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社会变化和自然变化一样，是有基本规律可循的，另一方面，自然界尚且“大时不齐”，社会变革中，不确定的因素就更多，“不齐”，也因此不可预测的情况当然更甚。今日中国，由民主转型带来的制度变革，受极多不确定的因素影响，对于准确的具体进程谁也无法预料。而且，微妙之处在于，一方面，从积重难返的问题、爆炸性问题看，好像随时会在一瞬间发生无预警性大变局，另一方面，从当局的全面操控国家机器看，它也许还能苟延残喘很长时间。

作为“身在此山中”的当事人，我们不像黄鹤楼上看翻船的旁观者，任何一个不慎的言行都可能召致不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因此，把希望寄托在不确定的“蝴蝶效应”上是不妥的，至少是太过于盲目，太过于投机性，也太容易招致迫害打击，从而使国内民主力量大伤元气。为此，我们只能以自然演化、渐进发展为前提，制定稳妥可靠的战略战术。

与此同时，由民主转型带来的制度变革，必然有其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认识了这些发展阶段的特性，在现实中则可收庖丁解牛的迎刃而解之效，做到在渐进发展时代确保稳妥，在变局中足以引领历史潮流，从而真正为减少转型阵痛起到应有的作用，尽可能地加快变革进程。

为此，我们不能不认真分析目前的战略形势，由此准确把握历史进程，努力在每一个阶段做该做的事情。

专制社会，其共同的统治特点无非是两手。首先是恐惧，恐惧使人不敢讲真话，不敢面对现实，正因此，暴虐的周厉王用残忍的卫巫止谤，使“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其次是欺骗，欺骗使人不知真像，因而不能面对现实，正因此，戈培尔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以国家机器使全民罹患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现代专制主义的通行手段。统治者认为，这样一来，就可以高枕无忧，天下太平，“江山万年长”了。

老子早已指出“民不畏威，则大畏将至”，古诗则曰“焚坑能久治，秦祚应至今”，孙中山更有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当前历史条件下，从客观规律上看，一党专制的覆灭只是时间问题，何况其倒行逆施已经令天怒人怨，情理难容。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事情的另一面，那就是历史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在当前，中国的现实是一党专制垄断了包括军队、立法、行政、司法、财政、银行、国企、航空、铁路、电信、传统媒体等等几乎一切硬性资源，民主人权事业呢？迄今为止，除了道义资源，和部分觉悟的公民这些软性资源外，则几乎一无所有。因此，虽说历史地看“一夫作难而七庙坠”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如何以民主人权事业的软实力，克服维持专制的巨大硬实力，却绝非置身事外者所能想象的艰难，实在是“咦呼嘘，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显然，正在为万世开太平、用人权原则创造中国历史的男男女女们，必须有莫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智慧，即对历史规律高瞻远瞩，也对客观现实洞幽烛微，才可能以高超的技巧，像驯兽师一样，把由一党把持的国家权力关进法治之笼。

通常，在不动脑筋的情况下，我们都习惯于把实现宪政的民主事业看成一个混沌的整体，不管处于什么阶段、什么形式下，都把宪政诉求一股脑的提出来，或者是没有长远考量，只是想到了什么就提什么，就做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事倍功半，效率自然大打折扣，甚至常常损兵折将劳而无功。

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任何社会历史进程都有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每一个阶段只有做该阶段能做的事情，才可能成效卓著，如果我们不能对此加以充分认识，就只能是盲目试错，难免因为冒进而欲速不达。因此，我们必须准确的把握了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并且按照客观的需要和可能开展工作，尽量少走弯路，不走那些走不通的捷径，不超越现实条件做那些目前做不到的事情，从而高效地开展活动，把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踏踏实实的推向前进。

