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涛，原湖南当代商报记者

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从中国大陆的媒体上，我们可以看到浓厚的庆祝节日的气氛，只不过那是一片对党和政府的颂扬之声，与记者的权益保护和新闻自由毫不相干。中国大陆的媒体大都是党和政府的喉舌，记者不过是听命于党和政府的奴才。记者与党和政府的关系就是丫鬟与小姐的关系，就是奴才与主子的关系。不听话的丫鬟和奴才，成为惩罚的对象。与此记者节同时，湖南记者师涛母亲诉雅虎案在美国国会听证，雅虎不得不低下他那高贵的头，向师涛母亲致歉。

中国记者节是中共的一个政治花瓶，并没有其真正的意义。尽管如此，这个节日却能够提醒人们不能忘却，还有至少三十多位记者被因言治罪，还在牢房中煎熬。刚刚不久前被释放的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先生深有感触，他在美国《议报》发表回顾文章《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感叹道：“八个记者节的所见、所闻、所想，我想，每一个大陆具有职业良知的，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也会有大同小异的经历和感想。时值第八个所谓‘记者节’之际，我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作为稗官野史之一，以资非中共治下的人们，尤其是我们的后代们能够知道，在我们今天这片一党专制的国土上，如今正在经历着怎样的一些事……”

李元龙有自己难忘的经历，师涛的名字已经让为虎作伥的雅虎汗颜，还勾起对高勤荣、王克勤两位记者受到政治迫害和牢狱之灾的回忆。

向读者推荐两篇难得的大陆媒体发表的文章，一篇是，南方都市报资深传媒人石扉客的文章《基层官吏暴力应对记者的逻辑》和另一篇新京报文章《“记者节”属于所有追求真相的人》。新京报文章中引述《新华日报》在1943年9月1日，也就是当时的记者节所做的社论中说：“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应当是我们的机会来做一次清夜扪心，检讨一下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曾否对董狐那枝直笔松过乃至放弃过？是否对得起真理，对得起人民？”

本周新闻聚焦围绕“中国记者节”和师涛案展开。

●中国记者节的相关报道和评论

▲原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在《议报》发表文章《我所经历的八个记者节》。

自2000年11月8日开始，至今我已经历了八个记者节。

八个记者节的所见、所闻、所想，我想，每一个大陆具有职业良知的，真正意义上的记者也会有大同小异的经历和感想。时值第八个所谓“记者节”之际，我将这段经历记录下来，作为稗官野史之一，以资非中共治下的人们，尤其是我们的后代们能够知道，在我们今天这片一党专制的国土上，如今正在经历着怎样的一些事；在我们这片曾经一党专制的国土上，竟然经历过什么样的一些事——


当我提笔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被中共司法当局判了两年刑、刚出狱一个多月的我，已经不是什么记者了。又因为我下面将讲述的原因，所以，2007年11月8日将是我最后一次将中共钦定的这一天称作记者节。以后，我所承认的记者节，将是9月1日，这个民国时期即有的，至今台湾记者仍然在过的、更有实质内涵的记者节。

自从2000年起，至今，我以记者的身份，经历了五个记者节。自2005年起，我则只能以“准记者”、或非记者的身份，经历了三个特殊的、刻骨铭心的记者节。

第一个记者节：记者节被党报记者们过成了“愚己节”、“感恩节”2000年11月8日，用“新华口吻”的话来说，我与全国千千万万个记者一样，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过上了“新中国”的第一个记者节。如同大陆我们司空见惯的“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等那样，我所在的毕节日报社的第一个记者节，除发了一点安抚金外，就是到毕节近郊的一个风景去“欢度”了一天。所谓欢度，就是开了公车，用公款买了吃喝玩乐的东西、租了供吃喝玩乐的场所，先搞一些近乎幼儿园小朋友玩的游戏，然后是打打麻将赌赌钱，最后是海吃海喝一顿。那天，男女记者都有喝醉了的，丑态百出，让我们一些“老古板”看得直摇头。

记者、编辑，社长、总编先生们，我的同事们，普利策的“船头的了望者”实质内涵是什么，你们在内心求索过吗？自己能做、本该做什么样的记者，你们又在内心向往过没有？面对记者的职业良知这一概念，你们能问心无愧吗？你们留心、思考过“无党无偏，言论自由，人民喉舌”这句话吗？“国有国格，报有报格，人有人格”，你们“将来”有脸见前辈同仁吗？

我不可能参加这种要多无聊就有多无聊、要有多浅薄就有多浅薄的，纯粹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愚己节”活动，也不可能败那百分之九十几的大多数人的兴。好在这里山高路陡，林清水秀。远离闹市尘心静，步上高峰眼界宽，且爬山去。上面这一连串问号，就是我边爬山边思考，边在心里向山下过狂欢节的同事们提的。

第三天，毕节日报发表了题为《欢欢喜喜过个节》的报道，除8号记者节活动外，文中还有这样一段话：编辑老记们既感到了一种荣耀，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新闻工作和新闻工作者的重视和关心（不通，原文如此）。另一篇消息则报道了地委、行署“几大班子”，宣传部领导对全区新闻从业者的“关心和问候”，本报总编对此表达的衷心的感谢。有记者还因有了“自己的节日”而“由衷地感激江泽民总书记和丁关根同志要求关心和爱护记者。”我悲哀地想，毕节日报社恐怕少有人明白，如果没有他们的“重视和关心”，中国就不会成为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压制言论自由最严重的国家。将记者节过成被人卖了，还要帮人数钱的“感恩节”，我无法以拥有这样的同事而感到一丝丝自豪。

第二个记者节：当个做了思想阉割手术的记者，亏他们还会“感到庆幸”2001年的记者节是如何欢度、到哪里欢度的，我已记不得了，只是从那时写的一篇日记里看到，那年11月8日的毕节日报发了篇相当于记者按的、题为《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的文章。文章第一段就称，“能在这个时代当一名记者，应当感到庆幸。这个时代的记者，……是和平盛世的歌者”。

我的感觉则与他们完全相反：在中共统治的这个时代当一名记者，大多数情况下不能按照自己的良知和对职业的忠诚去采写稿件，实在是莫大的不幸。正是有感于此，当晚，我情绪激动地写下了以下一串问号：一份发行季节要靠分管领导发话，才能勉强达到最低发行量的党报；一份断了财政之“奶”就马上断炊的，无论出生多少年也不能自立的寄生虫报；一份到了订户手里，多数未看马上就被扔掉的垃圾报；一份“以金盆玉碗贮狗屎”，尽登臭不可闻的党八股文章的不入流小报；一份只知形式上从周三报到周六报、四开报到对开报，内容则毫无突破、也不可能突破的虽生如死报；一份见钱就发职称“论文”，全然不知何谓辱没斯文的“金钱报”，还想“祈望听见历史前进的足音”？

当一个“丫鬟眼中的小姐、小姐眼中的丫鬟”的党报奴婢记者；当一个实际上是被党棍、官僚包养了的卖笑记者；当一个只能龟缩船尾、却自称是站在船头的有名无实记者；当一个弄错“党和国家领导人”、地委行署“主要领导”姓名，一个字就要被扣两百元钱，弄错平民百姓姓名一个字才扣两元钱的憋气记者；当一个要把“几大班子领导”姓名见报排名先后作为“基本常识”来记、来背的泔水桶记者；当一个戴上了脚镣戴上了手铐戴上了紧箍咒、思想还要被阉割的太监记者，连起码的做人的尊严也没有，亏他们还会“感到庆幸”。

第三、四个记者节：记者节“白条”，中共何以一打就是半个世纪？

2002年起，对于“愚己节”、“感恩节”式的记者节活动，我都拒绝参加。翻开这年11月8日《毕节日报》合订本，最抢眼的是一版通栏套红大标题：《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今日在京召开》。不知是否怕抢了“十六大”的眼球，反正，这天的报纸反常地一个字未提到“自己的节日”。

