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4日，中共“十八大”闭幕，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裸退”（胡温的任期还剩下几个月），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此时距离他们上任刚好十年的时间。让我们用数据说话，看看在这十年里，胡温到底给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
胡温执掌中国政权的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在他们俩人任内，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经济总量世界排名从2002年的第六位，上升到2010年以来的第二位。中国的GDP，从2002年的12万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7.2万亿元，增长近四倍。但这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由政府超发货币推动的。2002年胡温刚上任的时候，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为18.32万亿元，占GDP的比值为70%，2011年，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已达90万亿，和2002年时相比增长了5倍，是GDP的1.8倍。与之相比，美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和GDP的比值只有0.63。也就是说，同样创造1元钱的GDP，美国需要发0.63元的货币，中国却需要发1.8元货币。到2012年底，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预计将超过100万亿元，是GDP的两倍多。中国的货币量世界第一，广义货币发行量和GDP的比值是美国的三倍多，平均每年要增长18%。这样超发货币稀释全民财富，实际上是对国民财富的一种隐性掠夺。
胡温任内印钞机开动的速度如此之快，那人民的收入有没有随之增长呢？答案是虽然增长了，但幅度远不及央行开动印钞机的速度，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这十年中的增长还不到两倍，远不及货币发行量五倍的增长，也远不及物价和房价的增长，工资涨不过物价是这十年来中国老百姓普遍的感受。在这十年里，93号汽油的价格从2.3元每升涨到了7.8元每升，涨幅超过3倍，而大中城市房价的涨幅则接近5倍，与货币发行量的涨幅基本持平，远超绝大多数中国人工资的涨幅。
胡温十年是经济领域国进民退、垄断性国企大发展的十年。从2002年到2011年，工商银行的利润从448亿元增长到2073亿元，增长了4.6倍，一度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与之相比，民企的处境就差多了，简直就像是后娘养的。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前30强全部是国企，民企则只有184家。500强中的前十名全部是石化、电信、金融等领域的垄断国企。184家民企的利润总额不及前十强国企的一半。整个榜单中国企的利润总额是民企的7倍。这些数字都告诉我们，胡温十年里国进民退的现象十分严重。创造了中国大多数就业机会的民企举步维艰，许多都挣扎在生死线上，而腐败低效，对社会贡献乏善可陈的国企却赚的盆满钵满。这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国企背后的老板是政府，政府给了国企垄断地位、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和融资上的便利，使他们根本无需和民企竞争就能赚取巨额利润。
胡温十年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狂飙突进的十年。2002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89万亿，而2012年前十月的政府财政收入就超过了十万亿，全年极有可能超过十二万亿。平均每个中国人交了9200元给政府。十年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6.34倍，远超GDP和货币发行量的涨幅，更远超中国人收入的涨幅。政府财政收入平均每4年要翻一番，年均增长率高达20.8%，令人瞠目结舌。
胡温十年是为政府打工的公务员变得越来越吃香的十年。200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为六万，录取比例是23比1。十年后的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为130万，录取比例为130比1。十年间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增长了23倍，录取难度增加了五倍多。有趣的是，中国报考公务员人数的猛增也正是从胡温上任的2002年开始的，2002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为6万余人，2003年则猛增到12万余人。此后一路突飞猛进，呈每年递增几十万人的趋势，直至今年的130万。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务员纷纷辞职下海经商的景象截然相反的是，公务员现在已经成为当下青年的首选职业，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胡温执政期间中国国进民退的大趋势。
胡温十年是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十年。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2000年的0.41，涨到2011年的0.55，属于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中国最富裕的10%的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人口只拥有全国财富的1.4%，相差近30倍。更可怕的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之下，看不到任何贫富差距缩小的可能。