为此，从当今中国社会形势的演化局面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有必要把走向宪政的民主人权事业的推进进程分成几个阶段，虽然这些阶段是密切关联有机结合的，但也有相当明确的不同特质，是环环相扣的几个生长发育期。如果我们能把每个阶段的事做好，同时为下一个阶段做好准备，那么，我们就能顺理成章、顺藤摸瓜，减少欲速不达带来的反复和倒退，使中国的民主进程顺利一些。以前我曾撰文指出，中国的民主进程要分自由化和民主化两步走，现在我要说，应该进一步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就是争取自由化阶段、多元化发展阶段和推进民主化阶段。

为什么要插进一个多元化阶段呢？其实这两种划分方法并没有原则区别，因为二分法是把多元化看作自由化的成果和民主化的基础，作为自然进程那么划分，应该说也没错。但是，这里更主要的是从自为的活动角度着眼，自由化只能说明活动空间的扩大，不能说明民主化是否具备充分条件，考虑到多种政治力量崛起的决定性意义，所以，把它单独作为一个阶段提出来是有必要的。下面，就把为什么分成这三个阶段，和这三个阶段的特点以及任务做一探究。

中国的民主转型和制度变革目标是实行宪政民主制，因为只有宪政民主制才是唯一能够合理的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前提和基础，但是，在今日中国，要达此目的，则必须首先上两个台阶——自由化台阶和多元化台阶。因为没有自由化就没有多元化，没有多元化也没有民主化，下面，我们就对三者分述之。

1、争取自由化阶段

首先必须指出，在专制制度下，尤其是在今日中国的一党专制下，公民是没有权利可言的，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在言论、思想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自由度，却是一直在一步步增大，也可以说，在公民殊死抗争的压力下，当局不能不一步步放大各种自由的空间。

为什么说一定的自由化是整个民主人权事业的基础？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在毛泽东时代全面的高压专制下，整个中国大陆的人几乎都被压断了脊梁，除了数得着的几个具有伟大献身精神的人物，比如林昭、遇罗克、李久莲，没有谁敢于公开抱怨一声。林昭、遇罗克、李久莲的确是我们的伟大先驱，但他们在当时除了被作为当局维护统治的牺牲杀头示众外，在正面开展民主事业方面也丝毫无能为力。

我这个在毛泽东死后的1978年才站出来的民运份子，在今日中国也已经没有几个一同坚持过来的战友了。我们这些民主墙人士对林昭他们只有敬仰的份儿，因为正是毛泽东死后，中国在经济上“复辟资本主义”的同时，政治上有所松动，不再对异议人士斩尽杀绝，这样，我们才作为中共统治下的新生代的民主战士，把当代中国的民主运动重新发动起来了。

很多年里，我们都盲目地要民主，以为这是可以手到擒来的。当时有人画了一幅漫画，一个高高的台阶系列上，高不可攀的果实是民主，最底下则是社会生活自由，彼时我对此还不大理解。完全没想到，当时整个中国除了我们几十个民主墙人士敢提着脑袋奔走呼号以外，全国人都还“足将进而踬趄，口将言而嗫吁”，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离我们还有多么遥远？

更可叹的是，那时在中国敢于写大字报、办刊物、成立自由社团的，包括魏京生、许文立、王希哲、付申奇、刘国凯，更不要说我本人，都只是些中小学学生！因为“文革”已经把敢于承担社会道义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消灭殆尽。那时，只有我们作为八千万下乡知青中的几十个特行独立者，得益于曾经一度摆脱当局的思想控制，才有了自己浅薄的独立见解和《皇帝的新衣》中的小男孩的勇气。至于所有知识分子，则因为吃皇粮都被当局的严控使独立精神被其阉割。自从民主墙时代以来，无论少数人怎么大声疾呼东奔西走，中国的民主本身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连基层民主选举也在原地踏步，1980年北京还有九个人当选人大代表，从那以后到今天，再也没有突破这个记录。

但是，这也不是说民主事业本身毫无进展，事实上自那以来已经走过了好几个阶段，从底层精英运动（民主墙）、学生运动（86、89）、政治纲领（93年和平宪章、08宪章）推出、组党运动到维权运动，再到今天全方位的宪政运动，民主运动已经从少数人的呐喊变成了社会上下、体制内外的全民运动。但是，不管怎么说，所有这些运动却还没有丝毫落实在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上！

