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报馆对中国最有兴趣的新闻，除了娱乐，就是中国反腐败的报道。这大概起着一种影射的作用。”

10月初，越南政府将3名异议博客主以“散播假消息”及“诋毁政府”为由定罪判刑和实行软禁，被人权组织批评是制造网络白色恐怖。而越南贪腐问题之声不绝，经济亦出现危机，越南的改革确存暗涌。逾20年的改革工程，成绩到底如何？越南与中国的改革道路，有何异同？越南民间又如何看发展进程？

走进胡志明市，市中心高达 70层的金融中心赫然在目。尽管如此，市内少见暴发的摩天建筑群，没有商场与贫民窟一街之隔的极端景象，也鲜见跨国连锁快餐店的大规模进驻.走在街上，社会主义旗帜、马克思、列宁及胡志明头像等共产主义标识随处可见，提醒人们得益於全球化而矗立的大同小异的高楼背后，这个国家“非主流”的政治体制。而矗立於这些各式标识里、位於市中心的抗明英雄陈元捍的雕像，似乎在讲述越南与中国之间由来已久的纠缠关系.

本刊在访问期间，多位当地受访者向记者表示不便公开讨论国内政治，亦对上层政治改革感到悲观，但亦明言相信民间与新世代带来的微微希望。越南匍匐前行的改革道路，似乎不是只有一种公式化的阅读.

“政改神话”的是与非

最近，内地网络流传“越南政改神话是假的”一说，指出近年有关越南政改的内容，都是转载自2006年一篇在网络上广泛流传的文章。该文正面肯定了越南自2002年起实现党内民主、行政与司法独立、越共总书记差额选举等改革举措，同时国内经济发展均衡。文章论点被指失实后，有内地网民认为，这是有心人刻意编造来“贩卖虚假希望”。

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与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庄礼伟於杂志撰文，回应越南“政改神话”时指出，越共自1986年以来推动了一系列“革新开放”措施，虽有实质内容，但很难说是为了民众利益：“越共的属性正在变化，它试图吸纳更多的社会力量（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同时也试图摆平日益複杂的利益关系.为了维护其执政地位，越共近年来推动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包括让国会更加富有活力和实行更多的党内民主。”然而，庄礼伟亦引述研究指，越南国会“有激烈的辩论，但没有实质性的立法权力。”

此外，庄礼伟认为部份“改革”是权贵阶层藉此“洗掠国家和民众的财富”的手段。一如内地，越南政治改革滞后影响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国营企业消耗国家大量资金，也成为官员腐败的重灾区.据报道，越南国内的土地问题是另一个贪腐重灾区，国会近七成的贪污检举与投诉都涉及土地纷争。事实上，今年8月，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公开承认国内贪污问题严重，威胁政权稳定与合法性，发言中更首次指出这威胁来自国企等“利益集团”。而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也表示，现存的党内程序与机制并未能有效遏阻贪污问题.

改革未臻经济停滞

种种问题，都反映在法制改革滞后下，越南经济发展未许乐观，其中最明显的是高企的通胀率、企业倒闭及银行坏帐问题.今年7月，越南国家银行表示坏帐比例高达 8.6%，比预期数据高两倍，数字为东南亚之冠。随后，从8月至本月初，国家银行先后须透过巨额注资方法使两家银行免於倒闭危机.

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助理教授叶毅明接受本刊访问时表示，现时越南经济发展步伐比预期慢，除了欧债危机的外围影响外，越南的出口与外汇增长，以至2009年的通胀问题，都反映现时的发展速度未能符合当初的市场憧憬。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少外资觉得越南的经济配套尚未到位，投资成本比预期高，同时越南的官僚效率亦不如中国便利，外资开始转向其他经营成本较低的东南亚国家，其中包括正在转型关键阶段的缅甸。

国际援助的正与反

着有《Vietnam： Rising Dragon》一书的前英国BBC驻河内特派记者BillHayton曾评论指，法制改革滞后问题是越南转型的最大阻碍.无疑，为了应付国际援助机构对受助国管治水平的要求，越南在政治、公民社会与新闻业开放等方面确实有一定的正面发展，但公民社会组织仍然需要在党机制下註册，合法而独立的媒体更不能见於越南。

Hayton指出，经济转型所带来的机遇，使社会上不同势力板块透过不同方式游走於体制内的灰色地带，催生了局部的制度变化。这种现象在改革初期起上稳定作用，令越南得以脱离 8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奠下高速发展的基础，但也因此助长了结构性的贪腐问题.越共积极招募年轻人入党，但这股入党潮并未能带来体制改革的动力，国际援助机构与海外投资所促成的并非民主化，而是一种更有效化、更具合法性的一党专政。

