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以时间为刻度,在小小地球上,时间刻度的标准是随着人类交流的扩大而统一的。在采用公元纪年之前,世界各地的历法各有不同。拿中国来说,传统上使用的是干支纪年和王朝纪年,历朝历代的年号共有500多个。晚清末期,围绕采用孔子纪元还是黄帝纪元,曾引发学界和政界一番口水战。直到1912年民国成立后,才决定使用世界通用的公历纪年法,同时使用中华民国纪元。此后,袁世凯短命的帝制改年号为“洪宪”。“满洲国”的傀儡溥仪,也定年号“大同”、“康德”。可见纪年年号作为权力象征之重要性。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中共红朝虽然没有自建年号,不过“解放前”、“解放后”作为党化词语,切割了两个时代。

一年十二个月,是宇宙运行法则之于地球的结果,又似乎是人为的界定,反过来影响人心。一月作为起始的月份,因新的时间迎面而来,得意者难免踌躇满志,失意者期盼有所转机,无不充满期待;可时间对于绝望者,或是吞噬生命的黑洞,或是绝地奋起一搏的机会。到头来,满怀希望者也许收获的是绝望,绝望者也许没想到希望就在不远之处,而那些绝地奋起者用牺牲给后人孕育了希望。

自从基督教随着元朝仓皇北逃的马队在华夏近乎消失,二百多年后,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在澳门登陆,游历南方18年后,终于在1601年1月24日来到明朝的都城北京,至9年后58岁的利玛窦病逝葬于北京,京都内外皈依天主教的华人已达2500人。此后尽管历经坎坷,但上帝的福音在这片土地不断复兴。其间也出现异端,利玛窦进京250年后的同一个月——1851年1月11日,借鉴基督教创立“拜上帝会”的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太平天国起义,给中国带来13年的动荡。

模仿基督教,借在地上建“天国”之名争夺龙椅的洪秀全,不过是又一枭雄,而盲目排外、迷信妖术的义和团,屠杀外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更是一群草莽。1900年1月27日,美、英、法、德、俄、意等国照会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反促使清廷借助其与各国宣战,酿成“庚子事变”,7个月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第二年的1月29日,清廷被迫下诏“变法”实行“新政”,但为时已晚……16年后,1916年1月31日,基督教会的燕京大学成立,3年后的同一天,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任校长,27年后他成了美国驻华大使,因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闻名新中国,他的教育家身份反而被人们忘却。

辛亥革命中摇身一变逼清帝退位的袁世凯,本可以成为“华盛顿”式的人物名垂千古,可是,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宣布解散国会。二年后燕京大学成立的当月,1916年1月1日,他背叛共和,复辟帝制,自封洪宪皇帝,功亏一篑。52年后的同一天——1968年1月1日,以反帝反封建起家的中共,在文革中大兴文字狱,经毛泽东批准,公安部部长谢富治批捕《出身论》的作者、25岁的遇罗克(遇罗克5日被捕,两年后殉难)。19年后的同一天——1987年1月1日,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向垂帘干政的邓小平递上辞职信。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10日,中顾委一群退而恋权的老人召集“生活会”围攻胡耀邦。会后,胡耀邦坐在怀仁堂门前的台阶大哭一场。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问题的通知》。18年后的2005年1月17日,胡耀邦的继任者,1989年六四中被邓小平罢黜的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在被软禁16年后病逝。