胡温十年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的十年。因为没有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建立有效的官员制约机制，中国的贪官层出不穷，往往是前腐后继，抓了一个漏了十个，没有最贪只有更贪。广州白云区一个小小的城管队长可以受贿两千余万元。抚顺国土资源局局长罗亚平在任内敛财过亿。在胡温十年里房价飙升，普通中国人一辈子不吃不喝也难买一套商品房的大背景下，罗亚平居然拥有22套房产。地方小官如此，中央级别的大官也不遑多让，有“中国高铁总设计师”之称的中国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任内贪污28亿美元！在美国拥有2800平方米的豪宅！不过他还算不上中国第一贪。真正的中国第一贪是刚落马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薄熙来任内的贪腐金额不计其数，光向海外转移的金额就高达60亿美元。
胡温十年是中国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十年。“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假鸡蛋”、“毒大米”的曝光竞相刺激着中国人已经极为脆弱的神经。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互相往食物里投毒的国家。“你们算个屁啊”、“中国的互联网是自由的。”“他胃疼关你什么事？”、“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各级官员的雷人语录层出不穷。撒谎对许多官员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至于“慈善家丛飞”、“温岭钱云会”、“佛山小悦悦”、“我爸是李刚”的例子更是让中国人不得不开始思考“在中国好人到底有没有好报”，在这样一个的变态社会做一个好人是否值得的问题。
胡温十年是中国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十年。因为政府盲目追求GDP和政绩，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对环境的治理。天不再蓝了，水不再清了，河流干涸了，野生动物也灭绝了，经济虽然发展了，但人民的幸福感却降低了。全世界二十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十六个在中国。沙尘暴对中国北方的居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因为环境污染和中国人的灭绝式滥捕，中国的近海已经无鱼可捕，渔民不得不到日本、韩国、菲律宾等邻国的海域去偷鱼。最远甚至跑到了印度洋上斯里兰卡。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称，大约74%的中国人居住在空气质量不良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空气质量不论按哪个国际条约来衡量都不符合标准。中国能源过于依赖煤碳和利用的低效率导致二氧化硫的排放增加，因此造成的酸雨影响到中国30%的地区。中国大约有70%的河水和湖水受到工业垃圾和未经处理的污水的严重污染。世界银行估计，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以及清理污染所耗费的资金相当于中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基本上抵消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胡温十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十年。越南已经启动党内差额选举，缅甸军政府也释放了人权斗士昂山素季，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止步不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依然被关在监狱里。中国人不但没有选择自己国家管理者的权力，连选择自己小区物业的权力都没有。人民没有选择为自己服务的公仆的权力倒也罢了，连监督公仆，防止他们从自己的口袋里偷钱的权力都没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欧美国家已经推行了上百年，被证明是遏制贪腐的利器。但在中国，虽然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就将其列入了立法规划之中，但十八年过去了，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挠，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依旧没有得到实施。多次呼吁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一项调查，称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现在泰国、墨西哥、韩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后发”的民主国家都已经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了，中国的公仆们依旧拒绝向这个国家的主人公布自己的财产。
