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意萌发，万物复苏。回望中国的四月，在苏醒的大地，播洒过多少希望，就播洒过多少鲜血，太多的牺牲肥沃了土地，却收获甚少，这片土地至今仍未脱离蒙昧和苦难。没有上帝又真又活的终极真理引领，千百年来，虽然无数仁人志士或积极捐躯，或被动牺牲，但是制度和文化似乎总在轮回循环中，难有更新与突破。
遥想两千多年前的春天，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奔波一生的孔子终于安息。百年后的一个春天，公元前372年4月2日，孟子出生。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人本主义，主张仁政，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由于儒家远神近人，关注世俗，加速了西周把宗教向礼制化改革以后疏离神的趋势（在西周之前，中华民族对神还是很虔诚的），其政治主张就失去了超验的标准和制约。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的思想，割裂了此岸与彼岸、现世与终极的整体联系，形成了以人为核心而不是以神为核心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加之历代统治者独尊儒术，塑造了国人的世俗精神，与佛道的出世精神一起，共同造成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两面性。加之几十年来中共文化专制灌输的无神论，导致这块土地难以孕育和全面吸收现代文明。由于缺乏超越性信仰的力量整合社会，一元权力专制与迷信偶像林立，天下一统与人心分裂，形成强烈对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利倾向，与西方一些激进思潮具有天然的亲和力。1882年4月19日，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逝世。在他生前中国人对他就有了介绍，直到他死后16年的1898年4月22日，严复根据自称“达尔文斗牛犬”的赫胥黎的著作编译出版了《天演论》，达尔文学说才在中国真正产生重要影响，此后达尔文的著作纷纷被引进。虽然进化论的假说一直遭到质疑，但“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被简单地引入社会领域，在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打破了天朝梦，促进了中国开始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简单化的进步观急功近利，诱发了激进主义。就在《天演论》出版的同月，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等成立保国会呼吁光绪帝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危机加剧，革命渐渐超过改良，1905年4月3日，邹容死于上海狱中，他的《革命军》一书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第二年的4月18日，革命党和君主立宪派开始论战。革命党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著名的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共和尚未成熟，更激进的共产主义开始影响中国。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节译。第二年8月，《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马克思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类进步像自然进化一样简单，人类可以掌握历史规律，并通过阶级斗争对社会进行整体改造。在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推翻资本主义，却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俄国、中国等国，与专制传统结合，成为意识形态的偶像，造就了地狱般的红色乌托邦。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专政”等词语，至今仍写在中共所谓的“宪法”中。
激进的社会变革往往将人性的善恶引向极端。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为罪名，张作霖在北京天桥杀害了中共秘密党员、著名报人邵飘萍，他所创办的《京报》被封。8月6日，另一位锋芒毕露的报人林白水在同一地点被杀，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第二年的4月6日，李大钊等人在苏联大使馆被捕，苏联暗中支持其从事颠覆北洋政府的秘密文件被缴获，之后被公开展览。同一天，重庆“三、三一惨案”后被四川军阀刘湘逮捕的另一位中共干部杨闇公（杨尚昆、杨白冰的胞兄），被割舌、剜目、断手，身中三枪而死。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张作霖以叛乱罪绞刑处决。同月，由于蒋介石得知国民党武汉政府经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同意，签发了逮捕他的密令，交给了蒋主力军中的党代表、中共党员林伯渠，于是先下手为强，12日在上海、15日在广州武力“清共”……
以革命的名义，国共两党由携手北伐到枪口相向，对内也毫不手软。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特科部部长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领导人之一恽代英29日被杀。7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伍豪）、康生（赵容）等率领中央特科红队十数队员，来到顾家，将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佣人等，还有凑巧来搓麻将的原黄埔军校学生、四一二大屠杀时救过周恩来的共产党员斯励及妻子，全部勒死（总数一说三四十人，一说十几人，一说九人），就地掩埋。酿成了轰动上海的“爱棠村”事件，引出了《申报》上“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刘志丹，肃反时险些死于自己人手中。1936年4月14日，他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时阵亡，子弹却从身后击中，而不是从前面的敌方，当时有两个人在身旁，其中一人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故史家认为刘是被排除异己的毛泽东授意暗杀（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中共政保部门的人）。五四运动激进的学生领袖和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肃反中假公济私，枪杀了近万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党干。后来，他在党内险恶的斗争中失败，兵权被夺，亲信被杀，部队受排挤。1938年4月4日，张国焘趁参加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之际出走，摆脱中共阻拦，投靠国民党，保得一命，但并不得志……（1979年12月3日，张死于加拿大）正当国军艰苦抗日之时，中共在延安养精蓄锐，毛泽东以整风为名，与王明争夺最高权力，把几乎所有投奔延安的人都当作特务嫌犯关起来。1943年4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刑讯逼供。整风中，许多人被冤杀或自杀……延安整风使党内民主作风荡然无存，其结果之一是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结束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为毛泽东确立党内独裁体制而背书，是对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仿效，开启了以领袖观点篡改和解释历史的先例。直至毛泽东死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又遵循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延安时期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写法，以“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承认，当时对毛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他建议“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民族的共同敌人日寇的入侵，又使两党在祖先面前站在一起。但是，双方同床异梦，抗战中摩擦不断，胜利后都想独霸江山。于是双方武力对决，将民族再次陷于血泊之中。1949年4月20日，国共内战中的最后一次和谈无果而终。国际对双方调停的失败，深层原因是这个民族传统中大一统意识的滞后，无法接受宪政下不同权力的共存制衡与和平竞争。他们不懂得，除了真善美统一的造物主，被造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也不能有绝对化的东西。人性的有限和缺陷决定了社会的多元，不同权力之间既是制约也是依存的关系。后来的历史证明，国民党在台湾结束一党专制，实行宪政，开放党禁，激发了自身的活力，也造福了百姓。再看今日的中共，因坚持专制而腐败泛滥。例如，1995年4月27日，原北京市委书记、市长陈希同因权斗失势，被逼以腐败为由辞职，后被判刑16年。2008年4月11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受贿罪和犯滥用职权罪，被判刑18年。2012年4月10日，中共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由腐而败，由败而亡，是历史的铁律。618年4月11日，糜烂腐败的隋炀帝杨广在兵变中被部下勒死，隋朝灭亡。1644年4月25日，勤勉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无法挽救明朝的衰亡，在景山自缢。再看苏东共产政权的垮台，没有一例是所谓内外“敌对势力”造成的，完全源于自身的腐败。
