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一
关于文化传统与民主转型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而既是普世价值，就可以超越文化特殊性的限制，经由一定的制度安排，民主可以普遍地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传统以及基于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各种“特殊国情”。换言之，民主没有国情例外，没有文化例外，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是因为受制于文化传统的拖累而不可以、或不应该搞民主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与宗教传统是注定不相容于民主政治，因而不可能完成民主转型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化特殊性至关重要，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了、甚至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政治行为，文化的差异注定了政治制度的差异，因此，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可行性、效率和质量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而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些文化传统的国家里，民主转型将因文化传统的拖累而变得十分艰难，甚至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因为他们的文化与宗教在根本上并不适宜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作。
上述两种相对比较简单化的意见在中国都曾经很流行，至今也还流行着。我们甚至可以在同一个人的同一个讲话、同一篇论文里发现这两种意见，而论说者似乎对两种意见均表赞成却对其相互矛盾毫无所察。比如，有的人一方面坚定认为民主是世界潮流，中国不能自弃于外，当今中国需要民主转型，可以民主转型，必须民主转型；另一方面，又坚称中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权文化，是不可救药的专制文化，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言下之意：除非先来一场彻底清除文化传统的文化革命，否则民主政治仍可望而不可及，或将南橘北枳，在中国水土不服。还比如，有的人一方面坚决主张民主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涵既无东方西方之分，亦无姓社姓资之别，没有族界，没有国界，人类社会，一体适用；而另一方面，又颇为真诚地告诫我们，民主政治仅仅从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国欲民主化，必先基督化，而欲基督化，必去儒家化，否则，即使全盘照搬了西方的民主政体，也只能学到民主的皮相而学不到民主的精髓——据说民主的精髓正是万能的上帝和耶稣基督。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不能在民主化之前率先完成一场彻底清除文化传统的文化革命，也不能移植、普及基督教或天主教——哪怕只是普及某种“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如洪秀全之流的“拜上帝教”），中国还能完成民主转型吗？民主还称得上是普世价值吗？由此可见，按照那些自相矛盾的武断论说，不成问题的问题也终究还是问题。
二
将政治问题化约为文化问题，将当代的问题追溯到祖宗的问题，将政经体制之得失归结为国民性、文化素质之优劣，这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思想时髦。对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当然是必要的，尤其是处在相对劣势的非西方民族和非西方文化，更有进行批判性文化反思的必要，但须切记，过犹不及。
近代以来，中国主流思想界笼罩在一片失败主义情绪之中。急功近利、好走捷径的人们囿于一时一事之失，一遇挫折便自认失败：甲午战败，则谓洋务自强运动失败；国会不能即请即开，则谓君主立宪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则谓共和革命失败；军阀割据、南北分裂，则谓宪政主义失败；国共内战、民国迁台，则谓中华民国失败；如此等等。后来者吹求苛责先驱者，并夸大其词将当前困境归罪于前人的失败，这已经成了中国政界、思想界、近现代史的既定叙事公式。但说是失败，其实只是被宣告失败而已。公允地说，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猝然之间与强势的西方世界激烈碰撞，中国的表现虽不算好，但也不算是特别的糟糕。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直到民国去台，其间各段历史均各有建树，有的还成果颇丰、意义颇大。真正糟糕透顶且几乎一无是处的，只有蔑视历史文化、自封为万年顶峰的共产党中国之毛泽东时代。
