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约翰福音14：6）
（图片：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基督山）
在《捍卫历史记忆，揭露中国大陆教科书的瞒与骗》一文中，我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部分历史真相进行了辨析。如果说历史的叙述主要涉及具体事实的真伪判断，其对人的影响是直接的，那么中国大陆思想政治、哲学类的教科书，则涉及世界观、真理观和价值观等是非判断，充满中共精神毒奶的核心毒素，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欺骗性，对人的毒害是深层的、持久的。甚至许多异议知识分子，在世界观、历史观等方面却是“共产党员”式的。可见一个人青少年精神发育期的烙印是多么重要。
剖析这种毒素首先要明确一个前提，即正常的文化领域不允许强权的存在。思想政治、哲学类教科书不应兜售一党私货，变相成为中共的党员读本。
现代意义的政党，不过是由社会治理诉求相同的人们自愿组成的，并无神圣可言，即使是执政党，也不能利用公权力以公共资源诱惑或强迫人们加入，对内无权采取非法的强制手段，从精神（个人信仰）到肉体（双规）控制党员，无权通过操控司法迫害党内外反对人士，更无权将一党的意识形态，利用公权力强迫党外的国民接受，尤其是灌输给没有判断力的未成年人，否则与黑社会组织无异。而中共就是这样的组织，其政教合一的执政体制，使这个曾经的文明古国倒退到欧洲中世纪时代，其专制的严密程度超过历朝历代，是反文明反人类的，它不仅独霸政治、经济权力，还要控制人的头脑和心灵。在这个文化专制的国度，谬误往往被当作常识而流行。
本文所涉及的是大课题，不可能在有限的文字中展开，只是结合自己的学习体会，简略表达个人观点，揭露中共精神毒奶的核心毒素，旨在期盼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解毒工程。
一、分裂的世界观
1．世界的本质
初中二年级《思想政治》（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6月）第一课第一节的题目是“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2月）第28页写道：“世界本原是物质，……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世界观的基本观点。
《思想政治》（上册）（同上）第14页从三个角度定义人的意识。从形成的角度：“意识是物质世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机能的角度：“……人脑是产生意识的物质器官，意识只是人脑特有的机能。”从内容的角度：“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反映。”前两点将人脑意识功能的形成，建立在“进化论”的假说上，毫无根据；第三点无法解释诸如人的良心本能、道德感这种无形的存在。
我们每个人仅仅从切身体会，能够感知自己灵魂的存在，每个人的生命之所以是独特的，不仅在于肉体形象的特征，更在于其灵魂的唯一性。人就是物质与灵性的统一体，人肉体的物质元素与土壤一样，正是人体DNA上携带的遗传密码，这种非物质的、属灵的生命信息，才决定了人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再看那些动物、植物，它们的基因信息也不是物质的。人与人交谈的声音是通过物质的空气震动传播的，但语言声音所携带的信息是非物质的。一本书的纸张和油墨是物质的，但这本书的文字、图片等符号所表达的内容是非物质的。
因此，除了物质存在，还有无形的灵性存在。世界同时存在着“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这两个客观实体。唯心论纯属主观，唯物论则有失全面。”（检索参看《游子吟》，[美]华裔医学博士里程，[美]使者协会，1998年）
2．宇宙及万物的来源
关于宇宙及万物的来源，《思想政治》（上册）（同上）第6页写道：“科学材料说明，每一个天体都是按照自然界固有的规律而形成的，有着自己的变化过程，每个天体都是统一的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宇宙间根本不存在什么上帝或者诸神居住的‘天国’，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上帝或诸神创造天地的活动。”第8页写道：“大量的科学材料表明，自然界的天地万物都有自己产生的客观过程，人类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自然界既不是什么神的意志的产物，也不可能是人的意识的产物。自然界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
这两段话没有回答宇宙万物来源的终极性，前者没有回答“固有的规律”又是从哪里来的，后者否认了神之后干脆武断地说“自然界本来就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说自然界（物质）本来就是自有永有的，这等于没有回答其终极来源。这种观点声称以科学材料为依据，却把被造性的自然规律和物质，当作自身的来源，等于用被生下的孩子证明其就是生命的来源一样荒唐。上帝的创造物才是科学研究的对象。“任何事件在能够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加以证实的意义上，只属于事物的自然秩序。……企图用自然测试方法去证明超自然的东西，这是不合逻辑的……”（《神学的科学》第369页，[英]托伦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
在宇宙及万物的来源问题上，存在着“创造论”与“进化论”的对立，无法回避上帝的话题。（在中国大陆，宗教虽然不再是个禁忌的话题，但在教科书里大都在批判时提及。在影视片里，和尚老道与古刹道观随时可见，基督教元素却几乎完全禁绝。这也反证了何为真信仰。）
我们面对一幅画，不能把它当作这幅画的作者。面对简单的杯子或筷子，我们即使没看见它的制造人和制造过程，谁都不会否认它是被智慧者创造的，而不是物质自然进化或自己形成的。同样，把所有的电脑零件放在一个密封的盒子里，无论摇动多少次，自动组装成一台电脑的概率绝对为零……推而广之，难道更复杂自然和生命能够自己产生吗？
根据“宇宙大爆炸”学说，150亿年前，一个质量极大、体积极小的点，在出现的同时爆炸了……产生了时间和空间，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宇宙万物。这个爆炸不是杂乱无章的，1992年美国太空总署根据卫星观测，宇宙膨胀的各个方向的背景温度几乎完全一致，只相差万分之一凯尔温度，即爆炸产生的波动出奇地均匀、光滑。这个完美的原始爆炸点从无到有是如何产生的？宇宙被何种力量维护着？这必然引出一个来源、一个有位格（智慧、情感、意志）的创造者和维护者，人们把祂称为造物主、上帝或神（与迷信的偶像之“神”的概念完全不同）。根据知识的第一原理，即论证的前提自身不需要预设任何其他条件作为其证据，它是不证自明的，它自身就是证明（《新铁证待判》第672页，[美]麦道卫，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12月）。上帝自有永有，是一切存在的前提。祂对人类启示说：“我是自有永有的。”（《圣经》出埃及记3:14）
初中二年级《思想政治》（上册）（同上）第7页以核酸和蛋白质为例，证明“生命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由非物质进化来的。”事实恰恰相反，产生生命的DNA分子是由4种核苷酸相连而成的长链，4种核苷酸的不同排列顺序产生了不同的基因，并由此产生不同的蛋白质及其它生命所必需的化合物，进而发展出不同的生物性状。这4种核苷酸在DNA分子中不同排列组合的可能性十分巨大（次数是把亿连念1614次），其随机产生生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在实际的组合中却一次性成功。同时，DNA分子形成时，需要有蛋白质的参与，二者必须一起形成（类似鸡和蛋的关系），实际上也真是同时形成。对此科学家不得不惊叹，将此归功于神。（检索参看《科学与信仰——写给中国知识界朋友的一封信》，微言）
提到生命的创造论，不能不提及进化论，大陆教科书仍在宣传这个漏洞百出的假说。进化论贬低了上帝的创造和人的地位，如同潘多拉的盒子，给种族主义和独裁专制者提供了弱肉强食的借口，给人类社会带来灾难。人是大地上的至高者，人就是人，绝不是“高级动物”，二者具有本质的区别。“假如人不是自从上帝而来，而是从动物而来，是自己慢慢地‘进化’而来，那么人就会把一切都归功于自己，人是他自己的赐律法者，是自己的主人与主宰。这一切都是从（唯物主义的或泛神主义的）进化论而出，并且在当今文学、艺术、设计则很难公测与科学中暴露无遗。”（《我们合理的信仰》，[荷]赫尔曼•巴文克，南方出版社，2011年7月）详细了解达尔文进化论的谬误可以检索参看《达尔文的黑匣子：生化理论对进化论的挑战》、《审判达尔文：这本引起争议的书动摇了科学的基础？》（均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进化论的圣像——课本教的错在那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等。
