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胜利（独立学人）
“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核心提示】五千年中华，是一部专制、人治和占山为王的史诗，但现代文明国家已经没有那种人类生存的土壤和环境了……国家漫长的历史证明：现代文明国家是一个个宪政统领下的文明社会——没有革命，更没有暴力革命，没有人与人的人头落地革命、你死我活来争夺权力，所有公民们由《宪法》所赋予的“举手”来全力规范、行驶国家权力的运行轨迹。囿是：（一）建树《宪法》的绝对权威，使之成为中国国家理论与实践最最根本的实体法律；（二）根源建树、铲除通往苏联覆辙的所有通道；（三）从根源建树外蒙古溢出另立；（四）国家《宪法》要当然兼容澳门、香港、台湾，使国家溢出当然有人民和国家法律可实施、执行；（五）没有国家的敌人——打不败的敌人就是当然的朋友；无法消除的物种，就该有它生存的当然空间和环境；（六）借鉴五千年中华流长，象所有转型国家、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也合法转型，兼容全人类、兼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国家大于一切政党，国家《宪法》高于一切，《宪法》大于一切，必须建立《宪法》的执行、维护、裁判的游戏规则；（七）建立《宪法》大自然一样的维护规则，兼容今日、兼容未来世界的大势所趋。能够赢得国际、国内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环境，赢得新国际游戏规则的“话语权”；（八）根源根除五千年来中国帝王将相一代代“占山为王”的土壤——人治，中国才可能建树未来，才不至于一朝天子、一代帝王的象苏联、秦帝国那样亡去。只有实施国家《宪法》实体、天体一样正常运转规则，才能够核聚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才有国家文明的未来；（九）历史上最最强大的苏联70年玩完、秦帝国15年倒掉，都是人类史上最最强大帝国灭亡的法典——专制必亡，没有未来！
近100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蒋介石时代（本身就处在权力巅峰争夺战时期）、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都是权力在笼子外的经典历史之作。特别是毛泽东在和平年代——中国前30年：从“三反五反”到大跃进，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到九十二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数次“路线斗争”、林彪事件、薄王事件等等，还有国家主席刘少奇莫名其妙之死，国家元帅们（彭德怀）落难之死，习仲勋、薄熙来遭遇文革极权人治、没有“国家法治”、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泛滥成灾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国家最根源法律——零《宪法》绝对无能的必然结果：国家主席、国家元帅也莫名其妙地死亡，连死尸骨都找不到，政治权力在中国肆意横行、膨胀达到举世巅峰！100多年来中国，就是权力在笼子外、权力泛滥的历史经典之作。镜鉴百年中国历史、镜鉴人类史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极权者的肆无忌惮，就看清了笼子里的权力与权力出笼子的人类灾害与恶果。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63年中国、中国共产党92年至今、100年了新中国”第一次历史契机的这样表述论著这个国家；然而让行使国家、政府权力者生成“不敢”“不能”“不易”腐败的国家“机制”，这也是划时代中国从来没有过、填补中国空白的一代理论与实践建树，也是全球“法治国家”近200年的前无古人。但正是63年来中国无法把权力关进笼子，所以致中国63年来反反复复的成就了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十数次路线斗争、薄王事件等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不再让一直的“路线斗争”、刘少奇彭德怀之死、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薄王事件等等在未来中国每每成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除了建树“法制国家”还有什么能是？
中共权力驶入新轨道？
据新华社北京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3年1月22日在北京开创历史的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是习氏当天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此为“胡温十年”喊了十多年“决不姑息”口号，中国党政腐败却屡创新高，形成今日中国党政普遍腐败的乱局）。习近平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2/c_114459610.htm）。
然而，63年来的中国，是老虎打老虎、还是苍蝇打苍蝇？大自然中包括人类、老虎、狮子、苍蝇等等所有生灵，有它当然的食物链构成与大自然制衡的环境，中国一党独家至上、12亿多公民之下，怎样建树起世界各国所有“法治国家”一样共有的国家环境？习氏这种“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说法，中国凭什么打老虎？有国家法律、《宪法》支撑与公民的实践吗？就凭习氏一句话？就共产党打共产党之老虎？这正好与近代历史上“中华民国”蒋经国“打老虎”如出一辙。那么，就让现实与历史去见证一下“打老虎”之原囿及其结果吧。
宪政是人类所发明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最可取、最无法抗拒的利器。对统治者（任何所有统治者）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所有民众，因为他们可以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对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最大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政府合法性）这一“游戏规则”的国家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权力斗争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乱杀无辜。因此，建立宪政制度对国家、对所有人类来讲都有千利而无一弊端。人类至今，这是最有效、最可行、最有游戏规则、一种最最文明的人类优胜劣汰、权力竞争方式。除此而外，就是短命的“人治”，而“人治”是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
1000年宪政之路