胡温十年是中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的十年。因为中国政府对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排斥，对国内人权状况的漠视，以及对朝鲜伊朗等流氓政权的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遭到了排斥和孤立。对此当局的做法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式的慷慨对外援助。用金钱来换取朋友。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仅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加起来就达747.4亿美元（约4708.62亿人民币）。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2009-2010年间，中国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钱比世界银行的还要多。在中国还有许多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情况下，政府如此慷慨地对外援助实在是叫人匪夷所思。2011年11月16日，甘肃庆阳正宁县一辆核载9人，实载64人的幼儿园校车发生车祸，造成了21人死亡。该幼儿园有723名学生，却仅仅配有4辆载客量不到十人的小客车。就在悲剧发生9天后，中国外交部宣布向人均GDP是中国两倍多的欧洲富国马耳他捐赠了23辆崭新的校车。面对质疑，外交部称这是在履行自己的对外责任。如此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就是中国对外援助的真实写照。但是钱是买不到真朋友的。虽然中国政府在对外援助上十分慷慨，可在国际上的真朋友却没有几个。基本上受援助的国家拿完钱就翻脸不认人了。一旦中国与他国发生争端，少有国家会选择站在中国这边，即使有也只是朝鲜伊朗等少数几个国家。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
胡温十年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十年，胡温刚上任的2002年中国发生了五万多起群体性事件，2010年发生了十八万起群体性事件，呈愈演愈烈之势。胡温任内中国的维稳经费连年增长，终于在2011年达到6244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越了军费。在辽宁等省份政府要花费高达15%的政府预算来维稳，真可谓是天价维稳了。整个社会就好像处在一个火山口之上，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之中。在许多时候，官方所谓的维稳行为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更有许多官员为了骗取维稳经费粗暴地对待民众的合理诉求，没有矛盾制造矛盾，有了小矛盾搞成大矛盾，通过制造不稳定因素来牟利，形成了一个“维稳产业链”。山东盲侠陈光诚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官方硬生生把一个乐于助人的残疾人打造成了一个名扬海外维权英雄，一个当地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胡温十年是中国人维权意识觉醒，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十年。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权利不是官方赐予的，而是要靠自己努力争取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有的东西比生命更宝贵，值得用自己的一生去争取，那就是自由。为了争取自由，就必须向腐朽的政治体制开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牺牲自己的个人自由，但换来的却是整个民族的自由。在胡温十年里，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维权英雄为了整个民族的自由牺牲了自己的个人自由。历史将记住他们的名字。
在胡温执政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要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增进人民的福祉。建立在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基础上的经济高速发展是毫无意义的空中楼阁，也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转型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我坚信，这样的转型迟早会到来，因为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是一种无法被扼杀的本能，中国人民同样也不例外。
胡温执掌中国政权的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十年。在他们俩人任内，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份额，从2002年的4.4%提高到2011年的10%左右，经济总量世界排名从2002年的第六位，上升到2010年以来的第二位。中国的GDP，从2002年的12万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47.2万亿元，增长近四倍。但这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是由政府超发货币推动的。2002年胡温刚上任的时候，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为18.32万亿元，占GDP的比值为70%，2011年，中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已达90万亿，和2002年时相比增长了5倍，是GDP的1.8倍。与之相比，美国的广义货币发行量和GDP的比值只有0.63。也就是说，同样创造1元钱的GDP，美国需要发0.63元的货币，中国却需要发1.8元货币。到2012年底，中国广义货币发行量预计将超过100万亿元，是GDP的两倍多。中国的货币量世界第一，广义货币发行量和GDP的比值是美国的三倍多，平均每年要增长18%。这样超发货币稀释全民财富，实际上是对国民财富的一种隐性掠夺。
胡温任内印钞机开动的速度如此之快，那人民的收入有没有随之增长呢？答案是虽然增长了，但幅度远不及央行开动印钞机的速度，从2002年到2011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在这十年中的增长还不到两倍，远不及货币发行量五倍的增长，也远不及物价和房价的增长，工资涨不过物价是这十年来中国老百姓普遍的感受。在这十年里，93号汽油的价格从2.3元每升涨到了7.8元每升，涨幅超过3倍，而大中城市房价的涨幅则接近5倍，与货币发行量的涨幅基本持平，远超绝大多数中国人工资的涨幅。