上帝不仅创造了物质和自然律，是非律同样证明上帝的创造。“若有人肯花工夫去比较埃及人、巴比伦人、印度人、中国人、希腊人、罗马人有关道德的教导，他会对这些教导之间以及这些教导与我们自己的教导之间的相似性感到惊讶。”“正如乘法表，是与非不只是个人的喜好与观点，它是客观的存在。”（《返璞归真》第23页，[英]C•S•路易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名列20世纪改变世界的100本基督教书籍第一位）即使是抢劫杀人犯也明白是非，虽然不愿遵行，但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学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是非律带来的道德良知，它不是教条理论，是内心的属灵存在。
法国戴乃脱20世纪初的调查显示，正是对自然的深入研究，世界300位科学家中有92%相信有神，6%有时相信有时怀疑，不相信的只有2%。（检索参看《游子吟》，《世界名人宗教观》，章力生）爱因斯坦就反驳宇宙诞生的偶然性：“我不相信上帝会跟宇宙掷骰子。”他还说：“你很难在造诣较深的科学家中找到一个没有宗教感情的人。”“无限超越的圣灵，在这些细小的细节上启示他自己，而我们甚至可以用我们脆弱微小的头脑来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即由对祂诚心的崇敬而构成的。我深深地相信有一种借难以理解的宇宙显明的、超越的理智力量的存在，这种感受构成我对神的观念。”发明家爱迪生在实验室的座右铭中写道：“我深信有一位全智全能的、充满万有的、至高至尊的上帝的存在。”
3．为何中国人迷信无神论
我们先来看三个国家的航天员飞上太空后所说的话。1961年4月12日，人类首次飞上太空，苏联宇航员加加林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看不见上帝。”1968年12月21日，人类首次载人绕月飞行，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科林斯和奥尔德林，在月球轨道中展开圣经，向全世界诵读《创世记》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2003年10月15日，中国宇航员杨利伟进入太空后，对地面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感觉良好。”
航天员观照同样的宇宙却产生不同的感受，是由于配戴了不同文化塑造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眼镜”，影响了对宇宙本质的判断。一个用四维空间的目光，一个以穿透宇宙的信仰和理性。苏联和美国宇航员的话，体现了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对立，也是两种对人的宇宙定位的认识：人是在宇宙创造者上帝之下，还是以上帝自居。而杨利伟的话回避了宇宙的终极问题，看似很务实，但折射出后极权时代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冀教版小学六年级《品德与社会》上册，论及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升空时，写道：“《东方红》乐曲响彻太空”。把无神论制造的人间偶像高举上太空，用地上的“大救星”与上帝叫板），从他以及官方后来的言论看，他们的无神论已无力面对超越性、终极性的真理，只能自我消费，无论是人还是科技，都缺乏超越性背景，只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工具。正如杨利伟所言：“感谢祖国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光荣属于祖国，光荣属于人民，光荣属于千万个航天人。我为祖国感到骄傲。”这样的“骄傲”不过是少数人自愚自乐，与人民的真正福祉无关。
由于官方宣传的操纵，中国大陆的人们大都只知道美国航天员阿姆斯特朗登月后的这句名言：“这对一个人来说，只不过是小小的一步，可是对人类来讲，却是巨大的一步。”而不知道他们还在那里读《圣经》中马太福音26章26～28节，并祷告说：“借着这次登月得以进一步地感谢、认识创造宇宙、人类和维持宇宙的神。”他们还把《圣经》中诗篇的第八章诗文和美国国旗一起插在月球上。更多的大陆人不知道，自从美航天员国登月以来，有13位航天员辞职成为基督教传道人，至少已有71位航天员决心全时间侍奉神。
在中国大陆，文化专制的环境使人自幼只能被灌输无神论，而无法通过与有神论的比较，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加上人对权势和权威的迷信与屈服，许多人便“被”成了所谓的“无神论者”，久而久之，就自以为真是个无神论者。可事实表明，在这个无神论统治的国度，迷信遍地，从领袖崇拜、党崇拜、权钱崇拜到泛神论的各种偶像崇拜（全球人口85%是信神者，基督徒占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全球不信神的只有13亿人，亚洲占79%，中国不信神者又占其中的88%），完全见证了无神论灌输的恶果。“人的傲慢只能为自己创造一偶像，决不能面对宇宙之主。”（《神学的科学》第11页）当不信仰真神的时候，假神取而代之。
所以，无神论是一种分裂的宇宙观、世界观，它割裂了物质与灵性、世俗与天国、此岸与彼岸。无神论的世界是破碎的、不完整的，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就是无助的失丧羔羊，不会仰望星空，只在黑暗的大地上，寻找信仰的替代物作为生命的倚靠。
如果把中共的无神论放在世界历史的范围观察，就会发现无神论源自并迎合了人性的自私自傲。（参看《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大陆删节版]，[美]弗兰西斯•薛华，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人文主义批判》，章力生，基道出版社，1982年。等等）近代以来西方的启蒙运动沿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发展，一条是有神论的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新教改革和罗马法复兴，将政治变革、市场经济、科技文化和个性解放，始终谦卑地置于上帝的公义之下；另一条是提倡“非道德化”的人性解放，否定了上帝的公义及其对理性的引导，最终，天地间唯我独尊，以人为神，把崇尚科学当作自我迷信的资本。当绝对理性主义随着二十世纪的灾难而最终破灭，随之而来的是连理性也否定了，于是走向了后现代的存在主义。（中共教科书有意忽略前者，导致许多人只知道后者）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正是这种从以人为神最终走向犬儒主义的缩影。六四之后，信仰上帝（据官方统计，大陆基督徒已超过一亿人）和追求欲望就是两类国人分别走上的道路，在另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入口，中共意识形态的路标成了聋子的耳朵（有报道称，连官员们也不看马列毛邓的书，而热衷《厚黑学》之类，研究投机权谋之术）。
二、人本的真理观
1．唯物主义认识论和真理观的谬误
初中二年级《思想政治》（上册）（同上）19页写道：“意识不仅能够正确反映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且能够正确反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该书同时承认，人的立场、世界观、人生观、思维方法、知识构成的不同，制约着意识能否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64页写道：“真理是人们对于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
人的意识既然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一个人就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保证对所有事物的反映都是绝对正确的。即使是马克思的理论，也不能靠专制权力定为至尊的“偶像”，强行灌输。正是由于资本主义自由的文化环境，马克思的理论才得以产生和发展，中共把来自西方的马克思学说，当作意识形态“权威”，维护中国特色的专制制度，抵制同样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恰恰是反马克思的。马克思曾嘲笑教条地理解他的弟子们：“谢天谢地，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西方现代思想史》第303页，[美]罗兰•N•斯特龙伯格，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8月）