任何统治权力与政府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驯人类所有成员的最有效的手段。所有的国家，为了镇制普通民众身上的野性，统治者建立了一整套的暴力机器，对任意发作野性的人进行武力强制。历史一再表明，由于手中掌握着暴力工具，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非普通人的野性发作所能比拟（正如蒋介石、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等等）。因为，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占山为王”统治不可避免地通过更多的暴力来加以更迭。人类社会中行暴政的统治者们不仅制造流血，而且使千万无辜的人沦为受害者乃至丧失生命。专制暴政便取代了猛兽而成为全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权力越专横，野性的成分就越多。在这样的专制暴政之下，关在笼子里的不是权力，而是民众——任人宰割被鱼肉。直到有效地驯服统治者的手段发明之前，人们对统治者们的野性几乎束手无策。要么是以暴易暴，暴力革命，陷于恶性循环，要么是无力的道德伦伤的说教。
如何驯服一直高高在上、统治权在握的统治者？一旦他们野性发作，谁来约束、制止呢？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人类在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过程中所留下的三座重大的里程碑。
第一座里程碑：用法律束缚君王。公元1215年，英国的一些地主共同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第二座里程碑：用民权限制君权。公元1688年，英国人通过发动光荣革命，对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是人类驯化自然和驯化自身的过程。《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的实施，使得君王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第三座里程碑：用权力制衡权力。公元1787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制定了人类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成文宪法，确立了实行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从而正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宪政时代。美国至今237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例新的暴力革命，国家政权由“举手”通过来行驶国家权力，任何党派都不能在国家之上。19世纪20年代，自2000多年之前的雅典直接民主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旨在确立宪政民主的浪潮，普选的确立和选举权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统治者产生的机制，迫使统治者就范于民意，从而使这些权力精英出于对选票的顾虑，很难不顾民意去驰骋其野性的权力意志。经过三次民主化浪潮，宪政民主作为驯服政治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来牢固的确立。
宪政是人类所发现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最规则、最无法抗拒的利器。对统治者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权力斗争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
真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人类历史证明，一般性的法律太容易被专横权力的野性所挣脱，故必须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法律才能让野蛮的专横权力就范。这个法律就是承载宪政精神的宪法。用这样的宪法把权力送进牢笼并加以限制与约束的政治实践就是宪政。只有靠宪政，靠能够有效制衡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靠每个人都去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才能降服、驯化统治者。而宪法是这些降服驯化手段的关键。坏的宪法是一部整容过的法律僵尸，任凭统治者违宪作恶，它也不会有丝毫的反应。好的宪法，是一部活的宪法，一旦有统治者违宪，它就自我行动，让违宪者不能得逞。专政之下，宪法是纵容统治者滥权的死宪法；宪政之下，宪法是降服统治者的活宪法
人类宪政驯服权力要有“等腰铁三角”的永恒制力：“等腰铁三角”第一边是，划出权力的绝对禁区并让公民与民间力量来参政督政。宪政通过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言论权、自由权与财产权以及公民的人身权来划出一块政府权力绝对不得进入的领域从而大大缩小了政府权力的活动范围。不仅如此，宪政还赋予公民一系列的政治权利能保障公民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自由办报、组党结社来主动地限制、监督政权的权力；自由的生活，自由选择生存地的自由迁徙，自由说自己的话……
“等腰铁三角”的第二边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权力，立法与执法、法律行驶各行其道。宪政通过确立法治来对权力加以法律的约束，确保政府是法治的，而非人治的。宪政的本质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参见《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美国，斯科特•戈登著）。宪政还通过保障司法绝对独立，实行违宪审查来确保统治者的意志不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
“等腰铁三角”的第三边是，是分权制衡，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来制衡权力。宪政通过宪法把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一起关进宪政的牢笼，一个笼子里面关上三头权力之兽，权力比老虎更凶猛，是绝对会吃人、杀人的，让他们互相抗衡、相互制约，形成人类生物链。宪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和权限，通常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权必须是分立的，应由宪法授予不同的机关来行使。这三个部门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意味着三个部门之间不是服从与支配关系，一个部门无权撤销另一个部门，也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另一个部门去行使。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免除专横与暴政，才能保障一切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制约与平衡的制度，也是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立的梦想加以平衡的制度。
