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髙亮之先生的《善哲学与普世价值》开辟了哲学的新领域。虽然中外哲学家特别是各类宗教都纵论善这个主题，但将善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主题，全面地加以论述，高先生还是第一人。
普世价值是作者在书中重点论述的一个主题。促使作者撰写此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直到今天，国内的思想舆论界仍有人对普世价值持质疑、排斥、甚至反对的态度（尽管国家的宪法、中共中央的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确认与弘扬普世价值的）。这确实是一个严肃重大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即到底要不要奉行普世价值，应当联系百年的中国史乃至17世纪以来的世界史中所积淀的基本历史教训来深加思考，才能明辨是非。
一、沉思百年中国的基本教训
西方社会自17至19世纪的三百年中，经历了三大变革。第一是工业革命。经过这次革命，社会由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第二是科学革命。一系列重大的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社会由中世纪转变为科学昌明的现代社会。第三是思想政治革命。经过这次革命，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成为社会普通认同的价值，以此为基础，民主共和制度纷纷脱颖问世。由此开始，人类迈向一个崭新的民主制时代。这三大变革最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革命。因为没有这次革命，不可能实现人的解放，人不可能跨入现代社会的门槛。
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人的生存，必须依赖自然。大自然是人类之母。人类再强大，也必须依赖自然才能生存、繁衍与发展。人的生存，还必须依赖社会。人类的早期生活在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部落之中。以后出现了以地域为疆界的国家，人们便都在这种国家制度下生活。直到今天，每个人都不可能游离于国家制度之外独立生存。这就是亚氏所说的，每个人都是“一个政治动物”。问题是，人作为政治动物在国家制度面前，是被动、消极的客体，还是能动、积极的主体？是国家制度的主宰物，还是可以驾驭国家制度，通过国家制度实现自己的意愿、谋取自身的幸福？原始社会瓦解后，人类便进入君主（王权）制时代。这是一个漫漫的长夜，其持续时间大约有五千年之久。在君主制时代，自由只属于一个人，那就是称为帝王、国王的国君。其他人都可称是平等的，因为他们在国君面前都是奴隶，都等于零。可是这样的制度，恰恰是世界各民族世世代代赖以生存的制度，人们还不可能发明一种新的制度加以取代。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永远做国家的顺民。也有这样的时候，当民众被暴虐无道的君主逼得无法生存下去的时候，揭竿而起，顺民成了暴民。但暴民的反抗只能是王朝换主、专制再生，只能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因此不能解脱原先的生存方式。他们从一个笼子里出来，又被关进另一个笼子。他们依旧是奴隶。
17世纪以来西欧社会的三大变革，使人类获得了双重的解放。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社会生产力出现了眼花缭乱的奇迹，人开始成为自然的主人。这是人的里程碑式的解放。而政治变革后民主制度的创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存依赖，它使人成为人，即由被奴役者成为自由人，成为自己的和社会的主人。这是人类史上的一次飞跃。
政治变革对人类的解放，一是人的权利的法制保障，二是人在国家政治制度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前者表现为人人都享有“天赋人权”，如自由、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后者表现为主权在民，废君主，立民主。人的解放的这两项内容的成果被编篡鼎立于现代宪法之中。现代国家的国家元首上任履责时都要向国民宣誓效忠宪法。人类社会进入了宪政时代。
人的解放，宪政制度的确立，欧美诸国由此而迅速崛起，其文明之光跨越国界，辐射到古老的东方国家。1840年后，中华帝国成为西方列强的瓜分对象；与此同时，西方文化，即科学、民主、自由、平等、宪政等理念也潜入中国，唤醒在帝国城堡中沉睡的民族。从洋务运动开始，到戊戌维新，再到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华民族开始了西方化的艰难跋涉。
与此同时，1917年10月，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这个党迅速扩大它的世界影响。在国际舞台上，与西方国家争夺思想政治领地。苏俄文化输入中国后与西方文化发生了对撞。在两种文化面前，中国知识分子中一部分激进分子选择了苏俄文化，并以布尔什维克为榜样，在苏俄派遣的顾问指使下，开始向在中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目标挺进！包括孙中山，也提出了“以俄为师”的口号。可见，仰服于苏俄几乎成为一种风尚。这是百年史中一次历史性的转向。
