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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王天成，湖南双排县人。一九八九年北大法律系硕士、讲师。九二年参与中国自由民主党被捕，判刑五年，九七年出狱.二○○八年赴美，在哥大纽约大学从事民主转型研究，现任中国民主党执行长.去年出版《大转型：中国民主化战略研究框架》，是廿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的一本重要着作。
●《大转型》作者王天成。多年着述，也积极投身民主运动。
习近平上位之后，海外及民间一度对启动政改充满乐观的期待，一如十年前胡温登台时那样。然而，让救党派大失所望，习近平刚说几句空话，就像缩头乌龟一样打回原形。
救党派代表之一的“南方报系”，新年伊始就遭到宣传部门一次大羞辱。经由宣传部操刀的“改稿事件”，使得党与媒体之间的“主奴关系”再度确认下来。自诩为“党的看门狗”的《环球时报》，在社评中一语道破天机：第一，既然是党的喉舌，何须新闻自由？奴隶一辈子都是奴隶，奴隶不要幻想翻身当主人。第二，党内分歧只能在党内解决，绝对不能允许让人民上街表达他们的态度。
而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则显露出“毛泽东的孩子”的真实身份：“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分为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个时期虽有差别，但决不能彼此割裂和对立，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习近平不会放弃毛泽东的独裁传统，他在肉身上是习仲勳的儿子，在精神上却是毛泽东的儿子。他的两个父亲彼此为仇，他在两个父亲之间游刃有余.
这两个事件释放出再明显不过的信号：改革已死，转型在即。两岸猿声啼不住，破船难过万重山。因此，王天成所着之《大转型》就是一本扎根现实、面向未来的必读之书。
知识界的渐进主义虚伪而荒谬
《大转型》这本书是在研究了当代数十个民主转型个案的基础上写成的，对近年来中国知识界盛行的、似是而非的渐进改革主义提出反驳和否定，进而提出基於中国民主化的战略思考框架和操作方案。
在六四“屠杀”之后，标榜“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成为中国知识界的主流。二○一二年年底发表的有七十多人联署的《改革共识倡议书》即为其代表作，它回避报禁和党禁而奢望执政当局尊重宪法，无异於缘木求鱼、刻舟求剑。对此，王天成剖析说：“知识菁英试图以低限度的要求去说服或者诱使统治精英开始政治改革，以此回避开放言禁、党禁等重大问题，幻想着只要小的改革开始了就会进一步引起大的改革。同时，他们又对民主转型的大变革忧心忡忡，担心会出现大的动荡、冲突，反对尽快开放党禁、全国大选.”表面上，知识教育是害怕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实际上，他们是害怕失去自己的诸多利益——直接挑战中共一党独裁的《零八宪章》的倡导者刘晓波的下场，就是前车之鉴.
但是，这只能形成弥漫於知识界的“戴着镣铐跳舞”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明明改革已死，知识精英们还要装模作样地“死马当作活马医”，称赞皇帝的新装真漂亮。他们认为，如果将共产党捧得心花怒放，共产党也许真的就会开始皇恩浩荡的改革。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本来不是帝王师，偏偏要站在帝王师的角度思考和言说；他们本无屠龙术，却要争当驯兽师；他们既想当掌权者的智囊，又想充当民间社会的代言人。结果，正如王天成所论：
“正是这种正因为现实、策略和不自觉的自相矛盾，使得他们关於政治转型的总体主张与民主转型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紧张关系，具有反民主转型的特质.可以说，以回避开放党禁、全国选举等整体性变革而言，当代中国知识界盛行的其实是一种伪渐进主义.这种渐进主义，由於所提要求的退让、不得要领，与民主转型之间实际上只有想像的联系？？没有什么比这更荒谬的了。”王天成进而认为，这种“伪渐进主义”造成了三个严重的政治后果：第一，是一种萎靡意志的鸦片；第二，以“渐进”的名义达成停滞的事实；第三，与当权者形成某种不经意的“共谋”。
有意思的是，真正的帝王师、习近平的论文指导老师、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却说出了与王天成一致的“改革已死，转型在即”的真话。一二年年初，孙立平提出转型陷阱论，盼以公平正义为目标凝聚共识，推进改革。但一年后的今天，孙立平思想大变，提出不仅是放弃，而且是抛弃改革的观点.