中外历史一再证明，无论自身标榜的目的如何崇高，当缺乏宪政的制衡时，国家机器就会被滥用，成为无法控制的绞肉机，甚至将操作者本人吞噬。
中共建政后运动不断，尤其在毛时代，害死八千万人，精神创伤贻害至今，动物和大自然也不能幸免。1958年2月，中共发出除四害的指示，提出10年内完全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3至5月间，毛泽东在成都、武汉、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4月19日，北京300万人总动员……当晚，首都举行了展示“战斗”成果的“胜利大游行”，一队队汽车满载着已“灭杀”的麻雀和一批“麻雀俘虏”，浩浩荡荡地经过长安街。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打死、毒死、累死麻雀83249只（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中科院院士、数学家苏步青敲打脸盆驱赶麻雀的新闻图片成了那个年代的写照。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多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第二年，恶果出现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1960年3月，毛泽东指示为麻雀“平反”，代之以臭虫。二十多年后的春天，似乎为了弥补当年荒谬的错误，1983年4月1日，北京市政府决定每年4月1日至7日为“爱鸟周”。专制制度也是环境保护的敌人。中共不顾国内外众多反对意见，1992年4月3日，操纵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得知后，写下《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的七言绝句。他一生因反对三门峡和三峡等水利工程，屡遭迫害。2001年8月临终前昏迷时，黄万里还喃喃地说：“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三峡工程不仅成为贪腐工程，其引发的环境灾害日渐显现，后患无穷。10年后的2011年4月24日，清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与黄万里对立、善于迎合当局的所谓“水力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中共党员张光斗的生日，成为校庆的主要内容，可是，校友们纪念黄万里的追思会，却因当局压力被取消。可见，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当年在延安窑洞里，对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律”时，毛承诺的“民主”，一直是中共的欺世谎言。
倡导“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甘地说过：“对待动物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一个对弱小动物都如此残忍的民族，很难孕育基督教那样的人道和博爱精神。就在北京大搞消灭麻雀运动的当月，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建成，这个“大跃进”的产物，以一党意识形态为基础，是对历史评判的垄断，仅仅是一党专制自我标榜所谓“历史合法性”的胜利宣示，缺乏超越政治的人道公义，缺乏历史高度，不可能成为整个民族缅怀牺牲、反思历史的标志。相比之下，在新教传统深厚的美国，南北战争后，胜利的一方并没有血腥清算，而是宽恕、和解，南北各州都建起纪念各自阵亡将士的墓园和纪念碑，成为后人共同的历史遗产。放眼大陆，除了中共的所谓红色圣地和纪念物，难觅对立一方的历史遗迹。一个没有完整历史记忆的民族，不可能成熟，难免重蹈覆辙。
牺牲者的纪念碑并没有结束牺牲。紧接着，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使四千多万人死亡。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实际上，从1958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61年4月19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4月26日，中共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饥荒逼得人们逃命。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大批人从深圳边境偷渡去香港，有农民也有干部。许多人被边防军射杀，死于河中、海上、岸边和山里。据统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局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苦难往往酿造觉醒。和许多人一样，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的思考，就是从大饥荒饿肚子开始的。他的思想因日记被团干部偷窥而遭揭发批判，文革中又被诬“写反动日记、偷听敌台”、学外语企图叛逃等，受到批斗和毒打，1968年1月29日被捕入狱。1969年4月，他被释放回华东师大，因写大字报为自己辩护，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监督劳动，恋爱婚姻也遭破坏。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去世第二天，王申酉在给女友写信时信件遭查抄，被当作反革命黑文，再次被捕。1977年4月16日下午被杀害。上海市当局只讨论了短短6分钟，就决定了王申酉的死刑，可是后来为他平反伸冤，竟讨论了19次。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召开为王申酉平反昭雪大会。王申酉对历史悲剧循环的反思，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我自信自己是追求超越个人范围的人世间中象知识、真理、正义等一切美好事物自愿做出牺牲的。”《王申酉文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人权是统一的整体，生存权被侵犯，首先是由于政治权利被剥夺。中共建政后，专政机器先是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中，从肉体和经济上绞杀所谓“阶级敌人”，接着用“阳谋”引蛇出洞，借“反右”运动进行精神绞杀，彻底剥夺了公民说真话的权利，511万多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庐山会议”又堵塞了党内表达不同意见的空间。导致没有约束的权力邪恶肆虐，其结果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此后，专政的机器愈发疯狂，许多人因思想和言论而丧生，那些黑暗年代的春天充满了血腥。
小说《红岩》中江姐事迹的原型之一、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周居正，1945年不满16岁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1948年被国民党逮捕，重庆“解放”前夕的1949年逃离歌乐山白公馆监狱，最终却死于中共的枪下。1957年由于向党说了心里话，周居正被划为右派而劳教。后由于在闲聊中谈了自己的右派遭遇，以及对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大跃进、大饥荒等问题的看法，竟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被捏造为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惊天大案，数百人被捕。1964年4月，周居正被杀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此后，受株连遭迫害的两个儿子先后自杀。与他同案的解放军沪州步兵学校教员杨应森，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4年3月被枪毙。其他60多人分别被判刑，此案至今未平反。1968年4月8日，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因“反动言论”被杀，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柳友新等6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陆洪恩生前讲话说：“……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湖南农民报》编委刘凤翔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和公职，1970年4月4日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处死。同月18日，青年史学家沈元等被杀。沈元1957年在北大三年级时因节译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这位曾经的全国高考文科状元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改3年，但他依然艰难研究史学，1962年经推荐，被中国近代史研究院破格录取，因成就显著遭人嫉恨，文革中被批斗，夫妻被红卫兵赶出家门，单位也不接纳，无奈中化妆成黑人逃入某非洲国家驻华大使馆寻求避难，被交出后，被以“现行反革命叛国罪”判处死刑。
