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六
苏联东欧的民主转型在各个多民族国家触发了严重的民族危机，几乎无一例外。填补马列主义真空的，既有普世性的自由民主主义，亦有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复兴，国家认同解构，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留给该地区的重要遗产之一。当然，并不是说政治民主化改革本身制造了民族问题，而是长期被谎言遮掩和暴政压抑之下的民族问题借民主转型之机而总爆发。民主运动与民族运动并驾齐驱，政体的民主化与国体的民族化相伴同行，它们共同争夺共产专制政权垮台这一各族人民期盼已久的历史性机遇——这成了共产党国家民主转型的一条铁律。
对比苏联东欧，毋庸讳言，中国的民主转型之路也必将面临一个特别棘手的麻烦：既要创建新的民主政制，又要收拾旧的民族制度烂摊子。两头奔忙，两不相顾，或为难免之事。所以，我们需要提前做好思想上、心理上的相关准备，到时必会有所助益。
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因民族分离运动而解体，两个德国因民族统一运动而复合，联合国——US之名被美国提前使用，联合国只好被错误地命名为UN，但因nation与state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关系，正好歪打正着了——又增加了二十多个正式成员。民族统一未必是喜剧，但大体上可谓之正剧；而国家分裂则通常以闹剧开场，以悲剧落幕——新的“民族国家”往往在血泊中诞生。象两个德国那样不以战争之力而和平统一，象捷克斯洛伐克那样不伤和气地和平分裂，分裂之后依然维持着特殊的亲善关系，这很不容易，令人钦佩。可惜，大多数民族并没有今日德国人、捷克人这样成熟的心态和品格。在这个世界上，倒是乐于死缠烂打，无悔两败俱伤者，更多见一些。
苏东民族分离运动不乏刀光剑影。波黑、科索沃的长期战乱和民族屠杀，北高加索的军事镇压和恐怖反抗，于同为社会主义制度治下之民的中国人民“心有戚戚焉”。即使是在那些民风相对温和、国民素质颇高的新独立国家——比如波罗的海沿岸的前苏联三国，也发生了剥夺世居俄裔之公民权、煽动民族隔离、渲染民族仇恨的排外风潮。与之相比，中国的民族骚乱出现“杀汉灭回”之类极端口号，也就不显奇怪了。
七
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民族反叛和国家解体，再一次见证了民族主义之民族自决理念和民族国家理想的持久吸引力。本来，民族主义的经典理论家们——比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厄恩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认为，民族分离主义已经在大风大浪中耗散了它的原动力，在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达到了它在逻辑上和实践上的顶峰——在善与恶两方面均是如此，此后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将逐渐丧失其动员能力，并最终从人类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但是，他们好象是错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这个狭隘口号出自意大利国父、民族英雄马志尼，但马志尼本人并不狭隘，他不仅是一个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欧洲主义者和普世主义者，这和承袭了这句狭隘口号的各国的民族分裂主义者们就大为不同了——这一从未在任何地方实现的不切实际的民族主义理想仍然潜伏在许多族群意识的深处。民族主义仍然是当代民主转型进程中一股生龙活虎的政治势力，偶尔是民主转型的建设性的同盟军，但通常是喧宾夺主、妨害民主的麻烦制造者。（至于不久前发生在中东的“茉莉花革命”，其中当然有诸多有利于民主转型的积极成分，但也不难发现其中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阿拉伯复兴运动、泛伊斯兰主义的活跃身影，此三者皆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动机和不容忽视的反自由化倾向，必大大降低民主转型的效率和品质。）
对于发生在前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分裂现象，西方学者提出了民族主义的“睡美人”理论：在那些共产专制帝国，民族分离主义其实从未消失，她只是被共产主义毒药给迷晕了，一直沉睡在那里，直到民主的“王子”前来唤醒她。这一说法颇为传神。而共产党政府拒绝美式“熔炉”、独钟苏式“拼盘”的制度设置，刻意在身份、权利方面人为区隔，固化族群边界，神化民族特性，伪化民族自治，虚化国家认同，则有意无意地为民族分离主义“睡美人”提供了沉睡的温床——使这位可怕的“睡美人”不仅可以在她漫长的休眠期里获得源源不断的制度性营养以维持其生命体征，更可以在她一旦复苏的时候就名正言顺地拥有一枝手到擒来的致命武器。
