其3个月大的女儿海伦拘禁起来做人质，向教会索要两万美元赎金。后来海伦啼哭不止，看守的士兵决定杀她时，一位刚被释放的老农夫挺身替死，当场被刀劈。当地农民筹集不到足够的美元赎师达能夫妇。12月9日，师达能夫妇被处死前，一位中国基督徒医生为他们求情，结果反遭杀身之祸，师达能夫妇遂为此医生之性命向红军求情不果，三人当即被斩首（详见《殉道者之死——纪念师达能夫妇》，《生命季刊》总第二期）。一个甘于清贫的人，并不因此就“政治正确”地是有道德的人，历史上不乏清贫的极端狂热分子。1925年夏天，26岁的方志敏回到家乡江西弋阳湖塘村，秘密成立农会，带领农民斗地主。引起他的五叔、地主方雨田带头对抗，投靠民团镇压农民。方志敏带领全村的贫雇农抓住方雨田，方志敏的祖母、父亲都来求情，方志敏为了政治需要，不顾亲情，下令把五叔处死。对此，现任南昌纪委副书记的方志敏之孙方华清，对方志敏目无道德和法律而随意杀人，不加反思却欣赏肯定，完全是成王败寇的是非观。（《了解爷爷从课文开始》，方华清，2011年2月9日《南方都市报》A11版）
杨靖宇：他是公认的抗日英雄。教科书对他牺牲的内幕没有介绍。真相是，苏联精心策划的“七七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通知中共高层，要求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撤出满洲，许多党员队伍向北进入苏联并直接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但是杨靖宇以及部分中下级党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极为机密的“高级战略”，拒绝撤出，坚持抗战，被共产党抛弃。1938年5月，杨靖宇召集未撤走的队伍扯起东北抗联大旗。1940年2月23日壮烈牺牲。（新黎民：《苏联间谍在中国》）
傅作义：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61页写道：“北平国民党军队在总司令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此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水利部（水利水电部）部长等职。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悉贡所能就是说我愿意尽心尽力提供给你，跟你里应外合，为此提供一切。郭岱君认为：“因为1963年正好是在三面红旗之后，大饥荒时期，整个大陆非常之惨。傅作义肯定也看到了，他可能也为当年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感到后悔，才会带了这么一封密信给蒋介石。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反攻的行为，需要我做什么，我悉贡所能，里应外合。”“傅作义的事情一直进行了六个月。这是第一次出现。到后来8月份、9月份、10月、11月都还有出现，蒋还在日记中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可见他们之间是有联系，但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
宋庆龄：在教科书中，孙中山的夫人、被誉为“国母”的宋庆龄，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年轻人难免被激进左倾的“革命”所吸引。“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国际党员。此后，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秘密入党后的宋庆龄开始被共产党以‘孙中山思想继承人’的身份闪亮推出。”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19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外籍中共党员、医生马海德之子周幼马：《秘密党员宋庆龄》，《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6月10日；《纵横》杂志2011年第5期；新黎民：《苏联间谍在中国》）郭岱君介绍说：“……我从其他档案以及我同其他人家属的接触中，我就晓得宋庆龄在大跃进、三反五反、反右以及文革期间曾经写过好几封信给毛泽东，大概写了7封信给毛泽东，对毛的做法表示不满。毛开始时还很客气，最后就火了。他就说，她不想的话，就走吧。这7封信始终都没有公开过，可是宋家的家属跟我讲，他们当时是很认真地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也想出来。所以这个接洽谈判都到了很具体的程度，包括美国的宋霭龄愿意支付700万美元的保证金，让宋庆龄出来。谈判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都准备欢迎她来了，最后不晓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认为国母怎么能走呢？所以很遗憾，她们宋家姐妹到最后都没有再见上一面。”（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
雷锋：小学语文和中学历史课本都有雷锋的内容，许多照片是摆拍、补拍的，而《雷锋日记》也是写作班子补写的。另外，官方宣传中雷锋的捐款数远超出了一个普通战士的津贴；宣传中说他连续三天，日均捡粪300多斤，堪称“奇迹”；还说他是由于学了毛选，才学会理发、扔手榴弹达到及格……（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建国后树立的典型之真真假假》，2012年3月19日，凤凰博报“信力建的博客”）
王进喜：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110页有一幅著名石油工人劳模、“铁人”王进喜用身体搅拌泥浆池、制服井喷的图片，那也是补拍的。此事真相是两位技术员所为，才有了大庆的第一口油井。王进喜到大庆油田时，那里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但石油部部长康世恩认为不能树立“臭老九”当典型，于是王进喜才被推荐上来，成为这一事迹的主角。（信力建：《建国后树立的典型之真真假假》）
