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李亚东的《查勘地下文学现场——从1960年代蔡楚的“反动诗”说起》，意外读到他从历史档案中抄出的一句提到我名字的话，那是蔡楚在1970年就其一首“反动诗”《悼》所写的交代中的话：
当何蜀看到我这首诗批评我沿用了五四时期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晦涩的艺术形式时，我还不服气，认为自己是旧瓶装新酒，没有错。
我惊异于自己的记忆，竟会在岁月逝水的反复冲刷下对此事毫无印象了。不过，我得承认，当时我的思想认识确实就是如此，正处于一个十分狂热、激进、偏激的状态，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一概嗤之以鼻，认为现在是“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了，必须重头开始，另起炉灶，开创一片全新的天地——真正是“无知者无畏”，实际上自己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的接触和了解极为有限，比如蔡楚早已在文革前就精读熟吟的戴望舒、闻一多、汪静之的那些诗，除了一两首或个别句子外，我都基本上没有读过。只读过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等很少几首，从内心讲是很喜欢而且过目难忘的，但在意识上却总是告诫自己那不是正道，只有郭小川、贺敬之以及苏联的马雅可夫斯基才是“无产阶级诗歌”的正宗，才是效法的样板。
李亚东兄查勘地下文学历史现场的努力令人钦佩。不过他还只看到了这些“反动诗”及其相关交代材料，不了解在这些诗及交代材料的文本背后还有些什么。我愿再提供一点有关《悼》诗及其交代的背景情况。
蔡楚本名蔡天一，他的那首“反动诗”《悼》，是为无辜死于文革武斗的孙从轩写的。
我和他们相识在文化大革命中。
那时我们都在参加“四川石油大会战”，是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化筑路处的工人——不是真正的“石油工人”（虽然我们经常要唱那首“我当个石油工人多荣耀”的流行歌曲），只是为真正的石油工人做好钻井前的“钻前工程”——修公路、平井场的临时工。
这场大会战，我们是从文革前夕的1965年开始参加的。我们那个名字很好听的“机械化筑路处”，实际上除了很少一点推土机、空气压缩机和较多的运输车辆外，劳动工具仍然主要是锄头、扁担、箩筐、钢钎……仍然是以五六十年代常见的那种手挖肩抬的“人海战术”进行施工。全筑路处有七八个工程大队，大多是从重庆、成都、荣县、威远、资阳、乐至、蓬溪等大中城市里招收的临时工。重庆人最多。几个大队都是以重庆人为主，基本上是按一个街道办事处编为一个中队。成都人在文革开始时只剩下了一个中队（一百来人），即蔡天一交代中落款所写的“土建中队”，我们那时都称他们“成都中队”。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已经是文革群众造反高潮中的1966年底、1967年初了，在位于荣县东兴场旁边一座小山岗上新落成的筑路处机关所在地红旗村——当时整个石油会战的指挥中心（会战领导小组和会战指挥部、会战政治部）设在威远新场附近一处山坡上兴建的红村，据说其他各处按计划要建红一村、红二村、红三村……是否都建起来了，我们不知道，只知道筑路处被排为红七村，文革中为了名称上的革命化，也被写作红旗村。
我和蔡天一、孙从轩，用当年的话说是“造反战友”——都参加了那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造反运动。其实我们都属于“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当时也叫“狗崽子”），我的父亲是“右派”，蔡天一的父亲是“反动军官”，孙从轩的父亲是“小业主”（他父母曾开有一家小中药铺），成都中队的另一个朋友张征祥的父亲是“资本家”，本来都不应参加文革造反，为什么我们也成了造反派甚至还当了头头或骨干呢？这就涉及到我们那个临时工队伍的整体状况。