然而，二十世纪中国主流思想界执着于追究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持续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偏执地认为：传统文化就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妨碍中国接纳“德赛两先生”的根本原因。有些人把中国文化骂作“茅坑”、“毒药”、“僵尸”；有些人把仁义道德称为“牢笼”、“桎梏”、“锁链”；有人指责五千年国史一无是处、二字蔽之曰“吃人”；有人指控中国传统的宗族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是“罪恶渊薮”，而视父子反目、妇女私奔为所谓“伦理革命”；有些人主张“打倒孔家店”、烧尽经典、不读古书、改用洋姓、废除汉字、改学“爱斯不难读”（世界语）。那场“新文化运动”在有些方面是张狂过头了的，很有一点文化种族主义的味道——只不过它的“种族歧视”是逆向的自我歧视。从那时起，孔孟儒学、古代经典、朝代历史、传统制度、固有道德、社会习俗、“国民劣根性”……，这些东西被指控为应该对近代中国的可耻失败及其一切悲惨后果负最终责任，孔子应该和慈禧太后一起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负责，应该和袁世凯、张勋一起对中华民国的倒退和衰败负责，还应该和林彪一起对中国共产党乌烟瘴气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负责。
“新文化运动”流风所及，是风行至今的“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建构论”。所谓“文化决定论”，是将政经领域的成败得失归结为由文化的优劣品性所最终决定；所谓“文化建构论”，是认为文化可以按照某政党、某阶级、某政府的人为的“科学”设计而或破或立，或解构或重构。将“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建构论”二者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套通过文化革命、文化建构而彻底解决一切旧的政经体制问题的系统化思路。但这两种理论其实都是错误的理论。认为拜孔孟的不配民主和科学，拜上帝的才可以拥有民主和科学，此种文化决定论是可笑的；认为搞几场政治运动就可以打倒孔子、“破四旧、立四新”、“与传统彻底决裂”、“文化大革命”，就可以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或“马列毛邓三科”取代传统文化的地位，进而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所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此种文化建构论也是可笑的。
按照托克维尔、韦伯、哈耶克、亨廷顿、罗伯特•帕特南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文化是重要的，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或许不及政治、经济制度来得那么及时、那么强烈，却更加长远和深刻。但这并不等于单向的文化决定论可以成立。文化传统日积月累、演化生成，一经形成，即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无论是衣食住行、礼节风俗，还是婚姻家庭、政风官习、社会惯例，均有其超越时代和超越人力的坚固性，既难破，亦难立。人们或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某种文风、某类文体、某些文本，但很难依据一己意志而有计划有预谋地创造某种文化——即使他是一位文化巨人。东西德分离了半个世纪，政治上相互对立，但文化上并没有形成多大的不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化差异情形大致与东西德类似：一个中国人可能听不懂法国笑话、吃不惯德国菜、看不惯非洲舞蹈、穿不了印度服装、当不了阿拉伯女人的老公，但他能够毫不费力地了解一个台湾人的喜怒哀乐，能够八九不离十地适应并融入台湾人的日常生活。这说明，即使是自以为万能的共产党，费尽了人力物力财力，也从来没有获得过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人为构建文化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将恒久不变，文化传统当然可以改变，且必定会改变，只是未必能够按照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意愿和设计而发生人为的和剧烈的革命性改变。
三
认为中国或东方文化传统与民主政治不能两立的观点大约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始自“五四”、文革为烈的激进反传统主张；二是来源于清末民初的政治保守主义以及当代倡导“东方主义”、“亚洲价值观”的反民主主张——如新加坡的李光耀、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人。这两者本来是尖锐对立的，一个是以争取民主（甚至是“高得无比的民主”）的名义而反对传统，一个是以保卫传统的名义而反对民主，但是，他们共享同一个虚假的理论前提，即：要民主，就不能要传统文化，要传统文化，就不适宜于搞民主。亚洲最反共的李光耀先生成了中共领袖眼里最杰出的亚洲政治家，这就不奇怪了。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常被一些人认为阻碍并“注定”了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持续失败——这曾经是主流的观点，以前它也曾经被认为约束了、甚至毁灭了华人社会的商业才干和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但现在经常出现的则是完全相反的说法，这样的观点多数是政治宣传或人云亦云，并没有象样的扎实的依据。不错，传统儒家社会都不是民主社会，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传统的天主教—基督教社会也都不是民主社会，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和基督教社会一样，已经不那么“传统”了。不错，“三纲”、尊卑、等级、礼教、人治、德治等儒家价值与民主价值观存在某些抵触，但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文化对于民主政治只有毒素而没有养份，就未免言过其实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不仅产生了科学与民主，也产生过奴隶制、十字军、宗教裁判所、殖民主义、种族屠杀等极其负面的产物。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任何一种世代累积、传承悠久的文化必有其值得长期保守的正面价值。
