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你们知道，我从事非虚构写作而获得本年度的“自由写作奖”，但此时此刻，我有着强烈的被“虚构”感和超现实感。
我们这代人精神成长史是极为诡异的。我们的启蒙老师是宣传、教育与残酷真相巨大落差的图景；对传统的敬畏、学习，则来自于对传统的糟践和蔑视；早期的西方知识，是从禁书库盗来的火种，更多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党化灌输。
当今领导人号召走“复兴之路”，做“中国梦”，脱口而出“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风景这边独好”；接下来的是，“两个不能否定”、“三个自信”、“七不准”，言之凿凿，理直气壮。
我笑了。这一套，我们太熟悉了，浸透骨髓地熟悉。
除了极少数先知先觉和了解最高层宫闱秘事并有鉴别、批判能力的人，我们这代人大多都是毛粉。无毛，不成文不革命；无毛，无文采无气势。万里江山一毛收，无毛无底气。于是，我们可以接着背诵，“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谁不会背“老三篇”、《毛主席语录》、毛泽东诗词，谁就是人民公敌，谁就是白痴，谁就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上”，“永世不得翻身”。有志有为青年，莫不有“青年毛泽东”舍我其谁的历史。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小毛”。每个人都可能是一个“小毛”。
所以，当“小毛”在中国政坛浮现出来，从重庆走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内心只是暗自一笑。毛是中国史、世界史上罕见的暴君。以大历史观察，毛是中共的一个负资产，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负资产。七十年代末开始的清理和平反毛时代浩如烟海的冤假错案；八十年代初，围绕着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中共党内高层4000人大讨论，几乎是有识之士的共识。背着毛这个负资产包袱前行，气势汹汹，实乃大逆流一余波耳。
毛，是中国人的渊薮。毛虚构的国度——社会主义而共产主义，以数千万人饿殍、十年文革荼毒黯然收场。但是，我们高估了这个民族的反省能力和心灵创伤的自修补能力，低估了毛死灰复燃的能力和滋生毛的社会土壤，以为我们已经从一个虚构的国度里走了出来。而这个虚构国度的边界灵异一般地跟随在时代的脚下，成为我们行走时左脚与右脚的分界线。
我曾经说过，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非毛化”的过程，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十年文革的彻底否定，历史旧账的不断清算，在根基上动摇了毛主义，计划经济以及在之上建立起来的集权体系、个人神话土崩瓦解。中国近代以来170多年，唯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十几年的时间，改革措施、民族心态堪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俄罗斯斯托雷平改革相比拟。六四镇压及九十年代启动的权贵资本主义终结了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没有推进，反而倒退，恶果有三：第一，做大了垄断利益集团；第二，建成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维稳体制、警察国家；第三，毛主义沉渣泛起，毛僵尸走出了“纪念堂”。
有人说，仿佛又要回到那个虚构的国度里去。我则说，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说“回到”是不确切的；应该说，中国社会须臾没有摆脱过“2+2”不等于“4”的逻辑，“真理部”还顽固地矗立在长安街上监控着13亿中国人的思想、言论，雷锋的“共产主义思想”至今占据着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虚假的历史还在毒害着孩子们的心灵。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至九十年代，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乃至今天，中国大陆的报告文学，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展开的。有过煌煌历史，举国文人趋鹜之，一时盛况空前。刘宾雁、徐迟、苏晓康、钱钢、麦天枢……一大批报告文学作家，一旦出手，洛阳纸贵。置身现场，深感震撼。
然而，作为整个新时期报告文学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仔细阅读文本，按照专业主义的标准和现代传播理论，我较早便意识到这一盛况根基的不牢固，乃至虚妄。“报告文学”，“报告”还是“文学”的主辅讨论，报告文学是否可以适当虚构的“真实性”问题讨论，便是明证。
主辅论也好，可以适当虚构论也好，撇除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报告文学只是非虚构文体的一个类型，它必须满足非虚构文体写作全部的内在规定性。而且，需要指出的是，它是由历史写作和新闻报道两种文体在中国社会受到管制，政治生活压抑、扭曲，《宪法》关于公民权利条款不能兑现，人们对真相的渴望而演化出来的一种变体。说白了，它是一个虚构的国度和善于虚构的国度下的一个过渡性文体。