当石油会战指挥部开始在四川各地招工的时候，已经是全国开展“四清”运动之后了，这时在社会上还没有正式工作、能够应招去参加石油会战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自60年代初期毛泽东把“阶级斗争”当作一切工作的“纲”加以强调以来，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首先都要查“家庭出身”和本人“政治面貌”，大量“家庭出身不好”的初、高中毕业生（其中相当部分是品学兼优的学生）因此成为失学、无业的“社会青年”（有的已经被迫上山下乡去当了知青），“社会青年”中还有个别高中或大学没有毕业就因“出身不好”而被强令“自动退学”的学生（不退学就要开除）。当听说石油大会战招工而且无需“政审”来者不拒的时候，这些人当然就欢欣鼓舞踊跃报名参加。因此在我们那个队伍里，年轻人基本上都是“家庭出身不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还有少数未成年的小学生和个别被强令退学的大学生），成年人则大多是本人有“问题”的，有的是劳改、劳教刑满释放人员（当时被称为“刑满释放犯”，头上仍然有一个“犯”字），有的是家中有被“杀、关、管”（被镇压、被判刑关押、被戴上“帽子”管制）的亲属而难以找到正式工作的人员，有的是被原工作单位开除或精简压缩的人员（多半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之，不是家庭就是本人总会有什么“污点”。在某些人的眼里，都是所谓的“社会渣滓”。也因此，我们临时工队伍里几乎没有一个中共党员（每个工程大队都只有几个领导干部和炮工班的几个师傅是党员）。
由于这样的人员构成，文革发展到群众组织遍地开花的全民造反阶段时，我们那里不光造反派组织，甚至连保守派组织都几乎找不到几个人是“根红苗正”的。“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们就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被推到了第一线。
此外，我们都是长期受那种“革命教育”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当时有一句口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恐惧不是苦，也不是死，而是被排除于“革命”之外（这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很难体会到的），在长期受到政治上的歧视、压制甚至打击之后，突然之间，一场由“伟大领袖”发动的、席卷全国的群众造反狂潮把原有社会秩序完全打乱了，颠倒过来了，似乎让我们有了合法的机会“参加革命”了，甚至可以表现得比那些过去歧视压制打击我们的人更“革命”了，而那些过去一直以“革命”自居的当权派和政治运动积极分子们一下子变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犯下了“反对毛主席”的滔天大罪，威风扫地，狼狈不堪……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这样的人有了一种得到“解放”的扬眉吐气之感。这样，我们就兴高采烈地戴上红袖章，投入到了这场“比赛革命的革命”（胡平语）当中。
在1966年底、1967年初我和蔡天一他们相识的时候，我还不到19岁，蔡天一年长我3岁，孙从轩年纪还大一点（1941年生）。我因在此前被打成“反革命”监督劳动两个多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由筑路处党委正式平反，这时自然成了造反派，被推举到几个大队的造反派组织在红旗村联合组建的造反司令部当“勤务员”（如前所述，我们那个司令部的“勤务员”里没有一个是“根红苗正”的），我主要负责写文章、刷标语、刻印传单、上广播宣读各种稿件（广播是处机关设在红旗村的有线广播，各个群众组织都可以去排着队自由宣读自己的东西，最混乱的时候甚至有职工到广播上喊他的家属快把钥匙拿回来开门）。当时成都中队驻红旗村坡下，我听说他们中队的几个“眼镜”文化高，很有头脑，这几个“眼镜”就包括蔡天一、孙从轩，还有张征祥。当时一般都称他们蔡眼镜、孙眼镜、张眼镜。
看得出来，孙从轩在成都中队是有威望，有号召力的，他个子不高，皮肤白晰，眼镜后一对小眼睛，上唇留着一抹小胡子，经常见他在破棉袄腰间拴根稻草绳，头上一顶皱巴巴的帽子也很少戴端正，总之做出一副落拓不羁的样子。后来知道，他父亲早逝，同父异母的哥哥是成都晚报社的“右派”，他本人因“家庭出身”问题于60年代初期被甘肃省农业大学勒令退学。在筑路工地上，这样的大学肄业生自然要算凤毛麟角的“高知”了。我们临时工当中像我这样的初中生最多。因毛泽东主张的愚民政策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以官方信得过的依靠对象往往是文化不高的老工人、转业军人之类。对这种“依靠对象”的文化素质，成都中队就曾有过一个笑话：“十六条”刚公布过后，官方组建的“毛泽东主义工人赤卫队”（主要是政工、保卫干部及一些老工人）派人下来“宣讲十六条”，到成都中队宣讲的那位“依靠对象”，讲到“十六条”上规定的各单位文革委员会、文革代表大会要像巴黎公社那样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时，自作聪明地讲解说：你们晓得巴黎公社在哪里吗？那是北京郊区的一个人民公社，民主选举搞得最好，所以中央把它作为样板……听得成都中队那些略有点文化知识的“非依靠对象”们都忍俊不禁但又强忍着不敢笑出来。孙从轩当时与身边的蔡天一议论了几句并笑出声来，就被当场揪出来批斗——这是他后来带头造反的直接原因。