自日本、韩国、台湾成功实现民主转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阻碍民主转型的论点遭到了广泛质疑（韩国和台湾当然属于儒家文化圈，但有些人认为日本不是——比如亨廷顿，不过，也有些人认为日本文化反而是比中国文化更纯粹更正宗的汉唐文化传承者，中国文化则是汉人文化和满蒙文化的结合体，无论如何，说日本文化仍然处于儒家文化圈的边缘，是大体不错的）。日本、韩国、台湾社会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都远比中国大陆保守，在相近的文化环境中，民主转型进展得最慢、最不顺利的地方，反而是发生过彻底反传统的反孔反儒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陆，这个事实也值得深思。
四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远非简单、线性的关系，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在某些条件下，政治可以保护文化，可以改变文化，也可以破坏乃至毁灭文化。反过来，在另一些条件下，文化也可以保护政治、改变政治或者毁坏政治。好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化与政治相容相谐、相得益彰，而坏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经常侵犯文化、文化经常扰乱政治。政治犯罪、文化受罚，或者，文化有病、政治吃药，此类主张在有些时候当然也可能是颇有奇效的，但没有意义或起反作用的时候居多，无论如何，这不是文化上或政治上恰当的主张。所以，我以为，通过反传统批孔孟的方式，或者通过引进普及基督教的方式来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并不是很恰当的主张。
我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转型相对立。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民为本，民贵君轻；文武之道，中庸之德；胜残去杀，尊贤使能；克己复礼，修己安人；精忠报国，孝亲尊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见得思义，见贤思齐；……这些儒家观念和教条对于维护一个皇权专制社会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十分重要，对于建立一个未来良好的民主社会也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转型二者之间虽不存在由此及彼的关系，但也绝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尊重传统文化，中国未必就不能民主，打倒传统文化，中国未必就可以民主，反过来也是一样。孔子的学说不会为中国带来民主，但也不至于败坏中国的民主。所以，当我们在为中国的民主转型探索道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完全可以就文化而论文化、就政治而论政治，而大可不必把板子打在传统文化身上。
2012-11-20
一
关于文化传统与民主转型的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几乎完全相反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而既是普世价值，就可以超越文化特殊性的限制，经由一定的制度安排，民主可以普遍地适用于各种不同的文化与宗教传统以及基于不同文化传统和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各种“特殊国情”。换言之，民主没有国情例外，没有文化例外，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是因为受制于文化传统的拖累而不可以、或不应该搞民主的，没有任何一种文化与宗教传统是注定不相容于民主政治，因而不可能完成民主转型的；
另一种意见认为，文化特殊性至关重要，不同的文化传统影响了、甚至决定了人们不同的政治行为，文化的差异注定了政治制度的差异，因此，民主转型的可能性、可行性、效率和质量与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而这也就意味着，在某些文化传统的国家里，民主转型将因文化传统的拖累而变得十分艰难，甚至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因为他们的文化与宗教在根本上并不适宜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作。