可笑的是，苏共、南共、中共所建立的那一套有名无实的“民族自治”体制很少能骗到别人，却真的骗倒了他们自己。相当一部分共产党高官竟然真心相信他们那一套冒名顶替的体制设置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民族问题，而且是全世界有史以来解决得最成功、最完美的。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底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中骄傲地宣布，苏联的民族制度“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独一无二的典范”。此后不久，当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与阿布哈兹人、乌兹别克人和麦斯赫特土耳其人涌上街头聚众斗殴、相互杀戳，戈氏仍大言不惭地宣称：“苏联在民族事务上的成就是巨大的，它超过了一切，这是基础”。直到立陶宛人宣布独立打响苏联解体第一枪，继而民族独立浪潮象烈性传染病一样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苏各地，戈尔巴乔夫这才如梦初醒，终于意识到苏联的民族大厦虽然外表光鲜，架构堂皇，实则危如累卵，不堪一击。他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联邦制其实就是公开作假，“这一制度（民族自治和联邦制）在我国从来没有过，我们至今一直生活在单一制的国家中”。他发誓要重建苏联的民族关系和联邦制度，但是，历史不会再给他、再给苏联这样的机会。（有意思的是，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也认为前苏联的民族关系很好，民族政策是成功的，他针对俄罗斯的民族问题说，“我们应该感到羞愧，……要知道在苏联时期没有这样的问题”。但他的二人转搭裆梅德维捷夫显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
八
一个象石头一样压在中国民主转型思考者心头的问题是：前苏、前南解体了，中国可以幸免吗？
但大多数人似乎很乐观。中共官方不用说，仍然沉醉在“民族大团结”的“伟大成就”之中，并希望就这样沉醉下去，永远不醒。大多数国民与官方一样盲目自信，如果不是更加盲目自信的话。人们对国内民族关系的状况及其所蕴涵的巨大政治风险不仅缺乏足够的认知和思考，而且似乎也缺乏认知和思考的兴趣——即使在“3.14”和“7.5”血光之灾发出明确的预警信号之后依然如此。
人们相信中国必定比苏联幸运，更必定比南斯拉夫“和谐”；人们甚至认为，这不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议题，中国不是苏联，更不是南斯拉夫，我们只需冷眼旁观，无需对号入座。有这么多的自信，当然也不是全无依据。依据如下：
第一，中共虽然残暴，但一向是针对内地的汉人施暴，或不分族群总体施暴（毛共搞“阶级斗争”在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往往会稍加克制，多少比在内地显得“温良恭俭让”一些），而从来没有象斯大林那样选择性、歧视性地报复和虐待不听话的少数民族。斯大林不顾俄境内的波兰人、德意志人、朝鲜人、卡拉恰耶夫人、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麦斯赫特土耳其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族群的死活，把整个族群强制性、远距离迁移到类似于劳改营的苦寒之地定居，作为其新的民族领地，胆敢不从者则立予屠戳。毛泽东也曾不顾他人死活大规模地把一个智慧的群体通通赶进“牛棚”，进行“思想改造”，把一个年轻而狂热的理想主义群体驱逐到“广阔天地”接受“变相劳改”，但那是惩罚逆了龙鳞的“右派份子”，遣散他自己的文革亲兵“红卫兵”，与民族问题丝毫无关。所以，中国的“少数民族”应该不至于象苏俄受歧视被虐待的民族一样仇视我们“统一的伟大祖国”。
第二，一部分藏人、维人虽然也有强烈的独立主义、分离主义倾向，但毕竟藏、维诸族与汉人世代相处达千年之久，虽偶有嫌隙，但更多的则是相互交流、互通有无的往事与记忆。在他们与汉人、与中国之间，悠久的政治经济联系和丰富的历史记忆是很难在几代人的时间里被民族分离主义完全抹去的。这与那些一生之中换三四次国籍的前苏联、前南斯拉夫少数民族与多数民族之间既疏远又苦涩的共处关系没有什么可比性。
第三，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发源于苏俄模式，但毕竟与苏俄模式略有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国不承认国中之国，也不允许“民族自治区”以任何形式脱离中国。中共钦定了56个民族但并不承认其拥有民族自决权，却为长期保持“胡萝卜加大棒”的政治高压态势、必要时对民族分离运动予以毁灭性打击预留了足够的制度和法律空间。故此，人们相信中国政府不会象苏联政府那样事到临头处处被动，中国未来的民主改革者也不会象戈尔巴乔夫那样在民族分离运动面前焦头烂额束手无策。
第四，在中国，汉人的人数不仅在全国范围占绝大多数，在除西藏之外的各个“民族自治区”里也占有超过1/2的简单多数或至少超过1/3的相对多数，这意味着，除非汉人也象俄罗斯人那样“闹独立”，否则，除西藏之外的其他省级行政区域很难通过全民公决之类的途径走向独立，而这与俄罗斯人在苏联、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的人数优势大不相同。
以上理由并非无理，但显然不够充分。在苏联和南斯拉夫国家崩溃之际，既有受歧视的少数民族“闹独立”，也有受重视的少数民族“闹独立”；既有与多数民族关系疏远的少数民族“闹独立”，也有与多数民族关系亲密的少数民族“闹独立”；既有联邦的正式加盟成员以议会表决或全民公决的方式“闹独立”，也有次级自治体在表决失败之后通过街头运动或独立战争、甚至以恐怖手段“闹独立”；既有几千万人的较大民族“闹独立”，也有几十万乃至几万人的微型民族“闹独立”；既有获得广泛国际支持的知名民族“闹独立”，也有几乎没有什么国际支持的默默无闻民族“闹独立”。事实上，在苏联、南斯拉夫，凡是有明确的民族名份，且有足够大的自治疆域，且有相对清晰的文化和地理边界——尤其是边疆民族、有特殊宗教信仰的民族、境外有较强盛“祖国”的民族，且有能力、有条件发起或和平或暴力的分离主义运动的民族，最后全都独立了——只有车臣是普京铁腕治下明显的例外，但以军事镇压方式阻止车臣独立对俄罗斯国家和人民的真实利益未必是幸事。
既然如此，上述四条藉以表明中国不同于苏东的理由也就不成其为理由了。中国将成为共产主义阵营处理民族危机的优等生吗？中国能够幸免国家分裂吗？我以为，有可能，但未必。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