2003年11月8日，同事们又欢呼雀跃地去一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场馆过节去了，我则找来一些有关记者节的资料，边看边想、边想边写下了一连串问号：从1933年起，每年的9月1日就是我们这个国度的记者节了。时至今日，台湾同仁的记者节仍是9月1日。这一年，新华网有报道称：记者节将至，台湾大部分记者不快乐。为什么要取消9月1日而不管不顾地将11月8日赐给“新中国”记者作节日？大陆的大部分记者，他们何以能透着那么多、那么大、那么幸福的快乐？

1949年，中共政务院颁行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即规定有记者节，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该办法却未定下相应的记者节日期。他们何以连自己喉舌报的记者，也不随手恩赐个节日给他们乐乐？中共记者节“白条”，何以一打就是半个世纪还多？

11月8日作为记者节，是先由当时的中共总理朱镕基签发，后又由中共国务院批准的。新华社为此乐得屁滚尿流：我们新闻从业人员有了自己的节日，这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深切关怀！照此逻辑，那么，此前的50年，岂非“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广大新闻工作者的深切不关怀”？此节日彼既可予之，彼岂非亦可夺之？

范长江，“新中国”记者节准创始人，前新华社总编、人民日报社社长，在“旧中国”时期还能写出，尤其是能发出《在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这种有许多“煽动颠覆”内容的、脍炙人口的“反面报道”来，而一旦接受了共产党的招安，何以便范郎才尽，再无世人公认的佳作问世？他为“党和人民”歌功颂德几十年，何以会在1970刚过花甲一年，这个正出成果的黄金年龄“自绝于人民”？党报记者们只看到范长江新闻奖，有几人还看到了他自杀后在井里泡得肿胀的身体？

第二天我方知，当我昨晚思想“开大差”之际，我那同事们除了大碗喝酒、大筷吃肉，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呢。

第五个记者节：隔靴搔痒的《写在记者节前夕》当时何曾料到，2004年11月8日，是我以记者身份过的最后一个记者节。

关于这个记者节，如果没有记错，头天晚上，我写了那篇擦边得不能再擦边的小杂谈《写在记者节前夕》。虽有着“记者合法权益”、“新闻法”这样的字样，但第二天，看着见报了的这篇极尽“委婉”、隔靴搔痒之能事，还差点胎死腹中的“豆腐干”，我一时摇头，一时叹气，一时苦笑。

也许，这一个记者节，我写的是《石不能言最可人》。反正，这两篇文章都是在记者节这天见报的，只是记不准确，到底是哪年见报哪一篇的了。显然，后者我玩的是“准风月谈”——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不能骂，就玩物丧志去吧！

第六个记者节：“五人帮”说“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原因2005年之李元龙，已不是肩挎相机的党报记者，而是身穿囚服的狱中犯人。当时，我还不只是个“犯罪嫌疑”人么，据此，我在前文称自己为“准记者”，想不至于有人认为我是冒充党报记者图谋什么吧。

这一天，“准记者”我是如何过这个自己特殊的记者节的？当天的日记里有记载：到今天，失去自由已两个月整，对自由的向往，也与日俱增。正因为如此，今天凌晨，梦见自己被困在五龙桥下的废墟里。我拼尽全力，竟然砸开了挡住我生路的大横木，摆脱了困境。

全能的主耶酥啊，爱我的主耶酥，我知道，这是您对我进行的暗示，也是您将对我的恩赐。

慈爱的主耶稣啊，我还要感谢您。昨天，您让我得到了我弟送进来的八本书。今天不是记者节么，我不可能再从事心爱的新闻职业了，也不可能再按照原先设想的那样，去为那对父亲患癌症的优秀姐弟进行呼吁了。但是，在这种处境、在这种心情之下能够欣赏陶渊明的诗文，能够品评《乱世佳人》，真可谓“牢有所为，牢有所乐”了。

潘建华——我的第一个牢友也想看书，我向他推荐了浅显易懂的《白话史记》，还趁机给他讲了《左传》、《汉书》上的几个经典故事。看了几个小时之后，只读过一年初中的他竟然有所感悟了：“看了书上这些故事之后，过去一些老想不明白的事，现在一下子就明白了：比如毛泽东杀彭德怀、杀刘少奇，不就是刘邦杀韩信么；共产党迫害右派知识分子，搞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刘邦屙尿在读书人的帽子里么。”我连连赞赏他：对对对，要不，“五人帮”何以会认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呢。

优汰劣胜的制度不让我当记者，我就当启蒙教师、当管教、当“赤化分子”吧。

好一个特殊的记者节，好一个难以忘怀的记者节！

第七个记者节：比预防制还反动的“釜底抽薪制”到了2006年的11月8日，我已被他们一审判成了“国家和人民”的敌人。上诉递上去四个来月，而二审裁决仍然不知何日才会下来。

我还心不由己地记得，这一天是记者节。从上午到晚上，我都在看与新闻、与记者有关的书和文章。也是边看边想、边想边写：美国早在1923年，便有《新闻法》了；中国，早在100前，也出台了《大清报律》等最早的一些新闻法规。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前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好歹也各有了一部新闻法。可我们这片有代表这先进、代表那先进的党领导的国土，任你千呼万唤，那新闻法就是“死”不出来。

200多年前，美国总统杰弗逊就将新闻监督看作是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试想，我们的这片国土若能开放党禁、报禁，有了真正的舆论监督，那么，中共官员几乎是无所顾忌的腐败，司法部门的执法犯法，以及当局的迫害异见人士，屠杀爱国学生，镇压法轮功，等等，等等，都可能被记者“制服”于萌芽状态，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百姓，哪会遭遇这样多的灾难。

就连被中共口头尊为祖师爷的马克思，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书报检查制度不是法律，而是警察手段，并且还是拙劣的检查手段。检查手段属于所谓预防制，预防制比追惩制还落后。在配合预防制、追惩制的基础上，中共连媒体也绝对不让非我族类者办。这叫什么制？我想了想，才想到了“绝种制”、“釜底抽薪制”这个说法。

如果当年的国民党也有媒体釜底抽薪制，那么，还会有《申报》、有《观察》、有《新青年》、有《新华日报》吗？还会有陈独秀、有鲁迅、有储安平、有郭沫若吗？历史的车轮在这里，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还用阐述吗。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会见时，妻子给我看的她2006年3月10日手机收到的一条短信：刘某某打电话要我给你讲，有个大领导要你们少接受境外媒体采访，否则怕会对李元龙不利。我不知这是什么意思。他还要我把劝说结果给他汇报，我该怎么对他说呢？

史量才对申报有胆有识的记者如黄远生、邵飘萍等，总是义无返顾地支持、保护。对于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被捕入狱，《申报》当年还发表了《北京之文字狱》，为陈呼吁呐喊。《大公报》记者唐振常被抓，总编王芸生给上海市长打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见报！可对于师涛、对于赵岩、对于我等等的冤狱，泱泱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熙熙六十来万记者编辑，浩浩几万媒体，有哪一个记者为我们写过一个字，有哪一家媒体为我们发过一声呼吁？你如果不是完全和他们一个战壕的，你只是不敢，你受到了挟持，你可以非暴力不合作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干呢？你对得起手中的笔，你对得起记者之称，你对得起一日三餐吗？你愧对你的良心、愧对你的先人、愧对你的子孙后代吗？

亿马齐喑，岂止是我、是我们的悲哀，这难道不是所有新闻从业人员，不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悲哀么！

第八个记者节：今后，我心目中的记者节，将是仍在台湾通行的9月1日出狱五十多天，我所经历的第八个记者节，2007年的记者节来到了。我入狱期间，连境外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等都对当局进行了抗议、声援。大陆主流媒体不敢，其他媒体的哪个角落，也许能有我的一点消息吧？心有不甘的我11月8日这天，执拗地在一搜索网站键入“李元龙”三字。

奇迹出现了！我还真在一个主旋律网站中国记者网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一个表格里看到了我的大名：“李元龙，123456789，07年6月18日，逮捕羁押。”对应上去，上面四项内容分别是：姓名，记者证号，注销时间，注销原因。

记者证被注销了，我一点不生气，反倒有意外的小惊喜：感情我都坐牢了，那记者资格还足足保持了21个多月啊，惭愧惭愧！

也许，新闻出版总署也觉得我是个为他们争光的记者，便用这种消极抵抗的办法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吧！