有专家研究认为，与男子理性特质易导致表里分裂不同，女子的感性特质较能保持生命的真实与完整。所以面对危难，一些女子的表现竟令男子汗颜。在北大反右中就开始遭迫害的林昭，曾两度入狱，父亲为此自杀。在狱中，林昭用发卡和竹签刺破身体，蘸着自己的血，写下了14万字的信件和文章。“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制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杀害灭尸，年仅35岁，其母因此精神失常，死于上海街头。1970年4月14日，兰州农校教师毛应星因反对文革和林彪的罪名被枪杀，丈夫李如璋也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12年。毛应星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1961年摘帽回兰州农校教书。1968年夏天，她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挨批斗，罪证是她保存有8年前她哥哥毛应斗与杨振宁等人在国外留学的照片和几百枚中外邮票。她忍着拳打脚踢留下的伤痛，向党中央连续写信：“文化大革命积极因素的反动，表现在对毛主席个人极端迎捧和谄媚，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现在兰州各地都贴忠字，我认为这分明是唯心论，所谓重视动机否认效果的表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忠，岂不陷于唯心论里去吗?忠不是封建的思想体系吗……忠于毛主席而不忠于人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10年后，毛应星被批准为烈士。毛应星遇害的同月，1970年4月27日，国防文工团女演员卜琴父，被以“猖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判处死刑，5月9日被执行，为了防止其呼喊，有人指示士兵用枪刺搅断了她的舌头，毛巾塞口，用铁丝勒住，鲜血浸透毛巾而滴落，惨不忍睹。卜琴父是1966年9月被捕的，受尽虐待，丈夫离婚，1968年曾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开除军籍。卜琴父1980年5月被平反时，却被当局作为“病故”处理。1975年4月4日，两个孩子的母亲、共产党员张志新，因批评毛泽东发动文革迫害刘少奇等老干部，在狱中遭受6年凌辱、精神失常后，被割断喉管再枪杀，遗骸失踪。1979年3月被平反，追认为烈士，但是三个月之后，主流媒体的宣传突然消失，被称为她的“第二次死亡”，档案至今被列为绝密而封存。毛泽东死后，揭批“四人帮”也是像过去那样，以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受到清查。有的人被逼得跳楼自杀。逼死的人不在少数。全国被杀害的青年思想犯有70多人。王申酉遇害的同一年，1977年12月14日，曾经的红卫兵李九莲由于男友为谋私利，向组织出卖了她写有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搞个人崇拜、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 “反动内容”的私人信件，在江西九江公判大会后被执行死刑，临刑时舌头与下颌被用竹签贯穿钉住，以防她喊“反动口号”，死后被曝尸荒野，遗体被变态之人盗割侮辱（该犯被判刑7年）。第二年4月30日，已有3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因坚持为平反李九莲案而组织上访呼吁，批评数度涉入该案的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执行死刑。宣判时钟海源慨然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问她道：“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钟海源站立说：“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说罢，一甩头发，仰首大步流星走去，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当日，刽子手们为了取钟海源的肾，给某部队首长之子换肾，在用救护车改作的囚车还未到刑场时，不用麻药，就用手术刀切开了她的身体……汩汩的鲜血连墩布都来不及抹尽，从救护车门缝淌下，染红了春天的绿草。
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许多并不参与政治的人却因政治原因而丧生。郭沫若之子郭民英在中央音乐学院期间，因欣赏西方音乐被批为崇洋媚外、搞特殊化，在政治压力下，得了精神疾患，被迫退学，又被送进军队，1967年4月12日，24岁的郭民英自杀。郭沫若不仅因“没有教育好子女”而检讨，而且一个多月后还要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神情激昂地作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第二年的同一个月，4月26日清晨6时，郭民英的哥哥郭世英，在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连续三天三夜刑讯逼供后，反绑着从关押他的农业大学三楼房间窗口坠地而亡，年仅26岁。有人说是“血的抗议”自杀，有人说是他杀。郭世英之死源自他组织的X诗社1963年被破获，相关人员受到劳教等处理，文革中造反派要通过他找出处理此事的幕后大人物。郭世英被抓走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要求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沫若，顾虑重重，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就在郭世英身亡前的十几天，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因被指控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美女蛇”，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不堪重负，服安眠药自尽。服毒后曾失声痛哭，丈夫惊醒后见到空药瓶，慑于禁令，不敢送医院抢救，而去报告军代表刘万全。严凤英的儿子王小亚回忆说，医生来了以后，发现血压太低。这时候门开了，进来一大拨人，军代表刘万全来了。刘万全对生死悬于一线的严凤英开始了床头审问：“你怎么回事？你装病！你想自绝于人民！”审问持续了大概有半小时。在老演员的要求下，严凤英被送进医院，“……住院部的医生一看说，你服毒活该，你是反革命。我们要抢救的话，要有证明文件，没有文件我们怎么抢救？像这种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头头们开会研究。偏偏会上有两派意见，各从毛主席红宝书中找依据，久久相持不下，直至处于昏迷状态的严凤英呼吸停止，头头们才停止争论。此时已经是8日凌晨4点多了。再过5天，4月13日，就是严凤英的38岁生日。严凤英死后也难逃侮辱，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遗体被剥光衣服，军代表刘万全亲手开膛破肚……其实，查收发报机是假，有个头头一言泄露了其阴暗肮脏的心理：“嘿嘿，这下，老子可把严凤英身上的什么都看见了！”严凤英自杀8天后，1968年4月16日，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曾任国家队教练的傅其芳，不堪批斗折磨，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时年45岁。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月后的同一天，5月16日，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先后任国家队教练和北京队总教练的姜永宁，在拘留室上吊自杀，时年41岁。又过了一个月，6 月20日，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因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遭无情批斗，在北京龙潭湖附近自缢身亡，时年31岁。就这样，中国乒坛三杰均死于非命。
毫无人性的专政机器不仅吞噬小人物。著名报人、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4月3日上吊自杀。同月20日新闻出版家、教育家、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柳湜受迫害而死。两天后的22日，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因被诬陷为叛徒而跳楼自杀。同月，著名新闻教育家、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主任兼教授蒋荫恩，因被迫害上吊自杀。1969年4月23日，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受迫害致死。与导致当时一些文艺界人士的悲剧一样，郑君里对第一夫人江青的历史知道得太多。民国时郑当过江青第一次婚姻的主婚人，江又当过郑君里婚礼的伴娘。第二年同一天，著名女新闻工作者浦熙修死在北京医院急诊室的走廊里，何时断气无人知晓。她曾是民国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1946年6月“下关事件”（中共领导的民主人士和平请愿遭国民党特务暴徒袭击）后，亲共的浦熙修说：“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道理。”可是中共掌权后，她很快就尝到了暴力崇拜的后果，1957年反右中，浦熙修被毛泽东点名为“章罗同盟”中“能干的女将”，为了自保，她不仅出卖情人罗隆基的私信和私话，而且对其反戈一击，连妹妹浦安修和妹夫彭德怀也认为太过分（可是后来彭德怀被罢黜批判，浦安修也选择了与彭分手）。1959年11月，浦熙修被摘掉右派的帽子后，感激地说：“是党和民盟组织是我从右派的泥淖中爬了出来，从而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浦熙修此时还想加入共产党。文革后她癌症复发，医院因其是大右派而将她赶出……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部长的周荣鑫，因参与邓小平的整顿教育工作，被剥夺一切职权，受到残酷斗争，13日被迫害致死，终年59岁。