中越两国之间互为镜像的改革轨迹，先天便不难避免各种观照与比较.本刊访问曾为胡志明市当地传媒供稿的华裔移民林明（化名），他观察到“这里的报馆对中国最有兴趣的新闻，除了娱乐，就是中国反腐败的报道。大概起着一种影射的作用。”

叶毅明教授则向本刊指出越南转型与中国改革开放轨迹的异同：越南政府的党内权力平衡相对合理，并不存在中国式的“强人政治”，这缘於两个背景：一，越南接受大量国际援助，援助国及机构会对越南政治的管治施以一定程度的监察压力；二，越南党领导层以至中层技术官僚都普遍有西方留学经验（包括欧美以至东欧），较具国际视野，这都跟80年代中国改革的背景大有不同。他指出，现时国内的社会矛盾主要在劳工、收地与贪腐问题，尚未有明显的不利因素能引致政治动荡，党政府也暂无显着动机去进一步开放。

抽离体制民间参与

明显，越南改革的蜜月期已过，制度改革滞后所带来的延后问题陆续涌现.在胡志明市民众的普遍情绪中，不难感受到对现实政治的厌倦与抽离.但同时，过去二十年越南公民社会在夹缝中萌芽有如雨后春荀，对政治变革的悲观感，不减民间自强的动力，种下了公民社会成长的种子。

正如叶毅明教授指出的，越南的政治发展主要是在上层改革，而在民间层面，资讯与言论自由虽仍受约束，但越南政府较少会施以对个别异见人士作高调与针对性打压，公民社会空间发展可期。

在位於胡志明市的“伤健人士资讯与发展中心”（Disability Resource & Development）内，正展出机构受助者在运动场上的照片，机构总监武黄燕自豪地对记者表示，“他们正在伦敦参与残奥会呢。”

武黄燕是过来人：大学成绩优异，身体残障却令她在职场上受冷待。后来她到美国进修，回国开始在公开大学教授社工，终在2005年创立这所机构，由三人办公室起家，成功发展到现在的十五人团队。机构做倡议工作，推动社会消除对伤健人士的偏见，推动平权与社群共融，亦以服务和活动形式，令受助者充权。

武黄燕指：“『社会工作』的概念早於1975年已在南越民间出现，但一直到2004年，政府才正视到很多社会问题需要民间的支撑，正式确立社工的教育。”

她又补充，“其实『公民社会』这字眼已经开始常出现在报章与学术会议上。大众倾向觉得非牟利机构等同公民社会。目前在河内，已有逾一千个非牟利机构，其中约一半为本地组织。”虽然不肯定越南官方定义下的“公民社会”尺度有多大，但武黄燕说，政府最近也开始推动关於保障伤健人士的法案，似乎，局部的改革还是可期的。

新世代的希望工程

此外，也有志愿机构着力为越南新世代打造希望工程，试图为出身於弱势的孩子，建立改变命运的可能。

英国註册的慈善机构“西贡孩子”（Saigon Childern’s Charity）二十年前由一位英国教师Paul Cleves在胡志明市成立，宗旨是透过教育为贫穷儿童提供出路。机构以推动两项计划起家：为贫苦家庭提供助学金，及与地方政府合作在山区建校。

现时，机构的助学金计划已成功令到3500名学童受惠，更在国内建立了超过 200间学校。服务两载的“西贡孩子”，同时见证了越南时代转折关键的20年：越南政府近年在教育政策上大幅增加资源，机构项目主管陈宇银江笑说：“最好是有天政府能说，已经不再需要我们了。”

同样是提供出路，“KOTO餐厅”则以社会企业形式营运，着力透过就业培训，令成长於街头和社会边缘的年青人能够自力更生，脱离跨代贫穷的循环.

“KOTO”是“know one， teach one”的缩写，意译就是“有教无类”。“KOTO”首家餐厅由澳洲籍的Jimmy Pham於1999年在河内创办，翌年又得到澳洲机构支持，成立了培训中心，再於2009年正式在胡志明市落地，目前已成为国际知名的社会企业模范。经理

林越雄表示，“KOTO”透过孤儿院、收容所和社区组织等网络，每半年在两个城市招收学员，经过严谨筛选后录取的学员要接受机构两年的培训，学习人际技巧、餐饮服务业训练、厨艺与日用英语，并在机构伙伴酒店和餐厅进行实习。中心设有宿舍，安排学员学习独立生活的技能并融入大家庭生活，期间学员亦要参与社区服务，体会助人自助的精神。

“在这里，我们不消费、贩卖他们的过去，也不是要强行改变他们，而是要提供机会，证明他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命，相信未来。”林越雄说.

这三所志愿机构的成长路，折射越南转型期间的公民社会发展，越南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空间，纵仍有政治限制，但整体而言亦比中国开放。且看民间力量的成长，能否在未来推动由下而上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