“等腰三角”的定律有它最最稳固、永远无法断去的人类文明——“法治国家”的近200年来、通过合力把权力关进了宪政的牢笼里的最最成功之作，使任何掌权者都不再能为所欲为。宪政民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一直几千年来的“暴力”“革命”的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开始趋向于和平、理性、长久的根源之治，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地生根。宪政民主的确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而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保障公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具有独占性、排他性和扩张性，人类一直在寻求各种可以驯服权力的制度安排，改善权力结构。包括中国共产党、所以政党也必须如此，苏联囿此而抹去……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才是铁笼子？只有那些能关住权力，符合权力游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运行规律的良制，才能是真正是“法治国家”铁笼子。
正是权力在“笼里”、“笼外”的历史性区别，国家却一直万古流长，悠远5000年中国、秦始皇历史之最暴政的15年刹那、至今237年美国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全人类崛起、近千年政不变的英国、被历史永远淹没的苏联等等又何尝不是这般历史之“笼”的内、外之别！？
100年来中国权力在“笼子”外
自辛亥革命至今的百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国民党时代（指国民党的前60多年——蒋介石时代）、共产党的执政时代，但“国共”都没有摆脱“党国”的历史怪圈。今日中国不缺国家治理概念，也不缺反腐败形形色色的理念，而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人类源头的国家治理。公众翘首期盼的一个制度笼子：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如果这个制度很快得到实施，就是一个从起点约束权力、遏制腐败很实用的“笼子”。习氏开天辟地、93年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这种“话语权”还只停留在新政习近平的讲话里，上升为国家理论与法律规则尚需时间来加以验证。
习氏在反腐败问题上措辞严厉的表态，引发了舆论热烈的讨论，尤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提法，更令公众对制度反腐充满期待。高谈阔论的评论员们从各个角度阐述了对“权力”与“笼子”关系的理解。有的问：主语是什么，谁来把权力关进笼子？有的称：什么样的笼子？有的说：关键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首要是把民众放出笼子。
角度各异，提供了思考问题的不同维度，不过细细分析，多属文字游戏。中国反腐败最不缺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理念，而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习氏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败历史命题，各部门就应该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让公众看到中央反腐的诚意和决心。这个问题上，不必再假装摸石头了，不必空谈“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笼子”，不必守着笼子找笼子，早已有很多现成的制度笼子等着去启用。
比如，公众翘首期盼的一个制度笼子：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如果这个制度很快得到实施，将从人类源头堵住这个权力行驶、拐弯的歧路，就是一个从起点约束权力、遏制腐败很实用的笼子，人类至今200多年来——“法治国家”就是把权力装进了“笼子里”的必然规则。
日前，在广州市政协会议上，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递交提案呼吁推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并率先向媒体公开自己的收入状况，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范松青告诉记者，希望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示能尽快实施，避免“有始无终”。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也公开表示，如果接到通知要求公示，他会带头公示财产。此前，有好几位中央高官表示愿意公开财产，新华社采写的七常委人物特写也被解读为是家庭财产信息公开的信号。中央纪委也表示要抽查核实官员的个人事项报告。
一个国家的腐败，就和黄豆发芽的人类生长的惯例一样：一粒黄豆，装在袋子里，挂起来，只要①“水份” 适当控制；②“温度”控制有效，那么黄豆就永远无法成为腐败、烂掉之黄豆。只要“两者”得到有效的控制、或其中的一项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它永远都不会发芽生长、以致腐败掉。党与国家“权力”也是这样，将“权力”与“金钱、利益”，各行其道、有效管制，那么他就永远也不会腐败生长。掌握权力者，当然要“财产公开”——民众一边热，表明民之声浪之高，官员阻力之大，中国条件不成熟？而2013年总书记都说了，尤其是高级官员也站出来公开支持了，说明中国的条件已经渐渐成熟，13亿中国人、官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一个国家，执政了63年至今，已经是三代人“同室操戈”，什么样的制度不能建树起来？既然条件已经初步成熟，起码应该给出个时间表了。官员财产公示并不像想的那么简单，技术上需要完善，自上而下地推进也需要时间，公众能理解这方面问题。所以专家设计的各种方案中，都为改革留下了时间，并没有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可许多地方官方似乎一直没有给出时间表。过去不给，是时机还没有成熟，但现在已经成熟了，就应该给出一个时间表。3年？5年？还是10年？总得让公民们有个盼头，给改革一个期限，给反腐败制度安排一种压力。中国63年来权力没有“笼子”装，因之才出现了中国63年来的每每权力泛滥成灾：从“三反五反”到大跃进，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到9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数次“路线斗争”、林彪事件、薄王事件等等，还有国家主席刘少奇莫名其妙之死，国家元帅们落难，习仲勋、薄熙来遭遇文革被权力极端等等都是人治、没有“国家法治”、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泛滥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最根本法律——零《宪法》绝对无能的必然结果：国家主席、国家元帅也莫名其妙的死也找不到余骨，“权力”无限膨胀之国家之巅！半个多世纪的60多年呵，还不够中国历史镜鉴？
承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应该落实党、政官员财产公示制这样现成的笼子，这也考验着决策者的反腐诚意。中国63年至今，权力都肆无忌惮、高高在上，从来没有用舆论和公民的眼睛来说话，到底是真反腐，还是做做样子，实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是一个历史、人类源头的试金石。将所有执政官员的财产置于阳光下，就是将权力置于公民的监督下。“笼子”早有现成的了，法治、民主国家早已实施了200多年，就看决策者什么时候、是否真正把权力装进这个“笼子里”。共产党就是特权的根源标志；共产党怎样和中国法；把权力“关进笼子”就首先要关住中国国家之上的共产党——没有国家零《宪法》开端，把权力“关进笼子”只能是一阵风，过了习近平，还有未来的林彪、薄熙来、十数次“路线斗争”怎么办……这一切的发源地都在于，有没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近100年中国，一样“人治”集权、没有“笼子”的蒋介石、毛泽东领袖，一样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浩劫；一样“党国”之路、一样没有任何制度“笼子”的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一样都给中国带来了没有“笼子”的无数个国家危亡……
