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2006年，发表在《民间》杂志）
明磊：
《民间》越办越好了，不只我自己这么看，许多朋友都有同感，让人高兴！
去年我曾两次访问台湾，其中一次逗留了一个月。看到《民间》，自然就想到台湾的“民间”——想到我所认识的台湾志工。我就用这封信来报告一二吧。
我第一次到台湾，是接受龙应台文化基金会邀请，去台北参加“面对密苏里——太平洋战争六十周年反思”国际论坛。在机场，见到一个女孩，举着写有我姓名的牌子，在紧张地打量每位旅客。我上前和她打招呼，她高兴得差点跳起来，即刻打开手机，报告“接到了！”原来这是淡江大学大一学生小筠，基金会志工。台湾朋友所称的“志工”，也称“义工”，就是我们所说的“志愿者”（Volunteer）。第一次做志工的小筠显得有些慌乱，候车、上路过程中，时而看记事本，时而看表，时而与“小文姐”（基金会仅有的两名专职人员之一）通话，即时报告。临近台北市区，确定能把我按时送到记者发布会的现场，她才如释重负，向我“请教”起“怎么看台湾媒体恶质化”的问题来。
我们的好朋友，身为作家、文化评论家、曾担任过政务官的龙应台，怎么会想到创办这样一个基金会？——一个“不希望倚赖政府经费或任何特定财团”、主要向公民募款的民间团体，经费由大批“无名氏”一千元、一千元地涓滴汇聚（一千元略等于人民币二百元）。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大型国际论坛，定期举办公民思想沙龙，它的“人力资源”，完全依赖志工。这大胆而冒险的设计，又是出于什么样的“创会理念”？
这二十年，在不同时段，我见过不同身份的龙应台。一九九三年，我在德国结识她——轰动两岸的《野火集》的作者，两个可爱男孩的妈妈。一九九八年，我在《南方周末》工作，她是我们的专栏作家。连续发表十余篇文章之后，名字从版面消失——她在一九九九年出任首任台北市文化局长。又数年，我们在香港重逢，卸任后的龙应台，现在是频频飞行于台湾海峡上空的大学教授，热心公共事务的评论家。这两天，香港大学到处可见鲜亮的“Poster”（海报），龙应台将主持第七次“思索香港论坛”，和公众讨论特区政府总部的迁址问题。
二○○五年，“财团法人龙应台文化基金会”成立，恰逢《野火集》问世二十周年。有细心的记者注意到，二十年前言辞犀利的“放火”的龙应台，现在向社会宣示的是“寻找文化蒲公英”这样的“柔性诉求”。我想这也正是你感兴趣的：台湾民众经历了二十多年对抗威权的历史，“民主”了，但现实政治却越来越令人失望与愤懑。这时有志同道合的文化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说，有几流的公民，就有几流的政治；让我们回到民间，回到人的素质上来吧！他们决定创立文化基金会，“基金会是一种‘公投’，”龙应台说，如果公众对现实政治环境不满，那么就请他们用投票给文化的方式，让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社会的体质，给下一代一个不一样的环境。龙应台没有想到的却是，朋友们一致建议她为基金会“捐”出自己的名字。
龙应台后来回忆，“我的性格很老庄，又有儒家知识份子对社会的责任感，要站出来做基金会，有很多挣扎，压力很大。后来被好朋友骂‘怕就不要出来做事’，才决定，把热情烧到底吧！”
我亲眼观察，渐渐觉察到事情的神奇。我在演讲的那天下午提前到达国际论坛的会场，远远听见笑声、掌声、其间还有龙应台清脆的声音。那群在会场里外忙碌了一上午的志工，正利用下午开会前的间隙和龙应台聊天。会议中的凝重、紧张，这时荡然无存。我听到“退除役官兵”这个陌生的名词，知道志工里有不少是龙应台担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时的同事。我也发现，志工中有“龙口粉丝”（台湾人有这个词形容龙应台的Fans——崇敬者），她们雀跃着利用这个时间和龙应台合影或是请她签名。著名作家拥有自己的“粉丝”，本不为奇。奇特的是龙应台能把自己的“粉丝”引入为社会服务的志工队伍。她向一位又一位志工表示谢意——同时也在一一评点他们的工作。她不时建议大家用掌声相互嘉勉、加油。她建议大家感谢被称为“执行长”的一位中年男士（他曾是龙应台担任台北市文化局长时的“主秘”，实为局里的第三把手），感谢他掌控全局、指挥若定；她还建议志工们为基金会仅有的专职人员袁绪文（大学生志工称她“小文姐”）鼓掌，并送上一束鲜花。因为承受巨大工作压力的小文“已经偷偷地哭过多次……”