那些参与制造专政机器的大人物同样逃脱不了厄运。1967年4月1日，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人民日报》第一次被不点名地批判。6日，刘少奇在中南海第一次被遭揪斗。8月5日被批斗毒打时，刘少奇手举宪法，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为名也无法保护自己。在延安，“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1958年8月，当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考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刘少奇跟着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为中共统战和秘密情报工作以及左翼文化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潘汉年，因历史问题，1955年4月1日被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3日即被秘密逮捕审查，1963年6月被判刑15年，不久后假释出狱，文革中再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党籍，1975年5月被发配湖南，1977年4月14日，死于劳改农场，终年83岁。潘汉年的悲剧只因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相形之下，民国前期司法的独立性并未完全丧失。例如，虽然在国民党政治干预下，1937年4月3日，江苏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对“七君子”提出公诉，但此后的审理能够公开，声援“七君子”的舆论没能被压制，“七君子”在狱中也受到礼遇，可以看书看报，会晤娱乐。最后，被具保释放，撤销起诉。
毛泽东死后至今，党大于法的状况至今没有改变。1989年4月8日，被违规撤职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病危期间，邓小平两次拒绝政治局常委们请他去探望的要求。4月15日早晨7时48分，胡耀邦去世。邓小平在妻子的劝说下，22日勉强出席了胡的追悼会。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学潮，25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同时发表了引起争议的4.25日讲话，把学潮定为“动乱”，表示要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讲话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六四屠杀（第二年4月3日，邓小平被迫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处理学潮的整个过程完全看不到法律的影子，而以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许多党内外人士，因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武力镇压，而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造成今天腐败和不公蔓延整个社会的恶果。2003年4月22日去世的李慎之（哲学家、社会学家，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邓小平外交顾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因“六四”大屠杀而声称“不在刺刀下做官”。10年后他在著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一文中回忆：“‘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1989年的‘十一’是40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4个月，5月19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么活动了，晚上则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参加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的联欢晚会。……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
专政机器无视公义和法律，其无序的潜规则完全被功利所左右，也难免伤及自身。1971年4月8日，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为首的集团，利用所掌握的军队势力，策划实施谋杀毛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最终虽然失败，但毛的神话由此开始崩溃。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节期间，北京民众自发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被当时的中共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又称“四五天安门事件”），进行暴力镇压。邓小平上台后被平反，但此事件还有鲜为人知的内幕。有关报道透露，2005年11月18日，中共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座谈会，公开了杨尚昆日记档案。日记1988年8月5日记录：杨见到已被邓小平赶下台的胡耀邦后，“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19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19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5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胡耀邦说）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就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1988年8月6日记录：“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专制制度的非人性决定了其存在的暂时性，因为不可泯灭的自由具有顽强的生命。1994年4月20日，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正式全功能连接国际互联网，成为国际互联网家庭的第77个成员。当时的少数决策者也绝料不到，网络对这个专制帝国的瓦解作用，以及带给人们精神解放的新视野。中共一直以来在网络柏林墙上耗费心机，但却节节败退。
与左倾激进主义在中国同时延续的还有自由主义。王小波就是自由派作家的代表，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心脏病突发，45岁英年早逝。他那睿智与风趣的文字，聚集起众多粉丝，正如妻子李银河所言：“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并称他“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口无遮拦的孩子”。恰巧他去世当月的2日是安徒生的生日（1805年4月），愿他与安徒生在天堂相聚，
于此同时，还有一条精神血脉历经坎坷，不断复兴，这就是基督信仰。基督徒中不乏著名人物。回望历史的4月，1847年4月12日，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前往美国留学，在那里成为基督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经过16年努力，促成了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幼童留学的计划。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国各领域的先驱人物。其中包括，1919年4月24日病逝的京张铁路主设计师詹天佑；还有1912年4月开始担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容闳后来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几经周折流亡美国，1912年4月22日在那里去世。1925年4月16日，孙中山去世不久，他的故乡广东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当年，从夏威夷返回家乡翠亨村时，年轻的孙中山已信仰上帝，看到家乡落后迷信，崇拜偶像，他便和同伴陆皓东等人跑到北帝庙毁坏塑像，引起公愤，父亲也痛责他，孙中山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即日起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初，曾乘军舰往福建视察。发现聚集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纸旗和布条，称他“万岁”。孙中山不悦，对当地官员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才上岸。与基督信仰的孙中山相反，刚登上权力宝座的毛泽东，1950年4月，在审定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1930年4月12日，教育家、基督徒陶行知因被通缉而流亡日本，著名的晓庄师范学校被封闭……1938年4月4日，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组建，清华大学校长、基督徒梅贻琦担任常务委员会主任，实际执掌校务（他是清华大学担任时间最长的校长）。1979年4月，87岁高龄的基督徒吴贻芳应邀赴美，接受了密执安大学授予的“智慧女神奖”，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金陵女子大学）。她曾作为4位女性代表之一，1946年6月26日，参与签署了联合国成立宪章。林巧稚是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之一、妇产科专家、著名医学专家，毕业于教会与清政府合办的协和医学院，她从小就在英国教会办的幼儿园接受教育，在中国牧师创办的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受洗成为基督徒。林巧稚无数次接生中就有作家冰心的三个孩子。冰心也是毕业于教会所办的北京贝满中学和燕京大学（后在该校任教）的基督徒。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在北京逝世。去世前不久在80岁生日时，她对记者表达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观：“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到他（上帝）那里去’。”
