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得包遵信这个名字比较早,同大家一样,是因为他的《走向未来丛书》及六四坐牢。

而认识就比较晚了。

记不清是97还是98年,总之刘晓波同志还在里面,赌徒忠忠刚从鲁迅文学院骂骂咧咧地毕业,在翠微路一带租房,没日没夜打麻将。有一个傍晚,大概是手气好,称要请吃海鲜。那时附近有个便宜的海鲜馆,两三百元,四五个人,居然能够敞开填饱。老包是刘霞领到饭桌前的,由于她经常独自在家熬夜,所以脸色卡白卡白,而老包长着一张众所周知的遗传的黑脸。临动筷子,刘霞隔在我们中间介绍:这是老廖,这是包包。紧接着,两张嬉皮笑脸齐斩斩转过去,嘿嘿嘿没个完,弄得老包莫明其妙,终于瞪圆双眼嚷嚷:搞什么搞?搞什么搞?刘霞道:搞吃啊,老廖是有名的吃货。老包道:我站老廖一边,不准刘霞欺负人。忠忠道:他小时候挨饿,坐牢挨饿,简直就是饿大的。老包啊,你可不能站饿鬼一边。于是老包对我投以怜悯的眼神,又给我夹菜,又把自己的那份海胆推给我。忠忠嫌腥,也推给我。这样,我一连整掉3份海胆。刘霞命令:老廖,把我剩的半份也吞下去。我说:再吞就要喷射,败坏了大家的情绪不负责哟。老包皱眉道:好了好了。还突然提高嗓门吼一声:刘霞喝酒!算替我解围。

如今回想,那段时间老包的眼睛大,声音大,酒量大,状态真好。而其它呢?老包的思想,老包的胆识,老包的学术成就——一句话,老包顶天立地的那部分呢?都摆在这个苦难种族的历史当中,犹如不动产,既不会因为社会的变迁而挪地方,也不好随时挂在嘴边,跟酒饭一样,与我等闲杂之徒共享。

接下来还是在饭桌子上。

新世纪了。刘晓波同志早出来了。有一天刚到北京,就接他的电话,又是约吃海鲜。天色晦暗之际,刘氏夫妇加跟班我,打的近1小时,赶至某海鲜大酒楼。老包和做东的台湾幼狮出版社老板(名字忘了)已等候多时。老板是老包的思想发烧友,好像正在筹备老包的文集,添上刘晓波,刚好应验古话“三人行必有我师”,于是就你一言我一语,天南海北地侃开了。剩下我和刘霞,两个摆设,除了笑还是笑,除了吃还是吃,只得笑吃。席快终了,刘晓波又拿出那个已经开烂的玩笑:老廖赴宴,总是问哪道菜贵?接着就先吃贵的,再吃比较贵的,最后吃便宜的。台湾老板道:哪很抱歉,刚才我没问哪道菜最贵就让上了。我顿时有些不好意思。还是老包温柔,又将海胆蒸蛋推到我的跟前,刘晓波也说吃吧吃吧,我只得故伎重演,连整3份。幸好当着外人,刘霞没命令我吞她剩下的半份。

后来我回到成都,没多久,竟然收到邮自台湾的一大箱书。我呲牙咧嘴地搬回家,打开数数,将近100本,大多是幼狮的出版物。虽然我至今没读完,但这是此生收到的最丰厚的礼物。人家爱老包爱得“殃及池鱼”——我怎么能不对老包肃然起敬呢。

再接下来,则是只要到北京,就经常与老包一道吃喝,原因是我哥们忠忠戒赌之后,在老包楼下开了饭馆。特色酒的名字是我取的,叫“红炮台”,而店里所有的字,都是老包写的,这自然给念旧、爱书法、爱学术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接踵而至的借口。忠忠赚欢了,就学刘霞,一口一个“包包”,像在叫他们家的门童。