无论怎么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它们的实际作用在哪里？其实在民主这个主题之外，实际作用只是为扩大中国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游行、示威的自由空间开路。回过头来看，民主运动只是为拓展公民自由空间起了作用的事实一目了然。

1989年的学潮爆发，而且规模那么大，其依托正是此前十多年包括民主墙运动在内的先驱不断地冲击专制体制带来的社会自由空间的增大。

此后，不仅89学潮被镇压了，98组党被镇压了，08宪章也被镇压了，这样，这一波波的民主运动都没有能够留下多少实质性的社会成果——当然也形成了一个个对今后中国的民主事业大发展极为重要的潜在核心。

但是，它们不仅仅向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要民主的坚强决心，更重要的是一次次强有力的冲击了中共的专制统治，从而一再扩大了中国公民的言论和社会政治的活动自由度，使中国人一点点的脱离了恐惧，并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越来越有效的方式行动起来。

正是这种情况，使中国社会的自由空间自从70年代末以来就在不断的扩大。比如，从今天说，网路上的控制固然还很严厉，但是，网上能看到的大量激烈文章和反共口号，在邓小平时代是会坐牢的。而在邓小平时代，民众的大量自由言论在毛泽东时代更是要杀头的！仅以此观之，就不难发现，在民主运动推动下，从邓小平的统治开始，每个时代都有巨大区别，总的来说，言论和社会自由空间都在持续扩大。

再比如公民聚餐，很多年里，当局完全不准在他们看来有异端表现的人聚集在一起，包括聚餐，我本人就多次因为邀请朋友们聚餐而被抓捕。虽然一个政权专制到这种程度实在令人愤怒，又怎奈何举国之人绝大多数对此不仅习以为常，反而认为我们聚餐就是“反革命活动”？然而，近一两年来，尤其是中共18大以来，公民聚餐的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发展的到具有全国性的意味，当局也多少开始容忍了，至少打压的没有以前那么残酷，这样，具有中国特色的“饭醉”活动也就不可遏制的发展起来。

更值得一说的是，从今年来看，变化就更快了，像前几年，一举牌表达要求民主的意愿，就会被当局抓去以颠覆罪判刑，这两年，经过广东公民从暗到明，从个人到群体，从民间活动到和体制内的健康力量联动（南周事件），规模越来越大，动作越来越频繁，往往也就是抓到派出所去个一天半天算了。显然，站出来的人越多，当局越被迫收敛一些。

由此导致打压力度的下降，反过来也就使民间的言论行动自由度更大。既然代价越来越小，人们的胆量就越来越大，敢于说话，敢于“饭醉”，敢于上街，敢于以各种形式和当局抗衡的人自然也就越来越多。这样，低烈度、高频率的活动也就成为目前争取自由的重要方式。

我们今天正处于争取自由化的关键阶段。必须清楚，政治自由是以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为基础的，改革开放前中共消灭了私有财产，垄断了全部经济活动，中国人毫无经济社会自由，在那种情况下，政治自由根本无从谈起。

改革开放以后，私有制慢慢得以恢复，社会自由逐步扩大，公民的政治自由要求才越来越强烈。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社会自由仍然不充分，仍然需要争取，但也已经具备了争取政治自由的条件。