在大陆教科书里，看不到最需要国人记住的历史人物。好在现在有了开始，就在本文即将完成的今天，据报道，由北美知名广播人张敏编采、撰录的《记录红色中国》一书在香港推出。扉页上一行大字：“谨以本书纪念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所有受难牺牲的中国人”。书中人物口述历史还原了中共建政后63年至今仍在刻意掩盖的骇人史实，在书中，陈光诚、丁子霖、刘宾雁、方励之、鲍彤、郑念、陆铿、林希翎等亲声道出这一切；林昭、遇罗克、卞仲耘、王若望、钦本立、赵紫阳……这些“红色中国”受难者名单上难以回避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重要人物一一再现。一些香港学生、老师和家长均表示，这才是香港人、中国人都需要的“国民教育”。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将大陆教科书所有历史教育的问题都一一涉及，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负责任的父母博览群书，保持独立思考，不唯权、不唯上、不唯利、不唯书，使自己和孩子摆脱瞒与骗教育的毒化。每个人要从自己做起，探求真相，捍卫记忆，反思历史，洞悉现实，更新自我。一个人的启蒙就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开始。
2012年10月1日“国殇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邮箱 zxx1960@gmail.com
所以，1961年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毛泽东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不是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田中角荣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8月）
七、延安整风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44页介绍“延安整风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也说“延安整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起来。”实际上恰恰相反，毛泽东通过整风确立了其最高地位，把中共变成一架驯服的机器。“……斯诺夫人海伦对我们说，一九三七年她在延安时，人们还爱说笑话，看见毛泽东走过后有人还挤挤眼说：‘上帝走了。’七年后，没人再敢这么说了。冷嘲热讽，幽默，说俏皮话，发牢骚，都可能被打成‘特务’。”（[英]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年9月）
何方在全面总结延安整风的结果时指出：“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思想地位”，“牢固地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最高领袖地位，实现了一元化领导体制”，“创立了一整套思想作风与工作方法”，“延安整风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也取得一定成效”。“延安整风开创了用群众运动进行思想改造的先河，加深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不信任和偏见，并进而造成对一切知识的轻视。”“延安整风贬低了理论学习的重要，妨碍了理论上的发展创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使党（后来影响到全国）的理论水平得不到提高。”“作为延安整风重要组成部分的抢救运动，是党在肃反问题上一贯犯‘左’倾路线错误的一次重要演练，还为以后各种政治运动创造了范式。”“延安整风从理论上到组织上为个人崇拜奠定了基础，后来又不断得到加强。”“延安整风确立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使一党专政和书记独裁（个人说了算）法制化。从‘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演变为党领导一切。”“整风创立了垄断与管理意识形态的体制及其表现形式延安文风。”“整风中以《联共党史》为榜样作出的《历史决议》，和以此为基础创建的中共党史编纂学。……以人划线，为尊者讳，隐恶扬善等个人崇拜精神。由毛泽东增删修改七次的《历史决议》，为党史学以至整个现代史设定了框架和体系。党史的研究和写作，虽在‘文革’后的拨乱反正中有一些突破，但基本框架至今未动，而且‘只此一家’，不许争鸣，遍设禁区，不得逾越，使党史研究政治化和神秘化，成为一门不讲科学的学科。”“整风造成工作和时间的重大损失。”（《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是此后中共历次运动的预演。对于整风中“抢救运动”的迫害，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45页只简短地说：“在整风中，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在对全党干部组织审查阶段，进行了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据毛泽东的俄语翻译师哲披露，“1943年5—6月间，……刑讯逼供成为审查中的主要手段。普遍的刑罚有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保安处常用的刑罚有：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1943年夏秋之后，各机关、学校大门紧闭，门口由警卫把守，延安的人们已中断互相往来，‘谁也不敢理谁’（王德芬语），在偌大的延安城，也需持介绍信才能办事。入夜，延安万籁俱寂，听不到一点声音，陷入一片恐怖、沉寂之中。”“九十年代初，有史料称，延安所属各县在‘抢救’中，被挖出的‘特务’共2463名，陇东地区外来知识分子几乎99％被当作‘失足者’给‘抢救’过。在这一时期，仅延安一地自杀者就达五、六十人。”还有一类人被失踪。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延安，中共的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翻译王实味等一百多人在黄河边全部被秘密冤杀。当年被冤杀的还有长期被关押的4名外国人，其中3名俄罗斯人、一名南斯拉夫人，他们本是假道中共根据地设法去南洋或澳洲谋生的。“……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毛更将他在整风期间提拔的刘少奇、彭真、陆定一等全部打翻在地，刘少奇等只能束手待毙，连招架之力也没有——怨怪毛泽东也不全对，难道不是因为他们才直接、间接造成了这一切！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现在刘少奇等意识到这一点已太晚，这正印证了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李洁非、杨劼：《解读延安——文学、知识分子和文化》，当代中国出版社，2010年8月）
