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1，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
开宗明义，首先，什么是社会运动？什么是政治运动？
社会运动是底层民众根据自己的直接社会生活需要，自发的凝聚在一起共同捍卫自己的权益和利益的社会活动，这种活动的特点是来自基层，提出具体的合理要求，希望社会尤其是政府能够给予解决。一个社会越不公正，社会运动就越广泛多样，但无论规模多大，参与人数几多，具体诉求多少，由于它总是聚焦于具体的权益和利益，也就只是反映了部分人的需要，只影响到社会的微观层面，哪怕这些人提出很好的政治诉求，由于其参与人群的特殊性，也还是很难成为真正的政治运动，换句话说，社会运动总是有很大局现性的。
政治运动则不在于其发起者来自哪个社会阶层，也不在于有无具体诉求，而在于指向整个社会的改造，指向制度变革，指向宏观领域的宏大叙事。政治运动的发起者心系天下，志在担当起兴亡大任，有着自己的社会理想、社会蓝图、社会抱负，他们作为这个时代的先驱或者某种社会理想的代表，无论好坏，都深刻的反映了社会的内在矛盾，并且能依据自己的社会理想提出自己的宗旨、纲领、政策、策略、方法、措施。也正因此，在中国，政治运动易于流于粗疏，得不到社会的响应，成为极少数人的自说自话，虽然专制高压始终是最主要的原因。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是互相关联的，社会运动为政治运动提供基础和活力，使政治运动不断产生和发展，并且有着无穷的动力，政治运动对社会运动起引导作用，组织作用，从宏观上对其进行统筹，使社会运动走向正确的方向，并且形成强大的合力。
2，中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处于被隔离状态
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相互关联，彼此促进，但是，在强大的全面专政下，几十年来，一度走在前面的政治运动，一直被当局把它和社会运动割裂开来。
曾几何时，民运界一直在大声疾呼，极力阐明一个简单的道理：没有民主，人权不可能有保障，人权没有保障，每一个人都会在特定的时候被权力任意宰割，希望工人、农民、市民、学生、知识分子甚至干部也就是官员都站出来，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益和利益，例如，民主墙时代，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大专院校的师生，89民运中，学生们纷纷去动员工人。
应该说，自从所谓改革开放开始，民众对权利的需要已经明显反应出来，因为从邓小平的儿子搞大康华开始，官员滥权谋私就必然是个加速度过程，相应的，民众的权利被剥夺必然会日益严重，日益残酷，然而，无论民运人士怎么大声疾呼，社会大众都没有什么反应，在20世纪内，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相结合的努力几乎一直归于无效。
这方面，在89民运中表现得最明显，就武汉来说，我亲眼看到各大学师生专门到大型工厂企业去堵截交通，动员工人参加运动，而当局则让各厂党委书记带头守在门口，用进场上班就立即给十元人民币的小钱来收买工人。当时，绝大部分工人都为拿这十元钱而拼命挤进厂大门，最终结果，是他们大多数几年后就被“买断”工龄，或者直接下岗失业，当局再也不管他们死活。然而，这种情况也不能光指责民众。因为中共几十年来的残酷打压和全面的精神控制，使民众中大部分人曾经长期沉睡，就是清醒者，即使心里明白，大抵也完全失去了政治上的自我表达能力。加上当时市场经济还不成熟，人们无法准确的定位自己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关系，也就对民运人士的呼吁一直毫无反应。
不管怎么说，在整个二十世纪内，中国的民主运动几乎都因为无法和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相结合，而成为缺乏社会基础因而疲软乏力的空头政治。
3，新千年以来，社会运动开始爆发性成长
以上局面的结果，是一方面民主运动始终毫无起色，民运人士备受打压，另一方面，民众则成为待宰的羔羊，其权利和利益不断被权贵鲸吞蚕食。
人类社会生活的特点就是不断以渐变促成本质变化的循环往复过程，政治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社会变化，日常社会生活的渐进变化到了一个临界点，就必然使政治变化不可避免的发生。