后人可能难于置信，我们当时的造反，完全是按照中央的号召在亦步亦趋地进行，真的是“毛主席指示我照办，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从来不去考虑为个人谋取什么利益，甚至没有想到要借机把自己最切身的利益——临时工身份改变一下。当时只有成都中队的老夏是这方面的明白人，他不知何时联系上了那个专门为临时工谋利益的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即后来被中央明令取缔、被首都三司等造反派围攻、砸烂的“全红总”），参加进去后还当了个什么分团的头目，但他基本上只是个“光杆司令”，没有几个人跟他跑。我们这些自认为“正统”的造反者都看不起他，认为他是在搞“经济主义”，背离了“斗争大方向”。
1967年初，毛泽东在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的同时，又通过他亲自批准发布的“公安六条”、“中央军委八条命令”和他亲自修改审定的《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在全国大张旗鼓发动了一场打击社会上“牛鬼蛇神”的“镇反”运动。3月初，“镇反”之风刮到石油会战工地，孙从轩、张征祥以及那位老夏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抓进荣县监狱。从公布出来的“罪状”中人们惊骇地看到，孙从轩参加过“反动组织天主教圣母救国军”！——人们后来才知道真相：他的母亲是天主教徒，母亲在他两岁时即让他接受了洗礼，从他母亲的角度看，他是皈依了天主教。不过，孙从轩从8岁开始即“长在红旗下”，生活在“毛泽东时代”，接受的完全是共产党的党化教育，当时根本就没有可能参加宗教活动，因此他显然说不上有什么天主教的宗教信仰。在成都中队没有人知道他与天主教的这一层关系，只有掌握人事档案的官方才知道。那个年代，凡信教都会被视为“反动”，信洋教简直就等于是“帝国主义特务”，这种身份还参加和主持造反，这当然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了。
“天意从来高难问”。孙从轩他们在狱中刚待了一个月，1967年4月初，善于变脸的毛泽东又把明明是自己部署搞起来的“镇反”说成是下面的支左部队和专政机关搞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并与所谓“二月逆流”挂在一起进行批判（其实许多地区的“镇反”都是在“二月逆流”已经被否定、批判之后才开始的），强令转向，各地赶紧给“现行反革命”们平反，监狱陆续放人。孙从轩他们出狱的时候，我们正被解雇回家——石油会战因为文革的冲击已经难以继续，加上各级领导不愿再看到这些重新平反的造反者们找他们的麻烦，就干脆解雇了事。我们回家后不久，四川各地就在“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下从动乱走向新的更大的动乱，陷入大规模武斗之中。招工无望，我们一
些人又返回红旗村“造反”。成都中队的一些人还通过蔡天一的努力，办成了复工手续，重新领到了工资。
不过，孙从轩返回筑路处复工后，没有再像“镇反”前那样积极参加造反活动了，或许他已经看透了这场所谓“大民主”愚弄民众的真相，或许他知道自己那个“天主教徒”的身份不宜再参与造反活动，再加上他家庭的困难：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被打成“右派”后失去公职，靠在成都走街串巷补铝锅为生，他亲姐姐据说在重庆大学读书期间下乡参加“四清”时溺亡。家中年迈的老母亲卧床不起，需要供养。他趁到处“全面内战”、停工停产之机，悄悄跑回成都，一边打“黑工”——蹬平板三轮车送人送货挣点脚力钱养家，一边照顾老母。
不幸的是，1968年4月21日，他蹬平板三轮车从成都无线电机械学校门口经过时，被该校的“红成”派“野鸭子”（当时成都人对那些不是为派别利益作战而是在社会上胡作非为的武装团伙的称呼）人员拦住，要他帮忙拉伤员去医院（伤员是“野鸭子”与“红成”派的川医“九一五”武斗人员争饭吃打伤的），在枪口下，他不得不照办。当他被押着蹬平板三轮车从四川医学院门前经过时，占据该校的“九一五”武斗人员又跟“野鸭子”展开枪战，他无辜中弹身亡。终年27岁（生日刚过三天）。尚未成家。
