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是春天最灿烂的日子，回望中国历史的5月，那些灿烂的生命，或为自己的信仰而奉献，或误入歧途被牺牲，为后人留下无尽的省思。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鲜花掩盖着志士的鲜血……”这首从1935年传唱至今的《五月的鲜花》，一诞生就从众多抗战歌曲中脱颖而出，令人耳目一新，其深情崇高的旋律如此圣洁，有如安魂曲，深化了歌词的内涵，从更超越的高度，表达了对生命的关爱，对牺牲的悲悯，对战胜邪恶的信心。这样的乐曲只有阎述诗这样的基督徒音乐家才能写得出来。第二年，正是在合唱这首歌时，此歌的词作者光未然（张光年）与指挥合唱的作曲家冼星海相识。1939年5月11日，二人合作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演唱。

阎述诗这种博爱的基督精神，正是历代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无神的神州播种的结果。回望1610年5月11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逝世，葬于北京，他为接续中断了二百多年的华夏福音传播奔忙了27年，同时让国人了解西方文明，被誉为“沟通中西文化第一人”。至1949年，与他葬在一起的传教士有数百人（墓地在义和团运动和文革中两度被毁）。1807年5月12日，25岁的英国青年马礼逊取道美国乘船前来中国，9月到达广州，成为第一个来到中国的新教教徒，他在华25年期间，首次将《圣经》译成中文，编篡第一部《华英字典》，创办第一份中文月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首创教会学校和医院，也是系统地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并出版的第一人。

中国的福音化充满曲折坎坷。清政府被迫开放后，在中西方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中，产生了盲目排外的民族主义。1900年5月27日，由反教会引发的义和团运动达到高潮，直隶义和团进占涿州城，开始由乡村向城市发展，北京、天津迅速成为运动的中心。义和团仇视所有洋人及中国教徒，在清政府利用和怂恿下，滥杀无辜，中国基督徒有三万人遇害……

随着福音的本土化，这块土地结出自己的果实，中国基督徒活出了信仰的见证。1909年，生于1876年5月4日的张伯苓33岁，受洗成为基督徒，两年后，参与建立了独立的教会，曾担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会长。他创办南开大学三周年的时候说：“我信基督的原因，就是发生于我的爱国心……所以我靠着基督的力量总算是还没有半途中止，而打破各种困难，还要办我的教育”。1962年5月19日，著名教育家、清华大学原校长、基督徒梅贻琦在台湾病逝。临终前病榻下放着一个加了锁的皮包，里面是他负责的清华基金的账目，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可谓清廉节俭，鞠躬尽瘁。1958年5月30日，由于坚持纯正信仰，不加入官方的“三自”教会，34岁的林献羔第二次被捕，被判刑20年。就在前一个月，中国教会三巨人之一、58岁的王明道与夫人刘景文再次被捕，因他们主动前往公安局，否定曾在被捕的强迫下写的悔过书，坚持不加入官方教会，他们分别被判无期和18年徒刑。

还有许多人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献身。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署《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给日本，台湾人奋起抵抗，条约签署第二个月，1895年5月25日，“台湾民主国”宣告成立，唐景崧被推为大总统，他通电全国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5月29日，日本侵略军分两路进攻台湾。6月4日，“台湾民主国”总统府兵变，唐景崧经化装携带台湾巡抚印章逃回厦门。7日，日本侵略军侵占台北。“台湾民主国”败亡。1902年5月25日，台湾的日本当局在6个地方诱杀归顺的起义军4000多人，酿成骇人听闻的血腥惨案。抗战时期，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阵亡，被追授为上将，成为二战中盟军阵亡的最高军衔的将领。1942年5月25日，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在太行山区与日军战斗中负伤身亡（当时，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下，他自己却独自前行，身边没有一个卫兵。这是他因在肃反时被诬陷为托派近10年，不被信任而内心痛苦，以死证明清白所致）。第二天，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伤重不治，在缅甸殉国。

青年作为充满活力的力量，在任何时代都站在前列。1904年5月21日，经过11个月的博弈，因宣传邹容的《革命军》、发表抨击清廷等激进言论引发的《苏报》案尘埃落定，章太炎、邹容分别被判监禁3年和2年。1912年5月15日，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北大青年及其教师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918年5月15日，在北大兼课的37岁的周树人，第一次用笔名“鲁迅”，发表了中国第一部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把中国4000年的历史概括为“吃人”，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第二年的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十几所高校的3000多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北大学生傅斯年为总指挥。他们手执书有“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标语，散发《北京学生界宣言》，在天安门举行集会后游行，火烧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殴打在曹家的驻日公使章宗祥。5月4日由此成为北大校庆日。五四运动是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成果之一，也将激进主义引进政治运动。

