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7日，人大举行闭幕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

无论是新期待，还是新梦想，抑或是前行的新动力，每个中国人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让中国梦更加契合自身的利益，如果中国梦与每个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中国梦将毫无意义。有了这个高度契合，民族复兴与人民福祉就会体现于并肩的奋斗，个人梦与中国梦就会会合于人民的家国情怀。

不可否认，今天的中国拥有了许多世界第一世界第二，少数人的收入早已赶上和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造就了一批富可敌国的地产商、资本大鄂、权贵掮客……而更多的人，无论是个人收入或生活水平并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也没有公平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高速的经济增长固然可以为官员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被剥夺了基本利益抑或被经济高速列车无情抛弃的弱势群体。

贫富差距扩大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和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制度和政策让极少数人在短时间内积聚占有了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已远远超过了欧美等国，使普通中国人追求成功和财富的希望变得日益渺茫。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富严重分化的同时，社会公平被严重侵蚀。在中国3000多个财富超过1亿的家庭中，竟然有2900多户有各种背景。比例之高，触目惊心。当财富的来源不再取决于自身努力，而是取决于出身、特权等因素时，民众仇富的本质，乃是对于社会不公、机会不均的绝望乃至仇恨。

特权阶层与豪强势力的崛起，对于中国社会造成了挤压，而且在社会管理，人才成长领域，对于中国造成了严重阻碍。最危险的是，正如经济学家王小鲁所说，中国形成了一种“新底层阶层”，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体制外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

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认为中国的腐败已处于失控和不可治理状态。权威基础被严重削弱，几年前就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一说，地方性权力、部门性权力已成既无上约束，又无下监督，同时还缺少左右制衡的力量。当权力成为外部无法约束且内部也无法约束的力量，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碎片化；官员不负责任，为保官升官不惜牺牲体制及社会利益。

孙立平去年在一个公开场合甚至为新一届领导班子开出了一个五年时间表，希望官方尽早与过去的问题做切割，就如当年台湾的蒋经国处理历史问题一样。他说：“就现在来看，老百姓还残存着一点对我们政府的信任和感情，有的问题真正解决不了，有时候你道个歉，有的人还感动得泪水涟涟。但我觉得涟涟不了几年了，五至十年到头，十年可能到不了，五年可能差不多。如果到时候他都不泪水涟涟，那就说明切割的条件已经失去，切割都已经不可能了。”

当切割已不可能时，最坏结果是什么？孙立平认为，到那时候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武力为王”，“谁不服，我就镇压，这个社会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不管是五年，还是十年，反正一晃就过。十八大给新一届领导人带来了新的历史契机，但历史留给中国新领导人的时间恐怕并不多了。

中国梦，梦之难！今天的中国，面临着严重的贪污腐败、贫富差距、官德缺失、司法不公等等问题，无论是民间社会还是有识之士都在呼吁当务之急是启动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只有改革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梦乃至每个中国人的梦！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去年11月29日在《财经》年会上指出，过去五年胡锦涛在第二届任期内，是能够实现政改的最好黄金时期，但让人很失望的是，大家都没有看到他有所作为。不过，江平对未来仍充满希望，因为这一届常委到了五年后有五位要退位，届时将引入新血，有望完善新领导的组织体系。

他认为，要实现包含党政分开、言论自由的深层政改，新领导班子就得先在政治局常委这个最高决策机构里建立良好的政治和组织的环境。在江平看来，政改是建设法治社会三步中的最后一步，前两步分别是纠正过去的偏向及建立制度。

他认为，首先必须纠正的包括公安过大的权利及司法改革的倒退，因为有的司法权威变成了政法委和党的权威，而本应在宪法上明确规定的法院独立，变成了只能够谈法院公正。因此，如果能够依照宪法加强法院权威和给予法院独立，那就能够大大振奋法治社会的信心。

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建立各种制度，包括财产申报、审查和预算公开、差额及公开选举等等。江平说：“法治昌明要靠一个个的制度建立才能够完成，没有制度的建立，光是一个口号不能够实现法治社会的前景。”

与此同时，中国也应该取消劳动教养制度，杜绝随便治人以罪的现象。江平说，这个违法多年的劳教体制始终没有取消，是“因为担任政法委书记的常委不赞成这个做法，这不是很明显的用人治来代替法治吗？光一个人就能够把法律所规定的制度改变了，这是很明显的违法现象”。

由于劳教制度不须司法审判就可把人送入劳教所进行长达四年的“劳动改造”，多年来不少中外学者都指这一制度有重大缺陷，有可能被当局和地方官员用来打击异见人士或上访人员，应该予以废除。

江平教授还说，“如果要提倡法治文明，必须建立法律权威，而不是公安权威，如果把公安权力搞得过大，是国家的不幸”，“法治昌明要靠一个个的制度建立才能够完成，没有制度的建立，光是一个口号不能够实现法治社会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