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先说几句类似引子的话吧。自中共十八大后，不论所谓主流社会还是中国民间，特别是在网络上，都对到底什么是“正路”、什么是“邪路”，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进行了近似“自说自话”的讨论。然而，执政党只是我行我素，继续按他们的既定方针办，并不理会中国人民的探讨，想想，真感到一丝悲哀。在资本主义社会，绝不会如此。
著名社会学家、清华大学孙立平教授就忍不住这样说道：“别老说正路邪路这些让人莫名其妙的话。人们心里都很清楚，你们把自家孩子往哪里送，哪里就是正路。”这虽不能说就是一针见血，但确实能“正邪”。
一
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错，那是指地理。人类社会就现在已知的正确道路，好像除了资本主义，还没有第二条。这也不是随便信口开河。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不断自我纠错，不断完善，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任何国家的任何一条道路真的能代替资本主义。至于眼前，不论欧盟还是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经济危机”，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这些国家的福利太好了，政府让他们的国民太享受了所导致的。这并不难解决。只是正如中国古人说得好，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那些享受高福利习惯了的国民们一时半会儿还不大适应。但他们一定会适应的。人的适应性至少比动物植物要来得快。
我们都知道，现代人类社会，绝大部分科技成果都是资本主义国家研究发明出来的。可以说，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就没有现代人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人才济济，自有诺贝尔奖项以来，绝大多数诺奖都落入资本主义国家的口袋中。这还不是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真正实行了民主自由，其中包括言论和出版自由，有大量批判资本主义的著作，像被我们称作“新自由主义”的一些美国学者们，批得更加起劲。然而，至今仍证明资本主义道路是人类社会唯一一条正确道路。截止目前，“现代资本主义没有任何明确的、绝对的替代者：它有自己特别的、历史上独特的政治背景，有将人性和正义的魅力与古代民主的个人政治中介的直接性或现代科学的超然的认知权威相结合的吸引力。”（见［英］约翰•邓恩 编、林猛等译《民主的历程》第25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本人几年前在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过，美国“新自由主义”者批判资本主义，并非是说它不如社会主义，只是还不满足，希望它在现有的基础上更好。我们有些学者仿佛不懂这一点，以为美国的同行起来一批资本主义，就证明资本主义不是好东西。真是糊涂到家了。
本人虽然还不愿意承认日裔美国学者福山的“资本主义终结论”，但我认可胡适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从美国回来后对美国资本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言；认可卡尔•波普尔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一篇自传后记中所说的他认为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幸福的哲学家；认可哈耶克老师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第二章第6小节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是一切社会关系中唯一可行的制度”；认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
二
胡适日记：1928年3月26日。上海。
胡适“到Quest Society〔探索社〕讲演东西文化”。此次演讲不知是否在租界内，反正是给外国人演讲，肯定的。此次演讲用的是英文，译成中文，八千字符左右，题为《东西文化之比较》。几十年后胡适还记得这次演讲，在去世前三个月的一次25分钟的英文讲演中还提起它：“……这是我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的热诚颂赞——我在1925年和1926年首先用中文演说过并写成文字发表过，后来在1926年和1927年又在英美两国演说过好几次，后来在1928年又用英文发表”。
这是胡适一篇重要演讲，即使对今天的中国，尤其对那些所谓人类的精神文明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中国人而言，仍有十分重要的启蒙意义。
本篇最初载于1928年纽约朗曼出版公司初版《人类向何处去——现代文明概观》。
讲演完后，与听众又进行了一会讨论，胡适也作了一些“答辩”。演讲会散后，华安人寿保险公司的创办人休斯先生开车送胡适回家。胡适认为“其人颇有思想”。
在车上，休斯先生与胡适“闲谈”，胡适觉得“有一事足记”。
休斯说：“美国是真正民主国，例如，美国福利的七分之一是在保险公司手里，而这些保险公司的股东有四千万人之多！”
胡适在这句话后面接着说：“此正是马克思所不曾梦见。马克思以为资本集中则所有权集中，全国资本将在极少数人之手。他不知道资本集中而投资可以公开，故一万万元的一个公司不妨有五十万个股东。”
本人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研究马克思主义，不知道马克思那么淘神的研究资本主义，并写出了流传后世的《资本论》，是否真的如胡适所说，对“投资可以公开”居然没有研究。果真如胡适所言，对马克思也就不能不表示遗憾。
我不知这位休斯是否美国人，他与胡适“闲谈”的之所以是这种话题，自然与胡适刚才的演讲有关。胡适反对说西方的文明只是物质文明，而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他在这次演讲中就这样说道：“……那些夸耀东方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什么是最低限度的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的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我们是否相信一个拖洋车的苦力的生活，比较美国的工人要精神化些道德化些呢？”
胡适认为，精神文明其实都产生于物质文明。没有物质文明，也就很难会产生精神文明，正因此，西方不论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要高于东方，这个观点并且贯穿他的一生，直到上面提到的去世前三个月的那次25分钟英文讲演中还在重复这种认识：