崇尚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陈独秀，希望通过激进的马列主义实现民主的理想，两年后，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并被选为第一任总书记，他的两个儿子也献给了革命，1927年7月4日，长子陈延年被国民党杀害；第二年5月24日，次子陈乔年惨遭同样的厄运。后来，陈独秀因坚持己见、反对党内专制，被共产国际和中共所抛弃。1931年5月，被推举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党”（托派组织）的总书记，这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党内反对派正式组织，陈独秀后逐渐脱离该党。1942年5月27日去世前，陈独秀已彻底抛弃了马列主义而回归民主主义，认为民主无所谓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之分，“所谓‘无产阶级独裁’（现称‘无产阶级专政’），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他给出判断民主制度的基本标准：“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和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所以至今中共对陈独秀不予平反，而且压制对陈独秀的研究与宣传。

激进革命需要高度集权的体制统一和增强内部力量，随着其“成功”的推进，这种集权体制如果没有制衡，必然扩大到整个社会，最终走向革命的反面。当年，许多知识分子为反抗国民党专制，纷纷投奔延安，希望在那里得到自由。他们不懂得，知识分子只能以个体方式发展，在高度统一的政治组织中没有自由的空间。短暂的“蜜月”之后，中共不再包容他们的自由个性，对其改造，纳入“革命”体系。1939年5月10日，毛泽东为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题词：“抗战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延安整风中，中共在打造个人独裁和党内专制体制的同时，也开始打造党文化的体系。1942年5月2日开始，中共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28日，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中共的文艺方针，以服务工农兵及人民大众为名，把知识分子改造成党文化的工具，笔杆子开始发挥与枪杆子同等重要的作用，党文化的经典和明星开始产生。中共建政后，在政治一党化、经济官有化的同时，文化也完全被党化。直至2012年，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70周年，5月20日，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举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主题座谈会；22日，官方的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位文学艺术家手抄珍藏纪念册》一书，这100位抄录者遭到广泛讥讽和抨击。

激进革命的结果是，革命自我神化，模仿宗教，树立革命圣徒，美化自己。1950年代，中共推出掏粪工人时传祥，当作宣扬工人阶级地位提高的偶像，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接见。时传祥文革中遭到迫害，被殴打致伤，1975年5月19日去世。1964年5月14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病逝，死后倍享哀荣。实际上他在兰考工作只有475天，他的“亲密战友”、副书记张钦礼把自己治理三害（风沙、盐碱、干旱）的许多事迹当作焦裕禄的介绍给记者，但是张钦礼的命运此后却经历了生死波折，引发许多涉及真假是非的争议。

激进革命把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没有超越性的公义标准，执政后，革命必然蜕变成吞噬一切的暴力怪兽。1951年5月20日，毛泽东开展批判电影《武训传》运动，旨在肯定阶级斗争的合理性，否定改良，此运动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厄运的开始。4年后的1955年5月13日起，《人民日报》分三批刊登关于胡风集团的材料，对胡风的思想批判演变成从政治上、组织上“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召开八大二次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大跃进运动的结果是饿死四千多万人的三年大饥荒。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五七指示》，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从事劳动生产，也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在文革中造成教育界的混乱。几天后的5月16日，中共下发关于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十年动乱爆发。第二天，著名新闻家、杂文家、历史学家、诗人、书法家、曾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因前一个月被定为“三家村”“反党集团”成员，服安眠药自杀，时年54岁。几天后的23日上午，毛泽东的第二任秘书、毛岸英曾经的老师、44岁的田家英，因受陷害，在中南海自缢身亡。1967年5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批判国家主席刘少奇。他后被毛泽东迫害致死，其原因之一是1961年5月31日对大饥荒提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看法。

文革的影响还扩散到大陆之外，1967年5月，因劳资纠纷酿成暴动，香港当局出动大批英军和防暴队镇压，北京的中共报纸称“港英政府行为是民族迫害，镇压群众是野蛮的法西斯暴行”，支持“香港市民上街抗暴”。5月15日，中共外交部向英国代办提出抗议，并发动北京群众在英国驻华代办门外示威，部分群众当晚冲进代办的住所和办公室。香港左派报章报道北京支持的消息。16日，香港的亲共左派宣布成立港九各界同胞反对港英迫害斗争委员会，以“反英抗暴”为口号，联合各亲共团体数百人，手持《毛主席语录》前往港督府示威游行，并在港督府门外张贴大字报。此后，事件由最初的罢工、示威，发展至后期的暗杀、放置炸弹。结果51人在暴动中丧生，超过800人受伤，史称“六七暴动”。12月，周恩来向香港的左派下达直接命令停止炸弹风潮，暴动遂结束。在声援“六七暴动”期间，8月22日晚，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数万民众在驻北京的英国代办处门前召开声讨大会，会后，以大学红卫兵为首的几百人冲进代办处，洗劫并焚烧办公楼和汽车，殴打外交人员。几天后，驻伦敦的中国代办处遭到英国人的报复，一些中国外交人员被打得头破血流。