血腥历史是人的罪性的见证，不了解并反思历史，就不可能认识现实和我们自己并认罪悔改。就在林昭被杀40年后的同一天，2008年4月29日，作家柏杨病逝于台湾，他既反共又反国民党专制，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影响至今。他去世前的16日，马英九前往探视，柏杨送他新著《品三国》、《品秦隋》，引为警诫。刚赢得选举的马英九表示，他“戒慎恐惧，临深履薄”，要“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钟海源遇害50年前的同一天，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去世，他生前的一段话恰似预言——当他走进北大学堂，学生嘲笑他的辫子时，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同学们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如今被现代时尚包装着的中国，内里却满是前现代的腐朽，现代化装备被中共用来监控和镇压向往现代文明的民众。
人生命的宝贵和尊严，是源自上帝的神圣创造，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奴役和伤害同类。所以上帝赐下律法——“不可杀人”（《圣经》出埃及记20：13）。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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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两千多年前的春天，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奔波一生的孔子终于安息。百年后的一个春天，公元前372年4月2日，孟子出生。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儒家人本主义，主张仁政，孔子说：“子为政，焉用杀？”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由于儒家远神近人，关注世俗，加速了西周把宗教向礼制化改革以后疏离神的趋势（在西周之前，中华民族对神还是很虔诚的），其政治主张就失去了超验的标准和制约。孔子“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的思想，割裂了此岸与彼岸、现世与终极的整体联系，形成了以人为核心而不是以神为核心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加之历代统治者独尊儒术，塑造了国人的世俗精神，与佛道的出世精神一起，共同造成民族文化、民族性格的两面性。加之几十年来中共文化专制灌输的无神论，导致这块土地难以孕育和全面吸收现代文明。由于缺乏超越性信仰的力量整合社会，一元权力专制与迷信偶像林立，天下一统与人心分裂，形成强烈对比。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功利倾向，与西方一些激进思潮具有天然的亲和力。1882年4月19日，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逝世。在他生前中国人对他就有了介绍，直到他死后16年的1898年4月22日，严复根据自称“达尔文斗牛犬”的赫胥黎的著作编译出版了《天演论》，达尔文学说才在中国真正产生重要影响，此后达尔文的著作纷纷被引进。虽然进化论的假说一直遭到质疑，但“适者生存”、“物竞天择”被简单地引入社会领域，在中国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打破了天朝梦，促进了中国开始现代化转型；另一方面，简单化的进步观急功近利，诱发了激进主义。就在《天演论》出版的同月，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等成立保国会呼吁光绪帝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危机加剧，革命渐渐超过改良，1905年4月3日，邹容死于上海狱中，他的《革命军》一书主张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第二年的4月18日，革命党和君主立宪派开始论战。革命党不断举行武装起义，著名的是1911年4月27日的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后，共和尚未成熟，更激进的共产主义开始影响中国。1919年4月6日，《每周评论》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节译。第二年8月，《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出版。马克思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人类进步像自然进化一样简单，人类可以掌握历史规律，并通过阶级斗争对社会进行整体改造。在资本主义社会孕育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推翻资本主义，却在资本主义欠发达的俄国、中国等国，与专制传统结合，成为意识形态的偶像，造就了地狱般的红色乌托邦。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和“专政”等词语，至今仍写在中共所谓的“宪法”中。
激进的社会变革往往将人性的善恶引向极端。1926年4月26日，以宣传赤化为罪名，张作霖在北京天桥杀害了中共秘密党员、著名报人邵飘萍，他所创办的《京报》被封。8月6日，另一位锋芒毕露的报人林白水在同一地点被杀，史称“萍水相逢百日间”。第二年的4月6日，李大钊等人在苏联大使馆被捕，苏联暗中支持其从事颠覆北洋政府的秘密文件被缴获，之后被公开展览。同一天，重庆“三、三一惨案”后被四川军阀刘湘逮捕的另一位中共干部杨闇公（杨尚昆、杨白冰的胞兄），被割舌、剜目、断手，身中三枪而死。28日，李大钊等20人被张作霖以叛乱罪绞刑处决。同月，由于蒋介石得知国民党武汉政府经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同意，签发了逮捕他的密令，交给了蒋主力军中的党代表、中共党员林伯渠，于是先下手为强，12日在上海、15日在广州武力“清共”……
以革命的名义，国共两党由携手北伐到枪口相向，对内也毫不手软。1931年4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特科部部长的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领导人之一恽代英29日被杀。7月的一天晚上，周恩来（伍豪）、康生（赵容）等率领中央特科红队十数队员，来到顾家，将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姨妹、佣人等，还有凑巧来搓麻将的原黄埔军校学生、四一二大屠杀时救过周恩来的共产党员斯励及妻子，全部勒死（总数一说三四十人，一说十几人，一说九人），就地掩埋。酿成了轰动上海的“爱棠村”事件，引出了《申报》上“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刘志丹，肃反时险些死于自己人手中。1936年4月14日，他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时阵亡，子弹却从身后击中，而不是从前面的敌方，当时有两个人在身旁，其中一人是政治保卫局的特派员，故史家认为刘是被排除异己的毛泽东授意暗杀（给“不可靠”的“首长”派的警卫员通常也是中共政保部门的人）。五四运动激进的学生领袖和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张国焘，肃反中假公济私，枪杀了近万名红军将士和地方党干。后来，他在党内险恶的斗争中失败，兵权被夺，亲信被杀，部队受排挤。1938年4月4日，张国焘趁参加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之际出走，摆脱中共阻拦，投靠国民党，保得一命，但并不得志……（1979年12月3日，张死于加拿大）正当国军艰苦抗日之时，中共在延安养精蓄锐，毛泽东以整风为名，与王明争夺最高权力，把几乎所有投奔延安的人都当作特务嫌犯关起来。1943年4月，数千人被逮捕，关进为监禁他们新挖的窑洞，刑讯逼供。整风中，许多人被冤杀或自杀……延安整风使党内民主作风荡然无存，其结果之一是1945年4月20日，在延安结束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为毛泽东确立党内独裁体制而背书，是对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仿效，开启了以领袖观点篡改和解释历史的先例。直至毛泽东死后，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又遵循邓小平的指导思想，仍然沿袭延安时期第一个历史决议的写法，以“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最核心的一条”。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也承认，当时对毛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他建议“可以放到下世纪初，让下一代做出全面评价”。
1937年4月5日清明节，国共两党同祭黄帝陵。民族的共同敌人日寇的入侵，又使两党在祖先面前站在一起。但是，双方同床异梦，抗战中摩擦不断，胜利后都想独霸江山。于是双方武力对决，将民族再次陷于血泊之中。1949年4月20日，国共内战中的最后一次和谈无果而终。国际对双方调停的失败，深层原因是这个民族传统中大一统意识的滞后，无法接受宪政下不同权力的共存制衡与和平竞争。他们不懂得，除了真善美统一的造物主，被造宇宙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也不能有绝对化的东西。人性的有限和缺陷决定了社会的多元，不同权力之间既是制约也是依存的关系。后来的历史证明，国民党在台湾结束一党专制，实行宪政，开放党禁，激发了自身的活力，也造福了百姓。再看今日的中共，因坚持专制而腐败泛滥。例如，1995年4月27日，原北京市委书记、市长陈希同因权斗失势，被逼以腐败为由辞职，后被判刑16年。2008年4月11日，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受贿罪和犯滥用职权罪，被判刑18年。2012年4月10日，中共决定对“薄熙来同志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由腐而败，由败而亡，是历史的铁律。618年4月11日，糜烂腐败的隋炀帝杨广在兵变中被部下勒死，隋朝灭亡。1644年4月25日，勤勉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无法挽救明朝的衰亡，在景山自缢。再看苏东共产政权的垮台，没有一例是所谓内外“敌对势力”造成的，完全源于自身的腐败。