胡温十年是经济领域国进民退、垄断性国企大发展的十年。从2002年到2011年，工商银行的利润从448亿元增长到2073亿元，增长了4.6倍，一度成为全世界最赚钱的公司。与之相比，民企的处境就差多了，简直就像是后娘养的。2012年中国企业500强中前30强全部是国企，民企则只有184家。500强中的前十名全部是石化、电信、金融等领域的垄断国企。184家民企的利润总额不及前十强国企的一半。整个榜单中国企的利润总额是民企的7倍。这些数字都告诉我们，胡温十年里国进民退的现象十分严重。创造了中国大多数就业机会的民企举步维艰，许多都挣扎在生死线上，而腐败低效，对社会贡献乏善可陈的国企却赚的盆满钵满。这背后的原因只有一个，国企背后的老板是政府，政府给了国企垄断地位、税收政策上的优惠和融资上的便利，使他们根本无需和民企竞争就能赚取巨额利润。
胡温十年是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狂飙突进的十年。2002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为1.89万亿，而2012年前十月的政府财政收入就超过了十万亿，全年极有可能超过十二万亿。平均每个中国人交了9200元给政府。十年间政府财政收入增加了6.34倍，远超GDP和货币发行量的涨幅，更远超中国人收入的涨幅。政府财政收入平均每4年要翻一番，年均增长率高达20.8%，令人瞠目结舌。
胡温十年是为政府打工的公务员变得越来越吃香的十年。200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为六万，录取比例是23比1。十年后的2012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为130万，录取比例为130比1。十年间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增长了23倍，录取难度增加了五倍多。有趣的是，中国报考公务员人数的猛增也正是从胡温上任的2002年开始的，2002年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为6万余人，2003年则猛增到12万余人。此后一路突飞猛进，呈每年递增几十万人的趋势，直至今年的130万。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公务员纷纷辞职下海经商的景象截然相反的是，公务员现在已经成为当下青年的首选职业，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胡温执政期间中国国进民退的大趋势。
胡温十年是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十年。富者田连阡陌，穷者无立锥之地。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从2000年的0.41，涨到2011年的0.55，属于贫富差距极大的国家。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中国最富裕的10%的人口占有了全国财富的45%，而最贫穷的10%人口只拥有全国财富的1.4%，相差近30倍。更可怕的是，在现行政治体制之下，看不到任何贫富差距缩小的可能。
胡温十年是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的十年。因为没有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建立有效的官员制约机制，中国的贪官层出不穷，往往是前腐后继，抓了一个漏了十个，没有最贪只有更贪。广州白云区一个小小的城管队长可以受贿两千余万元。抚顺国土资源局局长罗亚平在任内敛财过亿。在胡温十年里房价飙升，普通中国人一辈子不吃不喝也难买一套商品房的大背景下，罗亚平居然拥有22套房产。地方小官如此，中央级别的大官也不遑多让，有“中国高铁总设计师”之称的中国运输局局长张曙光任内贪污28亿美元！在美国拥有2800平方米的豪宅！不过他还算不上中国第一贪。真正的中国第一贪是刚落马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根据日本朝日新闻的报道，薄熙来任内的贪腐金额不计其数，光向海外转移的金额就高达60亿美元。
胡温十年是中国诚信缺失道德滑坡的十年。“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假鸡蛋”、“毒大米”的曝光竞相刺激着中国人已经极为脆弱的神经。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互相往食物里投毒的国家。“你们算个屁啊”、“中国的互联网是自由的。”“他胃疼关你什么事？”、“中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各级官员的雷人语录层出不穷。撒谎对许多官员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至于“慈善家丛飞”、“温岭钱云会”、“佛山小悦悦”、“我爸是李刚”的例子更是让中国人不得不开始思考“在中国好人到底有没有好报”，在这样一个的变态社会做一个好人是否值得的问题。
胡温十年是中国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的十年。因为政府盲目追求GDP和政绩，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对环境的治理。天不再蓝了，水不再清了，河流干涸了，野生动物也灭绝了，经济虽然发展了，但人民的幸福感却降低了。全世界二十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有十六个在中国。沙尘暴对中国北方的居民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了，因为环境污染和中国人的灭绝式滥捕，中国的近海已经无鱼可捕，渔民不得不到日本、韩国、菲律宾等邻国的海域去偷鱼。最远甚至跑到了印度洋上斯里兰卡。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报告称，大约74%的中国人居住在空气质量不良的地区。这些地区的空气质量不论按哪个国际条约来衡量都不符合标准。中国能源过于依赖煤碳和利用的低效率导致二氧化硫的排放增加，因此造成的酸雨影响到中国30%的地区。中国大约有70%的河水和湖水受到工业垃圾和未经处理的污水的严重污染。世界银行估计，对自然资源的破坏以及清理污染所耗费的资金相当于中国每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基本上抵消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胡温十年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十年。