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上任之后，中国国内关于官员财产公开的民间呼声便日益强烈。虽然新任党魁习近平一度发出了“苍蝇老虎一起打”的反腐宣言，但官员财产公开依然未被确定为官场规则，各级官员的财产几何对于广大民众而言依然是不可告人的秘密。
为了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帮助习近平践行反腐誓言，从去年12月开始至今，已经在北京街头出现过多次民众拉横幅和喊口号要求官员，尤其是政治局常委公开财产的和平请愿事件。另外，在互联网上，要求高层官员公开财产的签名更是声势浩大。虽然民间对于官员公共财产已经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但是，不管是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的吁求都如同石沉大海不见回音。
当局对于民间的行动如果仅仅只是保持沉默还好，让人愤怒的是，维权人士赵常青、律师孙含会等至少8人，先后被警方刑事拘留，涉嫌罪名同为“非法集会”。众所周知，游行、集会、示威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然而，《集会游行示威法》却以规范这类行为为名，实质上将公民的这种权利剥夺得一干二净，除非是官方乐见的，否则都涉嫌“违法犯罪”。
在中国，潜规则盛行，官方可以说每天都在集会，虽然从来都不会向警方申请，但照样可以顺利进行，而普通民众在举行婚丧大事时，即使人再多，也不会被官方干涉。如果以集会非得申请和获批为标准，那么，这些活动可以说都是“非法集会”。而在中国与外国发生矛盾时，街头的反外集会游行示威往往也能顺利进行，甚至得到警方的保驾护航。可见，中国警方对于这类行为是在选择性执法，认为对官方无害时就是合法的，否则就是非法的。
官员财产公开在民主与法治国家早已成为了惯例，这样做非常有利于打造一个清廉的政府，也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作为一个飞速发展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这样的大国显然没有理由置身于世界文明之外。民众在网络上或者街头呼吁官员财产公开于法于理都无可厚非，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虚心接受，将官员财产公开提上议事日程，并尽快加以实施。
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全面接管政权之后，民间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吁求不仅得不到善待，反而遭到压制，相关文字在各种媒体上被封杀，而上街呼吁的人士则被刑事拘留。很多人看到此情此景，不禁质问当局：“公民反腐何罪之有”？质问之声虽然此起彼伏，但注定无法打动中共高层，因为在这种腐败体制下，能做到洁身自好者少之又少，同意官员财产公开需要面对巨大的阻力。
网络实名制早已开始推行，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却迟迟未能出台，对于网络实名制，民意显然持抵制态度，对于官员财产公开，民意则大加赞赏。然而，越是民意抵制的越是实施得越快，越是民意赞赏的越是难以推行。可见，在中国，对于很多事情的态度，官民立场是截然相反的。从国内外媒体的报道看，不仅仅是中国民间期待官员财产公开，在官场内部也有一部分人赞同这样做。
官员财产公开无法纳入法制化轨道，显然跟当下中国的官场状况有密切的关系，阻力太大，只能说明贪官太多，因为制定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就等于是作茧自缚，而公开财产对于贪官而言无异于自投罗网。当然，有些体制内的人士或许还算不上既得利益者，他们之所以极力反对这样做也是出于私心，因为不公开财产，他们在今后才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就在中国民间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吁求如火如荼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俄罗斯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否则就地免职。在普京看来，不敢公开财产的官员一定是贪官。普京此举可以说让习近平脸上无光，同时也让中国官员自惭形秽。
从习近平上任后的言行看，他的确显得比其前任有魄力，就拿制止公款吃喝来说，已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虽然习近平已经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毕竟上任时间还不长，其权力根基尚不稳固，在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只能是三思而后行，或者是按下不表。
在中共高层保守势力依然强大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怀着善意去为习近平设身处地地着想。然而，当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这些人士被警方刑拘之后，不少人开始转变了对习近平的看法，认为他在此前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发言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其骨子里依然跟其前任胡锦涛一样倒行逆施，企图以高压维稳的方式来稳定天下和延续统治。
几乎在每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都会成为统治集团整人的指导思想，赵常青作为一位多年如一日追求民主、自由的民权斗士，其人品和思想境界远非那些抓捕他的官方爪牙所能比拟。如今，他和其他仁人志士被冠以“非法集会”的罪名送入看守所，依照中共《刑法》，等待他们的或许是5年以内的刑期，这种典型的政治构陷恶行必然会受到世人的唾弃和抗议。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深谙政权兴亡交替之规律，所以才会广开言路和广纳贤才，即使前东宫的太子洗马魏征曾在玄武门之变前力劝李建成杀掉他，他依然能对其重用，最终实现了贞观之治。整个唐朝，找不出一例因言获罪者与和平请愿获罪者。如今，虽然时间过去了1300多年，但中国的政治文明程度却不升反降，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一代名相管仲说过：“忠于社稷要高于忠于君王”，赵常青、孙含会这样的人士在这个知识分子普遍犬儒的时代毫无疑问是忠于社稷的良民。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历朝历代的定律，虽然赵常青等人已经锒铛入狱，但相信还有更多的人会结伴前行。从赵常青等人的遭遇看，对于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决不能过于乐观。要实现中国的政治转型，仁人志士任重而道远。