政治自由首先是言论、出版、新闻自由，这些自由即可以用在经济、社会方面，也可以用在政治方面，而且，在从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时期，其作用也必然是要从经济、社会领域蔓延和过渡的。因为言论、出版、新闻自由，概括的说就是是意见和思想表达自由，包括政治表达自由，没有这些自由就什么也谈不上。
　　　
迄今为止中国仍然没有制定这些方面的法律，因言论出版新闻治罪的现象还相当严重，政治性的言论、出版、新闻还在当局的严禁之列，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仍然要么被当局当犯罪行为，要么被当局控制来为其统治服务。
　　　
尽管三十多年来中国在这些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那只是自由度的扩大，并不是自由权的取得。所以，争取言论、出版、新闻方面的政治自由，或者准确地说争取言论、出版、新闻自由权，不能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其次是游行、集会、示威等街头抗争的自由。这些方面的自由已经是今日中国最迫切的需要，因为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在专制高压下它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被迫压抑，要么忍无可忍则诉诸暴力。游行集会示威则是介乎以上两者之间的一种社会矛盾表现方式，一方面它可以让民众把愤怒的情绪释放出来，引起社会的注意，促成问题的合理解决，另一方面又不至于给他人和社会带来危害。由于当局坚持高压专制，一直将中国公民的游行集会示威视为犯罪，更拒不制定相关法律以保护公民的游行集会示威自由（已有的一些条例与其说是保障性的，不如说是禁止性的，不仅要求事前报批，而且一次也没有批准），并将民众行使这些权利诬称为“群体性事件”，例如仅仅从公民保护环境的大连、什邡、启东等事件来说，就没有一次不是遭到当局的严酷镇压，中国社会因此已经成为一个火药桶。

从六四以后韩东方申请个人游行开始，90年代以来公民申请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尤其值得一说的是，在奥运会期间，当局被迫按照国际奥委会要求在中央电视台上广播，可以在紫竹院公园等处游行集会示威，结果大量公民前去申请，当局却一个也没有批。近几年来，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北京市公安局申请，当局也还是无一例外地顽固拒绝。由此可见这个政权多么虚伪，也可见打开游行集会示威的合法渠道，对当今中国的民主与专制的博弈是多么重要。

但是在今年，却出现了一个举世关注的特例，那就是南周事件中，大批民主志士在其大门外持续多天的举牌示威，在此前后，还有一些个人在广州举牌游行，不久，北京、武汉也发生了一些举牌示威的活动，这些事件虽然最后还是遭到了当局的打压，但毕竟已经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那就是当局的打压已经柔性化，常常是在容忍几天后才采取遏制措施杜绝，这就表明它已经知道心虚理亏，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所以，为了给社会减压，为了中国的和平转型，争取游行集会示威自由权，已经是民主人权事业的当务之急。

对中共政权来说，对游行集会示威自由权予以保障，也是避免自绝于人民的当务之急。因为从长远说，一个政权不接受人民和平的游行集会示威，就必然面对人民的暴力反抗。在民主化过程中和民主社会里，游行集会示威是最重要的政治表达方式和压力方式，所以，争取这些自由也是为民主化奠基的重要工作。

2、多元化发展阶段

这里的多元化，指的是政治力量多元化，也就是多种政治力量合法共存，按公正的规则公平竞争。按照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自由，组党无非是结社的高级形式，因此，宪法规定有结社自由其实也就是有组党自由，由于专制当局绝不会主动这么做，也就只能靠公民自己去争取。

中共建政以来，为了实行一党独裁，对中国几千年来的一切民间社会团体都采取一概斩尽杀绝的政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最看重的家族祠堂也不放过，更不要说任何社会组织，为此，不知有多少中国的各类精英被其从精神上甚至肉体上消灭。这样，六十多年来，一切自发的民间组织在前三十年的毛泽东时代都视为“反革命”加以血腥镇压，像文革末期山西吴述章吴述森等人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就有多人被处以死刑既是最好的注脚。

自从邓小平时代以来的后三十多年里，则以“非法组织”的名义加以打压，1978年民主墙运动里成立的组织，办出的民办刊物，包括我的武汉市四五学会和《钟声杂志》，都被中共“81•9”文件《关于取缔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通知》定性，然后抓捕负责人以“反革命罪”判刑，1998年我搞的《中国人权观察》和申请成立的中国民主党也没有逃脱同样命运。至于举国正义之士的同类举动，当然也无一不遭到同样打压。一方面，没有政治力量多元化就没有民主化；另一方面，自发组织社团乃至政党也是公民不可遏止的诉求，这样，通过组党结社实现政治力量多元化也就是不可阻挡的社会历史发展趋势。