地球人类社会近100年来，希特勒的权力肆无忌惮，给全世界人类带来无穷无边的灾难；苏联党国权力至高无上，就当然的日落西山；还有一些国家没有认清“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国家之根，一如非洲大多国家与“高收入国家”贫富落后百年。
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
人类再来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巨大进步意义。
1）语境的进步。此用语是中共党首第一次运用现代政治语言，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21世纪的中国政治，必须补课学习“民权”“契约”等现代当代政治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
2）承认了“必要的恶”。把权力关进笼子，实际上承认了“政府是必要的恶”这一伟大理论。什么东西需要被关进笼子？是野兽。在这种语境下，伟光正的痕迹不见了，政府与公民的契约出现了，承认了公民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力”是存在矛盾的。
3）否定了集权，承认了分权、每一个公民有了“举手”的权力，才能够在人类社会根源制衡集权。自万恶的秦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采用“集权”思维来实施统治。而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承认了权力有做恶的本能，承认了只有要分权，才能够实施权力需要被制衡。
4）表达出了权力的谦卑。承认了现代政治理论，要求权力必须是谦卑的，必须匍匐在民众之前，接受民众的授权与监督。习近平的“关笼子”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谦卑。我们必须为习近平喝彩。
顺便说一下，前两年网上疯传布什动人心魄的“笼子演讲”——“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其实，这个所谓布什演讲是一些中国文人杜撰出来的，美国总统早就被关进笼子了，根本不需要到了布什的时候还出来强调。中国人疯传此演讲，表达出公众的期望。现在，习近平几乎说出了同样的“笼子”思想，可以说完全顺应了公众的呼应。
“关笼子”思想，与习近平前些年说的“权为民所赋”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具备现代政治理论的人执掌中共，是中共之幸，也是中国公民之幸。对于习近平的“关笼子”思想，需要进行具体解读才能实施。比如，现在谁被关在笼子里？有这种国家制度吗？以后谁负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会抵抗，不愿意进笼子，那中国又用什么样的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
尾声： 从2012年11月15日到2013年2月15日，习近平执党整整100日。习近平在这100天内前所未有地发出的声音是：（1）在2012年12月4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2）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当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3）2013年2月7日，习近平在参加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会上讲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新总书记这些系列讲话，带来了自辛亥革命100多年来——共产党92年、中国63年的前无古人的世界震撼：有的一针见血的指明了共产党权力无限的死结；有的击了中国国家《宪法》根源短缺的法律断壁的苏联覆辙；有的说到了中国党政腐败长期泛滥的病根上。
习近平当政100天来，还处在新党魁的一种新鲜的语境中，依然没有改变中共92年所至深、存在与苏共构架完全一样的国家顶层构建及法律源头的缺失问题，特别是中国《宪法》长期不是实体法、是长期“零宪法”（中国《宪法》没有公开接纳过一例违宪案件，没有裁判过一例公民申述、没有立案过一例《宪法》案件，是没有任何一个宪法法院执法过的“五零宪法”）状态的国家法律、长期与苏联时代一样完全空置运行，没有任何《宪法》法律的立案、执法、裁判、等等案件实施的程序，也没有超过半数以上、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举手”支持、支撑，那么中国的未来依然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未知数！100天来，国内外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新领导集体在改进工作作风方面不但态度坚决，而且言出必行，在反腐倡廉方面不但认识清醒，而且怎样敢动真格、但付诸法律、制度的构建才是习近平的根源所在，不然蒋介石、毛泽东、林彪、薄熙来等等依然会后有来者，怎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共产党毛泽东时代100年来的根源残缺。公元2013年，成立92年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苏共倾覆的钥匙，但怎样用这把钥匙去开启苏共消亡、仍然是一个比刹那亡去更海阔天空、更艰难无比的庞大系统工程。否则，中国共产党依然有极大可能象苏联一样淹没在人类发展和文明演进的汪洋大海里。
与70年苏联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经济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依然树立了波澜壮阔的一个反例，强化了那种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是很有效的担忧。冷战后形成的一个传统政治常识是，自由经济体制具有优越性，然而中国的成功却对这种认识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另外，中国的崛起还对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所坚持的观点形成了挑战——后者认为只要拥有源于政治多元化的“包容性”经济机制，就可以确保经济繁荣。在其《国家衰落之谜》(见Why Nations Fail，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著)，两位教授花了不少篇幅探讨中国的成功问题，并得出结论：“中国的增长……只不过是另一种压榨性政治机制下的增长，它不太可能转化成一种经济持续发展、全球各国增长的动力”。上述言论似乎完全无视如下事实：即中国在近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让数亿人摆脱贫穷，并且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这也是之远离了苏联消亡——经济衰亡的主航道，但中国危局埋藏于更深的国家大环境之中，中国依然有可能“文化大革命”再生，依然有“大跃进”、“三反五反”、林彪、薄熙来、王立军、刘少奇之死的独裁环境与决策没有制衡、一种法律的机制，未来10年正是中国能否成功转型的70年之结。