我们不能不服龙应台。我太清楚她的“时间表”了，她几乎每天都要写作、备课到深夜（她身兼台湾清华大学和香港大学教授），时值国际论坛召开，如此多要人、前辈，她必须了然于心、礼数周全。可是她还能挤出这样的时间来和志工们轻松聚会。不，不是“挤”。远远看过去，龙应台远比在其它场合更随意、即兴、信马由缰。我能感觉到她需要，她需要志工们的“浸润”，需要如鱼得水的欢乐。
如果你访问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网站（http://www.civictaipei.org）或是发邮件到他们的信箱（civictaipei@hotmail.com），都可以发现“civictaipei”（“市民的台北”）的这个自造的名称。志工群和基金会的这种骨肉关系，缘自基金会的核心理念。国际论坛面向民间，首先帮助“新青年”直接接触国际的思潮和人物，训练作一个世界公民的基本条件。为了维持基金会的民间立场和独立精神，他们慎选捐款来源；而且相信，“蒲公英”的草根力量才是他们真正愿意依赖、愿意拓展的。但这也意味，基金会势将靠着极端有限的人力资源，以小搏大，用傻子的热诚继续灌溉台湾的文化土壤。“我们天真但并不幼稚，我们都知道在目前台湾的环境里，理想主义多么难以生存。”基金会的“志工招募”广告写着：“发起基金会的朋友们，以及基金会所有的义工，都只是宣告了自己愿意‘下海’作义工的事实，有如在干瘠的土里埋下了一粒种子。种子发不发芽，长不长叶子，也要看这个社会让不让它发芽，给不给它灌溉。”从网上可以下载的“志工申请表”，请你说明自己的专长；请你选择，是愿意当“行政志工”、“活动志工”还是“编辑志工”；请你说明自己的“可执勤时间”（以两小时为一个单位）；还有，请你写下自己的“期许”。
二○○五年底，作为“台北市驻市作家”，我第二次访问台湾。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我参加了龙应台文化基金会的两个活动：部分董事和学者的“议事”聚会；志工的工作晚餐。两个活动都是商议二○○六年国际论坛的准备事宜，却风格迥异。在“紫藤庐”茶寮的前一个聚会，茶香里透着浓浓的书卷气。教授和作家们，在这里谈论“自由主义”、“后殖民主义”、“脱美入亚”、“身份认同”。薄暮时分，龙应台和我转移场地，来到“耕读园”，这家餐馆的进门处有两幅匾额，一边写着“佐邻”，一边写着“佑舍”，很有点守望相助的味道。走到正在喝茶，准备用餐的志工们中间，扑面而来的是家庭气息，松弛而温暖。
这里面有老志工，也有一半是新加盟者，他们一个个站起来自我介绍或是发表感想。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服务员不时送来个人所点的小火锅晚餐，“什锦火锅！”“素食火锅！”“泡菜火锅！”这些名词插进志工们的发言里，像是天上掉下来的幽默，惹得众人阵阵欢笑。
一位在某公司任职中年女士说，她是看了报纸，来参加龙应台基金会的。“这是我人生很大的转折点”，她说，回台湾两年了，有一年半的时间都很不开心，很不快乐，一直曾想再回去美国。在这个暑假里参加了基金会，看到一群有相同理念的朋友一起做事，感到很好奇。从那时到现在，她开始安静下来了，而且想做点事情。她道出她来当志工的心愿是：“希望让我自己更多的沉淀，享受这里的生活，享受我的宁静。”
一位女士说，有朋友从美国回来，发现她很忙，看到她晚上又要出门，去龙老师的基金会，那朋友很讶异。她就给朋友解释，什么给年轻人活力啊，国际视野啊……朋友听了，说，很好啊！这位女士道出她和朋友共同的感觉：“因为我们都热爱台湾！”
一位姓李的先生说，在台湾感到文化气息很少，做很多事情只是为了过生活。现在的人越来越自我中心，向善的东西越来越看不到了。他说，他来基金会，是要来贡献，来学习，“我很感谢你们，使我有机会参与”。
一位在年轻的时候很喜欢罗家伦、傅斯年文章的女士，认为当今的时代特别缺少思想。看到龙老师，很佩服她。她忍不住问了个私人的问题：“龙老师是不是天枰座的？”（在一片笑声里龙应台答：水瓶座。）
这些志工朋友，有的来自商业团体，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家庭主妇（这些中年女士互相戏称“老人A”、“老人B”），有的是从事音乐版权交易的商人，还有官员和前外交官。和他们交谈，最常听见的词汇是“爱”，是“关怀”，是“学习”。
小火锅一个个被送了上来，其实是很简朴素淡的晚餐。在欢声笑语里，龙应台站起来讲话。她的讲话，后来让我回味许久。不仅是她说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她说话的时间和地点。我听过龙应台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但我没有想到，在一次志工的工作晚餐上，她会发表那样一个精彩的演讲。没错，三十分钟的即兴演讲，面对满桌热腾腾的小火锅。
