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东尼奥尼到章子怡－中国三大禁区的历史变迁

中国三大禁区以及其一：“反动”

中国文化领域的禁令也许是世界上最多的。电影，小说，传记，报导，杂志，报纸，网站，搜索概念，什么东西都可以纳入禁的范围。然而从内容上看，所禁则不外乎三大类：“反动的”，“黄色的”，“反华的”。可谓中国文化的三大禁区。

当然这三个概念上面用的都是很久以前的说法，早已不准确了。所谓“反动”，今天和三十年前已全不是一回事了，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不算什么了，中国本身也是资本主义了。封建主义？那算什么，从还珠格格到康熙微服私访什么的，哪个不在歌颂之列？什么在今天是“反动”的呢？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扯淡！外资今天在中国出口中占了一半以上的份额。当年毛泽东说的“三座大山”全部都不“反动”了，连战也跟胡锦涛握手，国民党平反成为“大哥”了。

“反动”这个定义似乎很难找，也似乎没人去下。凡是中共党中央反对的就是反动的？不准确。从新闻报导的角度看，揭露中国的一些黑暗面，未必被禁，只是要有一定的度：比如环境污染问题，矿难的事，腐败的事，中国媒体也报导，也挖掘。这些方面，要说禁，往往是地方上要禁，以堵家丑外扬的口子。当然这些东西是有一定度的，这种度，或者说上限，很难掌握，也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那么？什么在今天是中国必禁的“反动”呢？具体的看，有法轮功，有六四，有海外民运，有多党制问题，近年来又多了一个“维权”。这些东西的共同点是什么呢？是：会给或可能会给社会带来动荡，带来不安定。可以说，今天中国的“反动”标准是社会安定因素，是一种对江山的担忧，而绝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你死我活。

第二大禁区：“黄色”

再看看“黄色”。今天一般也不这么称呼了，而说成“色情”。

有人说，毛泽东最大的功绩是消灭了娼妓。且不说毛泽东的私人舞会，或者张玉凤什么的，也不去说江青关起门来看电影，但社会上确实做到了“青一色”。文化大革命当中，舞台上的男女之间只有敌我，连爱情都不太允许，更别说色情了。以致文革中地下流行的并不黄的“第二次握手”，或者翻译的“红与黑”之类的，在文革后空前绝后地畅销。

今天的中国有两样东西一直是禁止的，但也一直是禁而不止的，一是赌博，二是色情业。从社会上看，不仅卖淫禁不住，二奶业也蓬勃发展起来。从文艺上看，色情文艺全面在地下繁荣。中国城市里恐怕很少有没看过色情录像或DVD的人。

但是在官方的层面上，色情文艺则始终是禁止的。而且，现在的中国在这方面比80年代又退步了不少。在视觉产品上，关键在于“露”与不“露”，而且明确是女性的“露”，只允许隐隐约约，点到为止。帕梅拉.安德森为少穿毛皮产品做的广告海报也一度被禁，原因就是这位女星露得太多了一点。

在文字产品上，就很难掌握了。为什么上海宝贝被禁，木子美被禁，而丰乳肥臀和王小波之流就可以“逍遥法外”？其实很多近年来的好作品都有些地方很赤裸裸，很“刺激”的，就连高行健得诺贝尔奖的“灵山”也有很直接的色情描述，但这些作品也就“玄”了一阵子，顶多出一身冷汗，最终没有被禁。原因不详。也许是文字产品的检查员们毕竟比较有文化，知道通常文学（有人说“纯文学”，不准确）中的色情情节和情色文学中的色情情节的区别？但如何划分这两种文学呢？姑且存疑。

对同性恋，中国的社会态度也有一定改变。三十年前，男性同性恋（那时俗称“鸡奸”）者被破获了至少是要进劳教营的。现在，社会上同性恋，甚至变性也时有所闻，或许不至于被判刑了，可却也是任谁也不敢公开的“丑事”。在文艺作品方面，除了一个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真正与大众见面的几乎没有。从李安的“断背山”之被禁，可以看出仍然坚决排斥的官方态度。

“黄色”在中国始终还是禁区，但跟三十年前对比，还是有不小的变化的，至少从全面的禁变成了有所禁；同时也从全面禁得了变成了全面禁不了。

第三大禁区：“反华”

这才说到了安东尼奥尼和章子怡了。当然，“反华”这个概念也相对陈旧了。

1972年，江青把意大利著名的左派导演安东尼奥尼请来，意在让他拍摄一个阳光灿烂的社会主义中国。结果这个安东尼奥尼，给他安排好的地方他虽然也拍，比如北京郊区堆满那个时代罕见的活鱼的菜市场，他只是敷衍地拍了，却对途经的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自由市场大拍特拍；模范的山村他也是敷衍地拍了，但却天马行空地走到山更深处的一个贫穷村庄去浪费镜头。中国人随地小便的现象，他居然拍了两次，还有上海很多破烂的房子。于是，江青们认为，阳光灿烂的中国进入电影的一多半是阳光后的“阴影”，“黑暗面”，拍摄“中国”的安东尼奥尼成了中国人的公敌。安东尼奥尼自己还莫名其妙：“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指责我，这真是闻所未闻”（见德国之声相关报导）。