所以，过去三十余年里，尽管当局对任何组党活动都毫不留情的镇压，不仅把最大的一次组党活动——1998年全国性的成立中国民主党组织——的几百名负责人投入了监狱，就连在网上组党的郭泉先生也被重判十年徒刑，甚至连带有政治色彩的结社“公民监政会”的发起人郭永丰也又是殴打又是劳教，还有振华会负责人曹海波也被判了重刑，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能遏制住中国的政治力量多元化的势头，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的发展，由于世界民主潮流的推动，更由于中国社会先进份子公民意思的成熟，目前，多种政治力量的萌芽已经是雨后春笋，具体分析其他文章中已经谈过，这里不再重复。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谈自由化和多元化的关系。首先必须指出，对今日中国来说，自由化是多元化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自从自由化进程开始，就有了自发成立社团的普遍冲动，但是，在条件没有成熟之前，多种政治力量大发展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合法化。也就是说，多元化是自由化母腹中的胎儿，自由化在母腹中会孕育很长时间，没有相当程度的自由化，多元化这个实体是不会轻易问世的。与此同时，自由化程度越高，那么，多种政治力量的胎儿发育就越成熟。只有到自由化程度高到当局已经无法控制公民力量的成长和凝聚，公民力量也壮大到当局无法以暴力全面压制下去的时候，多元化局面才能骤然形成。也就是说，在自由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多种政治力量的萌芽发育也越来越成熟，这样，一旦达到临界点，当局对社会自发产生的政治组织的控制突然失效的时候，多种政治力量就会突破当局的禁令公开运转，多元化局面也就就此形成。当然，这个临界点不是别的，就是重大社会事件尤其是突发事件，以及其他可以引发大变局的情况，那时，当局面对爆发性问题束手无策，全国各地各种已经氤氲化生并且有着坚实基础的社会政治团体一夜之间就会迅猛崛起。当然，这不是说，各种社会政治团体的公开化并且立于当局无法摧毁之地，就一定标志一党统治的结束。须知，历史上，袁世凯称帝失败后也凭借掌握着军政大权赖在统治宝座不走，波兰团结工会成立很多年了波共仍然照样执政。

一般来说，各种社会政治团体的公开化并且立于当局无法摧毁之地，只是意味着一党统治和多元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已经来到了你镇压不了我，我无法推到你的战略相持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一党专制为所欲为的时代已经结束，另一方面，多种政治力量公平竞争的局面还有待形成。或者说，一方面，多种政治力量已经站稳脚跟，另一方面，一党虽然无法专政，其统治也还能暂时维持。这种局面，就是政治多元化局面，这一阶段，就是政治多元化阶段。在这一阶段，各种政治力量不断地充实着自己，以此积累足以摧垮一党统治的力量，并且最终必将达到目的，统治者则一方面极力维持统治局面，一方面在精心的寻找退路，以便在退出历史舞台时少受损失，多保留一些利益。与此同时，各种政治力量互相之间也在进行激烈的博弈，形成大分化，大改组，大联合的局面。此时，如果统治集团还能保留足够的基本盘，那么，多元化的历史阶段就可能长期持续。

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会分化，会变异，会千方百计适应新的环境，出现新的面貌，产生新的变种。新崛起的多种政治力量也会在错中复杂的矛盾斗争中重新整合，形成几大势力，一些在自由化时代依靠软实力和斗争性强而崛起的叱咤风云的力量会走向式微，会边缘化，只有那些有足够硬实力基础的力量才可能长期维持。也就是说，在多元化阶段，从前靠道义崛起的历史条件已不具备。

