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環境難出戈爾巴喬夫式人物
蘇聯（俄國）的戈爾巴喬夫，寫出了《新思維》的理論作品，作出了解散蘇聯共產黨的勇敢行動的實踐，被中國的左派認為是毀壞了共產主義運動和社會主義祖國──蘇聯的叛徒。但是，國內外一些急切盼望中國政治民主化的人士，幻想中國共產黨內也產生一個戈爾巴喬夫。十年前，美國的華文報紙《世界時報》刊出過社論：《胡錦濤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我當時寫過反駁文章：《胡錦濤絕不是戈爾巴喬夫》，但未被該報採用。十年後的二○一二年，中共從十六大到了十八大，又有一些好心人幻想「習近平是中國的戈爾巴喬夫」。我認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空想。
因為，二○一二年的中國和中國共產黨，不同於一九九一年的蘇聯和蘇聯共產黨。
──沒有批毛。蘇聯共產黨以一九五四年赫魯曉夫二十大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報告開始，對斯大林本人的錯誤、罪行及其嚴重後果和制度根源，進行了徹底揭發和公開討論，為蘇共的解散作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而中國共產黨對毛澤東本人的路線錯誤與罪惡沒有進行認真的徹底的揭發、清算和批判，不敢同毛澤東割裂，以維持執政合法性，打天下坐天下。
──尚未出現紛爭危機。蘇聯共產黨在一九八○年代擬扭轉蘇美冷戰中社會、經濟狀況遠不如美國的敗局，農業、食品危機、經濟危機誘發社會危機、政治危機、黨和國家危機，逼迫上層領導人推進了公開化、民主化、自由化的進程。而中國在文革造成大失敗後，改革開放出現了經濟恢復性增長，加入WTO後又遇到世界金融危機的特殊機遇，以低工資、低福利、低人權和高污染、高耗能的出口導向型傳統產業的發展和低效益高投資拉動了GDP的增長。如果經濟能維持一定比例（如百分之七至八）的增長──不是硬著陸時，十八大的新領導人採用強力維穩和照顧民生的軟硬兩手，有可能延緩社會危機、黨的危機的總爆發。
──人心思穩怕亂。蘇聯從文化、思想上和地理上歷史上像東方國家，但實際上是歐洲、西方國家，對民主、自由、人權的渴求遠高於中國，敢於公開遊行示威提出政治要求，黨內、社會上和輿論中敢於發出不同於主旋律的聲音，甚至出現不同政見者的派別、社團和黨派，即使蘇共解散，存在著反對派管理國家的組織，思想準備。中國有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人、文化大革命無法無天的全國內戰和「六四」當局敢於以真槍實彈屠殺學生的歷史教訓，人們不敢正面對抗。由於多分得了一塊蛋糕而怕亂，企求穩定，維持現狀。保衛個人利益的心理只在忍無可忍、危及生存時，才出現拆遷戶、失地農民的大量上訪，但主要是經濟性訴求，正面鬥爭對象是基層政權，而不是全國性的反對共產黨的政治革命。
──黨內民主、社會民主和輿論自由、思想自由不如蘇俄。蘇聯從一九五三年批判斯大林以後，思想解凍，地下文學成了公開文學；肅反擴大化的悲劇內幕與大規模公開平反，衝破了無產階級專政的克格勃式控制，爭取到了免於恐懼的自由，社會上出現了蕯哈羅夫式的自由派，黨內湧現了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式的民主派，黨員、群眾實際上在思想上拋棄了列寧、斯大林主義和蘇聯共產黨，政治上作好轉型的準備。而中國除了一九八○年代出現過短暫的思想解放時期，一直是加強思想控制，宣傳主旋律，唱同一首歌。從重慶唱紅到北京抄寫毛澤東的文藝座談會的講話，封殺「左」、「右」的不同聲音，對有點影響的作家，網絡名人進行打壓，真正恢復了文革時期的「輿論一律」。這樣的政治思想環境，難於在中國產生戈爾巴喬夫式的政治人物。
因此，在十八大後的中國，新的領導人絕對不是也不可能成為中國的戈爾巴喬夫，不可能真正放下社會主義的旗幟，也不可能放下馬恩列斯毛和「鄧三科」的旗幟，不可能公開承認建黨建國以來的根本歷史錯誤，否則，就失去執政的合法性。必將繼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將失去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掌權合法性。