文革中，许多年轻的生命为公义而献身。1970年，湖南大庸县24岁的女知青丁祖晓因反对崇拜毛泽东而被杀害，在5月3日生前最后一次审讯中，她慷慨陈词：“我始终认为忠应该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真理，不应该终于哪个人。现在提倡的‘忠’字，是搞个人崇拜，是奴隶主义。”5月8日，在公判行刑大会上，她挣脱看押人员冲到话筒前高喊出最后两个字：“真理……”就被按倒，头被按进生石灰里，嘴被堵上……同日，丁祖晓23岁的女同学李启顺因印发传单声援她，在吉首被杀。涉案的丁祖晓的姐姐丁祖霞被判刑20年，李启顺17岁的妹妹李启才被判刑10年。丁祖晓、李启顺遇害两天后的1970年5月10日，30岁的贵阳建筑公司技术员马绵珍因反对文革被枪杀。她1月贴出批评省革委会的大字报，被拘留批斗。她坚强不屈，对殴打她的人说：“你们都是糊涂虫，我可怜你们。你们不会知道，现在的中国就像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立即就会燃起焚毁邪恶世界的冲天烈火。”2月25日，她在批斗中高呼：“打倒江青！”“打倒林彪！”行刑时，那个刽子手被她的凌然气概所震慑，慌忙中连开5枪才将她击倒，监刑官又补开两抢（一个陪绑的中年男子当场被吓疯，几天后失踪，在荒山被野狼咬碎，女儿为此也精神失常，后死在街头）。当月30日，新疆哈密铁路分局水电段经济计划员、37岁的忻元华被处决。忻元华1955年因对肃反运动提意见而被隔离反省4个多月；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分子，1963年，他多次给毛泽东和中央及几十家报刊写信，批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要求集中力量搞科学和经济建设。因此7月北一“反革命罪”逮捕，1965年被判监督改造3年。1967年1月因上书毛泽东再次被捕。忻元华批评毛泽东执政后的错误，反对文革和迫害刘少奇，指出“只有清除个人迷信，人类才有真的飞跃。”“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伟大民族，竟然退化到在政治上普遍说假话的民族了。”

1949年中共建政伊始，善良的人们以为自由民主的时代来临了。1950年5月3日新华社发出电讯，报道了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科学家冲破重重阻力，争取回到新中国怀抱的情况。但是，新的统治者更专制，许多人成了牺牲品。从香港归来的著名电影艺术家舒绣文就是其中的一位。文革中，在北京人艺的她被关进“牛棚”，遭受迫害，心脏病突发，1969年3月17日去世，年仅54岁。更可叹的是心灵的戕害，舒绣文至死也没能走出领袖崇拜。直到临终前不久，还指着病房里的毛像对友人说：“你看，我整天守着毛主席，想起他老人家过去为革命受的苦，我算得了什么，我有再大的痛苦也能挺过去的。”接着提起两次见到毛泽东。舒绣文的追悼会迟至1979年5月10日才举行，她是文革后北京人艺第一个被平反的演员。1981年5月29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逝世，享年90岁。她曾先后给毛和党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理解和反感，并对中共极度失望。晚年不愿再被当作政治花瓶，托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甚至要移居国外，与姐姐宋美龄团聚，但最终被中共以政治影响为由而阻止。

由于没有彻底解决和反思文革的深层问题，文革贻害延续至今，国家级文革博物馆缺失。尽管参与制造灾难的第一夫人江青文革后成了阶下囚，1991年5月14日自杀身亡，但毛泽东的僵尸在天安门广场继续散发着现代迷信的毒素。而在海峡对岸，台湾实现民主化后，1949年5月20日实行的戒严于1987年7月15日结束。10年后，1997年3月27日，“白色恐怖政治死难者纪念碑”竣工，与总统府近在咫尺，时刻警示着执政者。