“大家一面吃，我一面讲。我平时很在乎自己讲话时别人在吃东西。但我们今天是工作，不一样。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见面，而且有一半以上是新的同志。从哪儿讲起呢？”
她从台湾《天下》杂志年初做的一个调查谈起。这个调查令人吃惊。被调查者，有百分之八十不知道雅典在哪一洲、不知道联合国总部在纽约；有百分之六十七不知道中国国家主席是胡锦涛。龙应台谈到了他的两个在欧洲长大的儿子，他们在台湾，看到满街的“7-11”商店，会想到全球化和保护本土产业；在香港，看到群众游行，立刻能以罗马、伦敦等地的反战大示威来当坐标进行比较。用这些生动的例证，龙应台引出基金会的宗旨。
“好，我们就专心做一件事情，这就是‘把全球视野带进来’。我们就是把观点带进来，看看能不能让全球的视野影响到我们的年轻人。”龙应台说，“所要发生的是什么呢？我自己想象，所要发生的就是一个‘灯塔效应’。灯塔很小，瘦瘦长长，但是在黑夜里它的光照得很广。”
龙应台请志工们拿出二○○六年国际论坛的资料，向他们细细解释这个以“民主”为题的论坛的核心理念是什么。
她说，台湾的民主，本来是华文世界的一个指标。但是“两颗子弹”（即二○○四年“三一九枪击案”）几乎是一个分水岭。“整个华文世界，哈哈哈哈耻笑：你看台湾的民主是这样！不只是华文区。我们台湾人原来有个说法，我们台湾要小心，不要变成菲律宾。现在，菲律宾人说，我们菲律宾要小心，我们的民主不要台湾化！”
龙应台说，台湾好不容易争到民主这个东西，如何评价它，其实需要一个更宽阔的坐标体系。想看台湾的民主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你应该知道拉丁美洲的民主，应该知道俄罗斯的民主，知道它们是什么状态；你也应该知道东欧、匈牙利、波兰，他们在发展，他们今天的“体质”是什么样的？我们同时还有一个参考系，大家是不是知道巴基斯坦和印度的民主是怎么一回事？很少人知道，是不是？在巴基斯坦，民主这个制度和它的文化到底是怎么结合的？我们也不知道，印度，这么广大的国家，这么广大的人民，这么古老的文化，然后它又如此的贫穷，在那样的土壤里头，它的民主长在那里，又长成什么样子？再说南韩，我们会觉得南韩和我们很像，发展模式，似乎是平行的；可是我们又觉得，哎？奇怪，一九九七年的时候，金融风暴，经济都快要跨掉了，可为什么南韩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突然异军突起。它的民主，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你再看日本，亚洲的民主老大哥，可是他的小泉政府，它的这样一个转变，是为什么？而我们对日本，只是落在李登辉啦，亲日啦，仇日啦，这些纠结上。对于日本的民主架构，在日本的传统文化里头，它到底是长出什么东西来了？我们并不知道，缺少深刻的讨论。再回过头来说美国，我们在批判自己的民主体制的时候，如何解释，美国有了布什之后，它的民主，老民主，竟然会发生这么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
龙应台说，“五四”在中国历史上是民主和科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日子，二○○六年的国际论坛就放在那时。邀请了八个国家的专家，来讲他的环境里的民主是怎么样的状况。“当台湾的民主放在那个坐标里的时候，我们才会清醒。”
龙应台是一个“灌溉者”，她殚精竭虑，抓住一切时机训练更多的“灌溉者”。她平日给志工们发过许多的Mail，在其中一封，她写道：
我们是基金会的第一代开创者。如果风、雨、阳光、时辰，和我们的人格与默契都对的话，基金会所推出的活动，都希望是相对长久的，永续的。
世界上很少有绝对的长久、永续的事情，但是有相对的长久、永续。在台湾文化史上，《自由中国》、《文星》、《大学杂志》、《仙人掌》等等，今天都没有了。但是，他们曾经相对地长久过。在压抑而阴暗的时代里，燃烧过，放过光。
如果我们今天作的事情，希望它有相对长久性，那么现在的每一步，都要想到如何让它长久。
我读到过一封名叫“痞子”的大学生志工写给龙应台的信：
谢谢老师