鄙人这厢有礼了！

再次声明：2007年11月8日这一天，是我将11月8日最后一次看作记者节。从今以后，我心目中的记者节，将是中华民国74年前就因保护记者刘煜生而定下的、至今仍在台湾通行的9月1日。

对了，在狱中时写下了一首诗，权作我抛弃“新中国”记者节的声音之一吧：

给《毕节日报》记者不当何忧心，死地尤利获新生。

紧箍一道今去了，悟空更好求真经。

你若一日还“帮忙”，休想得我一字文。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党报人！

▲美国之音（VOA）记者齐之丰报道：中国记者节政府称应保护记者权益。报道说，星期四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中国政府表示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记者的正当权益。然而，批评者指出，中国政府常常是言行不一。与此同时，国际记者权益组织呼吁中国当局履行争办北京奥运会时做出的承诺，尊重新闻自由，释放当局囚禁的记者。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11月8号报导，中国政府主管新闻出版的部门新闻出版总署给全国新闻记者发出慰问信，表示“要旗帜鲜明地维护广大记者的合法权益”。慰问信还说：“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

中国官方报纸人民日报说，这是新闻出版总署为记者节送上了一份“特别祝福”。

*田奇庄：是进步仍有距离*

中国网络作家、评论人士田奇庄说，中国从过去单纯强调记者是执政党的工具，到现在公开宣扬要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记者的正当权益，这无论如何是一个进步，应当给予正面的评价，但是官方口头上的公开宣扬与实际作为显然还有不小的距离。

田奇庄说，中国记者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护，甚至连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护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今年8月湖南凤凰县发生桥梁坍塌造成多人死亡后，前往当地采访的多家官方媒体记者受到身份不明的人的殴打，而招致他们遭受殴打的唯一罪过，就是他们从事新闻报导。

田奇庄说：“一旦出现了打记者的事情之后，你看当地的新闻媒体、当地的无论是政协还是人大，所有代表民意的声音都一致沉默，没有一个人敢说话、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说句公道话。所以说，在中国你想找点公道，确实是很不容易。”

*宪法国法未必有效*

批评人士指出，中国虽然有宪法，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国法，中国各地地方政府的作为如同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土皇帝；在土皇帝的管辖区域内，无论是宪法、国法还是天子诏令，是否有效要取决于土皇帝的意愿和需要。

在湖南发生公开殴打官方媒体记者引起全国民众关注乃至国际媒体关注之后，湖南地方当局只是对中国官方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表示了歉意。观察人士指出，尽管殴打记者的事件引起广泛的公愤，中国的官方媒体显然是奉命不进行追踪报导，中国的民众以及记者到现在也不清楚这种有恃无恐殴打记者的做法是否是地方土皇帝任意的胡作非为。

在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国际记者权益组织、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以及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的保护记者委员会发表声明，要求中国遵守当年争办北京奥运会时对国际社会做出的承诺，释放中国三十多位被关押的记者。

批评者指出，中国的死刑犯和囚禁记者的数目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的发言人文森特.布罗塞尔说，中国庆祝记者节让人不能不想起新闻自由和公民言论自由在中国所面临的困境。他说，中国的记者和中国的新闻媒体目前面临各种问题，但是最大的问题来自中国政府官方。

布罗塞尔说说：“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的记者不得不面对[执政党共产党]宣传部的新闻检查。他们也不得不面对监禁、判刑、罚款以及发表报导之后所面临的来自各方的压力。我们认为，中国的记者节让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必须作出真正的改进才能保障新闻自由。”

在中国记者节到来之际，记者无国界发表了一份中国执政党宣传部的内部指示，严格规定各种各样的禁令：不做报导、不派记者、不做头版报导，不做内版报导，不做连续报导、不做评论，等等。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主管新闻出版的部门新闻出版总署表示：“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

▲自由亚洲电台（RFA）记者申铧报道：中国记者节：“中国的记者有如堂吉诃德”。报道说，11月8号是中国的记者节。过去，记者在中国曾被视为“无冕之王”；而如今，记者名列中国十大危险行业的第三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受到威胁、被殴打、乘受上级的压力，已是司空见惯的现像。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如何才能摆脱他们面临的尴尬处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申铧采访了两位媒体人，他们寄希望于中国政治更加文明和民众观念的改变。

记者节是中国仅有的、包括教师节和护士节在内的三个行业性节日之一，中国政府1999年作出的决定。在自己的节日即将到来的时候，《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王克勤把中国记者现在所处的境遇放在历史长河中去比较，得出了乐观的结论：

“原来是宣传报道，现在新闻人已经有了新闻意识。并且有许多负责人和严肃的一些媒体开始认真地学习和借鉴包括《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包括《纽约时报》的一些新闻操作手法和经验。我觉得中国新闻界正在逐步地跟国际一流的媒体看齐和接轨。”

中国的记者中确实不乏敢于揭露事实真相，维护民众利益的人。这几天《新青年－权衡》杂志发表的《北京物业暴力真相调查》被王克勤称为今年中国新闻界“重磅级报道”。其实，王克勤本人就是中国知名的揭黑记者，仅2001年就有160多人因为他在报道中的揭露而被投入监狱。但是这些敢言的记者往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连生命安全都要受到威胁。据中国民间机构的统计，2001年，中国有400名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被殴打；中国记协在同一年收到450名记者的投诉。去年记者节这天，就有两起记者被打的事件发生。由于王克勤在揭露黑恶势力方面的工作，曾有黑社会组织扬言出五百万要他的人头。难怪中国有组织作出调查显示，中国记者在十大危险行业排行榜中位居第三。王克勤深有感触地说，现在中国的记者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与恶势力作斗：

“媒体本身的属性是揭露、传播和曝光；所有罪恶的特性是隐蔽、遮蔽。所以两者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很多中国新闻记者往往在现行的状况下得不到相关法规的保护，在很悲情的状况下象堂吉诃德一样与在跟一些强势群体抗争。”

王克勤总结说，中国舆论监督难以实行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个是来自直接监督对象的一个反监督。二一个是来自媒体内部的恐惧和审查，以及利益的约束。还有一个是有关部门会对舆论监督的报道进行一些约束或者调整。”

在这三个原因中，中国政府对新闻媒体的控制近几年越来越严重，已受到海内外的众多批评。据国际人权组织“无国界记者”统计，中国现有三十多名记者被关押，是世界上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王克勤希望中国能有一部保护记者权益的《新闻法》，但他也深知，光有《新闻法》还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觉得有了《新闻法》以后，我们在采访中的合理性、合法性将会得到保障。当然仅仅有了《新闻法》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要解决根本问题就有待于中国社会的政治更加文明。”

美国北卡大学大众传媒系教授赵心树在思考这方面问题时，有不同的思路。他说，在2005年的反日浪潮中，网民在网络上出现了很多讨日的言论。如果有人发表不同的看法，就会被群起而攻之：

“然后他们就说，这些言论为什么不拉掉了？这些才是卖国主义言论。他的意思就是网管不应该封锁我而应该封锁他。封锁一种言论而不封锁另外一种言论本身就是违反言论自由的。如果这些人以后去掌管中宣部结果未必比现在好的。”

赵心树得出的结论是，容纳不下不同的看法是存在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一个普遍的心态，是中国社会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特点。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带头改变这一观念，做到像法国思想家伏尔泰所说的那样，“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中央社记者黄兆平纽约七日专电：保护记者协会要求中国提前释放被拘禁记者。记者写道，正当中国明天将欢度记者节前夕，纽约国际保护记者协会今天敦促中国当局，将注意力集中于二十九位迄今仍被拘禁在监狱内的大陆记者，并展现诚意提前释放其中四位记者。

在二十九位遭中国官方拘禁的新闻工作者中，二十三位是二零零一年中国首次举行庆祝记者节活动之后遭到拘禁。当年，中国也拿下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主办权，并声称会保障所有采访记者的新闻自由。

保护记者协会引述加州旧金山人权团体“对话基金会”报告指出，到明年底，将有至少四位的大陆媒体工作者刑期届满。

保护记者协会执行长西蒙表示，中国一再跳票，无法做到其承诺，或者采取更具意义的方法改善中国的新闻自由。他说，若中国诚心改善新闻自由环境，应该提前释放明年底刑期届满的四位媒体记者。