具体地说，无论当局怎么打压，当它与民争利无所不为的时候，无须民主人士的直接启迪，权益严重受损的民众还是会大批的自发站出来。多年前，官方的统计数据就表明每年的所谓“群体性事件”在爆炸性增长，并且早已超过了十万起。所谓“群体性事件”，也就是民众被逼无奈只好上街以各种平和的有时甚至是激进的方式表达诉求，这正是典型的社会运动。众所周知，由于这个信息过于敏感，当局早就已经不敢再把每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统计数据公开。然而，民众不是傻瓜，眼见得民众的自发示威从时有耳闻变得司空惯见，谁都明白这个政权是在怎样与民为仇！
由于当局实行完全不顾民意、不顾其他一切价值的“稳定压倒一切”、也就是为了维持权力完全不择手段的进行高压统治，与此同时把经济高速增长视为救命法宝，推行“发展是硬道理”的抢劫性掠夺性政策，将大量的民众房屋强拆、农田强占，从而以“土地财政”来支撑庞大的维稳经费的同时为官商勾结提供利益基础，并且放纵下属任意作恶，将法律和制度破坏殆尽，以及不惜以全面的严重污染来换取当局和官员的眼前利益，以对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肆意破坏来“保发展”，致使整个中国不余一片净土，社会大众人人利益受损，大量民众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样，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官逼民反、不得不反”的局面也就在不同层次上出现了。
在这种情况下，亿万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冤民访民每天每日在全国各地，尤其是首都北京和各大城市的政府机关聚集抗议，就成了当局头上挥之不去的阴影，而且，由于这些冤民访民往往都是从殷实富裕的小康之家被强夺利益后又被逼得走投无路，这样，对他们的非法打压越严重，他们的反弹就越强烈，终于使“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孟子名言成为当今社会的写照！
各地政府的黑社会化程度，则是各该地区矛盾激化的根源，那些民愤极大地方，官民对立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民间社会的情态已经是堆满干柴，甚至如同汽油桶火药桶，一个意外的小火星就可能点燃熊熊烈火，例如贵州瓮安事件，按官方事后的说辞，事情完全是因为误会引起，可是，一个误会就能令群情激奋捣毁公安局火烧县政府，恰恰就说明民众已经忍无可忍。最新的例子如广西防城港，缉私官员将一个被怀疑是带了点私货的摩托车撵翻又不顾其死活，早已为官方公然大量走私激怒的市民重于火山爆发，在上万名市民和近千名官方强力人员的对峙中，民众竟一举捣毁九輌警车。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各地当局已经完全撕下了伪善的面孔，普遍直接出动大批流氓黑社会人员甚至警察毫无节制的强拆民房以卖地牟利，这样，由此引起的官民冲突也就成了家常便饭。今日中国，几乎是没有哪一天不传来民众因捍卫自己的房屋土地而被打伤打残甚至碾成肉酱的消息，由此激起民众的反抗导致大量警车被打砸的事件也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农村，当整村土地被强占、整村房屋被强拆时，全体村民因为利益的高度一致而同仇敌忾，他们团结一致的捍卫家园也就成了今日中国社会运动的一道靓丽风景。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当局竭泽而渔搜刮民财的反人民性质也就昭然若揭，再也没有任何伪装可以见效——居然可以把全国人的房屋拆掉倒卖土地赚钱，古今中外，何曾有这样贪婪残暴的政权？
另一个从长远说更严重的问题是当局完全不顾环境保护，为了谋取一时的暴利，肆无忌惮地大建危害严重的化工企业，以致今日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已经遭受了严重的污染，地表水地下水都有一半以上污染严重。现在，全世界的有关学者都知道中国未来最大的威胁是无干净水可用，形势已经是危殆至极。然而，毫无良知的贪官们却还在以加速度的方式摧毁最后的净土和水资源。于是，觉醒的民众终于大规模地走上街头，大连、厦门、什邡，启东，还有近日的昆明、成都都是如此。