加入团队今天是第五天，数天来在往返的信件里面耙梳和思考，每一封我都仔细的读着，在往来的邀请函与对细节的注重里学着长远和整体思考，在基金会里偷偷学着敏于事而慎于言。谢谢老师和前辈同侪们在讨论和指点里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小时候，运动会接力赛跑前，下了课总会和前后棒的同学到操场上练习接棒，为的就是能把棒子稳稳的，没有速度差距的顺利交下去。长大了，在电视机前看着奥运田径场上，欧美长人堆里相形瘦小的日本队靠着平顺稳定的接棒在接力赛里常胜。今天，我在长久和传承的思索上又深刻了一些
“痞子”
可惜，我这封信不得不给你留下一片大大的空白。我曾亲眼见到《民主这条路——全球视野下的民主体检》（DemocracyWhereTo？）国际论坛的酝酿筹备，但却未能直接观察这个论坛的召开。听在场的朋友告诉我，棒极了！特别是，志工们表现一流，他们姿态清新，服务时充满荣誉感。用这样的词语形容志工的，本身也是一位志工，从香港专程自费赶去义务服务的电视记者罗恩惠。她告诉我一些故事，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细节：论坛结束时，她向在门口负责接待的志工索取论坛资料，开了口，才知道那志工是位曾经中风的妇女（她是一位电脑专家）。她手脚不灵便，说话吃力，动作很慢。却很专注地满足请求者，一份一份查找……
不久前，我还看到了龙应台在这次论坛结束后写的一封电邮。她提及的人名，我只知道，除了基金会的专职人员，全是志工伙伴。电邮里藏着的许多故事，我也未必全然知晓。但我知道，那都是同道者相濡以沫的温暖故事。也就在这电邮里，我们看到永远追求完美永远不知疲倦的坚韧的龙应台她柔弱的另一面。征得应台的同意，我把这封信交给你发表，让《民间》的朋友们分享吧。
祝
编安
钱钢
二○○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我累了
筹备了足足八个月的国际论坛，在真诚的掌声中谢幕了。每一场有六百人，坐得满满的，在光复厅古典的水晶灯下，思索前瞻性的问题。外面下着大雨。
马来西亚的安华问我，“贵宾和讲者的位子放在讲台的旁边，围着几张圆桌，而不是坐在正中间，最前排。这是台湾式的会议安排吗？”
我说，“不是的，这不是典型台湾的会议安排。典型的会议安排，会把长官和贵宾放在最前面正中第一排。之所以把贵宾放在旁边，以普通市民为中心，和我们的‘平等’理念有关。”
她笑了，说，“在马来西亚就是贵宾一排又一排，在最前面。我昨天还特别拍了照片，传回去给我的同事，说你们这种安排感觉特别好，我们以后就照着做。但是我以为这是台湾特点呢。”
日本的藤原说，同样的题目，在东京，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来听。白永瑞在一旁摇头，说，在南韩也不可能。
上海的朱学勤说，“台湾人对民主根本不需怀疑；政党可能是腐败的，政客可能是无能的，但是它的人民是好的，它的社会是好的。你看这个基金会就知道。”
看见志工在做好了所有的准备之后，安静地坐下来吃便当，他极感动。他很惊讶，从董事长、执行长到所有董事，全部是不支薪的志工。他看见堂堂一个驻教廷大使，谦逊地坐在最后一排，听完一连两天的论坛，觉得不可思议。他得知文化局的官员利用下班的时间来做志工，非常惊讶。
所有的讲者，为亚都的细致和周到，而这些细致和周到都是严先生对于基金会的捐赠，极为感动。所有的讲者，对于两位董事主持人的人文素养之高，印象深刻。所有的讲者都说，他们到处演讲座谈，这却是一次最愉快、最值得的经验。
我相信，讲者是带着对台湾的美好的情感和印象离开的。而那些群众呢？如果你有抬起眼来观察过，你就会知道，两个下午，他们聚精会神地听讲，听到最后一秒钟，到我们宣布结束，谢谢大家时，掌声长长地响，却没人站起来。人们长长久久地留在位子上，没人匆匆离去。
我相信，人们是带着美好的情感、深刻的思索，离开中山堂的。
谢谢小文，小瑄忍受我无尽的严苛的要求。
谢谢应平宽阔无私的、慷慨至极的奉献。
宗德、小伟无时不在的让我们依靠的支持。
谢谢玉茹几近「母爱」的呵护。
谢谢本善、德娴，慈铭和信惠的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刻的忽然出现。
谢谢丽珠和贵芳给我的永远不会落空的「安全感」。
谢谢炜舒的不厌其烦。谢谢昱融的细密可靠。谢谢惠美的巨细靡遗。
谢谢张璇、KO、戴老师、台莉的全心全身投入，谢谢我无法一一写出名字但是清楚记得你们脸庞的每一个志工……耿甫、仲安、恩慈、庭玮……
我同意朱学勤的观察：台湾最好的部分，就是它的人民。
已是午夜，我也累了。
亲爱的，晚安。
应台
二零零六年五月一日于清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