中外历史一再证明，无论自身标榜的目的如何崇高，当缺乏宪政的制衡时，国家机器就会被滥用，成为无法控制的绞肉机，甚至将操作者本人吞噬。
中共建政后运动不断，尤其在毛时代，害死八千万人，精神创伤贻害至今，动物和大自然也不能幸免。1958年2月，中共发出除四害的指示，提出10年内完全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3至5月间，毛泽东在成都、武汉、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都号召要消灭麻雀。4月19日，北京300万人总动员……当晚，首都举行了展示“战斗”成果的“胜利大游行”，一队队汽车满载着已“灭杀”的麻雀和一批“麻雀俘虏”，浩浩荡荡地经过长安街。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打死、毒死、累死麻雀83249只（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中科院院士、数学家苏步青敲打脸盆驱赶麻雀的新闻图片成了那个年代的写照。据各地不完全统计，1958年全国共捕杀麻雀2.1亿多只，可怜的麻雀所剩无几。第二年，恶果出现了：1959年春，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树木发生了严重的虫灾，有些地方人行道两侧的树木叶子几乎全部被害虫吃光。一些科学家强烈要求为麻雀“平反”。1960年3月，毛泽东指示为麻雀“平反”，代之以臭虫。二十多年后的春天，似乎为了弥补当年荒谬的错误，1983年4月1日，北京市政府决定每年4月1日至7日为“爱鸟周”。专制制度也是环境保护的敌人。中共不顾国内外众多反对意见，1992年4月3日，操纵全国人大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教授黄万里得知后，写下《哭长江三峡大坝开工》的七言绝句。他一生因反对三门峡和三峡等水利工程，屡遭迫害。2001年8月临终前昏迷时，黄万里还喃喃地说：“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三峡工程不仅成为贪腐工程，其引发的环境灾害日渐显现，后患无穷。10年后的2011年4月24日，清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与黄万里对立、善于迎合当局的所谓“水力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中共党员张光斗的生日，成为校庆的主要内容，可是，校友们纪念黄万里的追思会，却因当局压力被取消。可见，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当年在延安窑洞里，对毛泽东提出“历史周期律”时，毛承诺的“民主”，一直是中共的欺世谎言。
倡导“非暴力不合作主义”的甘地说过：“对待动物的态度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一个对弱小动物都如此残忍的民族，很难孕育基督教那样的人道和博爱精神。就在北京大搞消灭麻雀运动的当月，1958年4月22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天安门广场建成，这个“大跃进”的产物，以一党意识形态为基础，是对历史评判的垄断，仅仅是一党专制自我标榜所谓“历史合法性”的胜利宣示，缺乏超越政治的人道公义，缺乏历史高度，不可能成为整个民族缅怀牺牲、反思历史的标志。相比之下，在新教传统深厚的美国，南北战争后，胜利的一方并没有血腥清算，而是宽恕、和解，南北各州都建起纪念各自阵亡将士的墓园和纪念碑，成为后人共同的历史遗产。放眼大陆，除了中共的所谓红色圣地和纪念物，难觅对立一方的历史遗迹。一个没有完整历史记忆的民族，不可能成熟，难免重蹈覆辙。
牺牲者的纪念碑并没有结束牺牲。紧接着，大跃进造成的三年大饥荒使四千多万人死亡。1959年4月6日，国务院秘书厅送上了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4月9日，又送上了十五省春荒情况统计表，说有2517万人无饭吃。……实际上，从1958年年底开始，农村不断出现饿死人的情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当作“暂时的紧急危机”，不承认粮食不足，继续加紧粮食征购……1961年4月19日晚，经毛泽东同意，以胡乔木为首的中央调查组，在韶山大坪大队陈家湾召开社员大会，宣布解散公共食堂，社员皆大欢喜。4月26日，中共以《中央批发主席批示的几个重要文件》为题，向全国转发胡乔木的信及四个附件。这是第一个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正式报告。饥荒逼得人们逃命。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大批人从深圳边境偷渡去香港，有农民也有干部。许多人被边防军射杀，死于河中、海上、岸边和山里。据统计，偷渡外逃的有11万多人，其中6万人越境到了香港。从4月27日到6月24日，港英当局遣返4万人，留在香港的大约有2万人。
苦难往往酿造觉醒。和许多人一样，青年思想家王申酉的思考，就是从大饥荒饿肚子开始的。他的思想因日记被团干部偷窥而遭揭发批判，文革中又被诬“写反动日记、偷听敌台”、学外语企图叛逃等，受到批斗和毒打，1968年1月29日被捕入狱。1969年4月，他被释放回华东师大，因写大字报为自己辩护，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监督劳动，恋爱婚姻也遭破坏。1976年9月10日，毛泽东去世第二天，王申酉在给女友写信时信件遭查抄，被当作反革命黑文，再次被捕。1977年4月16日下午被杀害。上海市当局只讨论了短短6分钟，就决定了王申酉的死刑，可是后来为他平反伸冤，竟讨论了19次。1981年4月3日，上海市召开为王申酉平反昭雪大会。王申酉对历史悲剧循环的反思，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为什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统治舞台后，却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我自信自己是追求超越个人范围的人世间中象知识、真理、正义等一切美好事物自愿做出牺牲的。”《王申酉文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人权是统一的整体，生存权被侵犯，首先是由于政治权利被剥夺。中共建政后，专政机器先是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中，从肉体和经济上绞杀所谓“阶级敌人”，接着用“阳谋”引蛇出洞，借“反右”运动进行精神绞杀，彻底剥夺了公民说真话的权利，511万多知识分子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庐山会议”又堵塞了党内表达不同意见的空间。导致没有约束的权力邪恶肆虐，其结果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此后，专政的机器愈发疯狂，许多人因思想和言论而丧生，那些黑暗年代的春天充满了血腥。
小说《红岩》中江姐事迹的原型之一、中央第七中级党校教员周居正，1945年不满16岁即参加中共地下组织，1948年被国民党逮捕，重庆“解放”前夕的1949年逃离歌乐山白公馆监狱，最终却死于中共的枪下。1957年由于向党说了心里话，周居正被划为右派而劳教。后由于在闲聊中谈了自己的右派遭遇，以及对庐山会议打倒彭德怀、大跃进、大饥荒等问题的看法，竟成为“恶毒攻击党和毛主席‘三面红旗’”的“罪恶”，被捏造为所谓“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成了全省乃至全国的惊天大案，数百人被捕。1964年4月，周居正被杀于四川永川县新胜劳改茶场，此后，受株连遭迫害的两个儿子先后自杀。与他同案的解放军沪州步兵学校教员杨应森，1957年被打成右派，1964年3月被枪毙。其他60多人分别被判刑，此案至今未平反。1968年4月8日，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因“反动言论”被杀，同时被处决的还有柳友新等6名“十恶不赦的现行反革命分子”。陆洪恩生前讲话说：“……文革是毛泽东引给中国人民的一场地狱之火，是为中国人民摆上一席人肉大餐。我不怕死，也不愿死，但如果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求得这种全民恐惧、天下大乱的生活，如果说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的模式，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湖南农民报》编委刘凤翔1957年被划为右派，开除了党籍和公职，1970年4月4日被以反革命集团罪处死。同月18日，青年史学家沈元等被杀。沈元1957年在北大三年级时因节译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被定为极右分子，翌年，这位曾经的全国高考文科状元被开除学籍，遣送农村劳改3年，但他依然艰难研究史学，1962年经推荐，被中国近代史研究院破格录取，因成就显著遭人嫉恨，文革中被批斗，夫妻被红卫兵赶出家门，单位也不接纳，无奈中化妆成黑人逃入某非洲国家驻华大使馆寻求避难，被交出后，被以“现行反革命叛国罪”判处死刑。