那时我和张征祥都在成都（我以无业者的身份在那里为朋友们义务当“笔杆子”），噩耗是蔡天一来报告的。他通过成都警司到殡仪馆的无名死者中查到了孙从轩的遗体，亲自送去火化。当时我们那个组织已经归到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旗下，成为该兵团下属的石油系统分团。于是就以石油系统分团的名义为孙从轩发了讣告，举办了追悼会，还从四川大学拉了一车花圈（川大当时经常召开“烈士追悼会”，堆着不少花圈）来布置会场。讣告是成都中队的沙世谦起草的，其文字很有时代特色，特录此以供了解——
最高指示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讣 告
高天哀鸣，大地悲伤！
正当四川省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的灿烂曙光升起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我们向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向全川石油战线上的《红十条》派的战友们沉痛地宣告，我兵团石油系统分团优秀战士孙从轩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捍卫《红十条》，于4月21日中午被地总红成川医九·一五中一小撮反坏分子所枪杀。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飚为我从天落”。我兵团战士闻此噩耗无不义愤填膺，挥泪如雨，旧仇新恨，交织于胸。血债要用血来还！
粉碎右倾翻案逆流！
还我战友，还我血！
孙从轩烈士出身于小商家庭，现年27岁，65年参加石油建设工作。孙从轩烈士无限热爱毛主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工作一贯踏实认真，曾被评为优秀的生产突击手。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高举革命造反有理的大旗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斗争。被走资派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在二月黑风中被打成“反革命”，投入荣县监狱近一月之久，在狱一直坚持斗争，出狱后更积极地参加捍卫《红十条》的斗争。不幸于68年4月21日中午路经四川医学院门口时被地总红成川医“九·一五”中一小撮阶级敌人开枪射击，罪恶的子弹穿入了他的胸部、大腿等处。孙从轩烈士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实现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壮丽誓言。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挥泪继承烈士志，誓将遗愿化宏图”。
孙从轩烈士未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吧！我兵团战士誓死捍卫《红十条》，誓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死难烈士万岁！
讣告中用了许多当时的“主旋律”语言，称孙从轩“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云云，显系虚美不实之词，我当时对此是颇不以为然的。后来我才知道，成都中队朋友们的苦心，不过是为了以此高调给孙从轩在筑路处争取解决抚恤问题，为他孤苦的老母多争得一点补偿。
孙从轩的死讯没人敢去告诉他母亲，最后只好由他哥哥向他母亲谎称孙从轩被送去劳改了。孤苦的老母亲就在不断呼唤儿子的呻吟中辗转病榻，拖了年余，撒手归天。
蔡天一的那首诗《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就是在那样的背景下写的，诗云：
两旁雕满了呆板的荷花，
过往的一切都全部装下，
正中嵌着你昔年的小照，
这就是你静寂的永远的家。
可是我忘不了我们共同的语言
那是一只高亢的亲切的歌——
再见吧，妈妈……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最后两句，是回顾当年他们最爱唱的苏联歌曲之一《共青团员之歌》——在“毛泽东时代”，文艺是完全从属于政治的，当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时候，人们大量接受的就只能是苏联文艺：读苏联小说，唱苏联歌曲，看苏联电影……一旦毛泽东宣布苏联是“苏修”了，人们久已习惯的对苏联文艺的爱好就一下子变成了可能被当成罪名的危险。于是，蔡天一在写交代时就煞费苦心地将后两句改成了——