当初满怀希望追随共产主义的人们,绝对想不到后来共产党的天下竟是如此堕落黑暗。

1919年1月15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后来却被当作苏俄和中共错误的替罪羊被抛弃,晚年成为中共的“反对者”。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俄代表越飞发表联合宣言,表明公开确立联俄政策。没想到引狼入室,苏俄把国共两党当作谋求其利益的棋子,破坏两党的合作和中国的统一,祸乱中华。国共反目后,中共走上了暴力革命之路。1930年1月5日,毛泽东撰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点燃了许多共产党人渐暗的希望。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让奔逃的红军出现转机。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政治上主张联合政府,反对一党专政,经济上保护私有制,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资产阶级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他说:现在我们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老资本主义,而是新资本主义,或者说是新民主主义。正是这些美好的承诺,“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未成年的政治童工、15岁女孩刘胡兰,参与中共暗杀村长的行动,1947年1月12日,被国军抓捕后拒不投降,血染铡刀。3月26日和1957年1月11日,两次得到毛泽东题词褒奖:“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当人们迷信未来而脱离现实,希望最终往往变成绝望。

中共建政伊始,中国人被拖入朝鲜战争,名曰“保家卫国”。1951年1月15日,全国掀起向志愿军和朝鲜捐款捐物的高潮。结果,除了留给朝鲜人民一个家天下的“动物庄园”,付出200万士兵伤亡和500~600亿美元的代价,自己还被世界孤立几十年。1951 年1 月30 日,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表明了联合国多数国家对中国的失望。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问题从此被长期搁置起来。尽管如此,关起门来的中共并没有搞建设,而是窝里斗。借“抗美援朝”,中共开展镇反运动,靠滥捕滥杀立威,随着战场上的顺利,毛泽东对镇反现状有些不满,1951年1月17日,下达杀人指标,批示“大杀几批”。镇反运动共逮捕了214470人,判死刑21715人,非正常死亡(自杀、刑讯逼供中被打死或在监狱、劳改中折磨致死)53230人。打击了140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错案率超过94%。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又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许多企业家纷纷被捕或自杀。接着,搞“社会主义改造”,民营经济被消灭,1956年1月15日、21 日,北京、上海先后举行庆祝胜利大会。

在此后准备利用阳谋降服知识分子之前, 1956年1月24日,中共为了笼络工具型人才,首次颁发科学奖金,钱学森、华罗庚、吴文俊、钱伟长等人获奖。同时,在这个月初召集34个部门的负责人时,毛主席甚至很开放地建议:“中央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美国发展很快,其政治制度必有可学习之处。我们反对它,只反对它的帝国主义。”“苏联只有一个党,到底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看来还是几个党好。……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随着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独裁和个人崇拜,毛泽东开始担忧自己的地位,态度又变了。第二年1月,他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露骨地说出了对付民主党派人士的办法:“他们是知识比较高的阶级,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干净,办法一是出钱赎买,二是出位子安排。共产党加左派占三分之二,三分之一非举手不可,不举手就没有饭吃。”反右运动后,1958年1月28日,周恩来将章乃器召去,说马上要开国务会议,要撤他(粮食部部长)和章伯钧(交通部部长)、罗隆基(森林工业部部长)的职。章伯钧和罗隆基不得出席申辩,但允许章乃器出席。章乃器说:“那还申辩什么呢?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这正合周恩来的意,便回答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就这样,章乃器开始了长达20年的屈辱生活。此时,他们是否后悔当初的抉择?12年前的同一个月,1946年1月,蒋介石派罗隆基的同乡又是清华同学、 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彭学沛去做说客,告诉罗:“共产党只是利用你,不会信任你……只要你愿意,在国民党政府中当个部长,那是不在话下的。”对于章伯钧,蒋更是亲自开口,明白表示:“除了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之外,当什么部长都可以!”可是章、罗二人及民盟骨干以为共产党真的要搞民主、反对一党专政,因此毫不犹豫地与共产党合作。

接下来的大跃进导致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大饥荒,就在各地大批饿死人,甚至出现人吃人,不断发生暴动(详见中山大学教授李若建《大跃进与困难时期的社会动荡与社会控制》)的时候,1960 年元旦,《人民日报》还发表社论吹嘘:“根据最近的经验,找到了三个法宝,这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的发展速度和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1 月7 日至17 日,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1960 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1959 年跃进得更好。就在会议期间,1960年1月12日,海军飞行员杨德才对其他飞行员说:“现在都饿死人了……不信到台湾没有出路。”这个日子与13年前刘胡兰赴死恰好是同一天,刘胡兰在天之灵得知会做何感想?3天后,杨德才驾驶一架米格十七逃往台湾,开了中共建政后首次驾机叛逃的先例(但因超低空飞行坠海而未遂)。