▲大纪元记者方晓采访报导：记者节 鲁几名揭腐记者被关数月无音信。8日大陆“记者节”。山东记者齐崇淮被抓后，监禁至今已4个多月，官方自曝齐案由相关领导负责。摄影记者马世平因在网上曝光政府豪华办公楼，6月16日以“招摇撞骗”罪被刑事拘留，至今无音信。齐的2名“同案犯”与他同日被抓，其一是山东《河南日报》通讯员贺彦杰，另一人士的谘询则不被外界所知。

超期一月 腾州警方称齐案交检察院

齐崇淮，以报导山东省的腐败和社会不公、为弱势群体主持公道而知名。2004年至2006年任《中国安全生产报》山东记者站站长，2006年6月起受聘《法制早报》事业发展部山东部主任，记者、《法制周报》《记者观察》等特约记者。他于今年8月2日以“涉嫌敲诈勒索罪”被正式批捕，至11月2日侦查阶段已超期一个月。关于齐崇怀被抓的原委及案件的进展大纪元曾做过多次报导。

2007年6月25日深夜，腾州警方破门而入将齐崇淮带走。8月2日齐被正式批捕。义务介入齐崇淮案的北京律师黎雄兵近日对记者表示：“因为侦查阶段延期了一个月，也到期了，所以我在11月初联系腾州市刑警一中队，他们说不知道。听说案件侦查终结后转到了预审中队候志国（音）队长那里，我给他打通电话，他不听直接就挂了。11月5日介入齐案的另一位律师联系他们时，对方称案件已经送到检察院，但什么时间送的没有说”。

黎律师还表示：“我现在在外面出差，下周回北京后，马上就落实一下，与腾州市检察院联系会见的事宜”。

黎雄兵律师还透露，他们将调查腾州警方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的核实和调查情况下，侦查阶段超期一个月是否有法律依据。且他认为这个案件不构成犯罪。

遭暴力殴打 家属担忧

8月23日和9月27日黎律师等两次会见了齐崇淮，第一次会见时得知齐曾被警方人员暴力殴打。

齐崇淮妻子焦霞透露，她在11月6日赶到腾州市看守所给丈夫送了几件厚衣服，并问了齐案进展情况，候志国表示“已经交到检察院了，至于下一步怎么办律师很清楚的”。

自丈夫被抓后，焦霞表示，她身心交瘁，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尽管她非常需要帮助，但善良的她对律师表示，不管结果怎样，你们尽力了，不要因为齐崇淮连累了你们……

焦霞认为司法部门就是在拖延，也有可能因证据不足将案件退回公安局。“反正就是拖着，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我最担心的就是齐崇淮的人身安全，他会不会再次受到酷刑虐待？”

焦霞透露，齐崇淮揭露腐败又为营救马世平在网上引起网友对腾州市政府的腐败声讨的仗义行为，使体制内官员恨之入骨。据称，齐崇淮的案子惊动了山东省公安厅及山东省委宣传部。某些相关领导决意要使齐崇淮身败名裂。这也是他刚刚被抓，网上就出现了诋毁他的“报导”的原因之一。

马世平被抓近5个月无音讯

马世平曾在《滕州日报》工作，今年43岁。新京报的报导指《滕州日报》广告部负责人崔广德曾评价马：“他人不错” . 2005年马世平被《滕州日报》清退。近年来一直给各大媒体做摄影记者，经常与齐崇淮合作。马世平以前的领导还评价马世平：“真记者不敢写的东西他敢写，他敢说真话”、 “好写批评报导”。

6月6日，齐崇淮和马世平路过滕州政府办公大楼，见其豪华，曾谈及可拍照上传网络。6月14日，网友“白展堂123”（马世平）将滕州市政府拖入网络世界， 6月16日，马即被腾州刑警一中队以“招摇撞骗”刑事拘留。

正如“精彩网评：”新京报：滕州最新报导‘泄露多少秘密！“一文中指出的：”按：你们认定的“招摇撞骗”的“骗子记者”（马世平），照的照片是不是真实的，有没有PS过自己的照片，比如（像开国大典那个经典照片一样）把什么人抹掉什么的？有没有？如果没有，他骗什么？“

6月18日，齐崇淮在网路上透露，他的朋友马世平就是“白展堂”，已被滕州公安刑拘，他还在新华网发展论坛曝光了该市豪华政府大楼的照片。一时间，曝光政府豪华大楼被抓，引起10万网友强烈关注和愤慨。

齐崇淮被捕前表示，马世平敢于揭腐令当地官员头痛。他还提供“敏感”新闻线索给海外大纪元并将报导邮寄给腾州市委书记王忠林。这也是他被抓的原因之一。

马世平被抓并被羁押至今，近5个月来案件是如何进展的，至今没有任何音讯。知情人士因受到当地公安的压力，而不敢对外界透露他的消息。

齐案还有“同案犯”

齐崇淮的代理律师在第一次会见齐崇淮时了解到，在6月25日深夜被抓的还有一位名字叫贺彦杰的记者，他与齐崇淮是同一案件的当事人，被腾州警方并案侦查。

贺彦杰的详细信息目前也不被外界所知。

记者在互联网上搜索，看到贺彦杰作为《记者观察》的特约记者与齐崇淮合写过“菏泽市强制拆迁居民上吊 有官员称‘拆迁都死人’”等新闻报导。以及他作为《河南日报》、《东方今报》等媒体的通讯员所写的数篇文章。

新京报就腾州事件的报导说，公安初步调查发现，齐崇淮在山东滕州，除了马世平之外，还有两人涉案。即除贺彦杰外，还有一名齐崇淮“同案犯”，而这名记者的任何资讯目前外界也无从知晓。

大纪元记者数次致电山东省委宣传部、腾州市委宣传部宣传部新闻科（科长赵曰详），都被告之，“领导不在，开会去了”。

据记者无国界组织的统计，中国有33名记者至今仍被关在中共监狱中。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湖北作家卫子游在《议报》发表文章《旅游的记者与坐牢的记者》。文章写道，11月8日，就是中国的记者节，在这个记者节前夜两则与记者有关的新闻，令人深思！

一则是某市广播电视局为了迎接记者节到来，组织上十个记者到风景区“采风”。电视屏幕上记者们好不休闲，男男女女，一个个打扮得油头粉面，偶有给个正面特写镜头的，其脸上丝毫也不掩饰喜悦之情。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是在旅游。然而，记者旅游也成了新闻。电视台特意播放了一些记者摄像的镜头，以示他们拿公家的钱去“采风”，不是游玩，而是工作，是在“为人民服务”来着。不过，观众只要稍有点头脑，相信没有人看不出来，这群男女们是在公费旅游！哪是在工作？记者们在风景区的摄像，与普通游客的摄像，有什么分别？

另一则新闻是美国之音报导的，《美议员批评雅虎在师涛案中的作用》。师涛曾是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因匿名通过雅虎的电子邮箱向海外发布消息，揭露中国政府禁止媒体撰写有关天安门事件15周年的报导，因此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刑10年。在公开的判决书上，赫然有雅虎公司向警方提供师涛电子信箱信息的证据，引起美国舆论大哗。雅虎公司为了追求眼前利益，不惜违背美国价值观中核心的人权准则，与专制政权串通一气迫害人权。这种行为在美国受到严厉谴责。报导中说，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兰托斯先生等二十多位国会议员严厉斥责和质问雅虎创办人杨致远，迫使其向仍被囚禁的中国记者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当面道歉。