有专家研究认为，与男子理性特质易导致表里分裂不同，女子的感性特质较能保持生命的真实与完整。所以面对危难，一些女子的表现竟令男子汗颜。在北大反右中就开始遭迫害的林昭，曾两度入狱，父亲为此自杀。在狱中，林昭用发卡和竹签刺破身体，蘸着自己的血，写下了14万字的信件和文章。“林昭从起初一个毛泽东的信奉者，到一个对专制的不妥协的批判者，最终回归基督信仰，成为一个对刽子手心怀怜悯的殉道士。近年来，她被自由知识分子们誉为中国的圣女贞德。”1968年4月29日，林昭在上海被秘密杀害灭尸，年仅35岁，其母因此精神失常，死于上海街头。1970年4月14日，兰州农校教师毛应星因反对文革和林彪的罪名被枪杀，丈夫李如璋也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12年。毛应星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1961年摘帽回兰州农校教书。1968年夏天，她被重新戴上右派帽子，挨批斗，罪证是她保存有8年前她哥哥毛应斗与杨振宁等人在国外留学的照片和几百枚中外邮票。她忍着拳打脚踢留下的伤痛，向党中央连续写信：“文化大革命积极因素的反动，表现在对毛主席个人极端迎捧和谄媚，谓之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现在兰州各地都贴忠字，我认为这分明是唯心论，所谓重视动机否认效果的表现，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忠，岂不陷于唯心论里去吗?忠不是封建的思想体系吗……忠于毛主席而不忠于人民，就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10年后，毛应星被批准为烈士。毛应星遇害的同月，1970年4月27日，国防文工团女演员卜琴父，被以“猖狂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罪名，判处死刑，5月9日被执行，为了防止其呼喊，有人指示士兵用枪刺搅断了她的舌头，毛巾塞口，用铁丝勒住，鲜血浸透毛巾而滴落，惨不忍睹。卜琴父是1966年9月被捕的，受尽虐待，丈夫离婚，1968年曾被以反革命罪判刑15年，开除军籍。卜琴父1980年5月被平反时，却被当局作为“病故”处理。1975年4月4日，两个孩子的母亲、共产党员张志新，因批评毛泽东发动文革迫害刘少奇等老干部，在狱中遭受6年凌辱、精神失常后，被割断喉管再枪杀，遗骸失踪。1979年3月被平反，追认为烈士，但是三个月之后，主流媒体的宣传突然消失，被称为她的“第二次死亡”，档案至今被列为绝密而封存。毛泽东死后，揭批“四人帮”也是像过去那样，以搞阶级斗争的方式展开。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受到清查。有的人被逼得跳楼自杀。逼死的人不在少数。全国被杀害的青年思想犯有70多人。王申酉遇害的同一年，1977年12月14日，曾经的红卫兵李九莲由于男友为谋私利，向组织出卖了她写有反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搞个人崇拜、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 “反动内容”的私人信件，在江西九江公判大会后被执行死刑，临刑时舌头与下颌被用竹签贯穿钉住，以防她喊“反动口号”，死后被曝尸荒野，遗体被变态之人盗割侮辱（该犯被判刑7年）。第二年4月30日，已有3岁女孩的年轻女教师钟海源，因坚持为平反李九莲案而组织上访呼吁，批评数度涉入该案的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执行死刑。宣判时钟海源慨然签上自己的名字，法官问她道：“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吗？”钟海源站立说：“跟你们讲话费劲，我们的信仰不同！”说罢，一甩头发，仰首大步流星走去，从容赴死之态令所有目击者震惊不已。当日，刽子手们为了取钟海源的肾，给某部队首长之子换肾，在用救护车改作的囚车还未到刑场时，不用麻药，就用手术刀切开了她的身体……汩汩的鲜血连墩布都来不及抹尽，从救护车门缝淌下，染红了春天的绿草。
在那个荒谬的年代，许多并不参与政治的人却因政治原因而丧生。郭沫若之子郭民英在中央音乐学院期间，因欣赏西方音乐被批为崇洋媚外、搞特殊化，在政治压力下，得了精神疾患，被迫退学，又被送进军队，1967年4月12日，24岁的郭民英自杀。郭沫若不仅因“没有教育好子女”而检讨，而且一个多月后还要在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神情激昂地作题为《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闭幕词，并当场朗诵一首题为《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的诗。第二年的同一个月，4月26日清晨6时，郭民英的哥哥郭世英，在被四肢捆绑在椅子上，连续三天三夜刑讯逼供后，反绑着从关押他的农业大学三楼房间窗口坠地而亡，年仅26岁。有人说是“血的抗议”自杀，有人说是他杀。郭世英之死源自他组织的X诗社1963年被破获，相关人员受到劳教等处理，文革中造反派要通过他找出处理此事的幕后大人物。郭世英被抓走的一个多月时间里，身为母亲的于立群，多次要求郭沫若向周恩来求救。但几乎每天都陪同周搞外事活动的郭沫若，顾虑重重，始终未开口，直到儿子惨死，于立群悲愤地责问郭，他莫名地辩解说：“我也是为了中国好呵。”就在郭世英身亡前的十几天，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因被指控为“文艺黑线人物”、“宣传封(封建主义)资(资本主义)修(修正主义)的美女蛇”，被诬蔑为国民党潜伏特务，屡遭批斗，1968年4月7日夜，不堪重负，服安眠药自尽。服毒后曾失声痛哭，丈夫惊醒后见到空药瓶，慑于禁令，不敢送医院抢救，而去报告军代表刘万全。严凤英的儿子王小亚回忆说，医生来了以后，发现血压太低。这时候门开了，进来一大拨人，军代表刘万全来了。刘万全对生死悬于一线的严凤英开始了床头审问：“你怎么回事？你装病！你想自绝于人民！”审问持续了大概有半小时。在老演员的要求下，严凤英被送进医院，“……住院部的医生一看说，你服毒活该，你是反革命。我们要抢救的话，要有证明文件，没有文件我们怎么抢救？像这种反革命，死一个少一个。”头头们开会研究。偏偏会上有两派意见，各从毛主席红宝书中找依据，久久相持不下，直至处于昏迷状态的严凤英呼吸停止，头头们才停止争论。此时已经是8日凌晨4点多了。再过5天，4月13日，就是严凤英的38岁生日。严凤英死后也难逃侮辱，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遗体被剥光衣服，军代表刘万全亲手开膛破肚……其实，查收发报机是假，有个头头一言泄露了其阴暗肮脏的心理：“嘿嘿，这下，老子可把严凤英身上的什么都看见了！”严凤英自杀8天后，1968年4月16日，著名乒乓球运动员、曾任国家队教练的傅其芳，不堪批斗折磨，在北京体育馆自缢而死，时年45岁。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个月后的同一天，5月16日，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先后任国家队教练和北京队总教练的姜永宁，在拘留室上吊自杀，时年41岁。又过了一个月，6 月20日，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获得者、著名乒乓球运动员容国团，因被诬为修正主义苗子遭无情批斗，在北京龙潭湖附近自缢身亡，时年31岁。就这样，中国乒坛三杰均死于非命。
毫无人性的专政机器不仅吞噬小人物。著名报人、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文革中遭受迫害，1968年4月3日上吊自杀。同月20日新闻出版家、教育家、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柳湜受迫害而死。两天后的22日，纺织工业部部长张琴秋因被诬陷为叛徒而跳楼自杀。同月，著名新闻教育家、民盟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主任兼教授蒋荫恩，因被迫害上吊自杀。1969年4月23日，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受迫害致死。与导致当时一些文艺界人士的悲剧一样，郑君里对第一夫人江青的历史知道得太多。民国时郑当过江青第一次婚姻的主婚人，江又当过郑君里婚礼的伴娘。第二年同一天，著名女新闻工作者浦熙修死在北京医院急诊室的走廊里，何时断气无人知晓。她曾是民国新闻界“四大名旦”之一。1946年6月“下关事件”（中共领导的民主人士和平请愿遭国民党特务暴徒袭击）后，亲共的浦熙修说：“这次挨打，提高了我的政治认识，我认识了共产党不能放下武器的道理，我也认识了武装革命的道理。”可是中共掌权后，她很快就尝到了暴力崇拜的后果，1957年反右中，浦熙修被毛泽东点名为“章罗同盟”中“能干的女将”，为了自保，她不仅出卖情人罗隆基的私信和私话，而且对其反戈一击，连妹妹浦安修和妹夫彭德怀也认为太过分（可是后来彭德怀被罢黜批判，浦安修也选择了与彭分手）。1959年11月，浦熙修被摘掉右派的帽子后，感激地说：“是党和民盟组织是我从右派的泥淖中爬了出来，从而看见了敞开的社会主义大门。”浦熙修此时还想加入共产党。文革后她癌症复发，医院因其是大右派而将她赶出……1976年4月7日，毛泽东提议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曾任国务院秘书长、教育部部长的周荣鑫，因参与邓小平的整顿教育工作，被剥夺一切职权，受到残酷斗争，13日被迫害致死，终年59岁。
那些参与制造专政机器的大人物同样逃脱不了厄运。1967年4月1日，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被《人民日报》第一次被不点名地批判。6日，刘少奇在中南海第一次被遭揪斗。8月5日被批斗毒打时，刘少奇手举宪法，以国家主席的身份为名也无法保护自己。在延安，“当年不正是刘少奇等将毛泽东捧为至尊至圣，使毛获得了予取予夺、凌驾于全党、无人能予制衡的绝对权力！”1958年8月，当毛泽东在协作区主任会议上说：“法律这个东西没有也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得了……宪法是我参加制定的，我也记不得。我们基本上不考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刘少奇跟着说：“到底是法治还是人治？看来实际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参考。”为中共统战和秘密情报工作以及左翼文化工作立下汗马功劳的潘汉年，因历史问题，1955年4月1日被毛泽东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3日即被秘密逮捕审查，1963年6月被判刑15年，不久后假释出狱，文革中再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永远开除党籍，1975年5月被发配湖南，1977年4月14日，死于劳改农场，终年83岁。潘汉年的悲剧只因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相形之下，民国前期司法的独立性并未完全丧失。例如，虽然在国民党政治干预下，1937年4月3日，江苏法院以“危害民国罪”对“七君子”提出公诉，但此后的审理能够公开，声援“七君子”的舆论没能被压制，“七君子”在狱中也受到礼遇，可以看书看报，会晤娱乐。最后，被具保释放，撤销起诉。