八、国共内战的长春之战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61页介绍辽沈战战役时，有这样简短的文字：“被围困的长春守敌，一部分起义，一部分投诚，长春解放。”寥寥22个字掩盖了超过南京大屠杀的悲剧。中共对长春半年的围困，连百姓出城都不准，“十万个解放军围于城外，十万个国军守于城内，近百万的长春市民困在家中。不愿意坐以待毙的人，就往外走，可是外面的封锁线，除了炮火器械和密集的兵力之外，是深挖的壕沟、绵密的铁丝网、危险的高压电网。”“围城开始时，长春市的市民人口说是有五十万，但是城里头有无数外地涌进来的难民乡亲，总人数也可能是八十到一百二十万。围城结束时，共军的统计说，剩下十七万人。”（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香港天地出版社，2009年9月）另有真实记录辽沈战役惨烈的《雪白血红》（张正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8月）成了禁书，作者被王震下令拘捕关押了7个月（姜维平：《中国政改的希望所在》）。
九、《论联合政府》、民主党派和《共同纲领》
对毛泽东作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没有介绍和摘录，仅仅在阅读文献中列了书目。我们在《论联合政府》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提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并说：“有些人怀疑共产党得势之后，是否会学俄国那样，来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和一党制度。我们的答复是：几个民主阶级联盟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有原则上的不同的。毫无疑义，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建立起来的，但是中国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制度期间，不可能、因此就不应该是一个阶级专政和一党独占政府机构的制度。”“‘军队是国家的’，非常之正确，世界上没有一个军队不是属于国家的。但是什么国家呢？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封建法西斯独裁的国家，还是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国只应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建立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中国的一切军队都应该属于这个国家的这个政府，借以保障人民的自由，有效地反对外国侵略者。”对比此后的历史和现实，完全与毛和中共的承诺相反。
大陆历史教科书中，介绍民主党派反对国民党专制、支持中共方面有很多篇幅，但是，对中共建政后民主党派的命运难见真实记录。章立凡（著名民主人士、全国政协常委委员、原粮食部部长、著名“右派分子”章乃器之子）在《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2007年8月18日三味书屋演讲）中总结说：“在早期，民主党派曾作为中共的盟友，是联合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然而，到50年代，特别是1957年以后，民主党派的地位迅速下降，在政治生活中变成被改造的对象。历经十年的文革，民主党派重新在政治舞台上露面，曾经一度好像也起点作用，但很快被规范为参政党，而从胡总书记这届开始，确实以实际行动在提升民主党派的作用。我觉得，中共对民主党派的改造是成功的，把它变成了一个驯服工具。这是一个成功，同时也是一种失败。在把同盟者变成一个听话的仆从后，同盟者就不会对你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提出善意的建议。……我们有一种党文化，但我们不见得有现代意义的政党。我们现有的民主党派，将应具备的政党基本属性剥夺干净，沦为政权的配套部分、一个附属机关。或者说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大特色，直接说法就是政治花瓶。实际上，这对执政党而言不是一件好事，执政党只能独自面对改革和政治生活中的内外压力，它不再有一个缓冲力量折冲其间。对民主党派而言也是如此，随着市场经济复兴，国人权利意识的唤醒，许多知识分子参与维权活动，而我们却见不到民主党派成员的身影。当我们热烈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也没有看到民主党派有什么有特色的进言，包括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类讨论，亦看不到民主党派的发言。我觉得民主党派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经过中共多年的改造已被大大削弱。”