由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观是建立在无神论基础上的，预设了无神论的前提，不包括造物主和属灵存在的全部“客观实在”，因此，这种认识所面对的世界是有限的、分裂的，不可能涉及世界的终极本源。有如婴儿接受父母的亲近才能认识父母，人作为被造者，只有寻求自己的创造者，通过上帝对人的启示，才能认识整个世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65页写道：“任何真理，既具有客观性，同时又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第66页写道“真理永远处在由相对向绝对的转化和发展中。”这种观点，混淆了真理的绝对性与真理判断的相对性。真理的绝对性是指人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作为具体存在，是唯一的，并不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变化，变化的是人的主观判断，所以与客观不符合的判断是谬误而不是相对真理。例如，大跃进时《人民日报》报道说，天下第一田《亩产早稻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不能说是现在是“谬误”，在当时是“相对真理”。
把真理判断的相对性当作“相对真理”，是对待真理的相对主义，为以“相对真理”之名，替罪行和谬误辩护，维护专制制度提供了借口。中共把60多年来专制统治造成的死亡八千多万人的悲剧，轻描淡写地说成是毛泽东的错误、党的失误，是“探索”必需的代价。把苏东巨变说成是“悲剧”，是放弃了“四项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67页写道：“真理是与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的，没有谬误也就无所谓真理。”“真理与谬误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70页写道：“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必然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共产专制的特点，决定了在一元化、绝对化的权力手中，真理不过是玩弄于股掌中的工具。文革后，由于唯物论变成唯（独裁）意志论所导致的失败，中共不得不“打左灯向右转”，补资本主义的课，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借鉴它批判过的苏联“修正主义”的理论。1963年，苏共在公开信中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最好标准。”（《领袖与谋士——关于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和其他人……》第200页，[苏]费奥多尔布尔拉茨基，东方出版社，1992年4月）这种唯物主义认识论表面上走向务实，由于没有终极真理的标准，仍然是唯意志论支配的投机的功利主义。因为，“实践”作为“唯一标准”，开始之前先要确定“行动方案”，选择何种方案也存在标准问题。例如，面对八九民运，官方采取何种“实践”解决，首先需要确定“行动方案”，是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还是武力镇压，两种方案选择的背后存在着两种标准——法治还是人治、人权至上还是权力至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70页写道：“任何成功的实践都必然是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统一。”按照这样的观点，通过武力镇压八九民运的“成功”实践，“一党专制”就是真理和价值？
如果没有终极真理（上帝）作标准，在公共领域的决策中判定谁的认识正确，就只能止于这些办法：或依靠权威（易导致独裁），或依靠多数人的认同（易导致民粹主义的多数人暴政，即使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也不能避免多数人的失误），或陷入相对主义（易导致犬儒化）。在所有无神论共产专制国家，都经历了从盲目崇拜到犬儒化的过程。
人的认识和实践，都要以终极真理为标准，不断纠正。公共领域的“实践”作为检验认识的手段，不能以实用目的而无视公义，不择手段。中共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实践就是跛足的，没有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文化的全面开放，人民的宪政权利得不到全面落实。就是因为中共拒绝源自终极真理的普世价值，拒绝民主制度的实践，摸着“中国特色”一党专制的石头不肯前进。
2．认识终极真理
人和宇宙万物都是被造物，宇宙的自然律与人类的理性和道德律，都来自造物主。在上帝那里，有形的物质与无形的灵性是统一的，真、善、美是统一的。从创造者的角度，上帝是主体，是主动的，人和世界是客体，是被动的。对一个人的认识只有通过其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展示，同样，人不能从自身来理解上帝，而是从上帝的自我启示去理解上帝。终极真理只在上帝的手中，人通过上帝的启示，才能理解真理。人们常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因为“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圣经》以赛亚书55：8～9）正如蚂蚁与人类不是一个等级的智慧，人类不主动与它沟通，它永远不会知道有人，要让它听懂人的话，人必须化作蚂蚁，用它听得懂的话语与之沟通。同样，上帝赋予的灵性本来使人能与祂沟通，但是人自傲悖逆，使自己的悟性与圣灵隔绝，“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祂掩面不听你们。”（《圣经》以赛亚书59：2）因为上帝爱我们，属灵无形的祂“道成肉身”，主动降卑成人的样式，通过耶稣基督向我们启示祂的真理。因此，终极真理是上帝启示的，不是人类自明的，人只能认识、顺服，被终极真理所掌握，而无法掌握“终极真理”（谁声称掌握“绝对真理”，不是野心家就是骗子）。人要认识真理，就要以神为中心，借神的启示观照世界和自我，“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圣经》箴言1∶7）
许多人无法相信圣灵通过处女玛利亚生下耶稣以及耶稣的神迹和死而复活，认为神迹违背了自然规律。这种观点是把被神创造的规律当作神本身。人可以对自己的创造物进行改变，神更不受自己创造的自然规律的束缚，否则就不是神。上帝的“奇迹并不违反自然，只是违反我们所知道的自然。”“人本身是一个比任何通过人产生出来的奇迹更大的奇迹。”（《论三位一体》，[古罗马]奥古斯丁）“神迹是神的特殊行动，而自然则是神日常行动的结果。”（《新铁证待判》第748页）所以早期教父德尔图良提出“惟其不可能，我才相信”。（《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88页，赵敦华，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在所有的宗教中，只有耶稣说自己是神：“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圣经》约翰福音14：6）其实，人类历史的兴衰就是神迹的见证。（参看《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美]罗德尼•斯达克，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9月；《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大陆删节版]，[美]弗兰西斯•薛华，华夏出版社，2008年1月；[完整版]，香港宣道出版社，1983年；《如果没有耶稣》和《如果没有圣经》，[美]甘－雅各布、杰利－纽康，橄榄出版社，2000年3月。等等）最常见的神迹就是在基督徒身上所见证的新生命。（参看《光与盐：探索近代中国改革的十位历史名人》，[美]李可柔、毕乐思，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年8月；《信仰的力量》，[美]塞谬尔•斯迈尔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7月；《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台湾]张文亮，敦煌文艺出版社，2006年；《有信仰的资本——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业精神》，[英]布兰德尼，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6月；《力阻狂轮》，[德]温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11月；《美国总统的信仰——从华盛顿到小布什》，[美]丹尼尔•蒙特，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等等）
