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原作
布莱恩（A.G. Brain）英译
曾建元中译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英译按语：《试验场》（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原为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刊出之伦敦日报《独立报》（The Independant）而写，题为“失去耐性的社会”（A Society at the End of Its Patience）。本文系哈维尔（Václav Havel）就其协助发起并且在一向消极的公民中享有巨大支持、而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面世的题为《几句话》（A Few Sentence）的请愿书所作的评论。到了这个时候，《七七宪章》（Charter 77）就决不再只是捷克斯洛伐克唯一的人权组织，而由成千上万的人们所连署的《几句话》，其标志着“异议者”和“平民大众”之间的种种樊篱已经开始被推开了。本文由布莱恩（A.G.. Brain）所翻译。
就在波兰、匈牙利和苏联正试着以不同的方式（伴随着可理解的很多困难）将共产主义式的极权主义体制或多或少变革为民主之际，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还在咬牙切齿地顽抗不已。它认可也强调拥护「重建」和「民主化」。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改变什么，或者鼓励哪怕是小部份的改变，──想要逼它做更多一点，则要凭借「由下」而来的压力。
至少可以这么说，作为一项政策，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位领导是被布里兹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的坦克所拱上来的。反改良主义成为它意识形态上的正当化基础，而极权主义体制的维系则是它日常的工作。自然地，由于恐惧他们可能将看到自己从现在坐着的位子滚落，他们对于改变是一点意愿也没有。
历经长期的残杀、箝制、以及分化，社会开始慢慢失去耐心。藉由邻国所发生之事的激励以及对于政府无能解决逐渐增加问题的反感，人民已经觉醒。人民表明对公共事务增加兴趣，想要寻求真实的资讯，也不再害怕说出心里的话。结果，即便是「异议份子」──这是指参与各种自主性公民力量（当中最老也最著名的就是七七宪章）的人们，无视于个人的后果，而正准备自由地表达自我。──这些年来，他们不再是少数几个无助的自寻死路的疯子，只能沉醉在公众无声的赞美之中，却不能指望任何有形的帮助。当领导害怕国家警察退却的同时，人们也害怕异议份子的退却。
自一九八八年的八月、十月和十二月的自发性独立示威运动，以及随后一九八九年一月的示威运动，接踵而来的这一切，都为这个运动提供了明确的证据。当我听到广大的群众高喊「宪章万岁」或「宪章必胜」，过没多久，在我回到监狱四个月后，我看到一个影片里尽是年轻人在大喊：「释放哈维尔！」，我的情绪异常地复杂：是感动和惊讶，我也感到一种满足。我突然了解这么多年来，这些个「自寻死路的疯子」繁重的努力，这个让他们在监狱里花费无数光阴的努力，终于开始获得回报了。「宪章万岁」这个口号使我高兴的，不仅仅标志着人们对于「宪章」多年来努力的肯定而已。更重要的，是因为利用「宪章」作为一种象征，做成一个很好的口号，表现出人们对自由的更深的渴望，也不再有人对于那些高喊自由的人们加以任何的怀疑。另一巨大的变化是这一事实，即二十年来首次在数以千计在官方机构中任职因而有理由保持谨慎的知名艺术家、演员、学者身上，出现了公开演讲的勇气。他们不仅在一月抗议警方的行动，他们实际上在抗议的连署行动中，和那些经年累月被国家诬蔑的令人恐惧的「异议者」站在一起。
经过这一段时间，社会的觉醒已在这份题为「几句话」的声明书里达到一个高潮。这已不再是社会对于特定暴政个案的单纯辩护，而是一份积极的政治声明。它的签署者警告着政府，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离开它所藏身的死胡同的唯一方式，──事实上这是在该一体制中朝向民主进行改变的前提要件──，就是去影响社会氛围的根本变动。这份声明中所写的：「自由的精神、信任、宽容和多元化」必须予以恢复。声明提出的一些简单而容易实现的要求，是有助于酝酿该一个氛围的。该一声明基于一个完整的逻辑论证，即假若体制内的改变并非是暂时、零碎、无关紧要或半生不熟的，则它们首先必须在有条理的方式中进行讨论，而这一条件则必须被创造出来，以便促成这样有条理的讨论的发生。
从知名演员到默默无名的工人、从独立的公民力量代表到一般的共产党员、从天主教徒到前共产党领导人，《几句话》已经有数千人签署。签名的收集正在共和国全境里持续进行中，虽然有着来自政权一方极端粗暴的回击。这个政权根据其扭曲的史达林主义（
Stalinist）逻辑，诬称这个和平的对话呼吁是基于「对立的企图」。
目前，没人知道下一步有什么事会发生。政权已经决定对立，恐怕它将会基于再一次胁迫社会的企图，放手展开新一波的镇压（然而，它这样做将会增加麻烦）。或许这只是它最初恐惧的情绪反应，常识最终将在其内部各阶层间取得上风，而为捷克斯洛伐克同样在最后带来希望，而能从事于一个自由、涵盖全社会的导向改革的大辩论。任何事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都有可能的。在过去的二十年，局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