两则新闻，两种记者，两种际遇，揭示了当前中国记者这个职业所面临的尴尬。

记者，单单以职业性质而言，担当着舆论监督的重任，被喻为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第四权”，应当是社会的良心，天生的人民权利的守护者，以追求真相为天职，也以揭示真相获得社会尊敬和职业荣誉。记者应当不惧权贵，某种意义上甚至于天生就是站在统治者对立面跟当权者过不去的。然而，今天中国的记者，绝大部分匍匐在权势的脚底下，心甘情愿地做党的喉舌和传声筒，与权贵合谋欺骗人民。今天的中国新闻界，小报抄大报，大报抄通稿，满目都是令人肉麻的歌功颂德，假大空充斥全国大大小小各种报纸电视广播网络媒体。在这里，欺骗不仅仅是被容忍，而是当作“艺术”被赞赏、被追求。在“记者”们的“生花妙笔”之下，真相被包藏得严严实实，人民休想看到分毫。现实中，公众眼睛里，记者们一个个与其说是记者，不如说是官僚，沾沾自喜于能在党那盈满人民血汗钱的府库里分一杯羹，以博得各级领导的好感升官发财来寻找自己的位置，以获取额外的收益来满足自我实现感。今天中国的绝大部分所谓记者，将其称为职业奴才和掮客丝毫不过分。在这种颠倒黑白的大氛围里，类似于“官场怪现状”的任何丑恶行径都毫不为奇。记者公费旅游成为“新闻”，被当作服务社会的功德行为而宣传，仅仅只是各种丑恶现象中的一朵小浪花而已。

记者行业整体堕落，主要原因当然是把新闻业者当作宣传干部对待的一党独裁的体制所致，与记者自甘堕落不无关系，与人权特别是新闻自由得不到保障不无关系，但也有传统观念的习惯性因素在内。中国几千年中一直是统治者主导的社会，统治者出于巩固自身权势的需要出发，为统治者说好话的人往往被官方定义为好人，与统治者发出不一致声音的人，往往被定义为坏人。并且，统治者这样定义，被统治者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也这样相信和配合。这种“习俗”体现在新闻领域，就是对负面新闻的拒绝，对不利于统治者的新闻的拒绝。宣传部拒绝，记者也主动配合这种拒绝。在美国，敢于揭露美军虐囚丑闻的记者是正义英雄。换了在中国，我敢断言没有一个记者会这样想，想过也断断不敢这样去做。

幸喜还有师涛这样的英雄记者。在假新闻充斥于国的大氛围里，敢于向海外公布负面新闻材料的师涛显得尤为可贵！换在任何一个有新闻自由的文明国家，师涛的行为都只会被当作英雄壮举，绝对不可能被治罪。虽然假记者们现在喧赫一时，虽然师涛现在处境不佳，别忘了前人名言：“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嘻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我相信，师涛们的价值远非“喉舌”所能望其项背。历史终将还师涛一个公道。

杨致远的道歉，就是公道即将到来的前奏！

▲南方都市报发表资深传媒人石扉客的文章《基层官吏暴力应对记者的逻辑》。文章写道，记者节前夜接到湖南媒体同行的电话，闻听又有同人被打。翻开11月8日《新京报》，赫然记录了这起发生在第八个记者节前夜的围殴记者事件：11 月5日，长沙电视台政法频道记者在常德暗访传销过程中，遭一伙男子围殴和用电棍电击，被殴者是该台首席记者赵勇辉，打人者系常德市公安局武陵分局护城派出所联防队员。

按照报道的描述，在常德市武陵区政府大门前，四个联防队员用电棍击倒赵后，“用两副手铐反铐”，“塞进一辆无牌黑色皮卡车后厢”后径直拉到派出所。

这些悲惨的细节，通常会发生在记者日常工作中接触的采访对象的描述中，此刻却降临在身为记者的自己身上。虽然并不认识赵勇辉，虽然这些遭遇对职业记者而言早就不是个案，但我相信此刻他的心里一定充满强烈的“行货”感。

忝为同道，对这种被鱼肉被凌辱的“行货”感，我感同身受——这起发生在记者节前夜的记者被打事件，从时间维度上，再次证明了一个心照不宣的道理，那就是所谓某某节是专为社会分层中相对弱势的群体而专门设立的。比如教师节，比如妇女节，记者节同样不会例外。

兔死狐悲之外，感同身受之中，我却另有一份深切的悲怆和痛楚。这种悲怆和痛楚，停留在这起记者被打事件的空间维度上，我周遭的湖南媒体人，不少有过被打的经历，不用付诸搜索引擎，也不用提那些没有见诸报刊的小摩擦，记忆犹新的就有3个月前那起著名的凤凰塌桥事件中，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5名媒体记者被打；再往前同样著名的娄底中心医院医患纠纷中，潇湘晨报记者被打……

前两年有本关于湖南的书卖得不错，叫做《湖南人为什么》——大意是湖南人为什么能这么牛？忝为一个同样出身湖南的职业媒体人，我也想跟着问一句为什么，记者被打的事件为什么大多发生在湖南？或者为什么屡屡是在湖南采访的记者被打？

我的一位在湘媒体朋友说，这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使然：暴烈、强悍、相信拳头说话。我觉得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的确，湘人的传统是不服输，不怕事，所以老百姓遇到事情喜欢找记者，记者爱出头做打抱不平的侠客，官吏要维护体现既得利益的官威，冲突就在所难免。但这个说法难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强悍的民风传统如东北等地多有，记者被殴事件却远比三湘大地少得多。

另外一个在湘媒体朋友评论此事时，向我引述了当地一位基层官员对此类事情的评价，使我有豁然开朗之感——这句话的原话是“小鳖调子高，打得你做熊猫”。“小鳖”是湖南土话里对对方的轻蔑称呼，类似北京话里的“丫的”。不用逐字翻译这句湖南土话了，相信字面意义上也能体会到藏在这句话的字缝里的蛮横、狡诈和毒辣。

我的看法是，这种蛮、狡、毒其实已经成为基层官吏应对记者的本土方法论。这个方法论的前提，除了上述民风和传统外，则是该地目前的社会发育现实情况所决定的。

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湖南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成熟程度处在承上启下的过程中，社会治理措施还停留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尴尬阶段：在特别闭塞和落后地区传统意义上的对媒体和舆论的敬畏之心早就消退，东部发达地区至少程序意义上的解决冲突的文明管道又至今阙如。那么官吏要维护官威，摆平记者，剩下来的管道，主要就是靠一个暴力了。

暴力的开始付诸为解决路径，首先可能还仅仅是自发生长的本能。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本能在变现后，竟然获得了特定体制下的现实认可和纵容，甚至加以更为精细的技术化改进，最后成为性价比最低也最有效的“摆平记者”管道。

在上次凤凰塌桥记者被殴事件前后，非常经典地体现了上述逻辑，比如直接出手的一般是身份相对低层级的闲杂人员，主管部门出面道歉是仔细地甄别对象，不妨碍反过来板着脸援引用官方规定通知，同时作为双方“共同老大”的上司还要负责罩住全局控制局势，而最后对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一定是悄无声息。

最后这一点最为关键。我的朋友，同样是身为湖南人的媒体人十年砍柴曾经感叹，现在基层官吏挟持上司的水平越来越高。“小鳖调子高，打得你做熊猫”的潜台词就是：老子就是个小跟班，打人了，被开除也就是鸟大的事，上司不罩我，搞出来你的损失更大。

▲新京报发表文章《“记者节”属于所有追求真相的人》。今天，是新中国第8个记者节和中国记协成立70周年。虽有节日相伴，但此时此刻，大多数新闻人还坚守在工作一线；8年来，记录时代、守望社会作为中国新闻人的职责，从来就没有发生变化。

新闻人是一个有使命的群体。这是一群在笔尖、指尖和镜头之巅跳舞的孩子，他们忠实记录发生在他们身边，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故事。这本是一个平凡的工作，但又蕴藏着某种神圣，因为，新闻人是一群用文字记录历史的人。

把历史前推88年的一个瞬间。央视正在播出的《纪录中国》讲了这样一个细节：1919年5月4日清晨，著名报人邵飘萍在《京报》上撰写新闻评论《勖我学生》，他预言“一场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就要来临”。就在当天下午1时，北京3000多名学生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集会于天安门前。中国近代史上意义深远的“五四运动”就此爆发。

无数个历史瞬间见证着新闻的力量。人们把新闻称为“历史的第一章”，因为它不但见证历史的变化，还展示历史变化过程中的进退和起伏。但是读这一章的人可能不会想到，其实写作者本身要承载和体验的，远远比阅读者多许多。邵飘萍辣手文章，范长江只身北渡，如果要从历史中为中国新闻人寻找使命传承，这些例子，可以作为新闻人使命感的圭臬。