认识上帝和研究自然一样，不能先入为主，“谈论上帝与谈论世界这两者的区别是太大了。……如果我们不打破普通语言对我们思维定势的影响，我们就学不到新东西。”（《上帝与理性》第15、16页，[英]托马斯•陶伦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6月）
凡事都以有限的科学来衡量，是将科学教条化，让事实符合科学，而不是根据事实做出判断，本身就违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是将科学当作偶像来崇拜，“‘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它科学地解决，甚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第15页，[美]郭颖颐，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7月）科学只能研究上帝的创造物，并通过被造物得知上帝的至善至能。以有限的科学否定和取代无限的上帝，无疑是现代迷信之一。有如人的创造物否定自己的创造者，并把自己当成创造者。原因正如数学家高斯所言：“微小的知识使人远离神，广博的学识使人接近神。”清末以来，中国一些知识精英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与统治者一样，一直放不下天朝的架子，急功近利，看不到精髓，即使对待科学也是非科学的态度。“中国唯科学论世界观的辩护者并不总是科学家或者科学哲学家，他们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这样，唯科学主义可被看做是一种在与科学本身几乎无关的某些方面利用科学威望的一种倾向。”（同上，第3页）
3．中共为何反宗教
政府是公共服务机构，宗教组织是个人信仰的共同体，现代文明的政教关系在世俗社会应是分离的，但政教双方都应统一在终极真理的公义之下。
马克思等人用对宗教现象的批判，代替了对宗教的分析。现在，中共教科书常常用科学的名义反对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不仅是政教合一的专制体制的具体表现，也是反科学和违背历史事实的。目的是通过迫害宗教，压制个人信仰自由，维护其意识形态的“国教”垄断地位，巩固愚民体制，强化其特权利益的“合法性”伪装。所以中共意识形态是中西文化中最坏成份的结合，形式上借鉴了马克思理论对基督教的模仿，以及中国的迷信方式。中共把马列主义当作自己的“圣经”，以示“授命于天”，利于“挟天子以令天下”，同时蛊惑无产阶级是“上帝”的选民，自己则是领导“选民”的“先知”。回想文革时国人的狂热表现，看看今日中共政治的仪式性，党文化的“媚俗”性（“媚俗”本意是将世俗事物的神圣化，而不是迎合世俗），以及新老红色“经典”和红色“圣地”等，无不充斥着现代迷信的愚昧与荒诞。
4．何为宗教、信仰和迷信
中共反宗教使许多人失去了寻找灵魂皈依的机会，他们先入为主地接受了欺骗灌输，不了解宗教信仰与迷信的区别，有的把二者混为一谈。对所有的宗教信仰，或者仅仅当作文化，或者当作特殊人群的个人修养和伦理教条，或者不懂得信仰是真正的自由而愿继续被私欲所辖制。他们不懂得真正宗教的普世性，信仰是每个生命的核心需要。
文化具有个体性、民族性、时代性，而真正的宗教是超越的、普世的。宗教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对个人信仰的外在命名（“宗”反映了中国人祖先崇拜的特点，国人用“宗”教命名信仰并不确切，不能涵盖对超自然的终极信仰）。在对神即终极真理的认识上，人的有限性造成宗教的繁多和差别，但不能否定宇宙终极真理的唯一性，因此，不是所有的宗教都引向终极真理。又真又活的“神”只有一个，许多宗教的“神”不过是“偶像”的代名词。真正的信仰源自神的启示，面对天国与世俗、此岸与彼岸，是整全的而不是分裂的，在超越时代、民族、地域方面具有最大的普世性。
相比之下，被一些知识分子当作最高智慧的哲学，是以人为根基的（与神学以上帝为根基相反），囿于人的局限，来自少数人的理性，虽然各有所长，但缺乏整全性，只是属世的，是诉诸理性的抽象理论，本身不具有影响生命的属灵力量。即使是先哲的圣言，与神的智慧相比，不过是“小学”。保罗告诉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圣经》歌罗西书2：8）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齐宏伟（著有探讨基督教文化对鲁迅影响的《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一书，江西人民出版社，2101年12月）回顾基督信仰的心路历程时，深有感触地说：“理念只能改变理念，只有生命才能改变生命。”“信仰首先是意志抉择，而非理智认同。”（《信与思》第205、195页，齐宏伟，商务出版社，2012年2月）许多人拒绝信仰往往出于不愿放弃自我为中心。
真正的信仰以神为中心，是生命体验和理性的统一，是自我被归正到真理之中。所以，即使一个人完全具有某宗教的知识，并不等于了解该宗教，好比一个人具有关于苹果的知识，如果不吃苹果，并不等于真正了解苹果。真正的信仰是被神呼召后接受神的拣选，是对宇宙万物本源即真理、上帝的信靠和崇敬。信仰具有真实性（上帝具有位格，即意志、理性、情感和能力。圣灵与信仰者同在，与信仰者的生命相交），超越性（信仰是高于世俗生活的，信仰以回归上帝启示的终极真理为目的，世俗果效仅仅是结果），终极性即唯一性（信仰目标即上帝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精神和物质的本源，祂的公义是衡量一切的绝对标准），启示性（信仰是上帝的恩典，其内涵是上帝对人类的自我启示，不是人类臆造的），普世性（上帝及其真理的福音属于全人类），个体性（信仰是上帝对信仰者的拣选和呼召，是上帝与个体之间建立的关系），实践性（真信仰要在世俗生活中践行）。
启蒙运动以来，人的信仰与理性分离，失去信仰的引领，智慧变成了智能，人的理性脱离了价值，变成了欲望的工具，完全知识化、技术化了。人失去了完整的生命感，生活品质完全被物质化、功利化，失去了从容、自由、潜思，不再有大爱、感恩、敬畏、悲悯等巅峰体验。中共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2011年7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社会焦虑几乎覆盖了所有人群。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的调查指出，公务员、警察、教师、医生以及企业管理人员等都是抑郁症的高危人群，这些职业类别占忧郁症就诊人数的30%。
迷信是人性需求的产物，以人为目的，是对自己所不了解的或臆造的偶像（有限的被造物）的盲目信靠和崇拜。包括把人当作神加以崇拜，对其它任何非位格（无生命）事物（物质、金钱）、某种组织、概念（政党、国家等）和主观臆造的虚幻形象（图腾等）的崇拜。迷信具有世俗性（崇拜的目标属于世俗或是人所创造的，不具有超越性、终极性）、盲目性（对崇拜的目标缺乏了解，是被灌输或被强迫接受的）、实用性（为了满足现世功利）、狭隘性（只能为特定人群所拥有）、符号性（有具体的标志及其衍生品）、仪式性（有表达形式）、分裂性（崇拜的目标与崇拜者生命的正常发展不能真正相交）。
三、中共世界观和真理观的具体表现
1．人义论的价值观
由于无神论的世界观和真理观，不是将人置于上帝与世界之间的恰当地位，而是僭越上帝，高居在万物之上，必然导致“人义论”的价值观——即以人为核心，人成为万物价值的尺度。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70页写道：“哲学上的‘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第71页写道：“当客体能够满足主体需要时，客体对于主体就有价值，满足主体需要的程度越高价值就越大。”这一观点完全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是从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功利角度衡量价值，没有对价值的超越性极其来源的认识。