“新中国”100年来（自辛亥革命起始）“党国”时期（同属国民党的前60年和至今63年执政的共产党时代），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斗争最最惨烈的时代，不管是哪一个党“占山为王”，都是国家所绝不容忍、与全球人类社会所无法兼容的。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长盛、人类生态环境的建立，有赖于人类“大自然”般的优胜劣汰、有赖于常青树一样的人文环境，更有赖于中国13.7亿人口中大多数公民“举手”的“宪政中国”和“法治中国”在阳光下运行。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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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核心提示】五千年中华，是一部专制、人治和占山为王的史诗，但现代文明国家已经没有那种人类生存的土壤和环境了……国家漫长的历史证明：现代文明国家是一个个宪政统领下的文明社会——没有革命，更没有暴力革命，没有人与人的人头落地革命、你死我活来争夺权力，所有公民们由《宪法》所赋予的“举手”来全力规范、行驶国家权力的运行轨迹。囿是：（一）建树《宪法》的绝对权威，使之成为中国国家理论与实践最最根本的实体法律；（二）根源建树、铲除通往苏联覆辙的所有通道；（三）从根源建树外蒙古溢出另立；（四）国家《宪法》要当然兼容澳门、香港、台湾，使国家溢出当然有人民和国家法律可实施、执行；（五）没有国家的敌人——打不败的敌人就是当然的朋友；无法消除的物种，就该有它生存的当然空间和环境；（六）借鉴五千年中华流长，象所有转型国家、国民党一样，共产党也合法转型，兼容全人类、兼容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国家大于一切政党，国家《宪法》高于一切，《宪法》大于一切，必须建立《宪法》的执行、维护、裁判的游戏规则；（七）建立《宪法》大自然一样的维护规则，兼容今日、兼容未来世界的大势所趋。能够赢得国际、国内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环境，赢得新国际游戏规则的“话语权”；（八）根源根除五千年来中国帝王将相一代代“占山为王”的土壤——人治，中国才可能建树未来，才不至于一朝天子、一代帝王的象苏联、秦帝国那样亡去。只有实施国家《宪法》实体、天体一样正常运转规则，才能够核聚中华文明、人类文明、才有国家文明的未来；（九）历史上最最强大的苏联70年玩完、秦帝国15年倒掉，都是人类史上最最强大帝国灭亡的法典——专制必亡，没有未来！
近100年来，中国先后经历了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蒋介石时代（本身就处在权力巅峰争夺战时期）、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都是权力在笼子外的经典历史之作。特别是毛泽东在和平年代——中国前30年：从“三反五反”到大跃进，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到九十二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数次“路线斗争”、林彪事件、薄王事件等等，还有国家主席刘少奇莫名其妙之死，国家元帅们（彭德怀）落难之死，习仲勋、薄熙来遭遇文革极权人治、没有“国家法治”、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泛滥成灾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国家最根源法律——零《宪法》绝对无能的必然结果：国家主席、国家元帅也莫名其妙地死亡，连死尸骨都找不到，政治权力在中国肆意横行、膨胀达到举世巅峰！100多年来中国，就是权力在笼子外、权力泛滥的历史经典之作。镜鉴百年中国历史、镜鉴人类史上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些极权者的肆无忌惮，就看清了笼子里的权力与权力出笼子的人类灾害与恶果。儒教确立皇权，皇权确立独裁，独裁确立专制，专制是战无不败的。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63年中国、中国共产党92年至今、100年了新中国”第一次历史契机的这样表述论著这个国家；然而让行使国家、政府权力者生成“不敢”“不能”“不易”腐败的国家“机制”，这也是划时代中国从来没有过、填补中国空白的一代理论与实践建树，也是全球“法治国家”近200年的前无古人。但正是63年来中国无法把权力关进笼子，所以致中国63年来反反复复的成就了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十数次路线斗争、薄王事件等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不再让一直的“路线斗争”、刘少奇彭德怀之死、文化大革命、林彪事件、薄王事件等等在未来中国每每成就！“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除了建树“法制国家”还有什么能是？
中共权力驶入新轨道？
据新华社北京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13年1月22日在北京开创历史的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是习氏当天在中共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坚定不移惩治腐败，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我们党严肃查处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问题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向全党全社会表明，我们所说的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决不是一句空话。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此为“胡温十年”喊了十多年“决不姑息”口号，中国党政腐败却屡创新高，形成今日中国党政普遍腐败的乱局）。习近平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见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01/22/c_114459610.htm）。
然而，63年来的中国，是老虎打老虎、还是苍蝇打苍蝇？大自然中包括人类、老虎、狮子、苍蝇等等所有生灵，有它当然的食物链构成与大自然制衡的环境，中国一党独家至上、12亿多公民之下，怎样建树起世界各国所有“法治国家”一样共有的国家环境？习氏这种“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说法，中国凭什么打老虎？有国家法律、《宪法》支撑与公民的实践吗？就凭习氏一句话？就共产党打共产党之老虎？这正好与近代历史上“中华民国”蒋经国“打老虎”如出一辙。那么，就让现实与历史去见证一下“打老虎”之原囿及其结果吧。