这样，无论是惊世骇俗的言论，还是吸引眼球的行动，或者小规模的街头抗争，都没有了泛化为社会政治大事的作用，作为言论自由条件下的自由言论，作为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条件下的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已经没有多少社会动员作用，不可能成为暴风雨来临前的巴掌大的一块乌云，不可能成为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的第一块牌。

同样道理，从前的意识形态之争会淡化。对独裁历史的罪恶调查即使会长期持续，关注者也会越来越少，对从前的党文化的批判即使会长期持续，也因为党文化失去了独裁条件而逐渐成为学者的事情而非民间反叛者的工作。反过来，这时，关于民主的价值意义之争也因为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而失去了市场，重要的是规则的制定，以及相应的实施问题。只有在专制下，民主才会成为大家争论的价值问题，一旦专制式微而多元政治力量崛起，民主就成了规则的制定和如何博弈的问题。

结社自由和组党自由是两件事还是一件事，在多元化时代其实不是问题。因为政治毕竟是实力的较量，六十多年的一党统治下，宪法只规定了结社自由，而民间也没有强大的政治实体，当局也就可以以此为口实残酷镇压组党活动。但是，在多元化时代大量政治势力崛起，当局无法镇压下去，谁称为党，谁称为社，谁称为会，谁称为什么运动，也就是它们自己的事情了。在今天，在自由化的早期和中期，由于当局还能把民间组织随意镇压下去，民间组织的称谓就是生死存亡的大事了。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谈结社自由，一般是指狭义的结社，即不包括组党。结社自由为民间力量的初步集结提供了条件。今天中国已经有大量合法半合法的自由结社，其他文章中对此曾做过过很多分析，在此就不细说了，这正是多元化政治力量开始集结的表现。现代民主政治必然采取政党政治形式，没有组党自由就没有民主可言。道理很简单，如果只有一个政党，就和市场上只有一个卖家垄断一样，必然价昂质劣态度蛮狠，有了两家以上竞争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为了争夺顾客，不能不优质低价态度谦卑。

没有天然的好党，只有天然的好制度，多党公平竞争就是当今世界最好的制度。自由政党是公民社会的顶梁柱，是实行民主制度的充分条件，正因此，无论哪一个国家，在民主转型的时候都会涌现大量自由政党，要么是自由政党冲决党禁带来民主时代，要么是专制政权倒台后民主政党大量产生。
　　　
无论中国的专制政权以什么方式倒台，多元化政治力量在当局的高压下氤氲化生都是其中起极大作用的因素。因为中国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情况下，在社会力量高度分化发展成熟的情况下，在全世界都基本实现了民主的情况下，才完成宪政转型的。这样，多种政治力量本来早该成熟了，只是因为当局的高压才无法成长。一旦当局的高压被自由化洪流冲决，多种政治力量立刻就会迅速崛起，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跑马圈地，很快把这个最后的未开垦的处女地分割完毕。

3、推进民主化阶段

一直以来，一些善良的中国人都在幻想在一党统治下完成民主制度的建构，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想想，一个垄断企业怎么可能不谋取暴利，谁又能来制止他们非法牟利？况且政治比起经济来利害关系更加直接更加重大，举世皆知，“权力有腐蚀的作用，绝对的权力有绝对的腐蚀作用”，一党独大可以为所欲为，必然是一个从上至下层层控制的金字塔结构，它本身就和民主绝对对立，怎么可能在它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制度？必须强调指出，利用现有的基层政权的选举制度开展活动壮大民主力量和让公民学习民主生活，当然是我们大力提倡的，但是就它们的意义价值而言，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正是由于一党专政，使中国人要自由的诉求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艰难，乃至很多人都把这个问题归咎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实政治和文化是两码事，距离相当远，大家都应该明白，其实中共统治下很长时间比满清王朝还专制得多，就是今天也远不如满清王朝新政时期开明，仅此一点就可以驳倒文化决定论的轻率判断。也正因为一党专制太强大，今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仅是个自由化问题，也是个多元化问题，因为在那些专制不太强大的国家社会一自由了，专制就难以维持了，在中国，即使有了很大的自由度，哪怕全国公民真的可以自由发言，可以出版，可以游行集会示威，但是，作为分散的个体，要在政治上改变中共垄断一切权力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