尤其是2013年来，在中共第五代接掌大权的背景下，由于新领导人迟迟拿不出任何缓和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的方针政策，中国民间的社会运动已经呈现井喷状态。就在最近几天，全国就发生多起警民冲突。例如，贵州三穗县因征地问题发生警民冲突，5月3日，上百名村民围攻公安，捣毁5辆警车，当局出动特警抓捕打伤多名村民 。三穗县的官方公告称，政府为了一项“照顾贫困农户和园区工作人员住房困难”的民生工程，需要征用土地约91亩。这片土地涉及到两个村的96户人家。当地民众说，当初征地的时候，“官方承诺维持村民经济来源，但村民近来发现，当地是要兴建商品房，这才引爆冲突。”再如前述，广西防城因为缉私警察把一各骑摩托走私的小贩撞死不救，引发民众对官府人员大量走私牟利无人能管对照而激起公愤，导致几万民众一举砸毁到场的全部九輌警车的特大事件。五月四号，昆明市民更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和平示威，几万男女老幼一起走上街头，为保护春城不受污染坚决反对在附近修建化工厂。更为典型的是，5月3号，北京作为首都发生安徽美丽少女袁利亚被脱掉一半三角裤从高层建筑坠落而亡，居然被警方说成自杀并且匆忙火化，与此同时整个北京的全部传媒在当局的密令下集体失语视而不见，导致万人上街愤怒抗议的时候，当局又出动悬挂着炸弹的直升飞机在人们头顶盘旋加以威胁，这难道不是预示着中国要走向叙利亚吗？。
4，社会运动政治化，倒逼滞后的政治运动
以上列举只是挂一漏万，显然，这每年以十万计的“群体性事件”表明，中国的社会运动已经是高度发达，按照常理，它们早就催生了大量的政治运动，因为任何自发的社会运动都是社会存在弊病和严重问题的反应，大量出现这种运动则表明政治治理甚至政治制度存在不能不解决的严重问题。
与此同时，在一个正常的商业文明社会里，大量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会千方百计寻找社会问题并且主动提出来，以便占据政治上的制高点引领社会前进，所以根本无需问题成堆积重难返导致社会矛盾大爆发。但是，在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制造了大量社会问题，又压制民间政治活动家开展运动。这样，一方面是政治运动难有起色，另一方面是“民不堪命”的结果使自发反抗的规模越来越大，又因为其自身政治上的局限性而难以形成合力，从而只好反过来呼唤政治运动的引导。
如前所述，中国并非没有政治运动，自从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由民间推动的政治运动就从未间断。如1978——1981的民主墙运动，83、86、98的学潮，1993年的《和平宪章》运动，1998年的组党运动，2008年的《08宪章》运动都是代表。但是，所有这些运动最后都被当局残酷镇压下去了，就是在开展的过程中，一般也被当局把它们和社会更不要说社会运动隔绝开来。虽然89民运是例外，运动发展到那种规模，各地已经开始出现独立工会，但是，由于很快遭到了全面镇压，89民运也还是没有能和工人的直接诉求相联系并且以此为纽带把工人团结起来。这样，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运动还是没有能找到和社会运动进行强有力的结合的突破口。
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必须用政治方法才能得到全面解决，在政府当局不仅不解决问题，而且是问题制造者，而政治运动又在专制高压下无从和社会运动结合的情况下，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
由于当局的经济掠夺疯狂至极，民众被逼反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也越来越需要政治引导。与此同时，由于当局的政治压迫一如既往，民运队伍一直没有大的扩展，并且被当局采用一切手段将之和社会运动隔绝开来，这样，民主人士虽然极其渴望和社会运动相结合，却苦于一时无法找到合适的对接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政治运动引导的社会运动也就只好自谋出路——长期从事维权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人士由此开始走向政治。
维权运动作为社会运动的政治化，有多种表现形式。
第一，维权活动开始具有政治色彩。访民群体的大量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使他们越来越明白自己个人的遭际绝非偶然，不仅作为现象普遍存在，而且是因为制度弊病所致，理由充分的合法诉求却招致残酷打压使他们对当局绝望，但也使他们渐渐脱离了政治恐惧。这样，一方面是为了引起当局的注意以促成自己问题的解决，一方面也感悟到只有从政治上着手才可能解决，他们不再仅仅是为了维权而维权，也不再把诉求局限于个人和群体的利益，而是开始在维权中提出一些和自己诉求相应的政治口号。或者是用政治方法来维权，例如撒传单，喊口号，举行集会示威，前往党政机关和党政要员家去开展各种活动。