中国需要理论彻底的思想家
王天成在书中突破了长期以来“革命与改良”、“激进和渐进”的二元对立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背后隐藏的价值评判，即：革命是坏的，改良是好的；激进是错的，渐进是对的。王天成认为，转型的成败跟革命或改良、激进或渐进并无直接关联，在某个时代，某个国家，快速实现转型、走向民主化未尝不是好事，比如今天的中国，“当转型发生的时候，转型将很可能是快速的，像大多数第三波民主化国家那样？？快速转型可以减少变数”。
晚清重臣李鸿章以“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形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危机，这场危机不仅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更是中国文化面对的根本性的挑战。历史学家唐德刚则以在惊涛骇浪中“出三峡”来形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未能完成“三峡之旅”。因此，知识分子不仅应当有评判黑暗现实的勇气，更应具备作出前瞻性思考的智慧。
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过多考量策略性、可操作性，而自我削减思想的锋芒和力度。如果自我定位为政治活动家、实干家，当然必须这样考虑，并不得不对“绝对真理”打一定的折扣；但是，如果自我定位为思想家和理论家，就必须像先知那样言说全部的“绝对真理”，并有“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和“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强大的自信。今天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这种思想先行、理论彻底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在批判伪渐进主义、探讨转型过程中的恰当变革顺序的章节，王天成堪称一位思想先行、理论彻底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但这一立场并未贯彻全书，在涉及统独问题、民族问题的时候，作者又退缩到政治活动家的立场上，而未能坚守“人权高於主权”之观念。比如，王天成认为，“在未来中国政治变革中，如果省级自由选举先於全国性大选发生，国家很可能分裂”。显见作者在潜意识中已然认定，国家的统一是正面价值，分裂是负面价值。作者未能摆脱“大一统”传统思维方式之魔咒——其实，对於确保每个生命体的人权和自由而言，分裂也许是一种比统一更好的价值。再如，王天成提出，“可以借鉴西班牙经验满足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的要求”。且不说西班牙经验不足为凭——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呼声一直未停，看看中国自身，“自治”甚至联邦或邦联的框架，早已无法应对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香港、台湾的主流民意。在这些章节当中，王天成显得小心翼翼，似乎害怕“触犯众怒”，似乎要为其服务的中国民主党争取更多的同情者。这种“策略压倒真理”的思考方式，不又跟他否定的那些伪渐进主义者们一样了吗？
未能说明英美保守主义的实质
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被血腥镇压之后，中国知识界二十多年来整体性地陷入沉寂之中。九十年代初，李泽厚、刘再复发表“告别革命”对话，开启了知识界全面保守化的趋向。此后，历史学家钱乘旦在《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一书中宣扬英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模式，得到中国高层统治者的青睐，作者也因而获得“南书房行走”之殊荣，被选中为政治局的“集体学习”讲课.於是，人人争说保守主义，并以保守主义者自居。对此，王天成批评说：
“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自由主义既没有严肃对待其西方智识资源，也没有严肃对待中国还没有终结专制的现实。”
不过，此保守主义非彼保守主义，走向“保守化”的中国知识界，其实并没有多少人洞察英美保守主义传统的本质.王天成说出中国知识界以标榜保守主义来掩饰其虚伪与怯懦的事实；但是，他并未以适当的篇幅梳理英美“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潮的来龙去脉，更没有论述加尔文神学、新教伦理、清教徒传统、长老教会体制与英美保守主义传统之间的深刻联系.
这一脉络，不仅那些中国的伪保守主义者一无所知，而且批判伪保守主义的王天成亦模糊不清。实际上，早有中译的三本名着——马克斯·韦伯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托克维尔之《论美国的民主》、伯尔曼之《法律与革命》——已回答何谓“真正的保守主义精神”。保守主义并不反对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就是一场革命，美国的独立革命也是一场革命。保守主义反对的，是从法国大革命到苏俄革命再到中共革命的现代化之歧途。
西方保守主义坚决反对共产暴政
在这个意义上，李泽厚、刘再复、钱乘旦等人并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中国知识界的问题，不是过多地谈论柏克、哈耶克、波普的思想，而是刻意删除柏克、哈耶克、波普的着作中对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尖锐批判的部分。在英美的保守主义传统中，保守并不意味着对专制和独裁的容忍、妥协和维护；反之，真正的保守主义者，都是热爱自由的人，他们当然也热爱捍卫自由和人权的正常的秩序，而对专制和独裁深恶痛绝.
当西方左派将斯大林、毛泽东、格瓦拉、波尔布特等独夫民贼视为人类救星的时候，正是那些冷静睿智的保守主义者们，包括丘吉尔、撒切尔夫人、里根等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扛起了反对共产主义暴政的大旗。中国知识界，正是以刘晓波为代表的真正的保守主义者们，走在反抗专制独裁的第一线并为之付出沉重代价.因此，批判中国知识界的保守化趋势，不应否定保守主义的理论资源及实践经验对中国转型的正面参考价值。当然，中国的转型也需要融会贯通其他的路径和模式。
最后，王天成还特别论述了转型正义的问题，对南美、东欧、南非、台湾、南韩的转型正义做了细緻的比较研究，他指出：“专制主义所造成的最严重的危害，是对人们道德心灵的普遍污染。治疗由此所导致的道德疾病，要比终结专制需要更长的时间.一个民族在终结专制、建立民主的过程中，其精英人物如果不严肃、认真对待过去的反人权犯罪，所损害的正是民主制度所不能依赖的道德、伦理基础.”这是对二○一二年柴玲言不及义的“宽恕”之说的有力纠偏，公共人物绝对不能以情感的宣泄来取代对政治议题的严肃讨论。《大转型》出版了，而真正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