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引言：在“莫言争论”的背后
当今中国的文化反动是阻碍中国民主转型的巨大隐型力量，而在这个隐型力量里面有一个重要但又鲜为人关注的子项是史观垄断。比方说，在就莫言获得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争论中，官方强势媒体借题发挥而力图捍卫他们确认的历史价值，其言曰：“对于屈原、李白、苏东坡，现在也有人依现代价值观进行‘重新审视’，结果把他们批得体无完肤，但多数人还是喜欢他们的。”[注1]。
对“重新审视”历史的指责恰好印证了文化反动政策暨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集团的真实取向是反史鉴文化的，是为伪镜鉴。既然伪镜鉴成为意识形态因素，那就说明现存统治集团的民族主义基础是虚假的。伪镜鉴作为一种主义存在当然地败坏了历史学术，而其最终结果是通过拒绝历史反省来防止影响他们（狭义地指意识形态既得利益集团）利益规则的中国政治转型发生。
一、史观垄断：妨碍人民的历史知情权
重新审视并非没有必要，且不论现代价值观是否在此中起绝对作用，仅就中国传统的史鉴文化而言，它也是有必要的。比方说，成书较早的《三国志》对曹操多有文饰之词，“而成书较晚的《后汉书》则修正了这种现象，尽管就历史时序本身而言，后者应该在前。
宋衍申为岳麓版（简体横排，1994）《后汉书》所作的前言（1993年8月）说：“《后汉书》始修，据后汉之亡已200余年，据《三国志》成书亦100余年，各种避讳不必有了，再加上范晔本人崇尚气节、正直，所以发扬据史直书的史学传统，在《后汉书》的中也十分明显。《三国志》载‘天子以公领冀州牧’，《后汉书》该为‘曹操自领冀州牧’。《三国志》载‘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后汉书》改为‘曹操自为丞相’。《三国志》记伏皇后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后汉书》改为‘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宋衍申依据清代史学家赵翼对《后汉书》的“史法究应如此”之赞，而在岳麓版（繁体转简体，仍为范晔原著）《后汉书》之前言中如是说。
其实，在《后汉书》之《孝献帝•纪第九》中还有曹操“自行为”三处：建安九年（公元33年），“自领冀州牧”；十八年（42年），“自立为魏公，加九锡”；二十一年（公元45年），“自进号为魏王”。《后汉书》的这些针对《三国志》的改变是《三国演义》创作价值“尊刘贬曹”的历史提前量。
通过这个特定的史学案例分析特别是其后来的文化反映，可以反衬出的结果是：史观垄断即伪镜鉴主义是一种严重的文化道德败坏，比经济方面的腐败要严重得多。因为公众需要历史知情权，且这种知情权的意义远比对现实事件的知情权更重要。比方说，中青报涉及到的历史文名人在现代价值观下的贬义化情形，是民众历史反思的重大成果。具体到李白案例，他的道德水准与其诗歌成就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其几近无耻的政治投机背后，其实是他对科举制度的对抗情绪，即其个体道德沉沦归究是科举时代的异端行为[注2]。
二、翻案禁忌：对影射史学的仇恨
伪镜鉴主义不允许对历史上的高大全形象进行批判，其理论结果一如本文上篇引徐贲之论，目的在于使民众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低人一等的走狗、奴才和草民”。当然，伪镜鉴主义在自觉的“走狗、奴才和草民”那里确实也得到了政策收获，因为一些以文人形象包装自己的人愿意做必将丧亡的伪镜鉴主义的“殉道者”，以便满足自己对自己非人化成功。比方说，秦桧历史评论直接影射毛泽东与四人帮的关系，即该在岳飞墓前下跪的人（铸像）是皇帝赵构而不是（至少不只是）秦桧夫妇。同理，为“文革”之祸承担主体责任的人不是（至少不只是）江青政治集团而是毛泽东本人。
在比较史学观念下，还原秦桧的基本历史面目就成了文化禁忌！我对此种文化禁忌有深刻体会且是以一个被抨者对象（因为我写了《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一书，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来体验的：（一）吴丽跃文章，“‘秦桧之案’岂容翻案——《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之‘误读’” [注3]，其核心表述曰：“意欲为早已被中华民族——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秦桧‘平反昭雪’的《中国人的历史误读》著者綦彦臣，你是否还准备撰文洋洋万言再为汪精卫、东条英机、希特勒‘歌功颂德’？‘翻案’是不得人心的。”（二）黄智文章，“‘秦桧是汉奸’这个案翻不了！”[注4]，其核心表述曰：“秦桧是汉奸，这个案不能翻，也是翻不了的。同样道，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都是汉奸，这个案也是不能翻的，也是翻不了的。”
吴黄文章除了“文革”式的强辞夺理外，至少存在逻辑与历史常识缺陷。其一，我的著作《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不仅表述还秦桧基本历史面目而非所谓平反，而且也未曾涉及清代以后历史，既与国际上的希特勒、东条英机无关，更与国内的汪精卫诸民国人物无涉。其二，即便认可秦桧就是汉奸之论，而宋代最大的汉奸可视为汪精卫之历史模本）是刘豫。刘豫分裂国土，代金人统治黄河以北中原故守地区，理当比秦桧“更汉奸”。
三、灌输无效：前苏联意识形态失败的今日印证