在这个意义上，“报道文学”的称谓似为妥帖。“文学”在这里是狭义的，工具性的。
接下来的局面便可避免了。进入二十一世纪，报告文学作为一个文体整体地堕入主旋律，无论是创作，还是理论，以分一杯羹的心态，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篡改历史，使得这一最具社会批判性的文体，成为新权贵集团的帮闲、附庸和满足私欲的工具，完全悖离了知识分子公共写作的姿态。其标志性的事件是2009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奖”评选，以及2012年作家出版社在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主持、策划下出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百名作家手抄本。
这就是我写《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和《答友人——我们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容忍什么、憧憬什么》，与“报告文学”时代以及残存的小利益圈子告别的原因。
非虚构文体的基本特征是，可证伪，可追究，其社会功能是揭示真相，提供认识和认识的基础，因此写作姿态只能是低姿态的，谨慎、谦卑，平衡、客观；内在的价值、立场，在整体的假、大、空政治氛围下，更应是批判现实主义的。
基于新闻专业主义原则的非虚构写作的专业主义伦理便呼之欲出。
这意味着，非虚构文体写作的专业主义伦理建构了新的维度，不管你是谁，不论你在怎样的处境，它回到了文本本身，把文本客观化了，衡量的标准是针对任何人的。任何人在标准面前不能免责，既防止滥竽充数，也防止趁火打劫。无论是基于主旋律的官方“政治正确”，还是基于揭露社会真相、进行社会批判的民间“政治正确”。
对于前者，泾渭分明，写作、思想，每日每时、汪洋大海一般地生产文字垃圾，好鉴别。对于后者，要麻烦一些。原则上说，我反对任何意义上的造假，无论他是左派还是右派，不管它是赞美还是批判。特别是批判，我有特别的警惕。我们讨论基于新闻和历史的专业主义伦理的非虚构写作时，与动机无关。不能因为他持社会批判立场，而网开一面、降低标准。如果这么做，无异于支持官方的主旋律立场，从另外一个方面证实虚假历史的合法性。
前面说到，我们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中，有毛主义、党文化的基因。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反省意识，我们会发现，不管我们经过了多少努力，我们的历史知识和方法论经常是靠不住的，无论动机良善与否，其实都在一个“集体无意识”的陷阱里：与虚假历史同构，与权贵集团不谋而合。
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急功近利，这简直就是一个宿命。你只要注意观察我们周边朋友的言行举止，得出这个结论并不困难。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我就常用“同构”一词。是说我们一样参与了历史，身心正深陷一种不自觉：用专制反专制，用虚假反虚假。虚妄的目标，虚假的历史，像是一个“黑洞”，让一个伟大民族的心灵跌入虚无。我们生活在一个价值被解构的虚无感当中，“自我”被自己解构了却不自知，在虚无感上叠加了更大的虚无感。在我看，这才是真正致命的。
怎么才能摆脱当下困境，在宏观局面不能即刻改变时独善其身，有所建树？如果认同渐进、非暴力社会变革，作为个人来说，在我看，只有走“专业主义”一途。十多年来，我还在很多公开场合强调：专业主义是专制主义的天敌。除了另外一个天敌——“时间”之外，专制主义没有对手。对付集权专制，有一个说法，“讲出你想说的话。”我要说的是，还不够，还要在后面加一句：“做好你手上的事。”
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命题。我想，这个命题有着深刻的政治哲学的含义。
众所周知，虚构国度的社会后果之一，更进一步讲，其真正的政治目标是，建立没有“社会”的“主义”，消灭社会分工，否定专业伦理，在各行各业全面、顽强地渗透党文化、党标准，文化、文学、艺术、新闻、教育、法律、医疗、商业等等涉及人类生命、灵魂、公正、私有产权的领域莫不如是。把“好作家”、“好法官”、“好记者”、“好医生”、“好教授”、“好商人”的评价标准抓在党棍手里，道德沦丧、社会溃败就是必然的了。
中国近代以来的变化，李鸿章说是三千年未有之巨变。这只是说了变动的状态、烈度。共产革命侵入后，中国之变化，如曹汝霖所说，是“人伦之变”。这才说到了中国社会百余年变迁之根本。
社会形态的退化、扭曲，与此有关。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社会阶层被消灭了，其他苟活的社会阶层则成了被抽空了的附属物，社会身份、职业尊严荡然无存。仔细观察，社会结构、生活、心理因此产生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首先是社会身份的不确定性，然后是由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整体的不安全感。
所以，从微观看，恢复、确定社会身份，捍卫职业尊严，尊崇专业标准和伦理，追寻确定的社会价值、生活目标，似应是中国社会重构之要旨，也应是我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信念所在。
谢谢各位。
2013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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