我不是在写关于某一国家的趣味小方块报导，而是像一些人所察觉到的──不论我们喜不喜欢它──基于诸多不同的理由（包括地缘政治学的思考），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往往涉及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就在这个国家里，许多欧洲的──乃至于近来全球的──战火已经开始（但也结束！）。不知何时开始，我们就已经站在每一个可以想到的当前任一精神和政治事件何去何从的十字路上；在这里，欧洲的历史同时是「纠结」和「拆解」的。我们这个国家坐落的位置，有许多机会可以使许多其他国家的宿命遭到决定，或在无意间使它们命运出现转机。
或许这仍是对的。或许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真正的意思要这样做，但它将会再一次地掌握关键的机纽，决定着我们在苏维埃集团中所见证到的巨大社会运动的命运，整个欧洲对于更好的未来的希望亦将寄托于它。或许这个小的──在某些眼光里，也是无趣的国家将会再一次变成「试验场」，我们在其间将会发现什么是实际上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世界是否真诚地希望改变它的缺点，以及给予人道主义的诫命优先于权力和威望问题的地位，一如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的承诺，又或者，是否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关于自由和人性尊严的种种期望，将会在最后一刻让路给可议的专制帝国霸业及其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封建官僚体制？
这是不难想见的，《几句话》的命运，将对于这项试验将如何继续下去，提供第一道可信的线索。
一九八九年夏天
（原刊Paul Wilson ed.,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感谢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学生陈韵筑协助初译
民国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九时三刻
新北市板桥区莱芬园
感谢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学生陈韵筑协助初译
民国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九时三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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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A.G. Brain）英译
曾建元中译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法学博士
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
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
英译按语：《试验场》（一九八九年七月三日）原为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刊出之伦敦日报《独立报》（The Independant）而写，题为“失去耐性的社会”（A Society at the End of Its Patience）。本文系哈维尔（Václav Havel）就其协助发起并且在一向消极的公民中享有巨大支持、而于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九日面世的题为《几句话》（A Few Sentence）的请愿书所作的评论。到了这个时候，《七七宪章》（Charter 77）就决不再只是捷克斯洛伐克唯一的人权组织，而由成千上万的人们所连署的《几句话》，其标志着“异议者”和“平民大众”之间的种种樊篱已经开始被推开了。本文由布莱恩（A.G.. Brain）所翻译。
就在波兰、匈牙利和苏联正试着以不同的方式（伴随着可理解的很多困难）将共产主义式的极权主义体制或多或少变革为民主之际，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还在咬牙切齿地顽抗不已。它认可也强调拥护「重建」和「民主化」。然而，事实上并没有改变什么，或者鼓励哪怕是小部份的改变，──想要逼它做更多一点，则要凭借「由下」而来的压力。
至少可以这么说，作为一项政策，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位领导是被布里兹涅夫（Leonid Ilyich Brezhnev）的坦克所拱上来的。反改良主义成为它意识形态上的正当化基础，而极权主义体制的维系则是它日常的工作。自然地，由于恐惧他们可能将看到自己从现在坐着的位子滚落，他们对于改变是一点意愿也没有。
历经长期的残杀、箝制、以及分化，社会开始慢慢失去耐心。藉由邻国所发生之事的激励以及对于政府无能解决逐渐增加问题的反感，人民已经觉醒。人民表明对公共事务增加兴趣，想要寻求真实的资讯，也不再害怕说出心里的话。结果，即便是「异议份子」──这是指参与各种自主性公民力量（当中最老也最著名的就是七七宪章）的人们，无视于个人的后果，而正准备自由地表达自我。──这些年来，他们不再是少数几个无助的自寻死路的疯子，只能沉醉在公众无声的赞美之中，却不能指望任何有形的帮助。当领导害怕国家警察退却的同时，人们也害怕异议份子的退却。