上述两种相对比较简单化的意见在中国都曾经很流行，至今也还流行着。我们甚至可以在同一个人的同一个讲话、同一篇论文里发现这两种意见，而论说者似乎对两种意见均表赞成却对其相互矛盾毫无所察。比如，有的人一方面坚定认为民主是世界潮流，中国不能自弃于外，当今中国需要民主转型，可以民主转型，必须民主转型；另一方面，又坚称中国文化是根深蒂固的皇权文化，是不可救药的专制文化，与民主政治格格不入——言下之意：除非先来一场彻底清除文化传统的文化革命，否则民主政治仍可望而不可及，或将南橘北枳，在中国水土不服。还比如，有的人一方面坚决主张民主的基本原则和核心内涵既无东方西方之分，亦无姓社姓资之别，没有族界，没有国界，人类社会，一体适用；而另一方面，又颇为真诚地告诫我们，民主政治仅仅从属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中国欲民主化，必先基督化，而欲基督化，必去儒家化，否则，即使全盘照搬了西方的民主政体，也只能学到民主的皮相而学不到民主的精髓——据说民主的精髓正是万能的上帝和耶稣基督。
问题在于，如果中国不能在民主化之前率先完成一场彻底清除文化传统的文化革命，也不能移植、普及基督教或天主教——哪怕只是普及某种“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如洪秀全之流的“拜上帝教”），中国还能完成民主转型吗？民主还称得上是普世价值吗？由此可见，按照那些自相矛盾的武断论说，不成问题的问题也终究还是问题。
二
将政治问题化约为文化问题，将当代的问题追溯到祖宗的问题，将政经体制之得失归结为国民性、文化素质之优劣，这是“五四”那一代人的思想时髦。对文化传统进行批判性反思当然是必要的，尤其是处在相对劣势的非西方民族和非西方文化，更有进行批判性文化反思的必要，但须切记，过犹不及。
近代以来，中国主流思想界笼罩在一片失败主义情绪之中。急功近利、好走捷径的人们囿于一时一事之失，一遇挫折便自认失败：甲午战败，则谓洋务自强运动失败；国会不能即请即开，则谓君主立宪失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则谓共和革命失败；军阀割据、南北分裂，则谓宪政主义失败；国共内战、民国迁台，则谓中华民国失败；如此等等。后来者吹求苛责先驱者，并夸大其词将当前困境归罪于前人的失败，这已经成了中国政界、思想界、近现代史的既定叙事公式。但说是失败，其实只是被宣告失败而已。公允地说，一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猝然之间与强势的西方世界激烈碰撞，中国的表现虽不算好，但也不算是特别的糟糕。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晚清新政、辛亥革命直到民国去台，其间各段历史均各有建树，有的还成果颇丰、意义颇大。真正糟糕透顶且几乎一无是处的，只有蔑视历史文化、自封为万年顶峰的共产党中国之毛泽东时代。
然而，二十世纪中国主流思想界执着于追究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持续失败的“根本原因”，他们偏执地认为：传统文化就是造成中国贫穷落后、妨碍中国接纳“德赛两先生”的根本原因。有些人把中国文化骂作“茅坑”、“毒药”、“僵尸”；有些人把仁义道德称为“牢笼”、“桎梏”、“锁链”；有人指责五千年国史一无是处、二字蔽之曰“吃人”；有人指控中国传统的宗族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是“罪恶渊薮”，而视父子反目、妇女私奔为所谓“伦理革命”；有些人主张“打倒孔家店”、烧尽经典、不读古书、改用洋姓、废除汉字、改学“爱斯不难读”（世界语）。那场“新文化运动”在有些方面是张狂过头了的，很有一点文化种族主义的味道——只不过它的“种族歧视”是逆向的自我歧视。从那时起，孔孟儒学、古代经典、朝代历史、传统制度、固有道德、社会习俗、“国民劣根性”……，这些东西被指控为应该对近代中国的可耻失败及其一切悲惨后果负最终责任，孔子应该和慈禧太后一起对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负责，应该和袁世凯、张勋一起对中华民国的倒退和衰败负责，还应该和林彪一起对中国共产党乌烟瘴气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负责。
“新文化运动”流风所及，是风行至今的“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建构论”。所谓“文化决定论”，是将政经领域的成败得失归结为由文化的优劣品性所最终决定；所谓“文化建构论”，是认为文化可以按照某政党、某阶级、某政府的人为的“科学”设计而或破或立，或解构或重构。将“文化决定论”和“文化建构论”二者合在一起，便形成了一套通过文化革命、文化建构而彻底解决一切旧的政经体制问题的系统化思路。但这两种理论其实都是错误的理论。认为拜孔孟的不配民主和科学，拜上帝的才可以拥有民主和科学，此种文化决定论是可笑的；认为搞几场政治运动就可以打倒孔子、“破四旧、立四新”、“与传统彻底决裂”、“文化大革命”，就可以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或“马列毛邓三科”取代传统文化的地位，进而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所谓“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此种文化建构论也是可笑的。
按照托克维尔、韦伯、哈耶克、亨廷顿、罗伯特•帕特南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文化是重要的，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或许不及政治、经济制度来得那么及时、那么强烈，却更加长远和深刻。但这并不等于单向的文化决定论可以成立。文化传统日积月累、演化生成，一经形成，即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无论是衣食住行、礼节风俗，还是婚姻家庭、政风官习、社会惯例，均有其超越时代和超越人力的坚固性，既难破，亦难立。人们或许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某种文风、某类文体、某些文本，但很难依据一己意志而有计划有预谋地创造某种文化——即使他是一位文化巨人。东西德分离了半个世纪，政治上相互对立，但文化上并没有形成多大的不同。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化差异情形大致与东西德类似：一个中国人可能听不懂法国笑话、吃不惯德国菜、看不惯非洲舞蹈、穿不了印度服装、当不了阿拉伯女人的老公，但他能够毫不费力地了解一个台湾人的喜怒哀乐，能够八九不离十地适应并融入台湾人的日常生活。这说明，即使是自以为万能的共产党，费尽了人力物力财力，也从来没有获得过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人为构建文化的能力。这并不是说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将恒久不变，文化传统当然可以改变，且必定会改变，只是未必能够按照某个人或某群人的意愿和设计而发生人为的和剧烈的革命性改变。