用斗争去迎接生活，
生活就是一匹驯服的骏马！
以后研究“文字狱”的人们，可能得花费许多心思来破解这首诗到底“反动”在何处。其实蔡天一的改动是无济于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已经成为“毛泽东时代”政治生态的常态。对于那些身为专政工具的审查者来说，改后的那句“用斗争去迎接生活”仍然可能推断出问题——你两个反动家庭的狗崽子（其中一个还是“天主教徒”），想跟谁斗争？想迎接什么生活？
可惜我一点也记不起蔡天一与我谈诗的事了。对于他来说，写诗就是他最重要的生活与精神寄托，而我那时正专注于瞬息万变的文革局势——“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刚揪出了又一个“反党集团”，周恩来在首都工人体育场的十万人大会上宣布揪出“杨、余、傅”的讲话时，一口气领呼了一长串“打倒”口号：“打倒刘、邓、陶！打倒彭德怀、贺龙！打倒彭、罗、陆、杨！打倒二月逆流干将谭震林！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打倒王、关、戚！打倒一切阴谋家、两面派！”全国掀起“打倒黑干将，揪出变色龙，横扫小爬虫”的又一轮揪人整人新高潮。在这样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势下，我完全没有把一首小诗的事放在心上。
留在我记忆中的，不是蔡天一谈诗，而是蔡天一唱歌，用他那浑厚低沉的次中音唱外国歌曲，特别是那首苏联歌曲《黑龙江的波浪》，在《外国名歌200首》的众多歌曲中，这一首就是听他唱过后我才倍加喜欢的。可是这也是当时不敢放声高唱的名歌之一，特别是在1969年珍宝岛事件之后，谁敢唱苏联人对黑龙江表示“我们坚决保卫您的安康”？
还有一个难忘的印象，是蔡天一在1976年出差到重庆时来我家（当时他已经在成都轴承厂当了工人），眉飞色舞地讲起成都春熙路贴出的大字报《号票歌》，那篇不知谁写出的嘲讽文革“大好形势”的民歌体大字报，引来大批民众围观，争相传诵，“烟要票，酒要票，肉要票，糖要票。样样东西都要票，一人发了一百号。……一号票买豆豉，二号票买粉条，三号票买点心，四号票买花椒……烟票锅票灯泡票，花生糯米月饼票。缝纫机要工业券，自行车儿票拈票……美帝反动苏联修，只有我们最最好……”（我当然不可能记住他背诵的这些文字，这几句是从后来《龙门阵）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里抄的，但内容完全就是他当年背诵的那些。）他几乎把整篇内容全背给我听了，还告诉我，有人在旁边加批了一句：“邓兴国你不要跳，你晓得下个月烟票是几号？”邓兴国就是当年我们那个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的“一号勤务员”，1976年时他正纠集了一些人在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但那时已经没有多少人赞同他们那样闹了，大乱十年，民心思治，老百姓谁还愿意那样穷折腾？再加上文革以来政坛上各色人物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充分表演，已经让老百姓不会再相信政治家们的表面文章了。一个连基本生活用品都要凭票限量供应的国家，还天天鼓吹“到处莺歌燕舞”、“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谁信？
以后我们各忙各的，联系时有时无，因此对他那段写诗的经历及“反动诗”案并不清楚。直到这次为写此文我才了解到：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中，蔡天一受到成都一诗友的牵连，起因是成都几个文人趁动乱之机相约到峨眉山游玩，因对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大动乱极为不满，下山时他们把沿途的毛主席语录牌逐一推倒，回成都后此事被检举揭发，进而打成“反革命集团”，蔡天一文革前就与其中的人有过诗文交流，这时又有人在被迫交代时提到了蔡天一文革前写的几首“反动诗”，成都公安局军管会发函到筑路处，因此蔡天一就被要求写下了那些交代。