对比左翼政治失败的国际案例，史鉴垄断即统治集团的伪镜鉴主义在前苏联有显明特征。至少，前苏共意识形态体系在该方面的控制失败，是当今中国统治集团的新镜鉴。在一些反思性文献中，前苏共的伪史鉴被当成意识形态控制的一个构成因素。针对1987年的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民主化与公开化），有论者批责曰：“这时出现的种种关于历史问题的著作、文章、言论可谓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良莠混杂，泥沙俱下。”[注5]此种批判论调之中国语境化或曰转为中国现实，无疑是中青报反对现代价值观对批历史形象定论的先声，尽管两者之间有八年之隔。
以文化体制改革之推行的文化反动政策，在政治合法性方面（与正当性[注6]不同）无疑是依赖于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失控之新镜鉴，因此，在本文上篇所引案例文本之一中才大胆地表述继续灌输、控制的愿望。其一曰，“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自身一个优势，通过自觉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掌控和引领，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巩固和作用的发挥”[注7] ；其二曰，现在的情况是“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伺机在互联网上散布反动言论，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进一步突显，抵御境内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战略图谋的任务进一步加重”。[注8]
也正如本文上篇所引案例之一的该文本在以后遭遇体制本身的否定（至少是淡化）一样，它的特定词汇“别有用心”与“敌对势力”也都在被淡化，尤其是“别有用心”一词几乎成了体制内语言内定的敏感词[注9]。此种些微变化虽没有完备的新思维特征，至少对体制内外的积极力量达成转型共识有益处。在民主转型的准备中，体制内的矛盾是可以被善待的，比如“别有用心”一词的不同使用频率之内在愿望，再比如伪镜鉴主义在网络条件下被迫的政治反省。后者，至少可以推导出“吏治亡国”的基本逻辑[注10]，从而产生统治集团内部哪怕是最低限度的文化反省，即减少文化反动对转型政治的阻力。
结语：凌乱民主乃政治转型之景观
看起来，如此让步有些凌乱，其实，民主正是因着凌乱（messy）才有其可能，因此一定程度的凌乱并不可怕。至于处于自愿的“走狗、奴才和草民”状态，更多地因于徐贲所说的“精明的计算”[注11]，如前揭的吴黄文章之非逻辑与反常识。此类现象之于民主转型只能是暂时，也必然地不会形成知识精英的共识内容。
这样看起来，似乎伪镜鉴主义与以史为鉴的好的文化传统之矛盾也可以原谅，大为妥协乃至绥靖。问题的本质是，在有民主愿望而没有民主程序实践的非民主转型中，凌乱是必要的。一如美国主管民权局（civil Rights Division）的助理司法部长托马斯•佩雷斯所言，“民主就是多种想法的碰撞”[注12]。中国社会今天之所以有所进步正是因着思想碰撞也即以自由阵营为主导的凌乱民主，才有了转型探讨的可能。
2013年1月中旬构思（上下篇），下旬准备文献并初稿；2月5日定稿于含溪流（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参见网易新闻2012年12月12日转刊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评论，“中青报：诺贝尔将普世价值理论不适用于莫言”。
[2]我在通俗历史著作《给历史放把火》（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中有专章论述这一问题，见该书<儒法篇（权威基础学）•科举时代的异端李白>。
[3]载于毛泽东旗帜网2010年10月28日。
[4]载于“沧州黄智”网易博客2011年10月7日。
[5]参见曹长盛、张捷、樊建新主编《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P322（在第五章〈苏联史学的虚无主义与苏联灭亡〉，P296-355）；曹张樊编版本：人民出版社，2004。
[6]正当性（appropricay），是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学概念，对中国转型更是如此。可参见拙文，“晚期社会主义合法化危机——质疑统治的正当性作为转型动力”，载于《民主中国》网刊2012年12月6日。
[7]&[8]，同本文上篇注释文献[8]，P85。
[9]参见搜狐新闻2012年11月5日转刊人民日报报道，“人民日报：官方已罕用不明真相及别有用心等词”。
[10]关于“吏治治亡国“的现实政治之历史比较分析，可见我的实证化文章，“大陆官对民的水功德局——我看习近平重提毛的历史循环论”，载于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2月号。
[11]同本文上篇注释文献[13]，P9，关于这一点，徐贲因于Primo Levi（普里莫•莱维）的文献有较为直接的引用，此谓“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这其中有着无数微妙的变化和动机：恐怖;意识形态的诱惑；对胜利者的奴性模仿”，凡此等等。[Primo Levi，The Drowned and the Saved.
New York Vintage Books,1989。]
[12]托马斯•佩雷斯的具体说法，参见Washington File 0117(2013年1月17日)，Democracy Needs “messy Interchange of ideas，”U•S official Say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