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意中看到两则新闻。一则报道美国阿拉斯加州正考虑用油轮向中国出口整船的干净水；另一则报道一位新西兰人网上发帖称，听闻新西兰要向中国出口纯净水，他表示反对，因为饮用水资源越来稀缺，不应该随意出口到他国。
这两条消息传递的信息含量很丰富：中国的饮用水源已经严重短缺，需要从国外进口，而且进口量越来越大，由全球找矿变成全球找水，其结果必然导致全球水价格上升。
*中国水污染成了饮用水市场的巨大商机*
中国水危机一直见之于各种官方与半官方报告。以2000年发布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综合报告》为例，该报告已将中国水资源面临的困境全面揭示：水资源过度开发，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水环境恶化和水质污染已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国家环保总局的环境公报也常提到水源短缺与水污染导致水质恶化。尽管官方报告对水污染的严重程度有所掩饰，但还是让人很清楚地知道水危机正向中国人逼近。
近日官方宣布“全国97%的地下水都遭受了不同程度污染，近64%的城市地下水遭受严重污染”，其实是种迟来太久的承认。中国早在上世纪末就已经基本没有一类水、二类饮用水也非常稀缺，为了安抚民心，官方只得调整饮用水标准，将三类水列为可饮用水。旅德学者王维洛在“没有清洁水，何来安全食” 中提到，德国处理污水的生化需氧量为二十毫克／升，正好与中国三类水相等。
中医有言，好水是百药之首，恶水是百病之源。在水质恶化趋势加快的同时，中国饮用水市场迅速“崛起”，尽管该市场于1990年代初期才起步，但规模迅速扩大。据一项研究报告的数据，中国饮用水销售1999年只有3百万吨，2007年迅速上升至1800万吨，2010年高达3千万吨，各种品牌的纯净水、矿泉水、蒸馏水、山泉水、天然水、矿物质水应有尽有，并随着水污染严重化而价格飚升。
与其他市场一样，中国水市场也充斥各种假冒伪劣产品，比如用自来水冒充矿泉水，地下工厂冒用品牌生产的不合格品等，但因自来水水质严重恶化（官方数据是50%不合格），中国消费者出于健康考虑，不得不购买各种桶装水与瓶装水，以图安心。
*饮用水市场体现的社会等级区隔*
于是，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荒诞一幕：中国水市场按照水质划分为高端市场与低端市场，从中国人消费饮用水的品牌，可以判断其经济地位。
国内97%的水都已经被污染，那剩下的3%未污染的水当然只存在于人迹罕至的雪山顶及深山老林。稀缺决定价格，于是产自西藏、青海的雪山矿泉水如西藏5100、昆仑山、格莱雪、珠峰冰川等品牌与进口水均成为高端水。法国依云之所以在国内市场备受推崇，是因其出自阿尔卑斯山的高山雪水，再加上流传甚久的品牌故事。据《中国高端矿泉水品牌调查报告》，在国内，零售价5元以上的中高端矿泉水和零售价超过10元的高端矿泉水面向的都是高收入群体，以企业主、外企金领、文娱明星为主要消费者。对于零售价超过10元甚至更高价位的高端矿泉水，中国国内采用会员制的方式作为销售模式。即会员一次性交一笔钱，企业提供全年的供水和配送服务，其传播是通过消费者的社交圈口碑传播和销售团队的主动跟进。礼品市场。
中国对权贵群体有无特供水这点尚无资料确定。但既然有特供食品、蔬菜之类，各级政府花点补贴为公务员发放矿泉水或者在权贵集中居住地另辟供水管道，提供特供水也并非难事。不过，从中国饮用水市场的主流来看，其定价系统主要根据水的稀缺性及其品质，再按照消费者的能力而产生高端及普通市场之分。
根据网上搜索到的资料，目前普通水市场有瓶装水与桶装水供应，瓶装水大概是2.5元至5元为主，日消费3瓶，一月为人均225元至450元；纯净水14元/桶，人工填加矿物质水16元/桶，三口之家饮用与煮食每月约需要8至10桶，为100元至160元左右。据亚洲开发银行资料，中国日消费2美元-20美元的人群只有8亿多，这意味着6亿多日消费2美元以下的中国人根本不可能消费饮用水；日消费2美元至5美元的人也基本不可能成为饮用水的固定消费群体，也就是说，中国只有不到一半人口能够购买瓶装、桶装饮用水。《瓶装饮用水产业发展趋势研究》给出的数据是：目前瓶装饮用水的消费人群只占整个社会总人群的30-40%。也就是说，中国有超过8-9亿人口因经济能力无法负担清洁水的费用，只能听天由命。
遍布中国27个省的四百多个癌症村的村民，就是水污染的悲惨牺牲品。当地政府那句“宁可病死，也不能穷死”，将病死与穷死的主体混为一谈，他们心中真正想表达的是：宁可让一部分人病死，也不能让政府穷死“。
*饮水卫生的贫富差距是中国的羞辱*
中国历来存在缺水区，比如陕西黄土高原及某类特殊地区。但长江以南从来就是丰水区，这里的水资源严重污染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方略所造成。
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有贫富差距，但在饮用水源的清洁以及自然生态的享有方面，却并无贫富差距，古语所谓“清风明月不需一钱买”即指这种生态环境享有的平等性。富者固然可以骄奢淫逸度日，贫者困守茅舍，一瓢水、一箪食也可生活。我的家乡曾有一泉水名“龙泉”（俗称龙口水），水质极好，用来做酱、米酒是上选，任何人都可自由取用该泉水。但此泉已经于上世纪80年代初干涸。清澈见底的邵水河也成了堆满垃圾的河道，全国水源干涸与水污染与我家乡大同小异。但今天的贫困者已经没有他们的前辈那样幸运，因为政府坚持“发展优于环保”，导致严重污染；又因为他们贫困而消费不了清洁水，成为环境污染最彻底的受害者。这种饮水卫生的贫富差距，实在是中国现有政治制度之羞。
中国政府及一些学者总在用发达国家也曾走过“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愚弄国人，言下之意是中国要发展经济，环境污染不可避免，眼下大家就忍一忍，等国家有钱了再治理污染吧。这话的错误在于：当年发达国家工业化前期与早中期，人类对污染危害的认知有限。当发达国家的先觉者认识到污染危害并发起各种环保运动之后，政府就将防治污染纳入立法与司法程序，严格控制了污染。今天的中国政府，早在发展之初就已意识到牺牲环境生态将带来什么恶果，这种宁可让民众因污染病死，也要引进污染企业增加GDP与税收的发展方略，其实是对人民生命的蔑视，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