直到大饥荒难以掩盖,1961年1 月1 日,毛泽东宣布不吃猪肉和鸡,坚持了7个月。这场作秀传遍全国,借此安抚人心。公元594 年秋,关中大饥荒,隋文帝杨坚一年不吃肉,比毛泽东还长5个月。实际上毛泽东的生活不但没有节俭,反而日益腐化,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成为毛与女服务员密戏的行宫。中南海春藕斋的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中南海女工作人员以及部队女演员为毛伴舞,兼供挑选伴寝对象。毛这样做,一方面是政治上受挫需要发泄;另一方面,装作沉迷女色,淡泊朝政,麻痹刘少奇。此时,毛最关心的还是权力而不是人民的疾苦。1月24日,毛泽东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

第二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召开。刘少奇在会上代表党中央初步总结了1958年以来党在经济建设上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毛泽东不得不作自我批评,但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963年1月29日,周恩来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1月14日,中共中央开展四清运动),毛泽东12月28日下午一手拿党章,一手拿宪法,到会场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他还当着众人对身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1965 年1 月13日下午,刘少奇赶紧召集党内生活会做自我检讨,由陈伯达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和刘少奇公开摊牌的当天,在广州的林彪听说后,第二天晚上11 时,口授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借宣传毛的著作否定军事大比武,得到毛的默许。1964年1 月5 日,《毛主席语录》(俗称红宝书)由总政治部编辑出版。到第二年8 月1 日,就发行了1213 万册。

尽管1965 年1 月3 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但厄运离他已经不远了。两年后,1967年1月6日,上海掀起“一月风暴”,从此,根据毛泽东1 月2 日批示,造反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夺权。林彪9日的日记写道:“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20日的日记写道:“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一月风暴”袭来的当天,清华大学的红卫兵“智擒王光美”,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王光美被押到清华园批斗,后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被放回。1 月13 日深夜,毛泽东派秘书徐业夫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这是毛刘二人最后一次见面。临别,毛泽东把刘少奇送到门口,假惺惺地说:“好好学习,保重身体。”7 月13 日,毛泽东借南巡离开北京,把无助的刘少奇抛给造反派……

文革中多少人家破人亡,仅仅死于1967年1月的名人就有:8日凌晨4时,解放军开国上将阎红彦服安眠药自杀。12日,云南德宏州副州长雷春国杀死妻子和一儿一女后自杀。21日,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死于水井中,武汉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吕炳安自尽。22日,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张霖之被游斗刑讯而死。26日,电影艺术家应云卫被推下游斗车致死。31日,30岁的女钢琴家顾圣婴与母亲和弟弟一起开煤气自杀身亡……在这样的恐怖之中,中共国务院30日一纸通知,连续13年春节没了假期,举国上下过“革命化的春节”。另外,1968年1月28日,总后勤部副部长汤平含冤去世。1969年1月30日,1964年全军大比武推广的“郭兴福教学法”奠定人郭兴福,杀死三个孩子后,与妻子双双自杀未果,被判死刑,后因许世友相救,改判20年。1970年1月27日,总后勤部政治部副主任周长庚在下放农场心脏病突发去世。1971年1月13日,诗人闻捷开煤气自杀身亡; 15日,被迫害的著名京剧演员盖叫天病逝。1974年1月16日,总政治部部长刘其人因谭政冤案牵连去世;29日,被迫害的彭德怀元帅去世。……