真是一段快活时光呵,哪怕国家处在《国歌》里所唱的紧要关头,可怜的便衣警察守在外面,守在邻桌,还不时害羞地探头探脑;哪怕刘晓波同志滴酒不沾,时不时说些让人出于礼貌咧咧嘴的笑话,红炮台依然一壶接一壶上。老包的嗓门虽大,可四川乡音与江浙一带乡音差距更大,所以我几乎没弄清楚他说的啥。不过酒话除外,肢体语言除外。老包的惯常动作就是,谈起什么兴奋仰或愤怒的事情,一推椅子,一鼓眼珠子,手臂往下猛压的瞬间,却意识到桌面全是锅碗瓢盆、汤汤水水,无案可拍,就只好顺势拍自己的大腿了。为了给老人家助威仰或顺气,我和刘霞总是抚老包的背,还哄孩子一般,哦哦,包包;哦哦,老包。而忠忠总是不早不晚地站出来,枯柴棒手杆一招:小妹啊,包老师高兴,再上两壶红炮台!而老包呢,从来都是“搞什么搞?搞什么搞?我是小孩子啊?”跟着就转怒为笑。

再接下来就不怎么快活了。

3年多以前,老包突发急病,脑干出血,险些进天堂。刘晓波“主持的捐款会议”也是在老包往常吃喝的桌边开的,大家心情沉重,讨论着种种方案,各奔东西时夜已深沉。

太阳照常升起,老包也照常活转来,照常来忠忠的饭馆。不过步履拖沓、身子僵硬,遵从医生的叮嘱,还必须戒掉烟酒。过来者都有体会,要让一个几十年酒龄烟龄的人戒掉,难受的程度真不亚于妻离子散,那种瘾弄不好先于婚姻,或者比婚姻更长,特别是步入老年,活动范围急剧缩小,人的嗜好就如同诗意的痼疾,不离左右,比人类本身可靠。所以,为了活着而与嗜好离婚的老包,话少了许多,鼓眼的情况几乎消失,有时候,受饭桌四周谈笑风生的感染,老包也插上两句,可神态却如在云端梦游。好几回,老包问刘霞和忠忠要烟,缠了半天,后者都以“师母责备”为由,没给。偶尔也给了,但刘霞总要叫一句“抽两口就罢”。

记忆中,老包只对我鼓过一次眼珠子。那年冬季,独立中文笔会给《往事并不如烟》的作者章诒和颁自由写作奖。天气半阴半阳的,在去京郊颁奖现场的途中,堵车了,一些人就乘机钻小树林小便。我和大病初愈的老包在某个土坎下不期而遇,相视一笑,各自轻松,再欲一道返回。我身轻腿快,一窜就上了一尺多高的坎,可老包却小心翼翼,站在坎底一再抬腿,嘴里还念念有词,似乎在鼓足干劲。我动了恻忍之心,就蹦下去想扶助一把,不料才逮住老包的胳膊,他就火了,眼珠子鼓得铃铛大,还吼“去你的!”居然比汽车喇叭的音量高。

我呆若木鸡。而老包呢,终于力不从心,终于放弃直接上坎的危险尝试,颤巍巍地转身,颤巍巍地绕道20多米,出了林子,独自走向堵车的公路。

这是我在饭桌之外,唯一一次与老包相处,前后只有几分钟,留下的震撼却直至今日,直至十几天前,老包真的一去不回。

他倒在自己家里,肉体起不来了,但抛下肉体的灵魂顿时轻松。朝前望吧,刘霞、晓波、忠忠之流,除掉家人,你们可能是与老包吃喝次数最多的朋友,思想或许不一致,但胃口一致,所以此刻,你们举起自己的胃,当作望远镜,就会瞅见已经轻松的老包在乌云那边,抽烟喝酒,高谈阔论,数次拍案而起。

天堂的酒比人间的酒好喝吗?上帝好玩吗?如果不,被大家伙称作“自由派领军人物”的老包恐怕又会摔膀子走人。因为他明白:自由很遥远,中国的民主社会肯定比你我的自由更遥远。

                          2007年11月13日,星期二,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