第74页写道：“正确的价值观是先进的社会集团或阶级在实践中形成的，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对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起着促进作用。”没有终极真理为标准，正确的价值观就只能属于特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靠权力和欺骗强加给所谓“人民群众”。所以，中共不承认普世价值是很自然的。但他们无法解释不同文化背景的民族，为何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即普世价值，它来自超越性的神圣权柄。联合国总部大厦建成时，各国政要提醒人类联合国创立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于是，在大楼前竖立雕塑《打结的枪》，用《圣经》为大厦奠基，墙壁上镌刻了一段《圣经》经文：“祂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以赛亚书2:4）（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其创始人孙中山、时任总统蒋介石等40多位政要，均为基督徒。）
分裂的世界观和人本的真理观，决定了中共的价值观是投机的、功利的、分裂的。毛泽东执政时期，他被奉为世界人民的大救星和世界革命的领袖，中共把共产主义运动当作全世界的“普世价值”，不断输出革命，出人出资，扶植亲中的外国共产政权和恐怖组织。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的衰亡，中共为了自保，实行双重标准，对外不得不顾忌国际准则，淡化意识形态，对内却强化意识形态。对外表面上韬光养晦，搞“务实”外交，大谈“包容性发展”、“尊重多样文明”、“坚持求同存异”（与美国坚持普世价值的外交立场形成鲜明对比，所以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都喜欢原则性强、保守的美国共和党）（参看《美国的本质：基督新教支配的国家和外交》，于歌，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2月）。实际上，一方面或明或暗地支持各国独裁政权，另一方面通过新闻和文化的所谓软实力搞“大外宣”（例如在海外建孔子学院，用文化和新儒学装饰中共形象），伪装和美化自己，欺骗国际舆论，与国际民主力量对抗。同时，对内绝不包容，只求同不存异，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向国外学习，以加强“中国特色”的专制制度，但拒绝世界文明最核心的普世价值及其民主制度，以反对干涉内政为由，为国内侵犯人权的罪行辩护。甚至蚕食香港的“一国两制”，最终是要将香港逐步“大陆化”。
对于类似中共这样对外鼓吹的绥靖政策，弗兰西斯•薛华在30年前就警告说：“‘合’的观点在铁幕两边都赢得人心：人民看不见绝对的固定的是非标准，无论内政或外政，无论处理公事或个人道德，是非混杂”，“没有是非的基础，只有从‘合’得来的概念、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不论在国内事务或外交上，只要目前得到安定和富足，就不惜牺牲一切。脆弱的人文主义理想在我们这一代或下一代都不足够。”（《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大陆删节版]第212、213页）
拒绝又真又活的最高主宰和终极真理，人的价值观就失去了坚固的支撑，成了无源之水。就会走向价值相对主义。只有在绝望中追逐今生的成功与享乐，没有基于超越性价值的自我肯定，没有对灵魂永生的盼望。“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圣经》雅各书4：4）“对自由的历史的惟一理性的、也是惟一的基督教的态度是，我们自己承担自由的历史的责任。……惟有我们的良心才能对我们加以裁决，而不是世俗的成功。”“我们的伦理教育和我们的知识教育一样，都坠落了，……这种教育系统的根本基础就是权力崇拜。”“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藐视成功和奖赏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不需要谁来发明，这些不是新的东西，至少在基督教的早期，它就被教授。”（《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408、414页，[英]波普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鉴于人类生活的道德和政治与宗教的分离，卢梭已经感觉到人类生活在道德和政治上将要面临的危机，……一旦人们的生活形式脱离了传统宗教的神法规约，国家必将强化政治权力，随之出现的是私人领域（所谓的‘社会’）与国家的对抗，自由主义的自由诉求不过就是个人的自然欲望不受国家控制的自然状态——结果就是道德的自由放任和堕落。”（《施特劳斯的路标》第155页，刘小枫，华夏出版社，2011年4月）不把自己的生命交给神，就交给权力和欲望，后两者是一回事，在专制国家，对权力的“效忠”与名利所得往往成正比。那些党国的所谓“英雄”，不是受骗者，就是投机者。
人类追求自由正义的历史证明，信仰与自由民主是统一的，但二者不是一个等级，信仰是个体的，是上帝真理的引领，高于人类自由民主的事业，二者的位置不可颠倒（大卫赞颂上帝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圣经》诗篇8：4～5）：人类是为了信仰的公义而争取自己的自由民主，而不是为了争取自己的自由民主而信仰，否则就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就贬低了信仰，将信仰政治化、工具化，极易导致将信仰教条化、意识形态化，走上歧路（如共产党人追求“共产主义”信仰而走向异化悖谬的教训）。
真正的多元化是顺服一元终极真理统摄的多元化。否则，没有是与非、善与恶的绝对准则，人必然从自义的空中楼阁毫无底线地跌落。今天中共权贵们的人格分裂就是证明，他们一方面鼓吹无神论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又只能靠强取豪夺、满足物欲，来填补无神论人生观的绝望。而普通人的价值观同样是分裂的、犬儒的。最新例子就是十八大代表、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稳根，入党前，他递交了18次申请书。他献媚说：“我会坚定不移地以党的利益为第一。我的财产乃至生命都是党的。”接着又吐露了部分实话：“如果年轻男人是共产党员，找对象都要更方便一些。大部分的共产党员找的老婆，都要比非共产党员的老婆要漂亮一些。中国的女孩子也很爱共产党员。”针对这种分裂人格，鲁迅剖析道：“看看中国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们的对于神，宗教，传统的权威，是‘信’和‘从’呢，还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们的善于变化，毫无特操，是什么也不信从的，但总要摆出和内心两样的架子来。要寻虚无党，在中国实在很不少；和俄国的不同的处所，只在他们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马上支日记》）
上帝创造的生命越高级，其可能堕落的空间也越低下，正如动物的堕落绝不会低于人的堕落。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小说角色之口说：“如果没有上帝，一切都可以做！”（《卡拉马佐夫兄弟》）中国人的灾难超过任何民族，但无法变为精神成熟的资源，除了专制对历史的遮蔽和思想的压制，更重要就是缺乏终极性的信仰。“只有超自然、超历史的神圣存在，才构成了对人间罪恶的绝对否定”。（《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增订本]第32页，刘小枫，华夏出版社，2007年9月）“正是在宗教内，人们的自我审判才能达到顶峰和最精致的形式。”（《上帝与理性》第49页）失去上帝爱与救赎的公义，人的幸福与苦难都毫无意义。中共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在演讲中也承认：“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西方宗教的神在受苦，人民不受苦。东方宗教的神在享乐，人民在受苦。这就是东西方宗教最大的区别。”“西方的教堂总是建在城市中心，与民亲近。中国的庙宇总是建在深山老林中，与民疏远。”“我曾说过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最杂，包括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就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种人是不会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如果扩大出去，一定就是伤害别人。”“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西方人所拥有的。”（《信念与道德》，2005年）
