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政治是否是发展的？”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各家理论都有。但从人类历史的实际发展轨迹来看，如同设定一些经济指标来判断经济发展一样，若设定一些指标，如个人自由、人权、民主等，那么显然政治发展是可以把握的，而且人类的历史也正是朝向这个方向发展的。政治发展需要一定的制度支撑，不同的制度代表了政治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在这些制度中，最核心的就是关于武装力量的制度。军队在社会政治制度中应该处于什么位置决定了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而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又决定了政治发展的水平。换句话说，政治发展水平虽然是由个人自由、人权、民主等指标来确定，但政治发展状况的幕后决定因素却在于武装力量的归属。
从专制到民主，这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一个普遍趋势，也是一个常识。民主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虽然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但不完善的民主制度还很多，独裁和专制依然存在。尽管如此，若有谁说他不知道民主和民主的价值，那他一定在说谎。民主的普世性不是通过理论辩解，而是通过实际的历史实践展延开来的。专制的种类有别（如贵族制、寡头制、极权制等），支撑它们的核心在独裁者对武力的掌控。民主的形式也有分别（如议会制、总统制等），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点是军队的中立性，即军队不随政权的变化而变化，他们唯一的效忠对象是不变的国家和民族。独裁需要挟武力而使人恐惧，民主需要在一定范围内去武力而使人无恐惧。若无武力支撑，独裁不可能真正存在，若有独占的武力为后盾，那么再怎么标榜“民主”，都难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在军权集中于一个独裁党的背景下，执政党对民主的任何标榜都成了谎言，而民间力量对党的任何挑战都须冒着极大的风险。
中国在历史上出现过几次关于军队归属的变更。三代时期，军队属于天子和诸侯，秦以后，皇权一统，军队完全成了皇权的私人利器。军权的分散或集中，体现在社会政治制度上就是从封建到君权专制的过渡，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历史循环。清以后，军权归属在私人和政党间徘徊，最终集中在党上。包括共产党的“党指挥枪”和国民党“党国”体制下党对军队的控制。
1945年国民党取消了国军中的党务组织，虽然国民党中央委员仍有不少军人，但虽有党籍，却不做党的活动。随后由于动员戡乱临时条款和台湾戒严的形势，国军在迁台后又恢复国民党党务组织，但终在蒋经国解严，继任的李登辉废止动戡之后彻底实现了军队国家化，从而促进了民主转型,并为民主制度的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陆的共产党，从战争到建国，党指挥枪的局面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共产党一直宣称“完全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应变为国防军，只为国防服务，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并要求国民党实行军队国家化，结束一党专政。而实际上，中共军队从1927年的三湾改编以来，便利用层层的共产党政治机构牢牢控制了军队，国共合作时期，中共的军队名义上属于中央政府，实际上则是绝对听命于共产党，而不完全服从中央政府调动。军队国家化的口号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被完全拋弃。结束一党专政、实现军队国家化从共产党的革命口号转变为一种反对国家反革命的罪行。军队被当作是一党专制的工具，并保证中国不会出现多党轮流执政的体系。党指挥枪，把军队视为捍卫社会主义江山的工具，即“用枪杆子巩固政权”，反对军队国家化
军队的党化或国家化虽然说的只是军队的事情，但因为武力在整个社会政治制度中的核心地位，军队的归属实际上说明了政治的发展状况。在内战时期, 如果说党指挥枪是赢得内战的先决条件的话, 那么建国后继续坚持党对军队的完全领导，对于整个国家建设来说，就毫无道理，甚至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的武装体系，仍然是内战体制的延续，六四以后武警力量的扩张，就更能说明这一体制的性质。从实践经验来看，军队首先维护的是党的政权，而不是国家和民族的安全。军队是一党政权的卫队，这和几千年来军队归属于皇权的状况一脉相承（也因此不能单纯地批评古代军队归属皇权的状况，因为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的国家，即还不是民族国家，而只是某个政权的国家）。世界历史的发展使“国家属于全民”成为了常识，而中共借着军队党化，而使整个国家从属于党的现况说明，中国的政治发展还处在落后的党国体制下，国家建设（Making of nation）还远没有完成。从最直接的语言表达上，与其称呼中国为一个国家，毋宁称之为中共政权或共（红）朝（如同汉朝而非汉国，唐朝而非唐国一样）。