力量源于使命。如果说中国的进步起源于思想的解放，那么新闻人总能够首先体会到笔的解放带来的思想的解放，并成为思想解放的推动者。单以2007年为例，正是对“重庆钉子户”命运的持续关注，公众才能够深入参与《物权法》等公共事务的讨论。无论是保护合法私产，尊重和保障人权，还是科学发展观，因为有新闻人，政府和民众的意图才得到了有效的贯通。

在社会转型期，新理念的启蒙，旧的执政方式的革新，公民权利的维护，社会矛盾的化解等，新闻人有着更重大的责任担当。太湖蓝藻事件、黑砖窑事件、九江断桥之祸，既有发展权的问题，也有生存权的挑战。文字很沉重，但是报道的目的不仅是披露真相，更是为了化解灾难背后的发展矛盾。以人为本，意味着人们不但要知道发生着的事情，还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该如何避免。在这些灾难面前，新闻人承载的勇气，也是使命使然。

新闻人的使命感，同样也需要捍卫。在今年记者节前夕，新闻出版总署就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发出通知，指出“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2003年以来，据不完全统计，每年全国新闻工作者因为采访遭到人身侵犯的案例，见诸媒体者都有数十起之多。在真相与虚假的斗争中，这是从制度层面改善新闻人工作环境的一次尝试。维护新闻工作者正当的采访权利，就是要擦亮“船头瞭望者”的眼睛，提醒和躲避可能出现的“海上冰山”。

应当记得，《新华日报》在1943年9月1日，也就是当时的记者节所做的社论中说：“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应当是我们的机会来做一次清夜扪心，检讨一下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曾否对董狐那枝直笔松过乃至放弃过？是否对得起真理，对得起人民？”新闻人固然可以因已有的成绩而鼓舞，但也不能放松自律、良知和职业精神。当虚假新闻、低俗新闻、有偿新闻等不和谐音符时常鼓噪我们的耳膜时，每一个新闻人也应该时时用这样的提问警醒自己。

在这样一个新闻人的节日，我们要向所有的新闻同仁祝贺节日快乐。感念仍然走在采访路上的那些同行，他们的节日是在工作中度过的；而硝烟炮火中的身影，也不乏我们值得尊敬的同事。海尔普斯说：“宽容是文明的惟一考核。”然而他没有说的是，真相是宽容的全部前提。因此，记者节不仅属于记者，更属于所有执着追求真相的人们。

▲中央社记者张铭坤北京八日电：中国记者节 记者被关又被挡。记者写道，今天是中国“记者节”，但是根据无疆界记者组织的统计，有三十三名中国记者至今尚被关在监牢中。到中国采访的外国记者虽然不致被关，但是采访也经常受阻，几名外国记者今天到北京前门地区采访拆迁户，即遭公安刁难。

对于无疆界记者组织批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要求中国释放被关的中国记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在例行记者会反问，无疆界记者组织的指责“有何根据？” “不欢迎它说三道四。”

刘建超表示，“那些人如果是记者，也应遵纪守法，记者犯法也应受到法律制裁。”

他说，“中国记者依法采访，自由是获得充分保障的。”

不过，就在刘建超祝贺中外记者“记者节快乐！”并答覆上述问题后。一名西班牙爱斐社（EFE）的记者就向刘建超反映上午在北京前门地区采访被公安拦阻刁难的遭遇。

这名记者说她上午九点和其他外国记者到前门地区采访一起拆迁居民抗争活动，现场有很多的公安，在她要录音和拍照的时候，公安阻挡她，而且随后要她拿出护照，和根本不存在的“入出境机关的注册登记资料”。她质疑公安的作法，根本违反北京奥运采访规定。

刘建超对这名记者的反映表示关切，还在记者会后特别走到记者席慰问她。

刘建超表示，将会和有关部门沟通，如果公安部门未能有效、准确执行奥运采访规定，外交部将再向公安部门说明，希望公安部门和记者有好的合作。

中国为赢得二零零八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曾经承诺新闻自由，允许外国记者根据临时管理条例，在采访人同意的情况下采访。

刘建超说，他希望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能“顺利、开心”。

▲《传媒日报》11月9日发表文章《写在记者节：记者挣的都是短命钱》。文章写道，在2007年11月6日，中国编辑记者网评论员在百度上搜索“中国编辑记者”，没有出现“新闻出版署”，也没有“中国记协”，当然，更加没有“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当评论员在百度上搜“大学生”几个关键字的时候，赫然跑出几个穿着裤衩波涛汹涌的“大学生”；搜索工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叫张海旋美女的视频照；搜索“农民”的结果，排在首页的第一个“农民”是一个伸着兰花指娇滴滴的帅哥；搜索“牛奶”的结果，看到一头几乎一丝不挂的美女暴露着“牛奶”；搜索“奶牛”的结果让评论员大吃一惊，漂亮女郎丰满得象奶牛在网上摆着各种诱人的款式；搜索“记者”，结果看到“女记者艳遇”；搜索“编辑”，第一张是肉红色美女……

搜索“记者被打”，好家伙，用时仅0。001秒，不多不少出现了57000个结果！

面对这些的搜索结果，评论员在思考，是不是这些结果的中间预示着和谐社会的发展方向呢？想了半天，终于提炼出一个主题：女大学生们要下海了，所以穿得很少很少；社会进步了，工人老大哥也上网掌握了高科技，能和妹妹视频了；政策好了，农民们有钱了，也赶潮流玩起了行为艺术；奶牛和牛奶都是动物奶，所以百度用硕大的乳房提醒广大母亲还母乳喂养好；社会和谐了，人们安康了，中国还有独自拥有一批地产富豪，编辑记者似乎就显得多余了。所以，打记者成了一种“时髦”，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打记者显示自己的“无畏”，还有的记者不仅被打，甚至蹲了冤狱。

这些年记者“出事”的多了，中国编辑记者网编辑对大事件稍作统计，便得出一些结果。

揭露造假工程的记者高勤荣坐了牢，喊了八年冤，没人理他，他的妻子段毛英30多次的北京上访中，很多时候她都是被人赶来赶去，她所谓的申诉，只是带着孩子在这个机关门口坐一下午，那个机关门口坐一下午，有关部门提示高勤荣，只要愿意签一份认罪书，可以提早出狱，但高勤荣拒绝认罪。

在南方新闻网上，中国贸易报的兰成长是这样被打死的：兰成长揪着一个打他的人的领子。对方说，你放不放手？兰没放，于是一条铁棒打在了他的胳膊上，接着他的另一条胳膊又被架到桌上，又是一铁棒，两条胳膊都断了。稍后他的一条腿也被打断。矿上的人候四 (音)用镐柄一下打到兰的天灵盖，兰顿时血流满面，一下晕倒在地，打人者见势不妙，拿茶壶泼水到他头上，兰成长已昏死过去。（这些描写，多么象反映烈火青春的革命年代电影中刑讯逼供的场面）这个报社的工作人员，被人打死了，他很可能曾经为报社作出贡献，现在，他死后给他盖棺定论的就是：假记者，因为他没有拿到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新闻记者证。

2005年11月12日，这天，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栏目组两名记者风尘仆仆地赶到长春采访一个 “无照加工点臭气熏天苍蝇乱舞”的豆腐作坊，采访过程中受到阻扰，其中一个40多岁、被人称作“三嫂”的女子指着正在采访的记者大骂：“拍什么拍，你们拍了有什么用?能怎么样?你们记者都不是好东西，打你们活该，真该打死你们。”当现场采访的几名记者与其交涉时，10几名中年男女竟将记者团团围住，用各种恶毒语言侮辱记者，“如果我的孩子是记者，我都掐死他们”，“我的孩子长大杀人专门杀记者”。

2006年4月13日18时许，黑龙江省肇源县肇源镇兴安村村委会办公室的电灯突然熄灭。随着“千万别打记者！”的喊声，十几个黑影扑向两个可怜的记者，室内拳脚踢打骨肉的声音与叫喊声混成一片……当接到报警的警察赶到时，那两人中的一个已经血流满面昏死过去。