比如，这个网贴就是很好的例子：“2013/5/6 23:42:11请访民朋友关住。今天晚上永定门里边住的在京访民遭到北京右安门六个警察和十多个保安。强行不叫访民住。最后我们访民歌团在唱歌也遭到警察抓唱歌的小妹也抓走。我们1百多访民在抗议公安。两个访民被打。今天我们访民团结起来抗议成功。小妹放了请大家放心！我们一定要战胜腐败贪官。明天继续晚六点半到八点半。”
第二，环保人士、志愿者、维权人士开始转变为政治异议人士。像哈尔滨的赵景州、陈慧娟夫妻，山西太原的李茂林夫妻，天津的许来乃先生，上海的陈建芳、马亚莲、金月花等女士，在认识到目前制度下个人很简单的合理诉求也根本无法解决以后，干脆都转变成了出色民主志士，他们有的奔走于全国各地开展维权活动，有的站在要求财产公示第一线，有的直接在北京街头要求法治宪政。
这里再举一例，因为个人标的上千万的离婚案被贪官枉法，不仅不解决问题而且多次非法抓捕关押劳教，河南刘红霞终于从体制内的记者变成了访民中的笔杆子，开始以纯政治运作方式维权，也就是直接开展政治活动来对当局施加压力，她一再发出“全国集体访讨贼檄文”，其中之（4）《接受人民监督可让中共多活十年》有云：有人在笔者面前说过，“共产党什么都要就是不要脸”；有人在笔者面前说过，“我把害我的官员全家皮扒了、肉剁碎喂蛆，我都不解恨”；有人在笔者面前说，“中共前30年以革命为名抢地主、后30年以改革为名抢穷人，最终整个中国的钱都跑到中共手里”……
当然这只代表了部分民意，笔者不相信8000余万人全是坏人全部不可惩救！但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自己的思维意识，都在用心来揣测着所有的一切，用事实来验证理论的对与否！任凭官媒如何粉饰太平，百姓心中自有一个天平！就象法院法官身上的天平标志，百姓知道你的天平是否失衡，不以你的判决书为准！
每个月末礼拜五的全国集体访，是中共体制内信访窗口拒绝民众监督的必然产物。民众对谁执政无所谓，因为民众的要求仅仅是“我要有饭吃”，而当局拒绝民众监督的做法已经把民众“我要吃饭”的权利剥夺了！
尊敬的习近平总书记怀着伟大的“反腐败”决心，决定要让中共官员“照照镜子、整整衣冠、洗洗身子、治治疾病”！但笔者要质问“镜子”何在？“洗身子”能“治什么病”？中共到底得了什么病？光洗澡能治好吗？无疑“镜子”就是民众的监督！而中共的疾病就是“腐败”问题！可官员愿意照吗？照的结果是什么？
笔者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他们不愿意照，照的结果就是入狱偿还民众血债，照的结果就是他们失去一切！所以这些贪官会拼命反抗拒绝民众监督！
当然贪官拼命拒绝民众监督的结果就形成了“全国集体访”！当然国家信访局来访接待司可以继续拒绝民众监督，可以继续无视民众疾苦，可以继续扣帽子说什么“串联”，可以继续将首要分子、积极分子抓起来以泄贪官之愤！可民愤呢？全国集体访是针对现在既存的“中国黑暗信访现状”、既存的全国访民都存在的没有维权渠道问题提出的全国性的诉求！不存在“串联”问题！它不以国信局领导的喜恶而消失，就象水到渠成是社会必然存在的规律！抓了前面人必有后来者！
显然，当大量有知识的人被逼成访民后再反复蒙冤受屈，他们的维权活动转化为政治活动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第三，再进一步，维权人士开始突破个人诉求，直接配合政治运动开展活动 。例如陈光诚去国之前的探望陈光诚，探望赵紫阳胡耀邦亲属，参加林昭墓的拜祭活动，声援刘晓波、艾未未和其他政治异议人士，以及可能的情况下进行各种政治性示威。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事例，是八君子在推进作为政治运动的财产公示活动被捕，大量异议人士被控制，因而形势十分险恶的时候，北京上海武汉的访民迎难而上，前赴后继的走上街头，继续打起横幅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并且释放被捕的八君子。由此开始，社会运动也就直接和政治运动联系起来了。
当然，当局很清楚，维权人士和政治异议人士是两码事。粗糙的说，政治异议人士是有宏观要求和胸怀胆识的人，并且具有带动整个社会站起来的巨大潜力，而在还没有把民众带动起来之前，因为人数很少，镇压他们又易如反掌，所以，当局的办法迄今为止一直是要“消灭在萌芽状态”，因此，他们对政治异议人士的活动几乎是“露头就打”。而维权人士毕竟是因为个人权利受损又无法获得救济才一步步被迫走向政治运作，目前他们人数众多胆量越来越大，打压他们理由欠缺的同时还会激起更加强烈的反抗；另一方面，仅仅是维权人士自身的话，在政治上是很难走远，很难有大作为的，因此，当局对维权人士的政治运作虽然也伺机打击，但总体上说还是以宽容和安抚为主。
5，中国大陆也终将由政治运动引导社会运动
须知，当局非常清楚，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就能形成改造社会的强大力量，从今日中国说，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推进民主进程的强大合力。正因此，不择手段的隔绝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就成为当局当前的主要“工作”之一。