法国作家雨果说过:“寄托往往意味着葬送。”利用他人的轻信“借刀杀人”,是深谙传统厚黑权谋的毛泽东“成功”的秘诀之一。早在1937年1月21日,因西征而覆灭的红军西路军及其阵亡的董振堂,就是毛泽东打击张国焘的牺牲品。1941年1月4日的皖南事变,更是毛泽东借刀杀人,除掉宿敌、新四军政委项英的阴谋(10年前项英曾反对毛用血腥暴力打AB团,毛诬陷他是AB团的后台。后来他反对中央带毛长征,预见到毛要伺机夺权。项英对毛持批评态度,甚至嘲弄毛)。项英的总部有1000名工作人员、8000名战士,不到新四军的10%。毛不顾蒋介石要求新四军北上的指示,有意把项英孤零零的总部留在江南,送给蒋介石的部队去杀戮,逼蒋介石开第一枪,促使斯大林同意打全面内战。1940年11月,毛已内定撤除项英的职务,只是惧于项英的反应,这个决定才未急于出台。皖南事变前,毛命令叶挺、项英渡江北上,1940年12月29日,毛同意蒋介石安排的路线,通知项英:“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可是第二天,毛又突然电令他们改走蒋特地否决的而且绕远的苏南路线:“走苏南为好。”但又故意不通知蒋介石。蒋介石还以为新四军会按他的要求走皖东,于1941年1月3日发电报给新四军军长叶挺,重申皖东路线,并说他“沿途已令各(国民党)军掩护。”项英发现蒋介石并不知道路线已改,赶紧在4日拟了一封通知蒋介石的电报,由毛转发(因为规定不得直接与蒋联系),但这封关键电报被毛压下了。项英发完电报又等了若干小时,当天夜里才出发。他以为蒋介石应该得到改变路线的消息了,沿途驻扎的国民党军队也应该接到命令,给他让路了,于是9000新四军进入了国民党十几万大军的驻扎区。国民党军没有得到新四军要过路的通知,以为是来挑衅,就开了火。慌张的项英发了一封又一封电报给延安,要毛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是毛毫无动静,事后说电台出了“故障”未收到电报……项英刚突围出来,毛泽东就迫不及待地以中央名义发决议,给项英冠以种种罪名。而周恩来在13日才向国民党提出抗议,但蒋介石已经在前一天主动下令停止攻击了。项英14日深夜被叛变的马夫杀害。皖南事变后,莫斯科在西方组织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蒋宣传,在重庆,指挥宣传的是周恩来,他当时是毛设陷阱的唯一知情人(苏联大使潘友新在他给高层领导看的的回忆录里指出,他当时就怀疑皖南事变是毛泽东有意让项英去送死。周对潘谎称新四军总部同延安的电讯联系是13日下午断的,跟毛撒的谎,即6日到9日断的,对不上号)。周配合毛迷惑了无数西方人。至今,官方历史依然把皖南事变的账算在项英和蒋介石身上。

在一个崇尚丛林法则的社会没有胜利者,那些追随强权者迫害他人的走卒,也往往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例如,遇罗克被捕后第9天,1968年1月14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被关进秦城监狱,一年前的1967年4月14日,就是他宣布《出身论》是大毒草,给遇罗克带来杀身之祸。文革尚未结束,1971年1月26日,中共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被中共定性为反党分子……

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是靠其灵活性、实用性成为毛时代幸存者的。1975年1月5日,邓小平复出,对毛表示“永不翻案”。一年后的1月8日,支持邓的周恩来去世(一年前的1月18日,毛泽东借“批林批孔”运动开始打击周恩来),这位表面忠顺的“战友”由于毛故意延误安排治疗,终于让毛放心地死在了他之前,毛泽东12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毛的这种态度,使得他身边许多的工作人员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甚至不许戴黑纱(这年春节中南海响起了1949年后的第一次爆竹声)。接着,邓小平对文革的整顿被指责为右倾翻案,邓被迫于20 日晚给毛泽东写了辞职信。第二天,毛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年9月9日毛终于死去,第二年,1977年7月,邓第三次东山再起,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一年之后,邓就把华国锋逼下了台。1981年1月25日,中共对林彪、江青集团案主犯作出终审判决。但是,被毛泽东称作“钢铁公司”的邓小平还有其强硬的一面,一切选择都是以保证一党专制为底线的。1979年1月18日,邓小平作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种政治思想,决定了同月29日他作为中共建政后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其眼光仅仅局限在西方先进的经济和科技(同一天,在胡耀邦主持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中,中共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尽管,1984年1月24日,邓小平视察深圳等特区并题词;六四后的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巡讲话”。但其目的都是为了“保党”而不是“为民”。