宪政是人类所发明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最可取、最无法抗拒的利器。对统治者（任何所有统治者）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所有民众，因为他们可以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对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最大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政府合法性）这一“游戏规则”的国家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权力斗争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乱杀无辜。因此，建立宪政制度对国家、对所有人类来讲都有千利而无一弊端。人类至今，这是最有效、最可行、最有游戏规则、一种最最文明的人类优胜劣汰、权力竞争方式。除此而外，就是短命的“人治”，而“人治”是过了今天，就没有明天……
1000年宪政之路
任何统治权力与政府是迄今为止所发明的驯人类所有成员的最有效的手段。所有的国家，为了镇制普通民众身上的野性，统治者建立了一整套的暴力机器，对任意发作野性的人进行武力强制。历史一再表明，由于手中掌握着暴力工具，统治者的专横权力一旦失去控制，其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非普通人的野性发作所能比拟（正如蒋介石、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革命、运动等等）。因为，靠暴力建立起来的“占山为王”统治不可避免地通过更多的暴力来加以更迭。人类社会中行暴政的统治者们不仅制造流血，而且使千万无辜的人沦为受害者乃至丧失生命。专制暴政便取代了猛兽而成为全人类生存的最大敌人。权力越专横，野性的成分就越多。在这样的专制暴政之下，关在笼子里的不是权力，而是民众——任人宰割被鱼肉。直到有效地驯服统治者的手段发明之前，人们对统治者们的野性几乎束手无策。要么是以暴易暴，暴力革命，陷于恶性循环，要么是无力的道德伦伤的说教。
如何驯服一直高高在上、统治权在握的统治者？一旦他们野性发作，谁来约束、制止呢？如何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人类在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过程中所留下的三座重大的里程碑。
第一座里程碑：用法律束缚君王。公元1215年，英国的一些地主共同联合起来，第一次把法律的项圈成功地套到了国王的颈上。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和大多数地方，法律是统治者驯化百姓的武器，这一次，法律成了驯化统治者的武器。
第二座里程碑：用民权限制君权。公元1688年，英国人通过发动光荣革命，对统治者的驯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人类文明化的过程是人类驯化自然和驯化自身的过程。《王位继承法》、《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等针对王权的法律的实施，使得君王再也难以犯下作乱。
第三座里程碑：用权力制衡权力。公元1787年，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制定了人类有史以来寿命最长的成文宪法，确立了实行分权制衡的宪政体制，从而正式开辟了人类历史的宪政时代。美国至今237年，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例新的暴力革命，国家政权由“举手”通过来行驶国家权力，任何党派都不能在国家之上。19世纪20年代，自2000多年之前的雅典直接民主之后，出现了第一波旨在确立宪政民主的浪潮，普选的确立和选举权的扩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统治者产生的机制，迫使统治者就范于民意，从而使这些权力精英出于对选票的顾虑，很难不顾民意去驰骋其野性的权力意志。经过三次民主化浪潮，宪政民主作为驯服政治统治者的最有效的制度手段，在20世纪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国家来牢固的确立。
宪政是人类所发现的驯服统治者的最有效、最规则、最无法抗拒的利器。对统治者的驯化程度也是衡量文明的尺度。值得强调的是，对统治者的成功驯化，受益者固然是普通的民众，因为他们不再遭受专横权力的涂炭，但是，统治者们也同样能从中得到利益，首先是大大提高了政治这一行业的安全系数。在宪政体制下，统治者们虽然要忍受公众的挑剔和对手的责难，却不再会因为权力斗争而被竞争对手投入监狱或送上绞架。
真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人类历史证明，一般性的法律太容易被专横权力的野性所挣脱，故必须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特殊法律才能让野蛮的专横权力就范。这个法律就是承载宪政精神的宪法。用这样的宪法把权力送进牢笼并加以限制与约束的政治实践就是宪政。只有靠宪政，靠能够有效制衡权力的宪政民主制度，靠每个人都去积极捍卫自己的权利与自由，才能降服、驯化统治者。而宪法是这些降服驯化手段的关键。坏的宪法是一部整容过的法律僵尸，任凭统治者违宪作恶，它也不会有丝毫的反应。好的宪法，是一部活的宪法，一旦有统治者违宪，它就自我行动，让违宪者不能得逞。专政之下，宪法是纵容统治者滥权的死宪法；宪政之下，宪法是降服统治者的活宪法
人类宪政驯服权力要有“等腰铁三角”的永恒制力：“等腰铁三角”第一边是，划出权力的绝对禁区并让公民与民间力量来参政督政。宪政通过保护公民的生命权、言论权、自由权与财产权以及公民的人身权来划出一块政府权力绝对不得进入的领域从而大大缩小了政府权力的活动范围。不仅如此，宪政还赋予公民一系列的政治权利能保障公民通过参与政治生活、自由办报、组党结社来主动地限制、监督政权的权力；自由的生活，自由选择生存地的自由迁徙，自由说自己的话……
“等腰铁三角”的第二边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权力，立法与执法、法律行驶各行其道。宪政通过确立法治来对权力加以法律的约束，确保政府是法治的，而非人治的。宪政的本质是“对政府的法律制约，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参见《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美国，斯科特•戈登著）。宪政还通过保障司法绝对独立，实行违宪审查来确保统治者的意志不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
“等腰铁三角”的第三边是，是分权制衡，用国家赋予的权力来制衡权力。宪政通过宪法把立法、行政、司法这三个权力一起关进宪政的牢笼，一个笼子里面关上三头权力之兽，权力比老虎更凶猛，是绝对会吃人、杀人的，让他们互相抗衡、相互制约，形成人类生物链。宪政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政府的主要职能和权限，通常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权必须是分立的，应由宪法授予不同的机关来行使。这三个部门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独立地行使自己的权力。这意味着三个部门之间不是服从与支配关系，一个部门无权撤销另一个部门，也不能把自己的权力完全交给另一个部门去行使。只有实行司法独立，才能免除专横与暴政，才能保障一切人的人身权利和自由。制约与平衡的制度，也是把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对立的梦想加以平衡的制度。