这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一方面对异议人士说，你们是为了国家进步，人品高尚，道德上无可挑剔，他们只是为了个人利益，只要能把自己的钱财弄到手，什么都不在乎，你们和他们搞到一起去，只会使你们信誉扫地，一方面对维权人士说，你们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们是敌我矛盾，跟他们搞到一起去，你们的目的达不到还不说，弄不好秋后算账判你个十年八年！诸如此类的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不一而足。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当前政治异议人士自身基本安全始终难保，稍微有点影响的人物都被大批国宝控制着，不仅和同道走到一起极为困难，就是言论也被动辄治罪，一旦要和社会运动相结合，毫无疑问会遭到极其残酷的打击。这就使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的难度仍然极大。
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于国际民主形势的发展，中国社会正在崛起一些崭新的势力，这些新生势力和从前的民主力量不同，从一开始他们就占据了很多制高点，比如，他们不仅有高学历，而且有高职位，与此同时又和社会有着很多很重要的联系。这就是新千年来崛起的一批研究所、NGO和律师团队，这样，他们既有很高的政治境界，又和社会保持着血肉联系。因此，他们不仅在社会活动上很大胆，在政治方面很谨慎，而且开始寻找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结合点。例如，“公盟”许志永发起的“教育平权运动”，就从一个侧面做到了这一点，迄今为止即收到了发起社会运动的功效，又体现了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使当局狗咬刺猬无处下口。当然，从政治角度说这一活动意义极为有限，但仍然不失为一个良好的起点。
与此同时，以政治运动统领社会运动的努力近期也遭到了一次挫折，那就是要求官员公示财产的活动刚一开展，就招致了当局的严酷打压。这里的原因在于，要求教育平权是争取自己的权利，对当局无关痛痒，至少不涉及核心利益，也就勉强可以容忍，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则是向现体制的脓包捅去，岂能不令其暴跳如雷？这就好比手无寸铁的人落在杀人如麻的匪徒手上，采取暂时妥协的策略不仅可以自保而且留下了今后抓捕匪徒的机会，如果你这时高调宣布会将其捉拿归案处以极刑，其结果很难不是被他一枪打死。
于政治运作而言，这里就涉及到高压态势下选择出击点的问题，除非是刁钻到它打压你得不偿失，否则很难收事半功倍之效——说白了，眼下我们只能避实击虚，四两拨千斤。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从这种局面下的策略上说，则是你只能选择自己的生长点，那他可以容忍，如果你选择怎么一招毙命，那他就会先致你于死地——即使不一定要你的命，也肯定要你做不成。“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作为世界上最后的几个专制国家之一，已经掉进“拉美陷阱”的今日中国最终还是要被世界拖着走。
中国的民主人权事业要发扬光大，中国的政治运动还是得和社会运动有机结合，把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的力量引导向实现宪政的方向上来，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承担起历史的使命。与此同时，今日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开始为中国的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结合提供机会，就像许志永成功地推进“教育平权”一样，机会只青睐有准备的人，可以断言，寻找合理的切入点，以政治运动引导社会运动，已经是中国当今民主人权事业发扬光大的机遇所在。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社会运动已经反过来呼唤政治运动的引领和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