邓小平上台后对“毛泽东思想”只是暂时利用。1993 年1 月15 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坦诚地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我建议,对毛泽东一生的评价,可以在我这一代走后,做全面评价。到那时,政治环境会更有利,掣肘意见会少些。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对过去的错误、过失和违心、不完整的决议作出纠正,是共产党自信、有力量的表现,要相信绝大多数党员,相信人民会理解、会支持的。”

希望的破灭往往是觉醒的开始。

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与中共签订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她女儿、中共秘密党员傅冬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31日,解放军进入北平。不仅如此,傅作义还召回了在美国的弟弟、水利专家傅作恭博士。没曾想,后来傅作恭被打成右派,发配到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1960年冬季的一天,他扣猪食充饥时饿死在猪圈旁,成为该农场死于大饥荒的三千孤魂之一。由于他被大雪掩埋,人们以为他逃跑了,直到春天冰雪融化才发现他的尸体。所以,才有了蒋介石日记1963年8月9日的记录:“傅逆作义特以专人带来其亲笔书‘悉贡所能’四字。密告于余,但其并未具名,其字确是真笔,可知匪共内部已至崩溃在即,有不可想象之势,否则此种投机分子,绝不敢出此也。”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研究员、原台湾总统府总统新闻秘书及英文秘书郭岱君教授认为:“因为1963年正好是在三面红旗之后,大饥荒时期,整个大陆非常之惨。傅作义肯定也看到了,他可能也为当年自己做的很多事情感到后悔,才会带了这么一封密信给蒋介石。也就是说如果你们有什么反攻的行为,需要我做什么,我悉贡所能,里应外合。”“傅作义的事情一直进行了六个月。这是第一次出现。到后来8月份、9月份、10月、11月都还有出现,蒋还在日记中说,下周讨论傅逆之事等等。可见他们之间是有联系,但后来也就无疾而终了。”(美国之音电视系列专题:《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

面对中共建政时的一片狂热,基督教全国协进会在《致全国信徒书》中清醒地宣称:“教会不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由于坚守信仰自由,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谢模善、吴维尊等一大批传道人为义受苦,王明道入狱22年后,1980年1月9日才被释放。中共一直没有停止对基督教的打压。1985年1月,中共内部传达“宗教七禁”:禁止家庭聚会,禁止秘密祈祷,禁止政治涉入,禁止跨县传教、讲道,禁止与外国教会秘密联系,禁止私自转让圣经书籍,禁止私建教堂。

1989年1月28日圆寂的西藏十世班禅活佛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曾于1962年5月给周恩来写过《关于西藏总的情况和具体情况以及西藏为主的藏族各地区的甘苦和今后希望要求的报告》(简称《七万言上书》),他以藏区残酷的事实,严厉批评中共“混淆好坏,乱打一气”、“大汉族主义”、“反对宗教”、饿死人。因此,1964年被批判、撤职,文革中入狱9年多。