上帝启示我们，人来自祂的创造，是上帝治理世界的代理人，高于地上的一切，任何人不得主宰和奴役同类。上帝通过基督教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宣示人与人生命的平等，真正维护了人的价值和尊严。我们看到，无神论的国家最无视人权、没有平等。中共的价值观体现出其伪宗教的迷信特点，把党当作凌驾一切之上、永远“伟光正”的“神”，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最高荣耀（例如有本书的名字就是《把一切献给党》），让党内外所有的人都效忠于“党”，过去主要宣扬一切为了党、为了共产主义，现在又突出所谓“爱国主义”。
与人荣耀上帝是出于上帝对人的爱和拯救不同，唯物主义无神论的价值观仅仅把人当作材料和工具。因此中共通过教科书，向几代人宣传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等“党的人”，以及钱学森、邓稼先等工具型科学家，而不让人们认识遇罗克、林昭等反抗中共专制而牺牲的民主先驱，以及顾准、陈寅恪等具有独立精神的人文学者。如今，随着意识形态的失败，中共的“共产主义信仰”宣传有所改变。例如，冀教版小学五年级《语文》（上册）虽然还宣传奥斯特洛夫斯基关于人生的那段名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这段话删去了后面关于“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的文字。同一页还有张海迪关于生命的几句话，除了提到“要活出生命的诗意”，也没有具体的价值内涵。人们也许没有注意，官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少先队标志命名的少儿节目《星星火炬》，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消失了。
价值体系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核心，没有这个核心，“软实力”就没有硬的力量。每个民族的价值体系是人类普世价值的具体化。真正的价值体系是水到渠成的、可以真实感受到的精神和现实存在，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招牌。它可以人为努力，但无法人工组织制造，它应该是从个人良知开始，通过自主选择地认同，从每个人心中伴随行动生长起来，并真实地体现出来。中共企图靠专制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普世价值”对抗，完全违背常识，只能是豆腐渣的形象工程。“意识形态终究是意识形态，不是神启。……‘意识形态’的‘真理性’是以其‘权力性’为前提的”。“如果古代真理观的公式是——‘知识——德性——权力’，那么，现代真理观则是——‘知识——权力——德性’。”（《西学中的夜行》第19页，张志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7月）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得好：“中国不会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没有哪种可以用来推进自己权力，而削弱我们西方国家力量的、具有传播性的学说，中国出口的是电视机，中国出口的不是思想观念。”
2．决定论的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47页写道：“人类社会必然由低级社会形态向高级社会形态发展，暂时的曲折倒退，不能改变历史前进的总趋势。”第85页写道：“正如达尔文发现了有机界的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科学地解决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创立了唯物史观。”第115页写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人民群众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第16页写道：“马克思主义指出，共产主义不是脱离实际的学说，而是运动，是用实际手段来追求之际目的的最实际的运动。”
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仅仅是民粹主义的空洞概念，与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民”一样，毫无具体的自然人、公民、纳税人的人权内涵，共产国家往往以“人民”之名行专制之实，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到“人民币”。东欧各国民主化之后，国号反而都取消了“人民”二字。
由于无神论的世界观，人类便僭越神在人间的权柄，成为世界的主宰。诸如马克思这样的人就成为人间之神，不顾超复杂的社会系统，将某些社会学发现当作世界历史的规律，并指出未来历史的终极目标，仿佛预言家为人类指出一条清晰大路。这种“进步”历史观，使人自以为可以充当历史的主宰（《国际歌》就是人自居为神的宣言，反抗压迫的口号之下是“主奴轮回”的意识）。如此诱人的乌托邦图景，当然“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共产专制总是高唱“明天”、“未来”（中共十八大又拿出建党一百年、建“国”一百年的“画饼”，为一党专制永久化寻找借口，可耻可笑），蛊惑人们跟随，服从集中领导，忍受现在的苦难，去奋斗、去牺牲，哪怕血流成河（极端的例子就是红色高棉的“共产主义”，消灭商业、货币、家庭等，屠杀200万平民包括20余万华裔，占柬埔寨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随着前进的脚步，人们发现，那个模仿基督教的红色“应许”，仿佛不断退后的地平线和海市蜃楼，越来越远，越来越虚幻。在拒绝上帝的地方，“哪里存在着一个凌驾一切的共同目标，哪里就没有任何一般的道德或规则的容身之地。”（《通往奴役之路》第143页，[英]哈耶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对此，鲁迅先生早有预见，他的朋友李霁野回忆，去世前鲁迅曾对中共的冯雪峰说过，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后，我第一个要逃跑。他还在一封信中提到：如果旧社会崩溃了，我将穿上红背心，在上海马路上扫大街。（《钱理群：我们这一代最没文化，不可能再出鲁迅》，《南方人物周刊》2006年12月）果然，鲁迅之子周海婴所著《鲁迅与我七十年》（新版，南海出版社，2006年7月）一书提到：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谈话之间，翻译家罗稷南大胆地问毛：“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是要在现世得到落实，因而只要有人想努力实现这种理想，它的许诺的空洞无物立刻会暴露无疑，从而使这种新信仰身败名裂。”（《乌合之众》第149页，[法]古斯塔夫•勒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二十世纪共产主义实践的历史，就是以自由民主的名义，通过一党专制的手段，用一亿多人的生命代价（包括中国的八千多万）进行的失败实验。
中共历史观的欺骗性还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由于中国几千年君主专制的传统，没有权利的国人缺乏独立人格，佛、道世界观非位格化的天道，以及儒家将天道的伦理化，与人生割裂，造成文化精英在人生观上入世与出世的分裂，或依赖权力，或遁入自我（或在修行中孤芳自赏，或放浪山水逃避，或把文化艺术当作偶像，在把玩中沉迷）。他们看不到超越的终极真理、最值得荣耀的神，总是在世俗中追求“内圣外王”的政治和人生理想，立功、立德、立言，无论光宗耀祖，还是青史留名，都是以自义自高为旨归。这种人格与混合了乌托邦梦想和基督教平等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加上急功近利的社会改造理想，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促成了由失意文人创始的中共夺权成功，与其说是符合历史规律，不如说是权谋对人性弱点的成功利用，是历史的倒退，是成王败寇的一时得逞。上帝“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圣经》彼得后书3：8）此后的历史证明，上帝任凭国人将独裁者当作大救星，用事实启示人们迷信的恶果，可至今仍不乏执迷不悟者。