请记住，政治毕竟是力量对比决定一切！在中国，在中共的一党统治下，情况尤其如此。所以，哪怕自由化了，没有多种政治力量的强势崛起，就不可能有民主可言！反之，一旦多种政治力量在自由化进程中成长起来，那么，只要处于不败之地，即不可能被镇压被消灭，那么，它们就必然会要求和执政党拥有平等的权利，必然要求实现宪政，必然主张多党公平竞争。况且负负得正，举世经验都告诉我们，只有多党公平竞争，才可能有效地遏制腐败，使国家政治得到最大限度的净化。

中共经过六十多年的独揽政权已经腐化堕落得史无前例，其对国民的敲骨吸髓和对自然财富的竭泽而渔已经到了极限，这样，各大政治力量通过揭露它的罪恶和攻击它的错误而获取政治同情、赢得政治支持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也只有这样，今日中国登峰造极的腐败问题、官黑勾结问题、不顾民生的追求发展问题才可以得到解决。最关键的是，只有多种政治力量崛起了，民间要求以人权原则修改宪法乃至全民制宪的压力，才可能达到足以迫使当局接受的程度。

没有全民制宪，没有公平正义至上的宪法下的多种政治力量的公平竞争，是没有真正的民主可言的。所以，只有在多种政治力量取得事实上的合法化地位后，也就是说不管当局承不承认，只要多种政治力量成长为当局压不垮打不烂的金刚铁塔，民主化就会成为中心课题。届时，各种政治力量都会坚定不移的要求平等的权利，要求制定平等的规则，都会吸取德国魏玛共和国的教训，尤其是中国民国初年的教训，从而把维护建立在人权平等基础上的宪法的权威看得高于任何个人和政党的利益，也只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确保任何个人和政党的利益。这就是民主化进程步入良性循环的象征！这就是宪政民主制能够确立的保证！这就是为万世开太平的起点！

以上简要分析了当代中国民主化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那么今日中国处于那个阶段的什么状况？显然，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政治自由，公民权利的行使还在受到当局的严厉打压，因此，仍然处于争取自由化的阶段。具体地说，尽管和台湾、韩国、菲律宾以及其他东南亚以及东欧、非洲、拉丁美洲的民主运动同时起步人家大都已经实行民主中国却一无所成，但我们也并没有原地踏步。事实上，今日中国已经有了成千上万的民间社会团体，它们有的挂靠在官方机构名下，有的自己独立运作，有的虽然被镇压了，却仍然在事实上存在着。

以此观之，中国已经处于自由化的中后期，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崛起已经呈现当局无法阻止的良好态势，一旦社会变局发生，中国公民就会在多种社会团体的带领下迅速争得自由权！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多元化政治力量崛起并且取得事实上的合法化地位的前夜。不久的将来，随着某些社会大事的发生，潜在的政治力量将扮演领导历史潮流的角色，在和当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的博弈中傲然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

而且，这种潜在的政治力量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在各个不同领域都有多个竞争者，都会从左中右不同的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也正因为这种雨后春笋般的遍地开花，才是当局防不胜防的，必然能突破当局的一元化统治，带来多元化的自由竞争的政治格局。这其实历史上的“天下草昧，群雄竞起”没有区别。所不同的是，那时候是一支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造反大军，今日中国将出现的则多半是一个个真正代表特定民众群体要求谈判协商的公民共同体！

说到此，一切都清楚了，今日中国的民主进程已经来到了这样一个关口：通过三十余年的争取，中国自由化的实质性成就，正等待着多种民间力量的崛起而瓜熟蒂落！一旦多种民间力量昂然崛起并且立于不败之地，也就是多元化格局形成，那么，经过一段不太长的时间，民主化的序幕也就将徐徐升起。

2013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