自一九八八年的八月、十月和十二月的自发性独立示威运动，以及随后一九八九年一月的示威运动，接踵而来的这一切，都为这个运动提供了明确的证据。当我听到广大的群众高喊「宪章万岁」或「宪章必胜」，过没多久，在我回到监狱四个月后，我看到一个影片里尽是年轻人在大喊：「释放哈维尔！」，我的情绪异常地复杂：是感动和惊讶，我也感到一种满足。我突然了解这么多年来，这些个「自寻死路的疯子」繁重的努力，这个让他们在监狱里花费无数光阴的努力，终于开始获得回报了。「宪章万岁」这个口号使我高兴的，不仅仅标志着人们对于「宪章」多年来努力的肯定而已。更重要的，是因为利用「宪章」作为一种象征，做成一个很好的口号，表现出人们对自由的更深的渴望，也不再有人对于那些高喊自由的人们加以任何的怀疑。另一巨大的变化是这一事实，即二十年来首次在数以千计在官方机构中任职因而有理由保持谨慎的知名艺术家、演员、学者身上，出现了公开演讲的勇气。他们不仅在一月抗议警方的行动，他们实际上在抗议的连署行动中，和那些经年累月被国家诬蔑的令人恐惧的「异议者」站在一起。
经过这一段时间，社会的觉醒已在这份题为「几句话」的声明书里达到一个高潮。这已不再是社会对于特定暴政个案的单纯辩护，而是一份积极的政治声明。它的签署者警告着政府，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离开它所藏身的死胡同的唯一方式，──事实上这是在该一体制中朝向民主进行改变的前提要件──，就是去影响社会氛围的根本变动。这份声明中所写的：「自由的精神、信任、宽容和多元化」必须予以恢复。声明提出的一些简单而容易实现的要求，是有助于酝酿该一个氛围的。该一声明基于一个完整的逻辑论证，即假若体制内的改变并非是暂时、零碎、无关紧要或半生不熟的，则它们首先必须在有条理的方式中进行讨论，而这一条件则必须被创造出来，以便促成这样有条理的讨论的发生。
从知名演员到默默无名的工人、从独立的公民力量代表到一般的共产党员、从天主教徒到前共产党领导人，《几句话》已经有数千人签署。签名的收集正在共和国全境里持续进行中，虽然有着来自政权一方极端粗暴的回击。这个政权根据其扭曲的史达林主义（
Stalinist）逻辑，诬称这个和平的对话呼吁是基于「对立的企图」。
目前，没人知道下一步有什么事会发生。政权已经决定对立，恐怕它将会基于再一次胁迫社会的企图，放手展开新一波的镇压（然而，它这样做将会增加麻烦）。或许这只是它最初恐惧的情绪反应，常识最终将在其内部各阶层间取得上风，而为捷克斯洛伐克同样在最后带来希望，而能从事于一个自由、涵盖全社会的导向改革的大辩论。任何事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里都有可能的。在过去的二十年，局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开放。
我不是在写关于某一国家的趣味小方块报导，而是像一些人所察觉到的──不论我们喜不喜欢它──基于诸多不同的理由（包括地缘政治学的思考），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往往涉及的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就在这个国家里，许多欧洲的──乃至于近来全球的──战火已经开始（但也结束！）。不知何时开始，我们就已经站在每一个可以想到的当前任一精神和政治事件何去何从的十字路上；在这里，欧洲的历史同时是「纠结」和「拆解」的。我们这个国家坐落的位置，有许多机会可以使许多其他国家的宿命遭到决定，或在无意间使它们命运出现转机。
或许这仍是对的。或许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真正的意思要这样做，但它将会再一次地掌握关键的机纽，决定着我们在苏维埃集团中所见证到的巨大社会运动的命运，整个欧洲对于更好的未来的希望亦将寄托于它。或许这个小的──在某些眼光里，也是无趣的国家将会再一次变成「试验场」，我们在其间将会发现什么是实际上正在进行的：共产主义世界是否真诚地希望改变它的缺点，以及给予人道主义的诫命优先于权力和威望问题的地位，一如戈巴契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的承诺，又或者，是否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关于自由和人性尊严的种种期望，将会在最后一刻让路给可议的专制帝国霸业及其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封建官僚体制？
这是不难想见的，《几句话》的命运，将对于这项试验将如何继续下去，提供第一道可信的线索。
一九八九年夏天
（原刊Paul Wilson ed., Open Letters: Selected Writings 1965-1990,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1）
感谢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学生陈韵筑协助初译
民国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九时三刻
新北市板桥区莱芬园
感谢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学生陈韵筑协助初译
民国一○一年十二月十五日九时三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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