越南已经启动党内差额选举，缅甸军政府也释放了人权斗士昂山素季，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依然止步不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也依然被关在监狱里。中国人不但没有选择自己国家管理者的权力，连选择自己小区物业的权力都没有。人民没有选择为自己服务的公仆的权力倒也罢了，连监督公仆，防止他们从自己的口袋里偷钱的权力都没有。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在欧美国家已经推行了上百年，被证明是遏制贪腐的利器。但在中国，虽然早在1994年全国人大就将其列入了立法规划之中，但十八年过去了，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极力阻挠，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依旧没有得到实施。多次呼吁为官员财产申报立法的十届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过一项调查，称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现在泰国、墨西哥、韩国、俄罗斯、尼日利亚等“后发”的民主国家都已经推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了，中国的公仆们依旧拒绝向这个国家的主人公布自己的财产。
胡温十年是中国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的十年。因为中国政府对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排斥，对国内人权状况的漠视，以及对朝鲜伊朗等流氓政权的支持，中国在国际社会遭到了排斥和孤立。对此当局的做法是“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式的慷慨对外援助。用金钱来换取朋友。纽约大学的报告显示，仅2002-2007年间，各种报道中提及的中国对外援助金额加起来就达747.4亿美元（约4708.62亿人民币）。英国《金融时报》也指出，2009-2010年间，中国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钱比世界银行的还要多。在中国还有许多人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情况下，政府如此慷慨地对外援助实在是叫人匪夷所思。2011年11月16日，甘肃庆阳正宁县一辆核载9人，实载64人的幼儿园校车发生车祸，造成了21人死亡。该幼儿园有723名学生，却仅仅配有4辆载客量不到十人的小客车。就在悲剧发生9天后，中国外交部宣布向人均GDP是中国两倍多的欧洲富国马耳他捐赠了23辆崭新的校车。面对质疑，外交部称这是在履行自己的对外责任。如此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就是中国对外援助的真实写照。但是钱是买不到真朋友的。虽然中国政府在对外援助上十分慷慨，可在国际上的真朋友却没有几个。基本上受援助的国家拿完钱就翻脸不认人了。一旦中国与他国发生争端，少有国家会选择站在中国这边，即使有也只是朝鲜伊朗等少数几个国家。真可谓是孤家寡人了。
胡温十年是中国社会矛盾激化的十年，胡温刚上任的2002年中国发生了五万多起群体性事件，2010年发生了十八万起群体性事件，呈愈演愈烈之势。胡温任内中国的维稳经费连年增长，终于在2011年达到6244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越了军费。在辽宁等省份政府要花费高达15%的政府预算来维稳，真可谓是天价维稳了。整个社会就好像处在一个火山口之上，陷入了“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之中。在许多时候，官方所谓的维稳行为实际上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更有许多官员为了骗取维稳经费粗暴地对待民众的合理诉求，没有矛盾制造矛盾，有了小矛盾搞成大矛盾，通过制造不稳定因素来牟利，形成了一个“维稳产业链”。山东盲侠陈光诚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子。官方硬生生把一个乐于助人的残疾人打造成了一个名扬海外维权英雄，一个当地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胡温十年是中国人维权意识觉醒，维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十年。中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权利不是官方赐予的，而是要靠自己努力争取的。生命是宝贵的，但有的东西比生命更宝贵，值得用自己的一生去争取，那就是自由。为了争取自由，就必须向腐朽的政治体制开炮，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会牺牲自己的个人自由，但换来的却是整个民族的自由。在胡温十年里，有无数可歌可泣的维权英雄为了整个民族的自由牺牲了自己的个人自由。历史将记住他们的名字。
在胡温执政的十年里，中国的经济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政府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发展经济，而是要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增进人民的福祉。建立在人民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基础上的经济高速发展是毫无意义的空中楼阁，也是不可持续的。只有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使中国转型成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才是中国未来的唯一出路。我坚信，这样的转型迟早会到来，因为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是一种无法被扼杀的本能，中国人民同样也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