关于《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年9月29日），大陆历史教科书都有介绍，可以看出纲领中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句话，更没有提“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可是，2004年3月14日经过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却将中共一党的意识形态和“四项基本原则”列入其中：“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一个大宪章式的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合法性就来自共同纲领，但到1954年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后，政协变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也就是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不再具有立法和监察的权力。此后，政协的主要功能就是学习，政协还成立了一个学习委员会。”“到1989年底，中央出台了一个文件，第一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民主党派是参政党的提法。在此之前，有关民主党派的定位很是模糊，民主党派始终认为自己是执政党之一。但1989年这个文件出来以后，民主党派的名份改为了参政党。从40年代开始到1949年成立的联合政府，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但在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出，联合政府的概念从此消失。”（章立凡：《中国民主党派的变迁》）由此可以看出，中共一党专制发展的轨迹。
十、土改、镇反、肃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等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介绍土改、镇反、肃反、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时，没有透露其中的野蛮残酷。
中共建政前后，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先进行暴力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分土地给农民。土改中出现了按比例斗争、乱打滥杀的血腥现象，“导致中国农村中相当一部分生产经营的精英，乃至他们的子孙，都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秦晖：《暴力土改的实质是逼农民纳“投名状”》，《文史参考》，2012年第8期）据专家保守估计，当年的土改有200万“地主分子”被杀死（含自杀），一位美国学者甚至估计有多达450万人在土改中死亡。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解释了土改真正的政治目的：“我们党没有采取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恩赐’农民土地的办法去进行土地改革。……用彻底发动农民群众的群众路线的方法，充分地启发农民特别是贫农的阶级觉悟，经过农民自己的斗争，完成了这一任务。……由于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方法，广大的农民就站立起来，组织起来，紧紧地跟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走……”（《李肃：斗地主的真相和目的》）中共建政后，贫穷农民的土地梦做了还不到两年，又被收归国有，强制搞合作化、集体化，农民被纳入国家经济控制，成为现代农奴，为工业积累提供牺牲。
1950年代初镇反运动的对象除了土匪，大都是“起义”投降后解职返乡者，被俘后释放返乡者；退役返乡已有数年，或闲居，或从商，或从事其它职业（如教师、律师等）者。全国共歼灭土匪240余万，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127万，管制23万，杀掉7l万。肃反运动是肃清暗藏在党政机关、革命团体、民主党派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台湾特务。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自杀、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53230人。打击了140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错案率超过94%。（信力建：《镇反与肃反》，《北京之春》2010年12月号）
在三反五反运动的同时，中共开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实际上是一次变相的强行掠夺。很多资本家被逼自杀，“仅据上海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其数字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
十一、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影响中国现代史的大事。志愿军士兵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人的名字至今仍在小学课文中。对于谁是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目前大陆的读物说法不一，有的仍持旧说，冀教版《语文》六年级下册课文《再见了，亲人》后的一段文字介绍：“1950年6月25日，美国唆使南朝鲜进攻朝鲜……”有的回避，还有的含糊其辞，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则模糊地称：“1950年夏，朝鲜内战爆发。”但一些学术著作能如实介绍。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从官方《新华文摘》一篇文章中即看到朝鲜首先进攻韩国的真相披露。沈志华根据解密档案研究的最新专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指出：“在1950年4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时，……在会谈中提出了四条理由向斯大林保证，美国不会参与在朝鲜半岛发生的战争……正是在这次秘密会晤之后，斯大林最终同意了金日成对南朝鲜采取军事进攻行动的计划。”“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朝鲜人民军迅速越过三八线，向南方挺进。”