杨小凯《人民公社、大跃进、和三年大饥荒》一文中披露:1960 至1963 年中国出现了多如牛毛的地下政党和组织的活动,其中主要有中国民主党、中国劳动党、反共救国军、一贯道。他们反对共产党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追究中共造成三年大饥荒的反人类罪。这些活动后来都在1969 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被消灭。例如,1960年1月,秘密刊物《星火》第一期出版,这是下放甘肃武山县农村被监督劳改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张春元等人创办的。此前,张春元数次去苏州与林昭面谈。不幸,第二期未及印出,9月即被三位告密者告发,列为全国“第四大案”,定为“《星火》反革命集团案”,43人被捕,其中大学教师2人、研究生一人、大学生12人(其中兰大8名)、干部3人、农民25人;判刑25人,刑期从无期至三年,另有3位农民被管制,两位被戴帽处理,13人释放。1968年林昭遇害;1970年3月22日,张春元、原武山县县委副书记杜映华、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在兰州同时殉难(详见《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谭蝉雪[该案惟一女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2月)。铁道部干部王佩英在大饥荒中开始觉醒,她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广场、街道等处张贴大量传单,甚至在文革被关进牛棚时,当众高喊“打倒毛泽东”、“刘少奇万岁”。1970年1月27日,“公审”大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王佩英遭受残酷折磨,最后为防止其呼喊口号,她被卸去下巴,在随后被押往卢沟桥枪决的囚车上因捆绑过紧被勒死,尸骨不知所踪。(参看《王佩英评传》,郭宇宽,2010年;独立纪录片《我的母亲王佩英》,2010年;“王佩英纪念馆”网站)

文革结束前后,异议活动再度兴起。1979年1月1日,任畹町等人发起的中国人权同盟在北京宣告正式成立,同盟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权宣言》。1989年1月6日。天文物理学家、原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方励之致电邓小平,要求大赦政治犯、释放魏京生。1月28日。苏绍智、方励之等在北京“都乐书屋”组织“新启蒙沙龙”活动,共百余人。方励之在会上说:“现在中国主要是人权问题,需要行动。”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后,1990年1月29日至30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海外民运团体联席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海外民运团体有:“民主中国阵线”、“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中国民主通讯委员会”(即原退党委员会)、“全加(加拿大)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六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自由导报”、“国际团结委员会”、“民主中国(加拿大)”、“六四基金会”、“解放军民主正义协会”、“自由民主党筹备联络组”、“中国民主党”以及“美中人才交流基金会”等十几个团体。

对于共产红朝的今天,鲁迅早有预见。他生前曾对好友、中共领导白区文化工作的冯雪峰说过,如果你们的革命胜利后,我第一个要逃跑。他还在一封信中提到:如果旧社会崩溃了,我将穿上红背心,在上海马路上扫大街。果然,死于文革末期1976年1月31日的冯雪峰,用在新中国一直受迫害的生命体验印证了鲁迅的预言。鲁迅的清醒,来源之一是基督教文化对人性幽暗的深刻认识(详见《鲁迅:幽暗意识与光明追求》,齐宏伟,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12月)。鲁迅对基督教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基督教文化对他的思想和创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因此,1922年至1927年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发动非基督教运动,鲁迅没有参与。鲁迅的日本挚友内山完造就是一位基督徒。在各国照会清政府镇压义和团12年后的同一天,1912年1月27日,27岁的内山完造去京都教会听牧师讲道,大受感动,遂脱离佛教,皈依基督教。其夫人也是基督徒。来到上海后,经日本教育家、基督教神学家清水安三介绍,内山夫妇在自己的书店与鲁迅夫妇相识。内山完造称内山书店是夫人在上帝的感动下开设的。他常和鲁迅谈信仰,认为鲁迅的精神实质是爱与牺牲,与基督精神是一致的。

人间的罪恶和苦难皆源于人的罪性,只有信靠真理才有希望、有拯救。“我们仰望人来帮助,以致眼目失明,还是枉然。我们所盼望的,竟盼望一个不能救人的国。”(《圣经》耶利米哀歌4:17)因此,我们要“靠着圣灵,凭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义。”(《圣经》加拉太书5:5) “耶和华喜爱敬畏祂和盼望祂慈爱的人。”(《圣经》诗篇147:11)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邮箱 zxx1960@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