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源自何处？世界又是怎么来的呢？这类事关宇宙洪荒的大哉问从来不好回答。于是古人便以神话作为应对，试图以故事的框架，专为天地理出一套易于为人理解的秩序。那林林总总古灵精怪的故事看似荒谬，但也不乏解释的力量。因为它们的重点并不在于它们是否说出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事实”，而在于它们有没有给出一副让大多数人信服的模型；而这个模型的确能为一个社会奠下坐标，令大家活得有方向有价值。
就算不管这些自然物事，只看人造的制度与现象，我们一样喜欢用故事的模型说明它们的来由和依据，因为人类的造物并不一定比天然的东西好应付，而且更加仰赖整个社会的信服。所以洛克要用故事去解说产权的根源，霍布斯要假想一个自然状态去给出政府之存在的理据。
政府确实是如此一种人造物，恍似天然，自有永有，其实大家又都不晓得怎样去阐明它的来历才好。于是学者便为它想出了不少故事，例如，以研究集体行动闻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他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很久以前，在政府还不存在的年代，一帮土匪四处打家劫舍，掠夺百姓的收获。这种恶事干多了之后，他们渐渐发现这么搞下去效益很低，因为弄得百姓民不聊生，朝不保夕，最终也只会累得他们自己所得不丰，“发展”不可持续。于是他们转变活动形态，由流寇变成坐寇，每年又在一定时间固定下山，每次只拿一定比例的收成，就像收“保护费”一样。如此一来，老百姓勉强算得上安居乐业，有心情劳动，有意愿卖力，而匪帮的收入也就有保证、可估算了。不止如此，土匪们现在还明确了地盘观念，晓得“保护”百姓，不让来自其他地方的匪徒侵入，不使肥水外流。久而久之，坐寇成了政府，保护费成了税收，地盘变成国土，防止对手分羹就叫做国防了。
正如其他一切类似的故事，奥尔森的“土匪理论”意不在历史的真实，而在于突出政府的某种性质。延续了无政府主义传统把政府视为掠夺者的思路（而非把政府看成保护者的传统），他却想强调政府也会发展出促进经济民生的倾向，因为只有被掠夺者肥了，掠夺者才能拿到更多好处。
然而，政府（“匪帮”）也有它内在结构的问题，随着其规模扩大，这些内在问题也会愈形激烈，甚至说不定会反过来破坏了保民生、促发展的根本目标。有些学者便用类似的模型，去理解部分非洲国家老是治不好腐败并且越治越动荡的情况。
因为匪帮也是个小社会，有它的尊卑层级，有它的高低阶序，小弟肯给老大出力，是因为老大愿意和他分赃；老大为了赢得小弟的尊称，就要对小弟们偶尔的过度掠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套在一个贪腐政权上来讲，那就是老大分大成是肯定的，小弟们同样也得有自己一份，甚至不时干些欺上瞒下的多余坏事。上头叫你去民间搜刮粮食，你不只是搜足有余，还顺便强奸民女。遇上这种情况，老大通常不愿意多管，而是将它当成送给下头的红利；对下头来说，这则是大伙心照不宣的默契，不妨称作“义气”。
问题是匪帮的规模可能扩大，正如一切官僚机构皆有其不可遏止的膨胀倾向一样，要是所治地盘发展得好，油水日益丰盛，想要加入匪群当小弟的人便会变得更多。匪群一旦扩张到某个规模，一层层的重担就会都压到底下真正劳作的百姓头上了。到最后，这些被剥夺者要不是找路外逃，就是无心工作，结果竟然跟一开始流寇四窜的状态一样。
于是那些国家的经济就开始倒退，社会也开始凋败，只见穿着制服拿着官印的大小官员取夺无度，然后老大就不得不出来干点事了，例如官员财产公布之类的招数，这些非洲政权也都用过。不过，这类行动往往重在打击下层小弟，不使刑上大夫（这是自然的，不是吗？）。打到后来，匪帮上下失和，不只受到压抑的基层不再忠诚，就连潜在的新血也因无利可图而不再热衷入伙，整个集团的崩溃也就不远了。
这就像当年电影《建党大业》里头蒋介石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反腐就要亡党，不反腐就要亡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