如何对待年轻的生命，是衡量政治伦理的基本标准。1989年5月17日晚，中共在中南海继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人员为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和有权列席常委会议的杨尚昆、薄一波两名元老。会议针对4月以来的大规模学生运动，决定在北京实行军事戒严……时任总书记赵紫阳说：“我的任务今天为止结束了，我不能再继续干下去了，因为在学生运动性质这个问题上，我同小平同志的说法、同你们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不一致。我思想不通，作为总书记，怎么能够执行呢？我不能执行就给你们常委造成困难。因此，我请求辞职。”在调兵过程中，5月17日，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参加北京军区的会议，军区副司令员李来柱宣布中央军委的戒严命令后，其它军长没表示不同看法。徐勤先说：“口头命令我无法执行，需要书面命令。”李来柱说：“今天没有书面命令，以后再补。战争时期也是这样做的。”徐勤先说：“现在不是战争时期，口头命令我不能执行！”李来柱说：“那你就给你的政委打电话，传达命令。”徐勤先给政委打了电话，然后说：“我传达了，我不参与，这事和我无关。”他后来同朋友谈起这件事时说，他作了杀头的准备。他说：“宁肯杀头也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徐勤先被军事法庭判5年徒刑、开除党籍。5月19日下午，中共8名上将王平、叶飞、张爱萍、萧克、杨得志、陈再道、宋时轮、李聚奎，联名写信给邓小平和中央军委。信中只有一句话：“请求军队不要进城，不要在北京实行戒严”…… 国防部长秦基伟也反对戒严。当时杨尚昆不愿承担罪名，三次找到秦基伟，要求他来执行命令。秦基伟始终明确表态：“我是国防部长，只管对外，不管对内。”六四大屠杀后，秦基伟未能再担任国防部长，但他于第二年就上书中央，要求纠正对六四事件的定性。

在专制体制下，许多人死亡的幕后真相往往被掩盖。1999年5月7日深夜，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到北约导弹袭击，馆舍严重毁坏，邵云环、许杏虎、朱颖3人死亡，20多人员受伤。中共迅速组织大学生上街举行抗议游行，单纯的愤青们哪里知道政治的复杂，关于该事件真相的传言有多种版本（包括中共在使馆地下室藏匿被击落的美军机核心部件），中外官方至今均未公开真相。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震级里氏8级的特大地震。天灾背后是人祸，汶川地震10万亡灵的悲剧延续了唐山地震24万人死亡的悲剧，两个灾难事先都有一批专家发出了准确预报，但到了国家地震总局都被压了下去。而揭开这些被掩埋真相的独立纪录片《掩埋》（2009年）也在大陆被禁。

崇尚暴力者往往引发暴力反抗。大饥荒时期，1960年5月28日，四川省开县满月公社发生了万全堂暴动。道首刘志善带领300多名道徒抢走公社民兵枪支18条，子弹1200多发，洗劫百货商店、供销社，占领国有林场，打死、打伤党员干部4人，绑架干部16人，捣毁大量救灾物资。2009年5月10日，湖北巴东县野三关镇“雄风”宾馆服务员邓玉娇，出于自卫，反抗性侵，用水果刀刺死镇政府招商办主任，刺伤其陪同人员。引发社会关注。

对暴力反抗更多的形式是逃亡。大饥荒时期，1962年5月25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发生大规模群体抗争，边民们拖儿带女，成群结队，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连曾被中共笼络的少数民族领袖也随民众大逃亡，上至新疆军区副司令马尔戈夫将军、新疆军区副总参谋长祖农•泰也夫，厅长、州长、地区专员，下至县长、公安局局长、医生、教师、宗教人士等等。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苏联和土耳其成立了“东土耳其斯坦民族解放阵线”。几天之内，伊犁、塔城地区十室九空。中共文件称逃亡人数有15万到20万，民间说法是70万。文革中，被迫害的中国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一家偷渡香港，流亡美国，1987年5月20日病逝异乡。

没有对常识的认同，就无法实现对生命的尊重。为了修正毛泽东的路线，平反冤假错案，推动改革，中共改革派于1978年5月10日，在《理论动态》第60期推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第二天开始，《光明日报》等大报转载，由此引发中共党内外的大讨论，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标志。但是，随着1989年的六四枪声，官民彻底分裂，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延伸，中共在政治上一再倒退，尽管它每隔10年都要在5月举办纪念真理标准讨论的活动。

生命的尊严和权利需要法律的保障。但是在中国，权大于法的局面至今未改变。1992年5月12日，为限制民众抗议的权利，中共操控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2012年5月16日，中国政法大学迎来60周年校庆。该校60年来为中共培养了大批司法高官，但也诞生了一批令中共视为眼中钉的维权律师、法律学者。因而，这所学校还有一个怪象：“一半同学在抓另一半同学。”作为中国自由派学者，八九学运前后担任校长的江平教授出席校庆活动时，再度公开呼吁大学应维护人格独立、学术自由，呼吁大学应去除行政化。

人的生命之所以宝贵，是由于来自上帝的创造，神圣不可侵犯。“因为上帝造人，是按祂自己的形象造的。”（《圣经》创世纪9：6）人的价值在于坚守真理之道，荣神益人。人是上帝委托治理世界的管家，每个人都有上帝安排的职分。侵犯人权，就是挑战上帝的权柄，破坏上帝的计划，必遭上帝的惩罚。因此，只有从信仰的高度，才能认识、尊重和保护人权及人的生命。


作者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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