如今，随着真相揭秘和历史反思，官方对这场战争的心态已不同以往。2000年央视巨资制作的30集电视剧《抗美援朝》，和2001年八一厂电影制片厂的《北纬三八线》，都被官方禁演至今，耐人寻味。《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种迎合政治需要的作品已从初中课本里退出，正如中学语文教师令狐补充所言：“我觉得这是一篇煽情和滥情之作。它对战争血腥的渲染、人类残酷的相互杀戮和为善施爱行为之间的巨大落差，仿佛说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战争，而是人与魔鬼的决斗，其文学性的描写恐怕难以反映世道人心的本质。从文学的角度，如果说文章无意中揭示了人善恶的两面性，也显得肤浅粗疏，难免简单化之嫌。而且对于中学低年级学生的理解能力来说，这又未免过于乐观。至于文中意欲竭力表白的，战争是生活在和平环境中的人的幸福来源之说，在逻辑上也似是而非，大有缺陷。”（令狐补充：《<谁是最可爱的人>撤出课本是明智之举》，《语文新圃》2008年第12期》）另外，“最可爱的人”中另一类人的命运颇具讽刺性。战争结束时，志愿军战俘两万一千多人中，一万四千多人去了台湾和第三国，6064人回国。贺明将军在他的《忠诚——志愿军战俘归来人员的坎坷经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10月）一书中以大量的事实,披露了志愿军战俘回国后的遭遇：约700人被开除军籍，对4600余人只承认被俘前的军籍。30多名营团干部和少数因伤残留院一并转业外，400余名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
十二、反右运动
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和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对反右运动均持官方观点，认为“是必要的”、“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同时承认“严重扩大化”。是个人与党和国家的损失。教科书说被划定的右派有55万人，实际上有据解密后的中共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加上没有被戴帽的“坏分子”、“错按右派分子对待”的人（农村干部、小学教师、工人、中专生等），一共有511万多人。经过中共后来的平反，只剩下96人未获平反，其中最著名的有6人：章伯钧（著名民主人士，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部部长、《光明日报》社长等职）、罗隆基（著名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曾任全国政协常委、森林工业部部长）、储安平（著名学者和新闻工作者，曾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光明日报》总编辑等职）、陈仁炳（著名民主人士、历史学家）、彭文应（著名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林希翎（原名程海果，时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学生），均因为不低头认错。（闫桂勋：《反右派运动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观察网；丁抒：《阳谋：“反右”前后》修订本，[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3年9月）
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教科书没有具体介绍。对他们的处理有撤职、降级使用，调离岗位，监督劳动，被劳改，判刑甚至枪毙。许多人被逼自杀，个别人逃亡国外。约有十多万人在反右运动中和以后的“大饥荒”中、“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知识精英独立、敢言的精神遭受毁灭性打击，为此后更大的灾难埋下了祸根。（《阳谋：“反右”前后》；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谢泳：《1949年至1976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及其它阶层自杀现象之剖析》，《当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3期）
对于“右派分子”的言行，可以参阅《乌“昼”啼——1957年“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文选》（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12月）、《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六月雪——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等。教科书所持的官方立场，是经不起史料和事实证明的，否则就不会有平反和改革开放。
十三、三年大饥荒
对于三年大饥荒，教科书竭力隐瞒。
冀教版六年级《品德与社会》上册（2009年7月）中，在美化中共不顾大饥荒还制造原子弹时写道：“我国研制核武器工作是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起步的。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国家财力十分紧张……”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按中共党史的措辞，轻描淡写地称之为“三年经济困难”。承认“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和庐山会议“反右倾”的“严重后果”，造成“更大的危害”，书中108页简短地写道：“那时候，自然灾害严重，苏联政府又背信弃义地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作协议。这一切造成国民经济自1959年至1961年的严重困难。”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中，涉及三年大饥荒只有短短的一个自然段：“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斗争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撤走全部专家，中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