2006年5月12日8时，《民主与法制》杂志记者接到高家窝堡农民董玉杰一行3人举报，反映绿园经济开发区对有争议的基本农田在强行征用，就赶到事发现场进行采访，这时几个人上来抓住记者肩部撕扯着往地外推搡，还踢打记者，而5米外的车里就无动于衷地端坐着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这时，有一位中年男子走过来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记者，还敢到这里采访，是不是不想活了？”

湖南凤凰“813”特大塌桥事故发生后，媒体前往采访报道，正当记者在采访遇难者家属的时候，一身高约1.75米、穿白色T恤青年男子突然冲上前，伸出右手连续猛击人民日报记者王伟健头部，并口称：“找死啊！”正在一旁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洪克非，见状立即上前拦阻。另一男子抓住洪的右手对其猛踹一脚。

令人心寒的是以下的几条新闻。

据近期在网上炒得沸沸扬扬的一则“女记者下跪”消息：2001年，甘肃某报记者某某，写了揭露兰州当地黑社会有关情况的新闻稿。文章见报之后，黑社会大约有60多个黑社会成员围攻了甘肃青年报社。写这则新闻的、瘦弱的女记者面临这样的危险时，可能谁都会认为报社一定会全力保护她，甚至要求警方出面予以惩黑，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当时的甘肃某报居然做出了一个让任何人都难以想像的决定，一个副总拉长声音说：某某，现在人家黑社会头子要报社给他们赔偿经济损失56万元，或者要你向他们下跪道歉，或者要不然就把你交出来，让他们砍断你的双手，砸断你的双腿，否则就会砸烂报社，报社没钱，我们只能带你去给黑社会赔礼道歉。这个女记者在黑社会面前，为了维护报社的“安全”,她只是蹲在了黑老大的面前,嘴里发出抱歉的声音，低的只有自己才能听见，女记者冤屈的泪水狂流而出,眼泪像那决堤的洪水……

在湖南知名网站星辰在线上，2004年03月22日11时6分刊登着《明星BigStar》主编曾光明的高论：记者被打绝对是一个进步。在今天的环境下是必然。只要做真正的新闻，就有可能被骂甚至被打。

为了“适应”被打或被抓，所以有着百年历史的新山监狱在关闭前夕，邀请到了11名来自国内外的报章记者，集体“坐牢”，亲身体验铁窗生涯。部分主流中文报以图文并茂大篇幅的版位，来报道“记者坐牢”的体验，记者在“坐牢”16小时“出狱”后，居然还可获得监狱局颁发的“坐牢结业证书”。有媒体评论，这些记者很“勇敢”，有网友在针对此事件回贴中用戴季陶的话给记者们打气说:报馆不被封,不是好报纸；主笔不坐牢,不是好主笔，希望你能做个好记者好主笔。

记者被打后，从地上爬起来，从血泊中爬起来，从黑作坊里冲出丛丛包围逃出来后，甚至从布满电网的高墙大院里走出来，他们说得最多的是什么呢？

“履行采访职责，既是记者的权利，也是记者的义务。记者代表人民行使采访权，暴力干涉采访不仅侵犯了记者的人身权利，也践踏了新闻媒体的采访权利。”……

“人们在谴责这种恶性事件的同时，也更加迫切地呼唤《新闻法》的早日出台。”……

“阻挠舆论监督是蔑视人民知情权。”……

“领导干部对待舆论监督，应该有宽广的胸襟。”……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要依法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等待当地政府给我一个答复。”……

“我们呼吁中国记协支持。”……

“我们一定要讨个说法！”……

……

　2007年平地一声惊雷，新华网北京１１月５日电：第８个记者节来临之际，新闻出版总署就保障新闻采编人员合法采访权利发出通知，明确指出，“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扰，阻碍新闻采编人员合法的新闻采访活动”。记者的娘家人站出来说话了，他们希望为记者维权，但是，怎么维，用什么维，可能娘家人也不怎么清楚，因为“打记者”的确无法可依。

2007年11月6日，第八个记者者快要来临之际，中国近百万记者许多人也许忘记了这么个节日，他分们还在忙着采访，忙着在电脑旁边打稿，忙着下一个采访，忙着接线人的电话，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没有时间考虑权力，考虑自身身体状况，考虑下次将面临什么样难啃的硬骨头。他们，正在用青春赌着明天。他们没有注意到自身的状况已不容乐观。

2007年11月06日，中山商报刊登了一则新闻，该报记者对本市媒体中山日报报业集团、中山广播电视台的记者编辑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九成以上记者编辑处于亚健康状态，而其中心理问题和职业病尤为突出。调查问卷总共为35份，收回有效问卷21份。其中包括13名记者（或兼职编辑），6名编辑，两位中层领导。尽管调查人物不多，但调查结果却有相当代表性：

“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记者编辑超负荷工作，主要表现在每天工作时间长，每天的睡眠时间短。工作压力大，多数记者常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下，造成记者编辑们在心理上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时常情绪低落，听到手机铃声就莫名紧张以及对家人或朋友莫名其妙的发脾气等。”

“接受调查的编辑们大多数要上晚班，昼夜颠倒，生物钟紊乱，更不会在上午或中午去参加体育锻炼。因此，问卷调查中大多数记者编辑表示，他们从来不参加任何体育锻炼，即使参加也是无规律的偶尔为之。”

“胃病成了记者编辑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病症，饮食不规律是造成胃病的根本原因。报社一位新记者介绍说：“在大学里我从没有在晚上八九点钟才吃晚饭的，参加工作后，很晚吃饭已经成了家常便饭。”

“市中医院相关责任医生透露说，如今很多新闻工作者患有肩周炎、胃病以及“三高富贵病”，除与新闻工作者的劳动强度有关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饮食不规律。”

“许多摄影、摄像记者戏称自己每天肩上扛着的摄像机为“枪”，那既是对自己“贴身武器”的形象比喻，也包含着他们的些许酸涩———这个“枪”让他们受苦了。据了解，摄影记者所用的专业照相机，加上各种镜头质量一般为几公斤重，而摄像记者所扛的摄像机就更不用说了，一般都在7.5公斤以上。”

“为了背相机，多数摄影记者也养成了身体前倾的习惯，被同行笑称未老先衰，“驼背老头”。 ”

“记者每晚的睡梦中却多了一个挥之不去的画面———一个女子遭车撞后跌落高架桥，头坠地，鲜血四溅，惨烈的场景让她惊醒后久久不能入眠。这样的噩梦持续了一个多月才渐渐消失。”

“心理问题在记者中已不再是一个新问题。本报一记者介绍说，工作太忙了，每周至少要写10000多字的稿件，还负责好几个版面的编辑任务。压力太大，前一周的事情还没做完，又要开始策划下一周的选题。过度的疲劳让自己出现长期紧张的状态，甚至有了轻度忧郁的症状，夜不能昧，所以每晚真正进入睡眠状态的时间不超过6小时。”

……

在2007年第八个记者者之际，仅用一段调侃的歌词来作为结束语吧，也许通俗易懂民间文化更能直白地倒出记者们的苦水：

阿爸
哎
记者每天都在追新闻吗？
对拉！
新闻出来都到哪里去啦？
编辑上版啦！
那我怎么找也找不到它？
领导枪毙啦！
记者编辑领导就是吉祥的一家！

妈妈
哎！
记者干嘛经常都要挨骂？
考评办不喜欢呗
不喜欢那干嘛还要写呢？
赚工分呗！
工分多少一定很重要吗？
要吃饭呗！
考评记者工分就是吉祥的一家！

宝贝
啊？
你长大了要不要当记者？
不当！
工资那么高为什么不当？
不想挨骂
骂来骂去不过是暂时的
也不想
记者的工资都是短命的钱呐~~~~~

●师涛案美国国会听证会，雅虎向受害人家属道歉

▲美国之音（VOA）记者张佩芝11月8日国会报导：亲属再次呼吁中国释放师涛王小宁。

 
师涛母亲高琴声


为参加11月6号在美国国会举行的一场听证会而在美国访问的前中国记者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北京网络作家王小宁的妻子余陵星期三在国会一场简报会上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师涛及王小宁。向来关注人权及言论自由议题的共和党人史密斯议员表示，北京奥运会即将在明年举行，他呼吁各界利用这个时机加倍努力推动中国进行改革。