“等腰三角”的定律有它最最稳固、永远无法断去的人类文明——“法治国家”的近200年来、通过合力把权力关进了宪政的牢笼里的最最成功之作，使任何掌权者都不再能为所欲为。宪政民主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类政治行为、一直几千年来的“暴力”“革命”的性质，使人类的政治行为开始趋向于和平、理性、长久的根源之治，这样就实现了人类政治行为的文明化，从而使文明在人的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两个方面都得到了落地生根。宪政民主的确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大标志，而驯化统治者，把权力关进宪政的牢笼是一个国家通向长治久安的唯一途径。它的诞生，是因为人类社会需要建立一个既能保障公民权利自由，又能处理公众事务的政府。
一个国家的最高权力，具有独占性、排他性和扩张性，人类一直在寻求各种可以驯服权力的制度安排，改善权力结构。包括中国共产党、所以政党也必须如此，苏联囿此而抹去……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才是铁笼子？只有那些能关住权力，符合权力游戏——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运行规律的良制，才能是真正是“法治国家”铁笼子。
正是权力在“笼里”、“笼外”的历史性区别，国家却一直万古流长，悠远5000年中国、秦始皇历史之最暴政的15年刹那、至今237年美国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的全人类崛起、近千年政不变的英国、被历史永远淹没的苏联等等又何尝不是这般历史之“笼”的内、外之别！？
100年来中国权力在“笼子”外
自辛亥革命至今的百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国民党时代（指国民党的前60多年——蒋介石时代）、共产党的执政时代，但“国共”都没有摆脱“党国”的历史怪圈。今日中国不缺国家治理概念，也不缺反腐败形形色色的理念，而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人类源头的国家治理。公众翘首期盼的一个制度笼子：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如果这个制度很快得到实施，就是一个从起点约束权力、遏制腐败很实用的“笼子”。习氏开天辟地、93年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但这种“话语权”还只停留在新政习近平的讲话里，上升为国家理论与法律规则尚需时间来加以验证。
习氏在反腐败问题上措辞严厉的表态，引发了舆论热烈的讨论，尤其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提法，更令公众对制度反腐充满期待。高谈阔论的评论员们从各个角度阐述了对“权力”与“笼子”关系的理解。有的问：主语是什么，谁来把权力关进笼子？有的称：什么样的笼子？有的说：关键不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首要是把民众放出笼子。
角度各异，提供了思考问题的不同维度，不过细细分析，多属文字游戏。中国反腐败最不缺的就是形形色色的理念，而最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习氏提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反腐败历史命题，各部门就应该雷厉风行地行动起来，让公众看到中央反腐的诚意和决心。这个问题上，不必再假装摸石头了，不必空谈“什么样的制度才是好笼子”，不必守着笼子找笼子，早已有很多现成的制度笼子等着去启用。
比如，公众翘首期盼的一个制度笼子：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如果这个制度很快得到实施，将从人类源头堵住这个权力行驶、拐弯的歧路，就是一个从起点约束权力、遏制腐败很实用的笼子，人类至今200多年来——“法治国家”就是把权力装进了“笼子里”的必然规则。
日前，在广州市政协会议上，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范松青递交提案呼吁推行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并率先向媒体公开自己的收入状况，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范松青告诉记者，希望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公示能尽快实施，避免“有始无终”。广州市市长陈建华也公开表示，如果接到通知要求公示，他会带头公示财产。此前，有好几位中央高官表示愿意公开财产，新华社采写的七常委人物特写也被解读为是家庭财产信息公开的信号。中央纪委也表示要抽查核实官员的个人事项报告。
一个国家的腐败，就和黄豆发芽的人类生长的惯例一样：一粒黄豆，装在袋子里，挂起来，只要①“水份” 适当控制；②“温度”控制有效，那么黄豆就永远无法成为腐败、烂掉之黄豆。只要“两者”得到有效的控制、或其中的一项得到有效控制，那么它永远都不会发芽生长、以致腐败掉。党与国家“权力”也是这样，将“权力”与“金钱、利益”，各行其道、有效管制，那么他就永远也不会腐败生长。掌握权力者，当然要“财产公开”——民众一边热，表明民之声浪之高，官员阻力之大，中国条件不成熟？而2013年总书记都说了，尤其是高级官员也站出来公开支持了，说明中国的条件已经渐渐成熟，13亿中国人、官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一个国家，执政了63年至今，已经是三代人“同室操戈”，什么样的制度不能建树起来？既然条件已经初步成熟，起码应该给出个时间表了。官员财产公示并不像想的那么简单，技术上需要完善，自上而下地推进也需要时间，公众能理解这方面问题。所以专家设计的各种方案中，都为改革留下了时间，并没有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可许多地方官方似乎一直没有给出时间表。过去不给，是时机还没有成熟，但现在已经成熟了，就应该给出一个时间表。3年？5年？还是10年？总得让公民们有个盼头，给改革一个期限，给反腐败制度安排一种压力。中国63年来权力没有“笼子”装，因之才出现了中国63年来的每每权力泛滥成灾：从“三反五反”到大跃进，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再到9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十数次“路线斗争”、林彪事件、薄王事件等等，还有国家主席刘少奇莫名其妙之死，国家元帅们落难，习仲勋、薄熙来遭遇文革被权力极端等等都是人治、没有“国家法治”、权力没有任何制约泛滥的必然结果；还是中国最根本法律——零《宪法》绝对无能的必然结果：国家主席、国家元帅也莫名其妙的死也找不到余骨，“权力”无限膨胀之国家之巅！半个多世纪的60多年呵，还不够中国历史镜鉴？
承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应该落实党、政官员财产公示制这样现成的笼子，这也考验着决策者的反腐诚意。中国63年至今，权力都肆无忌惮、高高在上，从来没有用舆论和公民的眼睛来说话，到底是真反腐，还是做做样子，实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制”是一个历史、人类源头的试金石。将所有执政官员的财产置于阳光下，就是将权力置于公民的监督下。“笼子”早有现成的了，法治、民主国家早已实施了200多年，就看决策者什么时候、是否真正把权力装进这个“笼子里”。共产党就是特权的根源标志；共产党怎样和中国法；把权力“关进笼子”就首先要关住中国国家之上的共产党——没有国家零《宪法》开端，把权力“关进笼子”只能是一阵风，过了习近平，还有未来的林彪、薄熙来、十数次“路线斗争”怎么办……这一切的发源地都在于，有没有“把权力关在笼子里”。
近100年中国，一样“人治”集权、没有“笼子”的蒋介石、毛泽东领袖，一样给中国带来了无数的浩劫；一样“党国”之路、一样没有任何制度“笼子”的蒋介石时代、毛泽东时代，一样都给中国带来了没有“笼子”的无数个国家危亡……