三
认为中国或东方文化传统与民主政治不能两立的观点大约有两个来源，一是来源于始自“五四”、文革为烈的激进反传统主张；二是来源于清末民初的政治保守主义以及当代倡导“东方主义”、“亚洲价值观”的反民主主张——如新加坡的李光耀、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等人。这两者本来是尖锐对立的，一个是以争取民主（甚至是“高得无比的民主”）的名义而反对传统，一个是以保卫传统的名义而反对民主，但是，他们共享同一个虚假的理论前提，即：要民主，就不能要传统文化，要传统文化，就不适宜于搞民主。亚洲最反共的李光耀先生成了中共领袖眼里最杰出的亚洲政治家，这就不奇怪了。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经常被一些人认为阻碍并“注定”了近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试验的持续失败——这曾经是主流的观点，以前它也曾经被认为约束了、甚至毁灭了华人社会的商业才干和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但现在经常出现的则是完全相反的说法，这样的观点多数是政治宣传或人云亦云，并没有象样的扎实的依据。不错，传统儒家社会都不是民主社会，但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传统的天主教—基督教社会也都不是民主社会，而今天的中国社会和基督教社会一样，已经不那么“传统”了。不错，“三纲”、尊卑、等级、礼教、人治、德治等儒家价值与民主价值观存在某些抵触，但如果因此而认为中国文化对于民主政治只有毒素而没有养份，就未免言过其实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不仅产生了科学与民主，也产生过奴隶制、十字军、宗教裁判所、殖民主义、种族屠杀等极其负面的产物。事实上，世界上没有一种文化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任何一种世代累积、传承悠久的文化必有其值得长期保守的正面价值。
自日本、韩国、台湾成功实现民主转型以来，中国传统文化阻碍民主转型的论点遭到了广泛质疑（韩国和台湾当然属于儒家文化圈，但有些人认为日本不是——比如亨廷顿，不过，也有些人认为日本文化反而是比中国文化更纯粹更正宗的汉唐文化传承者，中国文化则是汉人文化和满蒙文化的结合体，无论如何，说日本文化仍然处于儒家文化圈的边缘，是大体不错的）。日本、韩国、台湾社会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都远比中国大陆保守，在相近的文化环境中，民主转型进展得最慢、最不顺利的地方，反而是发生过彻底反传统的反孔反儒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大陆，这个事实也值得深思。
四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远非简单、线性的关系，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交互作用。在某些条件下，政治可以保护文化，可以改变文化，也可以破坏乃至毁灭文化。反过来，在另一些条件下，文化也可以保护政治、改变政治或者毁坏政治。好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文化与政治相容相谐、相得益彰，而坏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治经常侵犯文化、文化经常扰乱政治。政治犯罪、文化受罚，或者，文化有病、政治吃药，此类主张在有些时候当然也可能是颇有奇效的，但没有意义或起反作用的时候居多，无论如何，这不是文化上或政治上恰当的主张。所以，我以为，通过反传统批孔孟的方式，或者通过引进普及基督教的方式来促进中国的民主转型，并不是很恰当的主张。
我不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转型相对立。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民为本，民贵君轻；文武之道，中庸之德；胜残去杀，尊贤使能；克己复礼，修己安人；精忠报国，孝亲尊老；“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见得思义，见贤思齐；……这些儒家观念和教条对于维护一个皇权专制社会的良知和道德底线十分重要，对于建立一个未来良好的民主社会也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民主转型二者之间虽不存在由此及彼的关系，但也绝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尊重传统文化，中国未必就不能民主，打倒传统文化，中国未必就可以民主，反过来也是一样。孔子的学说不会为中国带来民主，但也不至于败坏中国的民主。所以，当我们在为中国的民主转型探索道路、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完全可以就文化而论文化、就政治而论政治，而大可不必把板子打在传统文化身上。
2012-11-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