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然间看到自己二十年前发表在报纸上的一篇专栏文章，不由得感慨了半天。那篇文章的标题是《新民谣：苦中作乐》，谈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一种社会现象。那时候呼籲反腐败的“六四”运动被血腥镇压，腐败却随“小平南巡”之后经济重振而更加猖獗。愤怒而又压抑的民间，兴起传唱“新民谣”，也就是编唱一些新曲来针砭时弊，舒解心中郁闷。例如：“一等公民是公仆，子孙三代都幸福；二等公民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三等公民公务员，喝茶看报也来钱……”；“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靠背，老婆告到纪检委，领导说：该喝不喝也不对……”
作家贾平凹在小说《废都》里，大量记录了这些“新民谣”。当时有人认为，政治腐败，人心堕落，民愤难平，“诗可以怨”。这些民谣的传唱，必将积累更多的民愤，加速专制政权的溃败。我在那篇小文里，也引述古代民谣，证明“民谣所指，必是社会大病症无疑”。
不过，我更看到，和古代民谣说“彻心彻骨的叫唤声和咄咄逼人的战斗力”不一样的是，“新民谣”“在讽刺鞭挞不正之风的同时”，还有几个方面的东西值得重视：一是自得其乐：“你腐败罢，老子编你唱你，哈哈！”乃至於“这种找乐精神滑向无聊情趣”。一是自暴自弃：“唱来唱去，有时也不免唱到咱小老百姓。自己算什么玩艺儿，无钱无权，还瞎起哄，真是『十等公民是主人翁，球莫名堂学雷锋』”——这不就是今天的“屌丝”心态吗？三是低级趣味：“人家美女成群，自己孤苦伶仃，只好窥秘意淫”。
我的结论是：“我们民族必须走出新民谣苦中作乐这块沼泽地，支持什么，反对什么，旗帜鲜明，少哼小调，多干实事，才是振兴之道。”——彼时当局扑灭了80年代的“西学热”，强化民族主义教育，“民族振兴”重新成为一个热词。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转述这篇才疏识浅的小文，是因为它让我恍然感觉，这二十年来时间几乎停止。二十年足以更替一代人，可是当年父辈们的“新民谣”传唱，不就是今天下一代的互联网抗议吗？不同的是，年轻人以更加丰富的文艺形式创造网络“新民谣”，以更加高的频率点击鼠标，可是我在二十年前指出的这块沼泽地，中国人不仅没有走出来，也许还愈陷愈深了。
中国历史上的无数造反运动中，民谣塑造的民意都立了大功。后来“上帝给了中国人一个最好的礼物”——互联网，这种民意更以几何倍数的速度进行繁殖和传播。人们更加坚定地相信：专制政权再也没有不倒的理由了吧？
这二十年来，我也增长了不少见识，知道在前苏联、东欧乃至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政治笑话、民谣和暗语都是民众表达不满、释放愤懑的一种途径，也知道这些情绪真的会积少成多、聚沙成塔。但是另一方面，我对“苦中乐作”的抵消作用也有了更多的理解。已有若干学者研究，互联网在给中共政权造成极大威胁的同时，也在帮助它维持统治。至少，它在鼓动人们上街的同时，也替代了一些街头运动。
我不知道“吃花生”是不是香港的传统，但是我相信随着香港的日益“回归”，它会大量从“新民谣”中吸取“营养”——既有积极的呐喊抗争，也有消极的自我消磨。因此，当刘梦熊爆出包括自己参与的种种政治丑闻之后，香江水顿时全部化作了“酱油”，大街小巷都堆满了“花生”，既让人看到了香港人“围观的力量”，也让我想到二十年前唱遍中国内地的“新民谣”。好在我读到了更多的声音，例如黄之锋的评论：“市民在斗争白热化间又被这些斗争放在一旁置诸不理，偏偏我们不敢，也不想进到这个斗兽场内，不知是迫於无奈还是顺理成章，香港人永远只有当观众的份儿。”
以及《独立评论》的追问：如何唔食花生睇熊狼？——“然而除了花生，坐待事态之外，我们是否也应该真的认真读一下访问的文本，它可说是清清楚楚揭露了这年来香港究竟在发生什么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