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政治地理名词，“东欧”一词曾被广泛使用。上世纪80年代，昆德拉发表文章，强调“中欧”身份，认为中欧文化属于欧洲，而不是俄罗斯。言下之意，东欧应当脱离苏联的影响。
接着，哈维尔、康拉德和契斯都加入了这一“重归欧洲”的讨论。他们反抗苏联的极权统治，却不完全赞同昆德拉的观点，而是认为俄罗斯文化是伟大的。正如契斯所说，新的欧洲地理政治分界已经将维也纳与它的前殖民地分开，使得布达佩斯、布拉格、华沙和布加勒斯特更靠近莫斯科，而不是维也纳。
东欧知识分子出于两个因素反对苏联制度，一是不满极权主义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侵犯，二是强烈的民族情绪。对俄罗斯文学和知识分子，他们却充满钦佩之情。因为苏联知识分子，尤其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在对待东欧人民时，也始终坚持普世的人道主义立场，支持他们抗争苏联霸权。
就苏联体制的历史而言，1968年是转折点。这年8月，苏联集团出兵镇压捷克“布拉格之春”，激起许多苏联知识分子义愤。索尔仁尼琴当时正在撰写《古拉格群岛》，闻讯后写下“做一个苏联人可耻”的传单。此后每年这一天，苏联知识分子都要举行争取民主、自由和人权的游行。
在波兰，“布拉格之春”也一度给知识分子带来希望。当时华沙正在上演密凯维兹的名剧《先人祭》，这是一部争取民族独立的剧作，而波兰当局起初要求删除其中一些贬抑沙俄的台词，最后干脆禁止演出。这给政治活动家米奇尼克留下很深印象，他带领一群学生前往密凯维兹的纪念碑并献上花圈，表达对当局的抗议。对于波兰军队参与入侵捷克，他像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那样，感到作为一个波兰人的耻辱。正是以捷克事件为标志，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知识分子的反抗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同时也加强了相互间的联系。
上世纪70年代末，波兰兴起工会运动，知识分子积极介入。1978年夏，米奇尼克与哈维尔在捷克苏台德区的白山会面，前者是波兰“保卫工人委员会”成员，后者是捷克“七七宪章”成员。时值“布拉格之春”十周年，双方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并商谈建立联合出版社的可能。
1979年1月，萨哈罗夫等人与波兰工会组织开了几次会，确立合作原则。同年7月，苏联的赫尔辛基协议监督小组与波兰的“保卫工人委员会”发表联合声明，要求释放被捕的捷克“七七宪章”领导人。12月，匈牙利哲学家杰诺斯·基什到华沙访问，与米奇尼克彻夜长谈。那时基什已经做了多年“萨米亚特”（地下出版物）工作，是匈牙利自由民主联盟的领导者，著有《新社会契约论》。他们在交流中发现，彼此读过同样的书，在相同的价值体系中度过童年，且都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对体制的反思。
哈维尔等人遭逮捕后，波兰知识界举行教堂绝食活动作为声援。1981年，波兰实行军管，米奇尼克等也被捕入狱。几年后，他们在狱中听到一度获释的哈维尔曾为他们大声呼吁。正如米奇尼克所说，中欧知识分子继承了欧洲理性主义、普遍主义传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他们看来，“重归欧洲”的观念既包含了昆德拉那种反俄的倾向，也包含了俄罗斯在内整个大陆东部欧洲化的信念。
是什么使萨哈罗夫、契斯、哈维尔和米奇尼克这样的科学家、哲学家和作家放弃职业生涯，去进行一场看似无望的斗争？是什么使他们并不想成为政治家，也没有任何权力，却最终促使自己的国家实现和平的民主转型？按照米奇尼克的说法，正是极权制度在道德上的败坏人心和大众的非政治化奇特地结合在一起，导致知识分子必须关心道德和政治问题，使得富有精神意义的“萨米亚特”“生活在真实中”“公民社会”“反政治的政治”等观念成为东欧知识界的普遍认知，并最终促成社会转型。
东欧各国的转型被认为是依靠“公民社会”等观念自下而上努力的结果。人们一般将这一观念的复兴归功于波兰的柯拉柯夫斯基、米奇尼克等人以及团结工会，而米奇尼克则将之归功于哈维尔：“哈维尔是最早复活了这一观念的先驱之一，他揭示了极权主义主要是家长式的统治。”
反抗极权的斗争具有古典性质：每个人都和君主享有同样的权利。而在争取普遍人权的斗争中，苏联和东欧是一个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