毛泽东死后至今，党大于法的状况至今没有改变。1989年4月8日，被违规撤职的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脏病。病危期间，邓小平两次拒绝政治局常委们请他去探望的要求。4月15日早晨7时48分，胡耀邦去世。邓小平在妻子的劝说下，22日勉强出席了胡的追悼会。胡耀邦的去世引发学潮，25日，邓小平听取了杨尚昆、李鹏等人的汇报，同意政治局会议对学潮的定性。同时发表了引起争议的4.25日讲话，把学潮定为“动乱”，表示要采取强硬措施制止动乱。4月26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讲话发表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矛盾进一步激化，最终酿成六四屠杀（第二年4月3日，邓小平被迫辞去军委主席职务）。处理学潮的整个过程完全看不到法律的影子，而以总书记赵紫阳为代表的许多党内外人士，因主张“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反对武力镇压，而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造成今天腐败和不公蔓延整个社会的恶果。2003年4月22日去世的李慎之（哲学家、社会学家，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邓小平外交顾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当时因“六四”大屠杀而声称“不在刺刀下做官”。10年后他在著名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国庆夜独语》一文中回忆：“‘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这条残酷的真理居然应验到了我身上！……1989年的‘十一’是40周年大庆，那时距‘六四’不过4个月，5月19日下的戒严令还没有解除，北京的外国人几乎走光了。旅馆的空房率在百分之八九十以上。国庆那天白天是不敢有什么活动了，晚上则我以犯严重错误之身还有幸应邀参加在天安门城楼上举行的联欢晚会。……我已久不出门，那天晚上才发现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灯火黯然，而且行人绝迹。”
专政机器无视公义和法律，其无序的潜规则完全被功利所左右，也难免伤及自身。1971年4月8日，以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林彪为首的集团，利用所掌握的军队势力，策划实施谋杀毛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最终虽然失败，但毛的神话由此开始崩溃。1976年4月4日至5日清明节期间，北京民众自发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同时表达对四人帮的抗议，活动被当时的中共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又称“四五天安门事件”），进行暴力镇压。邓小平上台后被平反，但此事件还有鲜为人知的内幕。有关报道透露，2005年11月18日，中共召开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的座谈会，公开了杨尚昆日记档案。日记1988年8月5日记录：杨见到已被邓小平赶下台的胡耀邦后，“耀邦说，小平是过河拆桥式的人，你要当心。同时，耀邦又向我透露了一件大事，说这是他最见不得人的事件，不说出来对不起自己的良心。1980年4月，我们当时以清理‘三种人’为理由，将北京市公安部门24名科级到处级的干部骗到云南大理秘密枪决，当时还派了王震去现场观看。我问，为啥子秘密枪决他们，他们犯了啥子罪？耀邦说，他们当时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后指挥的证据。另外，有些人也掌握了邓榕和其他的高干联动成员是1966年8月5日打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凶手的证据。当然，还有人也掌握了联动成员于1966年8月在北京大兴县杀死大批所谓的“黑五类”人员的证据。……我听了后很震惊，说我们现在讲法治，怎么可以这样随便杀人，四人帮也没有这么干过呀？耀邦说，所以我内心有愧呀。但我已经指示将这24名干部作为因公死亡处理了，也给了他们的家属抚恤金。其中5个干部也授予了烈士称号。”“（胡耀邦说）没想到小平同志这么霸道，听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见。竟然搞垂帘听政。很后悔采用卑鄙手段搞倒华国锋，扶持邓小平。耀邦说，西单民主墙就是在邓小平的怂恿下搞起来的，目的就是搞臭华国锋，让邓小平上台。但没想到，邓小平上台后就把民主墙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进了大牢。”1988年8月6日记录：“耀邦说还有一事很后悔，凡是群众给他写信攻击邓小平的，他一律转给公安机关，要求严厉查处，并将查处结果告诉他。结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杀。”
专制制度的非人性决定了其存在的暂时性，因为不可泯灭的自由具有顽强的生命。1994年4月20日，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正式全功能连接国际互联网，成为国际互联网家庭的第77个成员。当时的少数决策者也绝料不到，网络对这个专制帝国的瓦解作用，以及带给人们精神解放的新视野。中共一直以来在网络柏林墙上耗费心机，但却节节败退。
与左倾激进主义在中国同时延续的还有自由主义。王小波就是自由派作家的代表，1997年4月11日，王小波心脏病突发，45岁英年早逝。他那睿智与风趣的文字，聚集起众多粉丝，正如妻子李银河所言：“他的名字是一个接头暗号”，并称他“就像《皇帝的新衣》里面那个天真烂漫口无遮拦的孩子”。恰巧他去世当月的2日是安徒生的生日（1805年4月），愿他与安徒生在天堂相聚，
于此同时，还有一条精神血脉历经坎坷，不断复兴，这就是基督信仰。基督徒中不乏著名人物。回望历史的4月，1847年4月12日，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前往美国留学，在那里成为基督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经过16年努力，促成了清政府向美国派遣幼童留学的计划。这些留学生学成回国后，成为中国各领域的先驱人物。其中包括，1919年4月24日病逝的京张铁路主设计师詹天佑；还有1912年4月开始担任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容闳后来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几经周折流亡美国，1912年4月22日在那里去世。1925年4月16日，孙中山去世不久，他的故乡广东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当年，从夏威夷返回家乡翠亨村时，年轻的孙中山已信仰上帝，看到家乡落后迷信，崇拜偶像，他便和同伴陆皓东等人跑到北帝庙毁坏塑像，引起公愤，父亲也痛责他，孙中山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1940年4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全国即日起尊称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在民国成立之初，曾乘军舰往福建视察。发现聚集一起欢迎他的许多小船，大都悬挂纸旗和布条，称他“万岁”。孙中山不悦，对当地官员说：“万岁一词，是封建帝王要臣民这样称呼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许多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如果我接受这个称呼，对得起先烈吗？”他要求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才上岸。与基督信仰的孙中山相反，刚登上权力宝座的毛泽东，1950年4月，在审定中宣部起草的“五一”节的口号中，竟然亲笔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1930年4月12日，教育家、基督徒陶行知因被通缉而流亡日本，著名的晓庄师范学校被封闭……1938年4月4日，西南联大在抗战中组建，清华大学校长、基督徒梅贻琦担任常务委员会主任，实际执掌校务（他是清华大学担任时间最长的校长）。1979年4月，87岁高龄的基督徒吴贻芳应邀赴美，接受了密执安大学授予的“智慧女神奖”，她是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校长（金陵女子大学）。她曾作为4位女性代表之一，1946年6月26日，参与签署了联合国成立宪章。林巧稚是中国妇产科学的开拓者之一、妇产科专家、著名医学专家，毕业于教会与清政府合办的协和医学院，她从小就在英国教会办的幼儿园接受教育，在中国牧师创办的厦门女子师范学校受洗成为基督徒。林巧稚无数次接生中就有作家冰心的三个孩子。冰心也是毕业于教会所办的北京贝满中学和燕京大学（后在该校任教）的基督徒。1983年4月22日，林巧稚在北京逝世。去世前不久在80岁生日时，她对记者表达了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观：“我是一名医生，经历了太多的生死，我不怕死。《圣经》上说‘我必到他（上帝）那里去’。”
血腥历史是人的罪性的见证，不了解并反思历史，就不可能认识现实和我们自己并认罪悔改。就在林昭被杀40年后的同一天，2008年4月29日，作家柏杨病逝于台湾，他既反共又反国民党专制，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影响至今。他去世前的16日，马英九前往探视，柏杨送他新著《品三国》、《品秦隋》，引为警诫。刚赢得选举的马英九表示，他“戒慎恐惧，临深履薄”，要“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钟海源遇害50年前的同一天，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去世，他生前的一段话恰似预言——当他走进北大学堂，学生嘲笑他的辫子时，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我的辫子是有形的，可以剪掉，然而同学们脑袋里的辫子，就不是那么好剪的啦。”如今被现代时尚包装着的中国，内里却满是前现代的腐朽，现代化装备被中共用来监控和镇压向往现代文明的民众。
人生命的宝贵和尊严，是源自上帝的神圣创造，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奴役和伤害同类。所以上帝赐下律法——“不可杀人”（《圣经》出埃及记20：13）。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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