随后，蔡天一被筑路处开除（而不是解雇）回家。这时他的父母都已经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父亲蔡启渊（1909~1968），黄埔军校八期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育处工兵科上校筑城教官。1968年5月25日在山西省平陆县张村小学被批斗致死。1982年平反。
母亲邱淑珮（1917～1967），成都树德中学毕业，曾任四川省邮电管理局长途电信科主办科员。文革中因受到批斗威胁，于1967年7月8日在家中自杀身亡。
蔡天一在家中是老大，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他当时面临的艰难困苦，可想而知。
1971年，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省成都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71〕人保刑字第422号刑事判决书缺席判决：蔡天一“罪行较轻，不予刑事处分。”但并未通知本人，实则实施内控，出门要向街道上的监管人员请假，白天被盯梢，夜晚常会被派出所来“查夜”骚扰。张征祥有一次到蔡天一家去玩，正碰上分管那一地段的户籍警察陈某在盘问、“敲打”蔡天一（有时蔡天一正看书时被这位陈户籍撞见，书还会被收缴，收去的书包括艾青的《诗论》、李劼人的《风土什志》和《聊斋志异》、《斯巴达克思》等）。看到张征祥进屋，那警察用审查犯人那样的诡异眼光把这个戴眼镜的年轻人上下左右打量一番后，板着脸问他是什么人，住哪里，来干什么，并且说：“这个地方不能来！”张征祥没好气地拿文革前一首粉饰现实的歌曲的名字回敬他：“啥子不能来？祖国大地任我走！”
直到文革结束三年之后的1979年，经蔡天一再三申诉，他那所谓“反动诗”案才由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79〕刑申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这就是“毛泽东时代”一个青年因几首抒写个人感情的小诗而遭到的厄运。
蔡天一被开除的事当时我不知道，我正在重庆为谋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而焦头烂额。后来总算在一家钢厂当上了工人，生活稍稍安定之后，1973至1974年间，我在“高温、有毒、重体力”的有色金属冶炼工作之余，周末回家的闲暇里，断断续续写了一首回顾自己人生道路和心路历程的长诗《青春》，其中有这样几句：
像那羽毛未丰的鹰雏，
还等不到冲进生活的风雨
便向头上的蓝天
发出心底急迫的、嘹亮的
叫声，
你开始
把最初的诗句
悄悄写进了笔记本。
诗……
我们那时候真正懂得诗吗？
可那又有什么要紧！
难道我们不是在
用诗来描述理想
用诗来看待生活
用诗来设想人生？
青年时代——
诗的时代呀！
……
那些从不会编进《选集》或《全集》的诗呀，
在它们杂乱的韵脚中，
在它们幼稚的比喻里，
在它们的惊叹号和省略号后面
有我们多么真挚的热情！
然而，在我们的青年时代，我们并不能自由抒写自己的感情，即使我当时所写的这类自认为是“思想健康”、“奋发向上”的诗，也只能私下里在几个朋友间传看、交流，还得提防着被别有用心的人拿去断章取义分析上纲遭遇“文字狱”……
如今有人还在怀念“毛泽东时代”，有人还在呼唤要“再来一次文革”，他们或是出于无知，或是出于健忘，都不了解或是故意无视那个时代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桎梏和戕害。蔡天一的“反动诗”案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在那个时代，一个正值诗情年华的青年不能自由写诗抒情，特别是不能自由抒写与当权者认定的所谓“主旋律”不合的个人感情，否则，轻则会被视为“思想不健康”（在亲朋好友间也会遭到善意的警告或如我对他的批评那样的冷遇），重则会被认定“思想反动”甚至成为专政机关清查的“罪案”。
太史公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郭沫若为成都杜甫草堂题联曰：“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在“毛泽东时代”，包括郭沫若这样的“大文豪”在内，谁能为“世上疮痍”、“民间疾苦”而发愤作诗？
那是一个非诗的时代。
那是一个非人的时代。
值得庆幸的是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尽管还有人在为它招魂，但我相信它是回不来了。
2012年11月18日改定于重庆风江阁
来源：《昨天》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