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庸俗进化论的产物，物质、科技的发展带来许多恶果，并不代表社会的整体进步，社会的变化不过是永恒的人性不同形式的展现，现代人及社会在信仰等许多方面甚至落后于古代。神的启示和宇宙大爆炸理论告诉我们，宇宙是有始有终、非轮回的。“上帝不在时间之内”，“你若把时间想象成一条直线，……上帝则从上方、外面或四周包围着这整根直线，看得见它的全部。”（《返璞归真》第166、167页）（检索参看三集电视片《优雅的宇宙》；四集电视片《时间——加来道雄谈时间》，英国BBC公司，2006年）在上帝掌握的宇宙时空中，历史早已预定，对祂来说，没有过去、将来，永远是当下的临在。上帝的权柄决定了人类历史只不过是沿着真理的主轴，偏离与归正的过程，有如司机不断左右调正方向盘，让汽车沿着路线前进，一旦偏离就误入歧途，难免灾难。
神的公义是历史的坐标，人性的无法摆脱的幽暗注定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只能谦卑地对待历史，敬畏圣道。波普尔指出：“企图缔造人间天堂的结果无一例外地构造了地狱，它导致了不宽容。”“政治家应该集中精力与罪恶作斗争，而不应该为‘积极’或‘更崇高’的价值，如幸福等而奋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第361、415页）“历史发展的过程从来不是由理论构思（即使很好的理论构思）来规定的”，“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质而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第37、38页，[英]波普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7月）代替历史决定论的应该是“渐进社会工程”，对社会进行微小、可逆的变革。“真正伟大的革命是行为方式的革命和思想的革命。因此，变换政府的名称并不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精神状态，推翻一个民族的制度也不会重塑她的灵魂。”（《革命心理学》第4页，[法]古斯塔夫•勒庞，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对待历史，理性的清醒与行为的坚定，只有在信仰中才能合一。“在1949年，面对共产党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和历史主义这三大偶像时，在中国社会里面，与共产党的一切特性相距最远的、最具有异质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统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连储安平这样彻底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都不禁眺望一个由共产党带来的新中国，和一个古老民族的创世记。但基督教全国协进会面对即将到来的政治风暴，发表《致全国信徒书》，清醒地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到了1979年，知识分子们纷纷平反，才发现这个以社会精英自居的群体，在他们中间竟然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找不到一个活着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个可称颂的士大夫的高贵脊梁，遑论保守一个传统。而中国的基督徒们却在此时收获了他们的盼望。在此时看见了他们中间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和被称为‘中国的以巴弗’的吴维尊等，一大批为义受苦的本土传道人，成为中国基督教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见证人，也成为中国基督徒在五星旗下与中国人民一道受难的见证人。”“在1979年，知识分子们巴不得平反，补发工资。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当初歌颂毛泽东的热情，转而歌颂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拨乱反正。而王明道、吴维尊这样的传道人均出人意料地拒绝出狱。政府只好用各种欺骗手段，将他们连哄带骗，连拖到拉地扔出监狱，就像当初把他们扔进监狱一样。”在民主先烈中，“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制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与神亲嘴》第78、73、68页，王怡，2008年）另一位女烈士王佩英，则具有基督教的教育背景（毕业于民国的教会学校静宜女子中学，今台湾教会大学——静宜大学的前身）。
3．一党专制的政治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同上）第214页写道：“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必须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党。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不能取得胜利。”第一句表明了“一党专制”的立场，第二、三句是借神化“马克思主义”和虚构乌托邦，进行“自封神圣”，第四、五句是“一党专制”的借口。
唯物主义无神论世界观拒绝彼岸和天国，不承认上帝在此岸与彼岸的统一权柄，这种世界观是分裂的、属世的，却模仿宗教中的神，整合世俗的一切，建立比君主专制“家天下”更严密的“党天下”（“家天下”尚存民间的江湖，“党天下”直到每个角落，这也是1949年后大量被迫害的知识分子无法谋生而自杀的原因之一）。无神论政治观实行政教合一，以领袖或党为至尊崇拜（如共产国家领袖各自称王。毛泽东被称作“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等，金正日更有“人类的太阳、人类和平守护者、世界第一名人”等超过1200种称号），将政权神圣化，政治极权化，好大喜功，制定宏大的社会计划，结合一整套完整的意识形态，统摄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政治上的一党专制，经济和教育的官有化垄断，党文化的“五个一工程”），以权力为核心构筑和统治世界（包括用网络警察打造网络“柏林墙”，同时雇用30万“五毛党”左右网上舆论），在党治基础上，用暴力和恐怖解决矛盾。这样的社会是金字塔式的、封闭的、专制的，中国的五星红旗图案就是象征（王怡在《与神亲嘴》中形容其封闭性如日心说的宇宙论）。而有神论世界观是面向整个宇宙的，承认上帝对此岸与彼岸的权柄，“宪政的意思，就是‘人民没有主权，国家不是偶像’”（《与神亲嘴》第52页，王怡）。因此，以上帝为至高信仰，有神论政治观不搞圣人政治、领袖崇拜（作为对比和嘲讽，网友曾制作美国版的《新闻联播》，凸显专制的荒谬可笑），而是常人政治，不搞大一统的专制，国体上实行政教分离，政体上实行分权，经济、文化等领域多元化，致力于具体的目标，进行改良，以法制为核心，有限政权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世界，在法制基础上，用民主和协商解决矛盾。这样的社会是扁平化的、开放的、共和的，美国的星条旗就是象征（王怡在《与神亲嘴》中形容其开放性如银河系的宇宙论）。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使后人自以为能发现历史规律，并加以操纵，彻底改变旧世界，开始自己的“创世纪”。因此，那些狂热分子崇拜权力而不是改良社会。但是，宏伟的理想并不能解决人性的弱点与权力巨大的腐蚀力之间的矛盾（早在列宁刚夺取政权、高歌猛进之时，德国共产党领导人卢森堡、列宁曾经的战友普列汉诺夫等，就严厉抨击红色恐怖，预言了苏联崩溃的命运）。《前车可鉴——西方思想文化的兴衰》大陆版删去的文字中有这样一段：“……共产主义可以说是基督教的一种异端，但却没有基督教的基础。它使用人的尊严和人权词汇，却没有就基督教所赋予的内涵，直至它夺得政权，就露出本来的面目。从过去的历史看，共产主义一旦夺得政权，没有不随着实施迫害的，人民对它的寄望也随之变成泡影。”鲁迅的感受就是国人的命运：“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忽然想到•三》）文化专制也违背了马克思的观点：“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和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
