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15日，新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向人们挥手致意
北京 — 上星期，新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访问了南方城市深圳，这是他上任后第一次视察。中国官方媒体突出报道了习近平不准铺红地毯或者摆设盛宴的指示。
分析人士说，这种低调方式是中国新领导人加大反腐力度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贪官污吏是引起公众不满的最大原因之一。不过，中国官员在反腐的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目前还是未知数。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中国法律的教授萨皮奥（Flora Sapio）说：“问题是：这些字面之后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去变革或改革；或者，他们只是用这些时髦词把现状合法化，并且利用反腐，把它当做为一种非暴力的、多多少少算是文明的手段，来解决政治冲突。”
“反腐誓言高喊多年*
中国领导人长时间以来都在谈论反腐的必要性。习近平以及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都说过腐败对共产党和国家的威胁。2007年的时候，胡锦涛甚至把腐败形容为“埋藏在社会的不定时炸弹”。
不过，语气最强烈的也许是1990年代末时任总理朱镕基说过的豪言壮语。他信誓旦旦地说：“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 。
然而，尽管最高层一再高喊反腐，贪污腐败仍然盛行。
根据时任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2007年所做的一份调查，中国10%的政府开支被回扣和贿赂侵吞，而只有不到3%的贪官受到惩罚。
*新风向：人肉搜索 网络反腐*
不过，最近几个星期，媒体开始报道越来越多的官员受调查或者被解职。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非法行为和滥用职权指称最开始是由社交网络披露的。
一些人相信，这种在社交媒体上揭露贪官的做法是一个进步迹象。网上曝光迫使当局展开了一些调查，某些官员被解职。
不过，其他人士警告说，公民在网上爆料的做法具有危险性，这些信息本应由法庭处理。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胡星斗提供)(资料照片)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说，中国人使用互联网和与推特类似的微博反腐，更多反映的是中国在体制上缺乏透明。
胡星斗说：“通过微博反腐败，通过网络反腐败，甚至通过二奶反腐败，这个恐怕都是中国特色的。而且是零敲碎打的。关键的还是建立现代制度来反腐败。”
*党自己监督自己*
在中国，对共产党官员的调查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从中央到政府各级都设有纪委，大型国有企业也有纪检分支。
当有人举报某干部有滥用职权行为时，纪委需要得到党的上级部门的批准才能对这名干部的违法乱纪指称展开调查。
萨皮奥说：“党自己的反腐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和调查腐败案件，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负责惩罚、审理腐败案件。因此，这种监督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内部机制为基础的，这明显就是不透明的。”
*阳光法案*
领导层最近的反腐号召给很多中国学者壮了胆，他们开始为改善监督管理体制而建言。
一项摆到桌面的改革方案是落实“阳光法案”，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萨皮奥说，阳光政策也许能够帮助发现小打小闹的腐败，但是有很多因素让阳光法案很难执行。
她说：“如果发现了你拥有的财产远远超出你的合法收入，怎么办？你会自动受到刑事调查吗？你是被党的机构来调查吗？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会带来不同结果。未来的财产公示法有可能帮助遏制腐败，但另一个结果可能是让党组织掌握党员的更多信息。”
12月9日，就在习近平南巡深圳之际，广东省公布了在三个区县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计划。
胡星斗说，现在还看不出来这种措施将如何执行。
他说：“财产公示按照过去来说，一般都是在单位内部，而不是登在报纸上或者放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别的方式向全国或本地区公开。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做法。”
自从2010年以来，低层官员一直被要求向上级报告他们的财产，这种报告不对外公开。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所主任任建明是最近见到新上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八学者之一。任建明说，在会上，一些专家建议改进财产申报制度，但他补充说，这些措施并不够。
他说：“我们应该从深层次看，我们过去的反腐败为什么不足以控制腐败？它到底问题在哪里？”
*反腐机构独立性*
在任建明看来，过去的失败源自于纪委工作缺乏独立性。
他说：“我认为一个好的反贪机构它是独立的。然后，对它的授权和资源的保障是充分的。对这个反贪机构的监督—内外部监督，也是有力的。”
分析人士说，中国在向新加坡和香港等邻居取经，希望在境内形成更有效的反腐制度。