几千年的历史表明，中国是崇尚实力（尤其武力）的国度，任何政治上大的动作，都需先有军力的支持，几千年循环不已的改朝换代就更是如此。而民主制度要求的是非武力的议会斗争，所以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转型过程中，把军队首先关在笼子里是顺利转型的前提条件，也是民主能得以巩固的坚实基础。这就要求军队脱离党的控制，实现军队国家化。军队国家化是个历史课题，也是关乎政治发展的课题，即政治能否从低级发展到高级的关键所在。
维基百科对军队国家化的解释词条是:“军队国家化，即军队不专属于特定人士拥有，无政党派系分别，属一国之全体人民所拥有的，使全国军队皆受国家的编组，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此亦是维持国家安定的关键基础。”这个解释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国家是什么？关于国家的认识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在先秦时期，诸侯为国，大夫为家。秦以后，关于国家的认识仍开始进入虚拟状态，军队效忠的唯一对象是皇帝。19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国家和人民主权理论的发展和实践，国家才逐渐走出了王朝帝国的形态。一个国家开始为全体人民所拥有， 没有一个国家会因为国王的女儿出嫁就将一部分疆域划给别的国家。中国从三代以来直到中华民国建立都是虚国实政，政权的重要性远大于国家民族，人们对国家民族的情感也是通过对政权的效忠来表达的。所以军队的皇权化或私化是不可避免也是合乎情理的事。然而民族国家概念为人们充分认识以后建立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除迁台后实现民主的中华民国外）却没能摆脱传统政治的惯性，建立起了政权大于国族的所谓“国家”。这样的“国家”是传统的延续，也是政治发展落后的标志。什么时候建立起了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才能说我们有了国家，我们成了国家的主人。而真正意义国家的建立关键在于军队国家化。
其二，军队国家化是实现和平稳定的前提。由于军队属于一国全体人民所有，所以军队不得成为党派或私人干涉和影响国内政治的工具。从而防止了暴力引起的非法（即非經选举罢免等正規程序）政权更迭。因此军队国家化通常作为衡量民主国家的重要指标，并在根本上维护民主制度的和平与稳定。有人认为菲律宾和泰国政变频发顯示这些民主国家并未真正实现军队国家化而仍然存在国家性或者地方性私有军队,恰好反证了军队国家化对民主体制的重要性。
其三，军队国家化是政治改革的先声。最近王沪宁撰文表示对文革的反思先于政治改革。难得体制内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对文革的反思重在于文革如何可能发生。温家宝在2012年3月份的记者招待会上，就王立军出逃一事发表谈话时，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央的路线转变，并告诫，谨防文革的卷土重来。没有人怀疑，温家宝所担心的文革重来主要针对的是薄熙来入主重庆以来倡导的唱红打黑。但是薄熙来倒台后，是不是意味着文革就不再来了呢？显然不是。至少从制度上讲，在党指挥枪的大背景下，党的领导人原则上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换句话说，是“党指挥枪”的大前提导致了党高过国。毛泽东在延安时期曾说：“军队可以再造党”。而且从中共的历史来看，无论是毛泽东、邓小平还是江泽民，他们的起伏沉降完全取决于能否掌握军权。唯有掌握了枪杆子，才能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在党的面前以枪杆子的代表自居，使一帮文人秀才不敢妄为造次。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毛一步步走向了神坛，并最终有能力发动文革。
时至今日，这样的制度背景并没有发生变化，理论上讲，中央一旦出现一位强势人物，文革重演是完全有可能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赵紫阳在八十年代的一次政改讨论会上强调，现在的制度很不稳定，没事的时候还好，一旦有事将不可收拾。因此，文革的罪过首先罪在制度而非人。除掉一个薄熙来，并不意味着文革不会再来。制度不变，集权体制不变，文革再来的忧虑就不会断绝。而真正能够断绝文革再来可能性的第一条件就是军队国家化，这也是民主能得以实现的第一要件。只有军队国家化了，才能将党置于国家之下，唯有如此，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和作为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大的地位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唯有将国之利器——军队真正归属于国家，政治斗争才能免于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祸患。同样，在人们期盼政治改革，并且知道改革的主要对象在于一党独裁的时候，也应该明白一党独裁的背后支撑是中共对武力的垄断。武力的归属状况不改变，一党独裁的局面就不会有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