潜在的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人，包括孙中山，陈独秀等领袖人物，并不了解苏俄的状况，也不了解他们所建立的极权体制的本质，更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真谛。可以认为，当时跟着俄国人走，多半是盲目的，是出于一种非理性的革命热情。直到1942年，即将告别人世的陈独秀，从痛苦的人生经历中清醒地认识到苏俄共产极权制度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并竭力主张重新皈依西方民主主义的普世之道。可是，毛泽东在1949年中共立国前夕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还坚持“走俄国人的路”，要建立“专政”的国体，在外交事务中奉行“一边倒”的方针。毛泽东的理由是：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努力学习西方民主主义的文化，在很长的时间内，以为这些东西很可以救中国。但是，向西方学得很不少，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直至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
毛泽东是在1949年6月说这番话的。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追求西方化之路还是选择俄国人之路，何者才是正确，在当时的中国远未见分晓。中国虽经过辛亥革命，但民主共和大业尚未成功。而毛泽东设计的俄式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尚未开局。历史还在继续，实践未经检验，哪条道才是人间之正道？因此，毛泽东所说的，西方文明和西方的民主主义，“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起破了产”，未免说得太早了！
最权威的是实践。1949年至今又过去了一个多甲子的岁月。在这一时期中，世界范围内风云变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历史性事件。这些事件和世界的走向应当说为我们足以提供了一份答案。
1991年苏联黯然解体，苏共悄声解散。柏林墙被推倒。俄罗斯和东欧诸国摒弃共产极权而走上民主化道路。列宁斯大林帝国背离普世之道，撑了不到一个世纪就寿终正寝。
中国在毛泽东个人专制时期，引进苏俄共产极权模式，党国饱受灾难，从政治、经济到道德文化教育各个领域，无不遭之浩劫。改革开放以来，虽仍在党国体制下生存，但经营十分艰难。“跛足改革”使社会矛盾愈积愈多，愈来愈尖锐。中国需要普世价值，人民期盼宪政民主。
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這一时期，虽有矛盾、有挑战，但远不是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是垂死、腐朽的资本主义。也不是毛泽东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保夕。更不是毛泽东所说的：“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20世纪的世界史对列宁和毛泽东的论断都一一作了无情的修正。
即使将共产极权制度与历史上的君主制（王权制）作一比较，那么后者的专制远比前者极权逊色。因为王权专制并没有消灭私人所有制，也没有取缔私人经营，也就是说，在经济这个重要的领域内民众尚有自由的空间。极权制度下对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领域则实行“全面专政”，扼杀了一切自由空间。也就是苏共书记久加诺夫所说的“三垄断”：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利益，垄断思想文化。难怪有人提出了“我们比封建社会进步了多少”的疑问（郝忱《思辨集》，2010年中国文化出版社）。
要不要引进西方文化，用现在的话说，要不要使普世价值在中国生根，这是争论了百年的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在百年前因教训不多不深，因而悬而未决。那么，1949年之后（特别是前30年）我们跟随苏俄走了弯路，跌了跟头，党国精英固然深受其害，就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万千家家户户不是也有一本本不幸的家史。即使改革开放以来，也是问题丛生，矛盾突出，现代化、民主化严重受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左顾右盼，因循守旧，不下决心改弦易辙，走上宪政的新路？！
上述阐述，望有助于理解作者提出的，普世价值“有利于推动中国的不断进步”，使中国早日建成“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的结论，也有助于领会作者为了捍卫普世价值，老骥伏枥，不遗余力地撰述此著的拳拳爱国之心。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