最终，虚伪的意识形态破产，“在后全能主义阶段，全能主义体制下创制的精细的和指导性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官方规定而存在，但在众多领导人中，对于乌托邦的执著和信仰已经减弱。在多数民众中，官方的规定被看作是一种义务般的仪式，而对于‘平行社会’或‘第二文化’中的团体而言，他们一直都将第一文化看作是‘活谎言’（liveing lie）。它‘掏空’（hollowing out）后全能主义政体表面上的力量”。（《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美]胡安•J•林茨、阿尔弗莱德•斯泰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专制者只能靠伪造、美化历史和犬儒的功利主义，提供专制“合法性”借口，乌托邦理想被贪腐的强取豪夺所替代，昔日狂热理想的革命党堕落为特权集团。当权者煽动犬儒主义的双刃剑，虽然使人们暂时忽视了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利的关系，但也削弱了统治者的政治动员力。
中共鼓吹“五不搞”，是自我否定过去的承诺：“他们说这一套都是外国人的东西，决不适用于中国……原来，科学为求真理，而真理是不分国界的……只能有在某国发展起来的民主，却没有只适用于某国的民主。有人说：中国虽然要民主，但中国的民主有点特别，是不给人民以自由的。这种说法的荒谬，也和说太阳历只适用外国、中国人只能用阴历一样。”（中共《新华日报》，1944年5月17日）
坚持一党专制而不是民主法治，并不能改善中共的退化机制、自残体制，这样的分赃组织必然导致内部利益冲突，正如网民所言：“十八大真可怕，公仆都在打群架。”贪官和富豪大量向国外转移资产或移民国外，也用脚证明这个体制的众叛亲离。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武力镇压六四民运被罢黜、软禁后，对中共体制进行了彻底反思，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完善自己，人们生活大幅提高，社会稳定。他们靠什么？自由、民主、法制、人民有选择领导人的权利，反对党合法存在。你在台上，老百姓、媒体、反对党都盯着你，政绩不佳、四年、五年就走人。”“我们现在不培植反对党，一旦垮了，国内会大乱的，这是最危险的。现中央不考虑这一点，不愿看到这一点。”“中国的国情就是这样，没有合法的反对党，大家就只好在一个党内搞内斗，还要靠一个太上皇来压住阵脚。”（《杜导正日记：赵紫阳还说过什么？》，[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1月）
为了巩固这个体制，中共把古今中外的厚黑权术发挥到了极致，不断创新。在这种人治传统的文化里，一个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为经典的民族，或者崇尚权谋与暴力，或者走向虚无，没有共同信仰所铸就的绝对标准，产生不了靠平等协商、妥协而来的公共规则，孕育不出人权、法制的精神，无法形成基本的政治伦理，不仅难以解决社会矛盾（印度独立和南非种族歧视制度的废除，在于对立双方拥有起码的政治伦理），内部纷争也毫无规则（最新的例子就是王立军、薄熙来事件），大小官员也人人自危（此次中共十八大竟然动员140万人投入安保，天上不准放鸽子、气球、遥控飞机，乘出租车经过长安街要签协议书，车窗摇把被拆除，商店里菜刀下架，公交车配备警察……中共内心的阴暗、虚弱可见一斑，暴戾往往是恐惧的表现）。（参看《法的道德历程——法律史的伦理解释》，胡旭晟，法律出版社，2006年1月；《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美]伯尔曼，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月；《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清教徒社会秩序》，[美]玛戈•托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1月。等等）。这样的社会，只能盛产伪明君、伪英雄、伪君子和草民，伪道学掩盖的厚黑学，成王败寇。“德国哲学家舍勒以为：就整个人类而言，将‘狡诈’‘机智’‘工于心计’的生活方式发展到无以复加的，总是那些内心最为恐惧、最为压抑的人种和民族。”（《我们这一代人的怕与爱》[增订本]115页，刘小枫）
因此，有人说：“中国人离上帝有多远，离民主就有多远”。韩国正是在基督徒占三分之一（也是全球基督徒的比例）的时候，成就了民主转型。远东一位权威学者2003年说：“是什么导致了西方的成功，让它在世界上独领风骚，……起初，我们认为原因是你们的枪炮比我们的更厉害。接着我们又认为你们有好的政治制度。随后我们又关注起你们的经济制度。但是在最近二十年里，我们认识到，你们的文化核心是你们的宗教——基督教。”（《理性的胜利——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第183页）可喜的是，六四之后，以海内外远志明、张伯笠、熊焱、柴玲、王怡、余杰等为代表，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从血泊中抬头仰望，听到了上帝的呼召，在神的启示中看到了真理和希望，在圣灵中获得新生，以整全的目光观照世界，开始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侍奉神的公义。中国大陆悄然迎来了基督信仰新一轮的快速复兴……
四、结语
在后极权时代的今天，教育是中共意识形态最封闭的苟且之地，严重阻碍青少年的精神成长。这种反教育的体制是近代以来无神论启蒙主义的延续，最大的危险是与信仰、价值分离的所谓知识，不但不利于人的完整发展，反而加剧人的堕落。长期以来，中共意识形态灌输所造成的后果是，从过去领袖崇拜的现代迷信，到今天权钱拜物教的犬儒人格，国民精神整体上长期处于类人孩状态，人格分裂，缺乏理性，更无信仰，中国被称作“未成年国家”、政治文明的“史前国家”（官媒每天展示的人们对中共或真或假的献媚，与大量的社会丑闻和人们的真实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堪称世界最荒谬的国度），文化专制起到了基础性作用。这种文化专制的退化机能，甚至像衔尾蛇一样吞噬自己。如今，中共意识形态早已破产，但是真正信仰的自由空间又被压制，于是造成目前许多人空虚、迷惘的精神状态。
针对党化教育，今年两会期间，作家、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尖锐地指出：“中国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
但是，要求中共丢弃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除非它被迫放弃专制，因为有宪法无宪政，无真正的选举，意识形态是它唯一的“合法性”伪装，即使现在成了“皇帝的新装”，还是要自欺欺人地穿下去，不断宣扬，“……为什么宪法序言里，一定要写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直到三个代表’。共产党的宪法体制，是共产党人的世界场景的一部分。不能不写，不写就要垮台。这不是统治的技术问题，这是因为共产主义是人类史上第二种最完整的世界观（除基督教之外——引者注），它凭着这样一个对世界场景的理解，来建立它的国家学说。所以它的宪法序言里，不能不讲宇宙论，不能不去描述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不能不去杜撰一个‘创世记’。然后在这个图景中把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摆在那个偶像的宝座上。”（《与神亲嘴》第54页，王怡）
中共十八大修改党章，并没有人们期望的那样“去毛化”，而且加上了“科学发展观”。在新的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说：“要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真理体系、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完全是对基督教表述上帝“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模仿。
中共意识形态“紧箍咒”被废除之时，就是中华民族走向精神解放、文化复兴之日。
2012年11月19日于石家庄望云楼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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