地球人类社会近100年来，希特勒的权力肆无忌惮，给全世界人类带来无穷无边的灾难；苏联党国权力至高无上，就当然的日落西山；还有一些国家没有认清“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国家之根，一如非洲大多国家与“高收入国家”贫富落后百年。
怎样把权力关进笼子？
人类再来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巨大进步意义。
1）语境的进步。此用语是中共党首第一次运用现代政治语言，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进步。21世纪的中国政治，必须补课学习“民权”“契约”等现代当代政治思想，跟上时代的步伐。
2）承认了“必要的恶”。把权力关进笼子，实际上承认了“政府是必要的恶”这一伟大理论。什么东西需要被关进笼子？是野兽。在这种语境下，伟光正的痕迹不见了，政府与公民的契约出现了，承认了公民的“权利”与政府的“权力”是存在矛盾的。
3）否定了集权，承认了分权、每一个公民有了“举手”的权力，才能够在人类社会根源制衡集权。自万恶的秦朝以来，中国统治者一直采用“集权”思维来实施统治。而把权力关进笼子，就是承认了权力有做恶的本能，承认了只有要分权，才能够实施权力需要被制衡。
4）表达出了权力的谦卑。承认了现代政治理论，要求权力必须是谦卑的，必须匍匐在民众之前，接受民众的授权与监督。习近平的“关笼子”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谦卑。我们必须为习近平喝彩。
顺便说一下，前两年网上疯传布什动人心魄的“笼子演讲”——“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其实，这个所谓布什演讲是一些中国文人杜撰出来的，美国总统早就被关进笼子了，根本不需要到了布什的时候还出来强调。中国人疯传此演讲，表达出公众的期望。现在，习近平几乎说出了同样的“笼子”思想，可以说完全顺应了公众的呼应。
“关笼子”思想，与习近平前些年说的“权为民所赋”是一脉相承的。一个具备现代政治理论的人执掌中共，是中共之幸，也是中国公民之幸。对于习近平的“关笼子”思想，需要进行具体解读才能实施。比如，现在谁被关在笼子里？有这种国家制度吗？以后谁负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权力会抵抗，不愿意进笼子，那中国又用什么样的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
尾声： 从2012年11月15日到2013年2月15日，习近平执党整整100日。习近平在这100天内前所未有地发出的声音是：（1）在2012年12月4日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强调“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权威，要尊重和保障人权等宪法确立的制度和原则，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不断发展”；（2）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当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3）2013年2月7日，习近平在参加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会上讲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新总书记这些系列讲话，带来了自辛亥革命100多年来——共产党92年、中国63年的前无古人的世界震撼：有的一针见血的指明了共产党权力无限的死结；有的击了中国国家《宪法》根源短缺的法律断壁的苏联覆辙；有的说到了中国党政腐败长期泛滥的病根上。
习近平当政100天来，还处在新党魁的一种新鲜的语境中，依然没有改变中共92年所至深、存在与苏共构架完全一样的国家顶层构建及法律源头的缺失问题，特别是中国《宪法》长期不是实体法、是长期“零宪法”（中国《宪法》没有公开接纳过一例违宪案件，没有裁判过一例公民申述、没有立案过一例《宪法》案件，是没有任何一个宪法法院执法过的“五零宪法”）状态的国家法律、长期与苏联时代一样完全空置运行，没有任何《宪法》法律的立案、执法、裁判、等等案件实施的程序，也没有超过半数以上、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举手”支持、支撑，那么中国的未来依然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未知数！100天来，国内外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新领导集体在改进工作作风方面不但态度坚决，而且言出必行，在反腐倡廉方面不但认识清醒，而且怎样敢动真格、但付诸法律、制度的构建才是习近平的根源所在，不然蒋介石、毛泽东、林彪、薄熙来等等依然会后有来者，怎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国民党蒋介石时代、共产党毛泽东时代100年来的根源残缺。公元2013年，成立92年的中国共产党终于找到了苏共倾覆的钥匙，但怎样用这把钥匙去开启苏共消亡、仍然是一个比刹那亡去更海阔天空、更艰难无比的庞大系统工程。否则，中国共产党依然有极大可能象苏联一样淹没在人类发展和文明演进的汪洋大海里。
与70年苏联截然不同的是，中国经济近30年来的高速发展依然树立了波澜壮阔的一个反例，强化了那种认为西方式民主并不是很有效的担忧。冷战后形成的一个传统政治常识是，自由经济体制具有优越性，然而中国的成功却对这种认识带来了空前的挑战。另外，中国的崛起还对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所坚持的观点形成了挑战——后者认为只要拥有源于政治多元化的“包容性”经济机制，就可以确保经济繁荣。在其《国家衰落之谜》(见Why Nations Fail，达伦•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鲁宾逊James Robinson著)，两位教授花了不少篇幅探讨中国的成功问题，并得出结论：“中国的增长……只不过是另一种压榨性政治机制下的增长，它不太可能转化成一种经济持续发展、全球各国增长的动力”。上述言论似乎完全无视如下事实：即中国在近两代人的时间里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速，让数亿人摆脱贫穷，并且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国，这也是之远离了苏联消亡——经济衰亡的主航道，但中国危局埋藏于更深的国家大环境之中，中国依然有可能“文化大革命”再生，依然有“大跃进”、“三反五反”、林彪、薄熙来、王立军、刘少奇之死的独裁环境与决策没有制衡、一种法律的机制，未来10年正是中国能否成功转型的70年之结。
“新中国”100年来（自辛亥革命起始）“党国”时期（同属国民党的前60年和至今63年执政的共产党时代），是中国5000年历史上斗争最最惨烈的时代，不管是哪一个党“占山为王”，都是国家所绝不容忍、与全球人类社会所无法兼容的。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长盛、人类生态环境的建立，有赖于人类“大自然”般的优胜劣汰、有赖于常青树一样的人文环境，更有赖于中国13.7亿人口中大多数公民“举手”的“宪政中国”和“法治中国”在阳光下运行。
（作者系《国情内参》首席研究员）
巩胜利特别声明：作者对本文所著内容与事实，负有不可推卸、当然的法律责任。本文谢绝除此发稿之外，一切其它任何媒体的转载、摘编、BBS和上网链接或刊载。若有任何疑问及版权问题请通过Gvv21@hotmail.com与作者本人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