習近平將做些實事或進行改革
如果薄熙來被徹底打倒，政治上不能再對中共高層製造麻煩，形成威脅，那麼預定的接班人習近平將順利接過中共總書記的重擔。「新官上任三把火」，面臨即將軟著陸或者不能硬著陸的經濟爛攤子，由於政治滯後使經改形成兩極分化、貧富、城鄉、地區、行業，等級之間的巨大收入差距、基尼系數超過或接近零點五的危險局面，權貴資產階級的自身利益制約著任何改革的前進的掣肘，新的領導人在內外、上下、政經和社會多方面壓力下，必須做些實實在在的好事，進行符合國情民意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態建設與改革，延緩定時炸彈的爆發，不要成為亡國亡黨的末代皇帝。胡溫可以利用改革紅利與加入WTO的機遇，維持了十年，在政改和經改方面當了維持會長。但是，到了十八大的新的接班人掌權時，中華民族確實到了最危險的時刻，各方面被捂住、被積壓的巨大矛盾到了或接近了臨界點，各階層被經濟收入掩蓋的不滿與憤怒在經濟下滑時將可能出現連鎖反應式的可怕的爆發。因此，習近平明智地會見憲政民主派的胡德平時，表態將推進政改，將要做些事。人們對此抱以希望。但也有人認為是幻想，因為政改阻力太大，困難太多。沒有戈爾巴喬夫、蔣經國的氣魄，「古今中外的歷史上，沒有一個黨是永久執政的」的認識，推進萬歲黨的真正政改，是水中月、鏡中花。
不久前去世的胡績偉老先生留下了遺著《胡趙新政啟示錄》，他讚揚一九四○年代的毛澤東向全國、全世界的承諾：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將實現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和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他提出現在進行政改的目標和主要內容是廢除「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黨軍」的法西斯獨裁政治。這也是四十年代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公開口號。胡耀邦、趙紫陽在十二年的新政時期，正是朝這個方向改革，因此被鄧小平等老人趕下台。鄧小平的政改實質上是行政機構改革，不敢觸動毛澤東的那一套，不敢批毛，不敢否定中共歷史錯誤，不敢廢除「四個一」。因此，擺在十八大領導人面前的歷史任務是政治體制改革，核心是批毛，批鄧、廢除「四個一」。人們寄希望於習近平，能進行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在極為艱難的充滿尖銳鬥爭並有可能失敗的歷史任務面前，希望習近平能做點實事，能推進政改，那怕是增量改革，碎步前進也好。
習近平不可能馬上平反「六四」
今年六月我同高瑜應邀參加了香港紀念反右派鬥爭五十五年學術討論會。五十五年過去了，《中國共產黨黨史第二卷》仍然認定「反右派鬥爭是必要的正確的；留下九十六位右派分子不改正，違反數學常識地認定打了五十五萬右派分子（還不包括幾百萬中右分子等受難者）只是「擴大化」的錯誤。這是中央黨史研究室代表中央，也代表管黨史的習近平的結論。反右派鬥爭這樁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根本錯誤的冤假錯案，在五十五年後都不能平反，不敢徹底否定。那麼，一九八九年的「六四」才過去二十三年，更不可能在習近平上台以後立即予以平反，更不可能徹底否定。如果根據《李鵬日記》揭發的材料承認「六四」是一切有計劃有組織有領導有綱領的反改革的武裝政變，便應對「六四」徹底予以否定，真正為八九學運平反，那末罷免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是非法的，接替趙職位的總書記江澤民上台也是非法的、違反黨章的，而接替江總的一代又一代接班人也失去了執政合法性。這樣，從政治邏輯上據理是完全說得通的，可是按照中國文化的成王敗寇的遊民文化規則又是不能成立的，也不會被勝利方承認的。
因此，平反「六四」這樣的大難題，至少還要等待幾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