2013年4月23日
为了推动官员财产公开，帮助习近平践行反腐誓言，从去年12月开始至今，已经在北京街头出现过多次民众拉横幅和喊口号要求官员，尤其是政治局常委公开财产的和平请愿事件。另外，在互联网上，要求高层官员公开财产的签名更是声势浩大。虽然民间对于官员公共财产已经到了急不可耐的地步，但是，不管是虚拟世界还是现实世界的吁求都如同石沉大海不见回音。
当局对于民间的行动如果仅仅只是保持沉默还好，让人愤怒的是，维权人士赵常青、律师孙含会等至少8人，先后被警方刑事拘留，涉嫌罪名同为“非法集会”。众所周知，游行、集会、示威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然而，《集会游行示威法》却以规范这类行为为名，实质上将公民的这种权利剥夺得一干二净，除非是官方乐见的，否则都涉嫌“违法犯罪”。
在中国，潜规则盛行，官方可以说每天都在集会，虽然从来都不会向警方申请，但照样可以顺利进行，而普通民众在举行婚丧大事时，即使人再多，也不会被官方干涉。如果以集会非得申请和获批为标准，那么，这些活动可以说都是“非法集会”。而在中国与外国发生矛盾时，街头的反外集会游行示威往往也能顺利进行，甚至得到警方的保驾护航。可见，中国警方对于这类行为是在选择性执法，认为对官方无害时就是合法的，否则就是非法的。
官员财产公开在民主与法治国家早已成为了惯例，这样做非常有利于打造一个清廉的政府，也有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中国作为一个飞速发展的大国，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这样的大国显然没有理由置身于世界文明之外。民众在网络上或者街头呼吁官员财产公开于法于理都无可厚非，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应该虚心接受，将官员财产公开提上议事日程，并尽快加以实施。
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在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全面接管政权之后，民间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吁求不仅得不到善待，反而遭到压制，相关文字在各种媒体上被封杀，而上街呼吁的人士则被刑事拘留。很多人看到此情此景，不禁质问当局：“公民反腐何罪之有”？质问之声虽然此起彼伏，但注定无法打动中共高层，因为在这种腐败体制下，能做到洁身自好者少之又少，同意官员财产公开需要面对巨大的阻力。
网络实名制早已开始推行，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却迟迟未能出台，对于网络实名制，民意显然持抵制态度，对于官员财产公开，民意则大加赞赏。然而，越是民意抵制的越是实施得越快，越是民意赞赏的越是难以推行。可见，在中国，对于很多事情的态度，官民立场是截然相反的。从国内外媒体的报道看，不仅仅是中国民间期待官员财产公开，在官场内部也有一部分人赞同这样做。
官员财产公开无法纳入法制化轨道，显然跟当下中国的官场状况有密切的关系，阻力太大，只能说明贪官太多，因为制定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就等于是作茧自缚，而公开财产对于贪官而言无异于自投罗网。当然，有些体制内的人士或许还算不上既得利益者，他们之所以极力反对这样做也是出于私心，因为不公开财产，他们在今后才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就在中国民间对官员财产公开的吁求如火如荼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俄罗斯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否则就地免职。在普京看来，不敢公开财产的官员一定是贪官。普京此举可以说让习近平脸上无光，同时也让中国官员自惭形秽。
从习近平上任后的言行看，他的确显得比其前任有魄力，就拿制止公款吃喝来说，已经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不过，虽然习近平已经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但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毕竟上任时间还不长，其权力根基尚不稳固，在触动既得利益集团根本利益的问题上，他只能是三思而后行，或者是按下不表。
在中共高层保守势力依然强大的情况下，很多人都会怀着善意去为习近平设身处地地着想。然而，当要求官员财产公开的这些人士被警方刑拘之后，不少人开始转变了对习近平的看法，认为他在此前一系列震撼人心的发言只不过是表面文章，其骨子里依然跟其前任胡锦涛一样倒行逆施，企图以高压维稳的方式来稳定天下和延续统治。
几乎在每一个政治黑暗的时代，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都会成为统治集团整人的指导思想，赵常青作为一位多年如一日追求民主、自由的民权斗士，其人品和思想境界远非那些抓捕他的官方爪牙所能比拟。如今，他和其他仁人志士被冠以“非法集会”的罪名送入看守所，依照中共《刑法》，等待他们的或许是5年以内的刑期，这种典型的政治构陷恶行必然会受到世人的唾弃和抗议。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他深谙政权兴亡交替之规律，所以才会广开言路和广纳贤才，即使前东宫的太子洗马魏征曾在玄武门之变前力劝李建成杀掉他，他依然能对其重用，最终实现了贞观之治。整个唐朝，找不出一例因言获罪者与和平请愿获罪者。如今，虽然时间过去了1300多年，但中国的政治文明程度却不升反降，这实在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一代名相管仲说过：“忠于社稷要高于忠于君王”，赵常青、孙含会这样的人士在这个知识分子普遍犬儒的时代毫无疑问是忠于社稷的良民。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是历朝历代的定律，虽然赵常青等人已经锒铛入狱，但相信还有更多的人会结伴前行。从赵常青等人的遭遇看，对于习近平等新一代领导人，决不能过于乐观。要实现中国的政治转型，仁人志士任重而道远。
2013年4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