前中国记者师涛的母亲高琴声、北京网络作家王小宁的妻子余陵以及记者无国界组织、大赦国际、劳改基金会、对话基金会的代表星期三出席了美国国会人权事务议员团的简报会。在此之前一天，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就雅虎公司向中国政府透露雅虎用户资料导致师涛及王小宁等人被逮捕判刑事件举行听证会。

*王小宁妻子：促雅虎公开道歉*

王小宁妻子余陵在星期三的简报会上向参与者展示相关资料，说明雅虎在王小宁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王小宁妻子余陵


王小宁的妻子余陵说：“这是2002年某月14日国家安全局发出的2002经国安调证字第11号北京市国家安全局调取证据通知书的文件，要求调取一个电子信箱的注册信息，登记IP和电子邮件。

“雅虎香港控股公司在接到国家安全局的通知书以后很快就提供关于用户资料的证明，证明电子邮箱是雅虎中国的注册用户，提供了该邮箱的登录IP地址和对应时间、该邮箱的注册信息、该邮箱的邮件，这是雅虎提供的王小宁电子邮箱邮件的信息资料。依据雅虎公司提供的关于用户资料的证明，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确定了王小宁的真实姓名及家庭住址。”

余陵说，利用雅虎提供的资料做为重要证据，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判决王小宁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余陵哽咽地说，她于今年3月到美国状告雅虎，现在再次来到美国参加外交事务委员会就此案举行的听证会。

余陵说：“我的目的就是我的丈夫被释放，获得自由。我希望得到公众的支持，我希望雅虎公司认识自己的错误，做出公开的道歉，保证未来不再做同类的事情。”

*师涛母亲：促中国无罪释放师涛*

同样因为雅虎公司提供用户资料而被捕入狱的前中国湖南当代商报记者师涛的母亲高琴声表示，在星期二的听证会上，雅虎公司的高级主管在会前、会中、会后三次向受害者家属赔礼道歉，并在会后请求和他们受害者家属见面。她说，这是师涛与雅虎案3年来在世界多国媒体强大舆论下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高琴声再次呼吁中国政府尽快释放师涛。高琴声说：“ 在这里我特此请求我们的政府尽快无罪释放我的儿子师涛。他身为新闻工作者，他有权利将他在编前会议上合法获取的资讯如实地报导，因为公民有知情权。”

*议员：推动中国改革的大好时机*

在简报会进行中场，十分关注人权议题的外交事务委员会资深共和党人克里斯多弗.史密斯也到场聆听高琴声及余陵等人的发言。

史密斯议员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表示，在美国国会方面，他将继续推动他提出的全球互联网自由法案成为法律，该法案禁止美国企业协助包括中国在内的政权过滤互联网上的信息。他表示，还要敦促联合国采取行动。他说， 他希望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阿尔布尔能亲自审查这些记者和因特网异议人士的案件。

史密斯议员说，另外，随着北京奥运即将在明年举行，现在是推动中国政府进行改革的大好时机。他说：“我希望在明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中国将没有任何政治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各国代表和运动员不应参加。这给我们一个站出来说话的机会。如果师涛在那个时候仍然还在监狱里的话，我们将会感到惭愧。 我们现在必需加倍努力，推动新的改革。 ”

*师涛母亲：不会放弃，不会退却*

师涛母亲高琴声在简报会上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接下来，她没有别的计划，只有继续不断的努力。

高琴声说：“我是他唯一的亲人，我不救他，谁救他？哪怕今天儿子出狱，我明天就去世，我也心甘情愿。我不会放弃，不会退却，我从来没有乞求谁来帮助我。但是，世界人民、美国政府都是自愿地、自动地在帮助我，我非常感激。我相信有一天会成功，他一定会提前释放。”

▲中央社╱旧金山八日专电：未允赔偿师涛家人 美报指杨致远错失良机。报道说，雅虎运行长杨致远日前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中，没有当场承诺赔偿或帮助师涛家人，硅谷最大的报纸“圣荷西水星报”今天评论杨致远错失因应良机，以致引来批评。

水星报今天的社论以“美国企业在海外不应该扬弃美国的价值观”为题，谈到杨致远未能提出对师涛家人的同情赔偿以及援助，是错失良机在先，导致议员的猛力抨击。

雅虎于二○○四年提供湖南长沙“当代商报”编辑部主任师涛的数据给北京国安部，使师涛被捕，并判年徒刑。

外交委员会主席蓝托斯在六日的听证会，斥责杨致远是“科技与财经的巨人，道德的侏儒。”蓝托斯是北加州圣马提欧选出的民主党众议员。

水星报的社论另外提到，其实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在会中的批评更为严厉，把雅虎和纳粹通敌者相提并论。

这篇社论并指出，师涛案引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如雅虎这样的美国公司，如何在世界舞台和没有法律保障人权的国家交易，又同时保有美国人重视的价值观。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月通过“全球网络自由法案”，以百万美元罚金防范美国公司泄漏用户个人信息，避免类似师涛的实例再发生。

而雅虎、Google、微软和其他公司正与学术机构与人道组织，发展一套行为准则，以因应有网络检测的国家。

评论认为企业不应该只是口惠，而是真的要做点事情，企业应该要向外国政府展现他们的优先考量应是自己国家的信念。

社论最后提到，不管是不是疏忽，美国公司不应该给国会假信息，这是雅虎高层不应该太快忘记的教训。

▲英国金融时报斯蒂芬妮•基希格斯纳11月7日报道：杨致远就“雅虎事件”道歉。雅虎首席执行官杨致远(Jerry Yang)昨日向两名被拘押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亲属道歉。此前，美国国会指责互联网公司雅虎(Yahoo)“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政治迫害”案。

杨致远昨天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作证时，向中国记者师涛的母亲高琴声道歉。杨致远因2004年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师涛被监禁一案而遭到抨击。

杨致远表示：“我个人就他们及其亲属所经历的事情道歉。”在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汤姆•蓝托斯(Tom Lantos)要求杨致远请求高琴声原谅时，高琴声当场开始哭泣。

此前，蓝托斯指责雅虎在师涛一案上，向美国国会提供虚假信息，因此要求杨致远到国会作证。

雅虎在去年的国会证词中称，在向中国政府提供有关师涛电子邮件的识别信息之前，并不清楚中国有关当局调查师涛一案的性质。在雅虎向中国有关当局提供相关信息后，师涛随即被捕，并被判入狱10年，目前正在服刑。

有关人士后来披露，在去年国会举行听证会之际，雅虎管理人员已经掌握一份中国有关当局签发的命令，称正在寻找一桩涉及“国家机密” 案件的信息。“国家机密” 是中国对涉及持不同政见者案件常用的词汇。

雅虎法律总顾问迈克尔•加拉汉(Michael Callahan)获知该信息后，却没有告知美国国会。他因此于上周向美国国会外交委员会道歉。

蓝托斯昨日将雅虎在此案中的做法形容为“没有骨气、不负责任”，抨击雅虎试图隐匿过失，并且没有惩罚向国会提供虚假信息的有关管理人士。

“这不是误会。” 蓝托斯表示。“这是不可原谅的，说得好听点是行为疏忽，说得不好听是蓄意欺骗。”

他表示：“雅虎没有采取措施（可能也不愿）阻止雅虎中国(Yahoo China)心甘情愿地参与北京的政治迫害。雅虎在北京没有美国律师。”

“像雅虎这样一家在华拥有大量资源和成熟运作经验的公司，应当采取所有可以想到的措施，来避免自动服从中国警察机关提出的要求。”蓝托斯补充道。

杨致远在开场声明中指出，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的鼓励下，雅虎从上世纪90年代的开始投身中国市场。这番言论对雅虎及其它科技公司面临的一些批评进行了温和地回击。

杨致远表示，他认为在信息获取受限的市场，像雅虎这样的公司拥有“瓦解性，或者甚至革命性”的力量。

他表示：“作为一家目前已有10多年历史、并拥有上亿用户的公司，在人权利益比以往更具挑战性的今天，我们仍然完全致力于在商业领域最具挑战性的市场中保护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