香港当年也曾腐败成风，港府在1970年代设立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得到充分的资金，并有完全独立的调查权。这一措施使香港跃入世界最清廉政府之列。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权力范围广泛，警察、法院和政府本身都在党的领导之下。让一个大权在握的独立机构来监督国家官员，这有可能被视为威胁党的地位。
中国国内一些人士说，虽然他们相信新领导层有推动变革的决心，但真的要实现变革，仅靠意志坚决的个人是不够的。
研究廉政的学者任建明说：“到底我们未来能不能有战胜腐败的信心呢？我们还需要观察。”
分析人士说，这种低调方式是中国新领导人加大反腐力度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贪官污吏是引起公众不满的最大原因之一。不过，中国官员在反腐的道路上究竟能走多远，目前还是未知数。
香港中文大学研究中国法律的教授萨皮奥（Flora Sapio）说：“问题是：这些字面之后的含义是什么？他们是不是真的要去变革或改革；或者，他们只是用这些时髦词把现状合法化，并且利用反腐，把它当做为一种非暴力的、多多少少算是文明的手段，来解决政治冲突。”
“反腐誓言高喊多年*
中国领导人长时间以来都在谈论反腐的必要性。习近平以及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都说过腐败对共产党和国家的威胁。2007年的时候，胡锦涛甚至把腐败形容为“埋藏在社会的不定时炸弹”。
不过，语气最强烈的也许是1990年代末时任总理朱镕基说过的豪言壮语。他信誓旦旦地说：“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 。
然而，尽管最高层一再高喊反腐，贪污腐败仍然盛行。
根据时任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项目主任裴敏欣2007年所做的一份调查，中国10%的政府开支被回扣和贿赂侵吞，而只有不到3%的贪官受到惩罚。
*新风向：人肉搜索 网络反腐*
不过，最近几个星期，媒体开始报道越来越多的官员受调查或者被解职。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非法行为和滥用职权指称最开始是由社交网络披露的。
一些人相信，这种在社交媒体上揭露贪官的做法是一个进步迹象。网上曝光迫使当局展开了一些调查，某些官员被解职。
不过，其他人士警告说，公民在网上爆料的做法具有危险性，这些信息本应由法庭处理。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胡星斗提供)(资料照片)胡星斗说：“通过微博反腐败，通过网络反腐败，甚至通过二奶反腐败，这个恐怕都是中国特色的。而且是零敲碎打的。关键的还是建立现代制度来反腐败。”
*党自己监督自己*
在中国，对共产党官员的调查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从中央到政府各级都设有纪委，大型国有企业也有纪检分支。
当有人举报某干部有滥用职权行为时，纪委需要得到党的上级部门的批准才能对这名干部的违法乱纪指称展开调查。
萨皮奥说：“党自己的反腐机构负责监督、管理和调查腐败案件，而且在一定范围内还负责惩罚、审理腐败案件。因此，这种监督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内部机制为基础的，这明显就是不透明的。”
*阳光法案*
领导层最近的反腐号召给很多中国学者壮了胆，他们开始为改善监督管理体制而建言。
一项摆到桌面的改革方案是落实“阳光法案”，要求官员公布财产。
萨皮奥说，阳光政策也许能够帮助发现小打小闹的腐败，但是有很多因素让阳光法案很难执行。
她说：“如果发现了你拥有的财产远远超出你的合法收入，怎么办？你会自动受到刑事调查吗？你是被党的机构来调查吗？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答案会带来不同结果。未来的财产公示法有可能帮助遏制腐败，但另一个结果可能是让党组织掌握党员的更多信息。”
12月9日，就在习近平南巡深圳之际，广东省公布了在三个区县试行官员财产申报公开的计划。
胡星斗说，现在还看不出来这种措施将如何执行。
他说：“财产公示按照过去来说，一般都是在单位内部，而不是登在报纸上或者放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别的方式向全国或本地区公开。现在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样的做法。”
自从2010年以来，低层官员一直被要求向上级报告他们的财产，这种报告不对外公开。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所主任任建明是最近见到新上任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的八学者之一。任建明说，在会上，一些专家建议改进财产申报制度，但他补充说，这些措施并不够。
他说：“我们应该从深层次看，我们过去的反腐败为什么不足以控制腐败？它到底问题在哪里？”
*反腐机构独立性*
在任建明看来，过去的失败源自于纪委工作缺乏独立性。
他说：“我认为一个好的反贪机构它是独立的。然后，对它的授权和资源的保障是充分的。对这个反贪机构的监督—内外部监督，也是有力的。”
分析人士说，中国在向新加坡和香港等邻居取经，希望在境内形成更有效的反腐制度。
香港当年也曾腐败成风，港府在1970年代设立了廉政公署。廉政公署得到充分的资金，并有完全独立的调查权。这一措施使香港跃入世界最清廉政府之列。
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权力范围广泛，警察、法院和政府本身都在党的领导之下。让一个大权在握的独立机构来监督国家官员，这有可能被视为威胁党的地位。
中国国内一些人士说，虽然他们相信新领导层有推动变革的决心，但真的要实现变革，仅靠意志坚决的个人是不够的。
研究廉政的学者任建明说：“到底我们未来能不能有战胜腐败的信心呢？我们还需要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