是天灾还是人祸？金辉（国家气象局）在《风调雨顺的三年——1959～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中，引用科学统计数据显示，“1959～1961年间，中国大地风调雨顺，全国的旱涝态势相当正常。并且，其正常的程度甚至令人吃惊。”“通观新中国自然灾害与粮食产量的概况，说明在大多数年份，自然灾害及成灾面积并不能直接决定粮食收成的丰与歉。只有1959～1961年这三年是‘不同寻常’的例外。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自然灾害并非导致三年灾难的主要因素。或者说，那三年的自然灾害不足以、也不应该使粮食减产那么多。”（《方法》杂志1998年3期，该杂志后被停刊）在大饥荒中，尽管中苏已分裂，但苏联并没有逼着还债，而且要援助粮食，毛泽东不但拒绝援助，而且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勒紧裤腰带，争取5年内把苏联的债务还清。于是，各省成立外贸小组，挤出东西来还债。（《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教授杨继绳,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
对于大饥荒的死亡人数，与教科书刻意回避不同，1991年8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和《中国共产党历史1949-1978/第二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做了部分披露：“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对于1959年到1961年大陆死亡人口的统计，海内外学者的统计从1000多万到8000万不等。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曹树基的研究成果称，1958—1962年“四年大跃进中，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合计约3245.8万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原刊于《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一期。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杨继绳在《墓碑》一书中，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总数，结合出生率、死亡率，计算出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减少4770多万人。
十四、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
对于1989年民主运动和六四屠杀，大陆中小学教科书完全回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同上）243页仅用一个段落概括介绍，坚持官方的观点，称之为“反革命暴乱”，“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严重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在6月4日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政权。”完全不提事件中为何看不到法律及其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大的作为，不提动用军队以枪弹射杀、坦克装甲车碾压民众的“平息”行为和伤亡，以及国内外的抗议和国际制裁。既然官方认为镇压有理，为何自己在公开场合不愿谈论此事？还封杀民间言论和与之有关的网络信息？在大陆查堵流入的境外关于此事的出版物？（参看杨继绳：《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修订版，[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2月；张良：《中国“六四”真相》，[香港]明镜出版社，2001年4月；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六四事件全景实录》，[香港]开放出版社2009年5月）
十五、部分历史人物
方志敏：冀教版五年级《语文》下册课文《清贫》后面关于作者方志敏的文字，没有介绍他为何被捕，为何被杀。事实是，中共1934年7月向福建省、浙江省派出方志敏率领的所谓红军“抗日先遣队”，当时那里没有日本的一兵一卒，中共在国难当头趁机从背后打击领导抗战的国民政府，发展自己。（谢幼田：《中共壮大之谜——被掩盖的中国抗日战争真相》）方志敏被国民政府处死的另一个罪状是“绑架杀人”。1934年12月他所率的红军攻克旌德县，将美国牧师约翰•师达能夫妇和其3个月大的女儿海伦拘禁起来做人质，向教会索要两万美元赎金。后来海伦啼哭不止，看守的士兵决定杀她时，一位刚被释放的老农夫挺身替死，当场被刀劈。当地农民筹集不到足够的美元赎师达能夫妇。12月9日，师达能夫妇被处死前，一位中国基督徒医生为他们求情，结果反遭杀身之祸，师达能夫妇遂为此医生之性命向红军求情不果，三人当即被斩首（详见《殉道者之死——纪念师达能夫妇》，《生命季刊》总第二期）。一个甘于清贫的人，并不因此就“政治正确”地是有道德的人，历史上不乏清贫的极端狂热分子。1925年夏天，26岁的方志敏回到家乡江西弋阳湖塘村，秘密成立农会，带领农民斗地主。引起他的五叔、地主方雨田带头对抗，投靠民团镇压农民。方志敏带领全村的贫雇农抓住方雨田，方志敏的祖母、父亲都来求情，方志敏为了政治需要，不顾亲情，下令把五叔处死。对此，现任南昌纪委副书记的方志敏之孙方华清，对方志敏目无道德和法律而随意杀人，不加反思却欣赏肯定，完全是成王败寇的是非观。（《了解爷爷从课文开始》，方华清，2011年2月9日《南方都市报》A11版）
杨靖宇：他是公认的抗日英雄。教科书对他牺牲的内幕没有介绍。真相是，苏联精心策划的“七七事变”爆发后，共产国际通知中共高层，要求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撤出满洲，许多党员队伍向北进入苏联并直接参加了苏联的卫国战争。但是杨靖宇以及部分中下级党员不能完全理解这一极为机密的“高级战略”，拒绝撤出，坚持抗战，被共产党抛弃。1938年5月，杨靖宇召集未撤走的队伍扯起东北抗联大旗。1940年2月23日壮烈牺牲。（新黎民：《苏联间谍在中国》）