章子怡又干什么了呢？她和巩俐在“艺伎回忆录”里出演日本人，是被日本男人和美国男人欺负的女人。于是，中国愤青们不干了。连德国明镜周刊也摘译了一些中国愤青的言论：“章子怡怎么能允许一个日本人爬在她的身上呢？”“章子怡和巩俐是中国人的耻辱。”有的愤青甚至在网上发出了章子怡追杀令。结果，为了避免中国再次出现反日浪潮，中国广电总局发出了不让“艺伎回忆录”进入中国的禁令，正在上海电影译制厂录音翻译的章子怡们不得不终止工作。

安东尼奥尼和章子怡完全不同，相同的是什么？是针对他们的那种民族主义。这东西以前叫与“反华”斗争，现在并无准确名称。但这两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有着很大的区别。最大的区别是：安东尼奥尼那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是自上而下的，而章子怡时代的民族主义是以自下而上为主的。

批判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是江青们要求全国人民批判的，因为安氏污辱了社会主义中国，污辱了中国人民。其实，那时的中国人看过这部电影的人极少，完全是根据官方的批判来再批判的。

章子怡的时代则正值愤青高峰期。愤青们在去年四、五月份发动了浩大的反日活动，结果上面怕乱了套，严厉地制止了。不久前，去年发起大签名的人甚至还被判了刑。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底下的人要发泄民族主义，而上面怕乱，因而把章子怡们夹得扁扁的。

民族主义在中国当然是始终存在的，在文革中达到一个高峰，那是宣传的高峰，宣传中国是世界上最红的地盘，是东方的红太阳，比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国家都强得多。上面这样认为，全国的人当然也就应该这样认为。

90年代末，21世纪初，中国的民族主义再次达到高峰，这次不是中国自己捧出来的，而是全世界舆论捧出来的。中国的愤青也是一种自豪的、甚至过度自豪的愤青：舍我其谁？日本人他们要反，俄罗斯人他们要反，朝鲜人他们要反，就连韩国人自己改个首都的名字，他们也要反，而且不罢不休的。于是，自然而然的：怎么可以让日本人骑在中国女人的身上？无法无天了不是？

张艺谋说：“我觉得这电影只是一部艺术作品，大家也不必要把它上升到民族和主权的角度去看。”大陆文化评论家朱大可说：“艺伎是日本文化的象征，中国人演活了日本人的角色，中国的爱国愤青应该支持她。”香港亚洲周刊提出个问题：如果说章子怡与日本演员有亲密镜头便“有辱国体”，为何“无极”里日本演员真田广之与港星张柏芝的床戏就没有嘘声？这些愤青的盲目乱愤由此可见一斑。

社会安定是今日三大禁区之本

中国的上述三大禁区在今天有一个相同之处，那就是：禁与不禁，关键在于是否不利于社会安定。

第二大禁区“黄色”其实跟社会安定的关系似乎不那么大。这是个观念问题。德国是允许妓院存在的，允许的理由之一就是允许了才更利于社会安定与治安。而中国政府显然不是这样看的，在他们眼里，嫖和赌是万恶之源，也是造成社会动乱的因素。而“黄色”的文艺作品不仅刺激社会道德向不好的方向转变，而且道德的变坏会使社会更不安定。

第一大禁区“反动”和第三大禁区“反华”，社会安定的决定作用就更明显了。最近，冰点杂志的被禁，可能跟这两者都有点关系。袁伟时教授关于圆明园可以避免被烧的文章是直接原因，这篇文章不仅“上面”认为有严重问题，许多愤青也持同样看法。给德国之声的来函中，就有读者说了，凭这篇文章，冰点就该封。还有冰点以前刊登的文章，说台湾人其实大半不希望统一，又让上面不高兴了。这些东西，都是既“反华”又“反动”的。台湾问题也牵涉到民族主义：一个大中国的愿望。

从冰点的遭遇看，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其实是上下融汇贯通的。只不过在有些方面，“上面”要多一些“理智”。去年的反日浪潮，“上面”一开始实际上是鼓励的，至少是默许的，但后来还是安定高于民族主义。

这三大禁区，还将在中国长期存在。它在不同程度上局限着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的局限意义还很大。就“艺伎”问题，中国“电影”杂志社社长兼剧作家赵葆华说：“要把这种仇恨记忆与艺术创作区分开来。”这样的话还是值得中国上上下下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