“所谓‘物质文明’应该有纯中立的涵义，因为一切文明工具都是观念在物质上的表现，一把石斧或一尊土偶和一只近代大海洋轮船或一架喷射飞机同样是物质的。一位东方的诗人或哲人生在一只原始的舢板船上，没有理由嘲笑或藐视坐着近代喷射飞机在他的头上飞过的人们的物质文明。”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说？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the cast system）到好几千年之久，还有多大精神成分可说？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把贫穷和行乞看成美德，把疾病看作天祸，又有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试想像一个老叫化婆子死在极度的贫困里，但临死还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临死还相信她的灵魂可以到阿弥佛陀所主宰的极乐世界中去，——试想像这个老叫化婆子有多大的精神价值可说！”
“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实在很少。”
“我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还相信我在大约三十五年前说的话是不错的。我还以为这是对东方和西方文明很公正的估量。我还相信必需有这样的对东方那些老文明。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的文明的重新估量，我们东方人才能够真诚而热烈的接受近代科学。”
回过头再说，其实，就在这次演讲前几个月即1927年8月，胡适到西方游了一圈后，回来还写了一篇类似游记的散文《漫游的感想》。这篇感想记有六个题目，而第三个题目是《一个劳工代表》，其中说了这样一些话：“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近年移民进口的限制加严，贱工绝迹，故国内工资天天增涨；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不但白人如此，黑人的生活也逐渐抬高。……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
这一点，针对苏联当时所宣扬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人物悉尼•胡克在他1940年出版的那本《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一书中是这样说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美国工业中心的许多救济金领取者的收入还比平均俄国工人的收入为多。”（第1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在纽约时，胡适还曾“被邀去参加一个‘两周讨论会’”，而这一次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应该叫什么时代？”“究竟是好是坏？”其中一位劳工代表“一开口便使”胡适“诧异”：“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最后他叙述社会的进步，列举资本制裁的成绩，劳工待遇的改善，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他在二十分钟之内描写世界人类各方面的大进步，证明这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真没想到，又是若干年后，这个美国劳工代表的“感觉”依然有效。
这样，也就可以充分证明下面要说的英国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说他是他所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毫不夸张。
三
原籍奥地利的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aimund Popper，1902－1994）几乎活了一个世纪。据知，“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是波普尔在1969年开始写《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时说出的这句话。等到自传完成，他又应出版这本自传的出版社的要求（出版社要求他回答，时隔多年，是否仍然认为自己是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以他那句话为题写了这本自传的后记。文章不长，译成中文，我数了数，不足1200字符。波普尔在这篇短文中热情地讴歌了他的西方社会他的生活（同时他也十分清醒），他说：“我知道得很清楚，西方社会有许多不好的事情，但我仍然认为它是存在过的最佳社会。”又说：“我认为我们能够向俄国人学习的惟一事情是：他们告诉他们的人民，他们正生活在从来没有那么好的社会里。”
这后一段话真是说得太好了。当一个人一个政府发现那些原本过得不好甚至极差的社会里的人和政府在那夜郎自大或叫不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地吹嘘，而面对自己真正天堂般的生活，为什么不去歌颂不去宣传呢？别人又有什么理由阻止、不让他们去歌颂去宣传呢？将心比心，我们的政府不也总是要我们“以正面宣传为主”吗？
波普尔尽管提出对科学假说不能最终证实，但可以证伪，然他在这篇《我是我曾见过的最幸福的哲学家》中对他自己对西方对欧洲和北美的歌颂还是采用了证实的手法的，比如他说：“任何打算将我们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生活与其他社会里的生活认真比较一下就会不得不同意：在欧洲和北美，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我们的社会是人类历史进程中曾经存在过的最佳和最公正的社会。不仅严重缺乏食物和住房的人很少，而且年轻人有无限的机会来选择他们的未来。对那些愿意学习的人，对那些愿意以多种方式过得快乐的人，有许多的机会。”
看来，人家西方哲学家也是讲“有比较即有鉴别的”。当然就如我们这里常常怕被别人歪曲一样，波普尔这位哲学家也意识到甚至就知道：“尽管如此，宣传我们生活在丑恶世界中的神话将会继续下去。”不知这个世界上有些人和政府读到这句话是否会脸红。
波普尔毕竟是哲学家思想家，尽管他知道他所处的社会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佳和最公正的社会，但他仍然相信他的试错法（即科学通过提出问题，经过试验，排除错误而得到发展），并且用试错法说明社会变迁，认为社会发展没有规律，只能逐渐改进。
这些，对我这个无知的读者，已经是很深奥了，不知道是否有人说波普尔认为的“社会发展没有规律，只能逐渐改进”是反动的什么。只晓得在西方，据说“从科学家（包括一些获诺贝尔奖的科学泰斗）到文史哲界的专家，从政界要员到财界‘大腕’，无不深受波普尔的影响”。
四
波普尔对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认知是客观的。同样，比他更早一些的哈耶克的老师，与波普尔同是奥地利人而生活在美国的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即使认为“资本主义是一切社会关系中唯一可行的制度”，在其阐述中也是极为客观，没有一句论证不讲逻辑，强词夺理。
