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对话，实现良性互动

—专访《民生观察》负责人刘飞跃

针对国内近期对维权人士的频颇打压，关于如何继续有效开展维权运动，《参与》记者采访了《民生观察》的负责人刘飞跃先生。

《参与》记者：近日我们发现一些国内维权人士对于接受海外媒体采访顾虑比较多，请问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刘飞跃：我想可能是因为国内政府一直将一些海外媒体视为敌对势力，这意味着当事人接受采访会冒着很大风险，如果在这些媒体上发表文章或观点，就会被当局特别“关照”，因此国内维权人士不得不有所顾虑。从另一方面讲，做事更低调一些，也可以使做事的空间更大一些，如果被公安部门高度关注，在行动自由上必然会受到控制和打压。

《参与》记者：这种现象是不是也说明“维权”一词在国内越来越敏感了？

刘飞跃：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这样的。2002年初维权运动刚刚兴起时，当局对此有较大的容忍程度，比如当时非常活跃的网络签名活动，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但随着维权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当局感到了恐惧，开始一步步缩小维权空间。比如郭飞雄和吕耿松，两人都无政治背景，只是关心社会问题的维权人士，郭飞雄被判了重刑，吕耿松被正式逮捕。同时，维权人士揭示的问题容易触动当地庞大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地方政府对此更敏感和恼火，而且不少地方政府法律意识非常淡薄，依赖于体制上的保护，对维权活动采取严酷的打压。

《参与》记者：您以前曾提出过维权人士要和政府对话的观点，这涉及到维权人士如何自我保护和如何开展有效的维权，对此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

刘飞跃：这不仅仅是一个维权人士自我保护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维权方式和策略的问题，这实际上关系到维权的本质。维权从本质上来说，和当局不是敌我关系，而是公民履行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帮助政府揭示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权人士应该就自己的观点和诉求与政府进行充分的沟通，争取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允许，实现维权组织和政府的良性互动，这是维权人士所希望实现的目标。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操作中也存在很多技巧，比如在维权过程中言语不要过激，要控制好做事的节奏，如果从一开始就做的很高调、声势很大，当局就很难接受，容易采取打压措施。如果是循序渐进地做维权工作，政府相对来说会容易接受。在国内现有的体制下，积极寻求国际社会的关注和支持是很有必要的，但在具体操作中应有一个度的把握。象我本人从9月1日至今，一直被当局派人非法跟踪、监视，我认为这种打压对于维权人士的忍耐和毅力是一种考验，但我也会利用一切机会跟政府部门解释维权运动的意义和作用，维权并不是为了出政府的丑，并不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是推动解决社会问题，有帮于实现社会稳定和和谐，这是高压和暴力换不来的。这个对话过程非常艰难，我本人多次提出过这样的要求，现在看来政府部门还是存有一定戒心，但在十七大前夕，当地政府安排一些官员与我对话，虽然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未能实现，但也证明了当局开始感受到维权人士良好的出发点。

《参与》记者：现在公民维权一般会采取上诉和上访两种方式，但从多数个案的效果来看，都不是很明显？您对此有何建议？

刘飞跃：很难说哪种维权方式最有效，目前没有哪种方式能带来明显的维权成果。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当前特殊的维权背景，我们所处的是一个专制的社会，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这注定了维权的长期性，也注定了现阶段维权失败会多于成功。因此，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和环境，综合运用各种维权方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是一种方式，通过弱势群体群访给政府造成压力也是一种方式，不同的方式各有优劣，相辅相成。很多访民现在已从最初的个人上访转变为现在的公众维权，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冤情，而是对体制上的问题有了深层次的认识，这也给当局发出一个信号，不要把良民逼上梁山。

《参与》记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刘飞跃：不客气，祝《参与》越办越好！

（刘飞跃/杨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