傅作义：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同上）61页写道：“北平国民党军队在总司令傅作义率领下，接受和平改编。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此后历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水利部（水利水电部）部长等职。蒋介石在1963年8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悉贡所能就是说我愿意尽心尽力提供给你，跟你里应外合，为此提供一切。郭岱君认为：“因为1963年正好是在三面红旗之后，大饥荒时期，整个大陆非常之惨。傅作义肯定也看到了，他可能也为当年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感到后悔，才会带了这么一封密信给蒋介石。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反攻的行为，需要我做什么，我悉贡所能，里应外合。”“傅作义的事情一直进行了六个月。这是第一次出现。到后来8月份、9月份、10月、11月都还有出现，蒋还在日记中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可见他们之间是有联系，但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
宋庆龄：在教科书中，孙中山的夫人、被誉为“国母”的宋庆龄，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年轻人难免被激进左倾的“革命”所吸引。“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上海的共产国际就把宋庆龄发展成为国际党员。此后，她不仅为共产国际服务，也为中国共产党服务，其中包括做情报工作。”“1927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是由共产国际和国民党左派控制的，秘密入党后的宋庆龄开始被共产党以‘孙中山思想继承人’的身份闪亮推出。”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了她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并对共产党极度失望。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 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 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1980年11月，宋给党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外籍中共党员、医生马海德之子周幼马：《秘密党员宋庆龄》，《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6月10日；《纵横》杂志2011年第5期；新黎民：《苏联间谍在中国》）郭岱君介绍说：“……我从其他档案以及我同其他人家属的接触中，我就晓得宋庆龄在大跃进、三反五反、反右以及文革期间曾经写过好几封信给毛泽东，大概写了7封信给毛泽东，对毛的做法表示不满。毛开始时还很客气，最后就火了。他就说，她不想的话，就走吧。这7封信始终都没有公开过，可是宋家的家属跟我讲，他们当时是很认真地跟北京联络，要把宋庆龄接出来，宋庆龄也想出来。所以这个接洽谈判都到了很具体的程度，包括美国的宋霭龄愿意支付700万美元的保证金，让宋庆龄出来。谈判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了，都准备欢迎她来了，最后不晓得是哪位上面的人认为国母怎么能走呢？所以很遗憾，她们宋家姐妹到最后都没有再见上一面。”（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
雷锋：小学语文和中学历史课本都有雷锋的内容，许多照片是摆拍、补拍的，而《雷锋日记》也是写作班子补写的。另外，官方宣传中雷锋的捐款数远超出了一个普通战士的津贴；宣传中说他连续三天，日均捡粪300多斤，堪称“奇迹”；还说他是由于学了毛选，才学会理发、扔手榴弹达到及格……（信孚教育集团董事长信力建：《建国后树立的典型之真真假假》，2012年3月19日，凤凰博报“信力建的博客”）
王进喜：高中《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110页有一幅著名石油工人劳模、“铁人”王进喜用身体搅拌泥浆池、制服井喷的图片，那也是补拍的。此事真相是两位技术员所为，才有了大庆的第一口油井。王进喜到大庆油田时，那里已经打出了20口油井。但石油部部长康世恩认为不能树立“臭老九”当典型，于是王进喜才被推荐上来，成为这一事迹的主角。（信力建：《建国后树立的典型之真真假假》）
在大陆教科书里，看不到最需要国人记住的历史人物。好在现在有了开始，就在本文即将完成的今天，据报道，由北美知名广播人张敏编采、撰录的《记录红色中国》一书在香港推出。扉页上一行大字：“谨以本书纪念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所有受难牺牲的中国人”。书中人物口述历史还原了中共建政后63年至今仍在刻意掩盖的骇人史实，在书中，陈光诚、丁子霖、刘宾雁、方励之、鲍彤、郑念、陆铿、林希翎等亲声道出这一切；林昭、遇罗克、卞仲耘、王若望、钦本立、赵紫阳……这些“红色中国”受难者名单上难以回避的、重大历史事件中重要人物一一再现。一些香港学生、老师和家长均表示，这才是香港人、中国人都需要的“国民教育”。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将大陆教科书所有历史教育的问题都一一涉及，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负责任的父母博览群书，保持独立思考，不唯权、不唯上、不唯利、不唯书，使自己和孩子摆脱瞒与骗教育的毒化。每个人要从自己做起，探求真相，捍卫记忆，反思历史，洞悉现实，更新自我。一个人的启蒙就是一个民族精神成熟的开始。
2012年10月1日“国殇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邮箱 zxx1960@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