他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译《自由主义》）原本是谈自由主义的，只是由于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亲兄弟”，没有自由主义，也就没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正是在充分自由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作为一个经济学家，谈自由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谈到资本主义。
那么，冯•米瑟斯有什么理由要说“资本主义是一切社会关系中唯一可行的制度”，又是如何证明的呢？我们也来看看：
“在我们这个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究竟哪一种社会制度最为适宜？对此，人们提出了种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设想，并对其可行性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但每次考察都得出了一个相同结果：选择的可能性只有一个，即不是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就是实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二者必居其一。任何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形式都是荒谬的，或在实践中被证明是不适当的。如果人们认识了社会主义的不可行性，那么就无法否认资本主义是实行了劳动分工的人类社会里唯一可行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这一事实。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对这些考察的结果并不感到惊讶。尽管在群众和政府中存在着许多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但它始终没有垮台，没有被迫让位于那些深得某些理论家和实践家欢心的其他社会制度。究其原因只有一条，那就是世界上还没有其他任何一种可行的社会可以取代它。”
大家看看，上面这段话中有哪一句像《环球时报》的社评或是《求是》杂志中“秋石”的文章那样不讲逻辑不讲道理？没有，一句也没有。这段话中的每一句话都可落地生根。
作者还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的生产力是资本主义思维方式的结果。而现代科技正是资本主义——必须发展科技——的精神指导的产物。”他在这里特别批判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某些主张：“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比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某些主张更荒谬了。马克思认为：‘手工磨产生了封建领主社会，蒸气磨产生了了工业资本家社会。’”米瑟斯认为，“蒸气磨的设想之所以能出现，是因为有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前提条件。事实上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技术，而不是技术创造了资本主义。那种可以将我们经济生活中的技术设备和物质财富保留下来，而将其赖以立足的思想基础清除掉的想法也同样是荒谬的。事实上，当人们将其思维方式重新改变成传统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时候，就不可能继续合理地从事经济活动。企业家既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活跃分子，同时也是推动现代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人们不能想当然地将他们视为仅仅只考虑自己过舒适安宁生活的一群人。”
今天中国这样一种所谓的特殊模式，仍然在不情愿地为近一百年前的米瑟斯的观点做着证明，真是让人感慨良多。
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就十全十美吗？不。米瑟斯绝不这样认为。“主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人从不宣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是完美无缺的。世界上没有尽善尽美的东西。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例外，它也有这样或那样，部分或甚至是完全不合理的地方。但它同样又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人们可以在不改变其性质，不损害其社会制度的基础——私有制的前提下，对这个社会的某个或某些机构加以改革。但从大体上应当顺应这种社会制度，因为人们别无选择。”
其实，这与资本主义制度下实行的民主制度很相仿。民主是人类社会目前已知最公平最公正的行为方式，但它同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或副作用。十分难得的是，“但科学却成功地证明：人们设想的那些种种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形态的设计方案，都是矛盾百出、荒谬不经的，因此，它们并不能发挥其支持者想要它们发挥的效力。”遗憾的是，至今有些国家中的有些人仍冥顽不灵，根本不理会人类先进文明的经验，一定要在那里继续“摸着石头过河”，你有什么办法！
短文做完，可忽然又想起前几天前翻看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时在书页的天头上写过一句：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于是赶紧找来此书，翻开，见亚氏是这么说的：“错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因为，正如毕达哥拉斯派所想像的，恶是无限，而善是有限），正确的道路只有一条（所以失败易而成功难：偏离目标很容易，射中目标却很困难）。”（第47页，商务印书馆）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有些人放着显然是正确的道路不走，偏要强调所谓的“多样性”，然后在这样的幌子下强调“特色”，强调要走“中国道路”。其实，一条正确的道路，包含了无数小的正确，一如亚氏所讲的最高的善包含了比它所有低的善，最高的目的包含了所有比它低的目的。即使有些人要走的所谓“中国道路”是正确的，也当包含在自由资本主义(而非权贵资本主义)和建立宪政民主制度这个康庄大道之中。
2013年3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