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一、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
1978年，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内外反应强烈。毛著办副主任吴冷西指责该文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企图解决因“实践标准”一文引发的矛盾。但与会者超出预设界限，大胆提出毛泽东的功过、民主自由的兑现等敏感问题，与当时的西单民主墙的尖锐言论遥相呼应，声势颇大，难以遏止。邓小平吓得立即关闭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抛出“四项基本原则”予以封口。
1980年，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交付四千高干讨论。与会者对毛泽东进行了多方面评价。夏衍评毛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宋敏之评毛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有人说：“毛泽东好大喜功，帝王思想极为严重。到了晚年，他所追求的，实质上是超过神与皇帝的绝对权威，并且要这种权威在他生前死后都不受侵犯。”方毅则直言：“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四千高干是党内高层骨干，他们发出的贬毛、斥毛之声重量非凡，不容小觑。但邓小平不为所动，坚持他的固有观念，认为“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选》第2卷第291页），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就以此定了调，对四千高干的主流意见予以屏蔽。
不过，邓小平色厉而内荏，理论工作务虚会和四千高干讨论会释放的非毛化和要求民主自由的信息给邓小平以强烈刺激，他感到再照老一套施政原则搞下去会招致更多、更大、更难对付的问题，必须以新的策略予以引导，于是，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致开幕词时，他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表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共政权的施政圭臬。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
中共标榜它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权力分布于自下而上的中共各级组织，经过逐级递增，最后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力则集中在总书记手中。这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领袖专政，是实足的专制制度。这样的权力结构形成的“社会主义”实质是专制主义，与猖獗一时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就是说，共产党与纳粹党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都是借‘社会主义’之名，行专制统治之实。
三、什么是“中国特色”？
按邓小平的诠释，“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什么叫“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呢？不妨举一些事例予以印证。
（1）没有任何选举程序，没有任何委托证书，中共靠自我膨胀、自我任命就成了中国人民的领导党，国人必须老老实实服从中共指挥，表示对此不满即以“反党”论处，予以惩罚。这种强加于人的“中共领导”就是“中国特色”。
（2）军队受党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军委指挥全军部署，指挥枪的党是枪所支持的党，这种格局就是“中国特色”。
（3）政治权力高度垄断，实行极权制。这种制度必然培植领袖崇拜，吹捧领袖具有神的魔力，如林彪鼓吹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民间则推广“早请示，晚汇报”，把毛当作神顶礼膜拜。这种风气，至今不息：习近平给陕西省太白县鹦鸽镇中心小学学生包俊丽回信，表示对地震后重建的成就感到欣慰。在该小学，此信成了圣旨，在校内修建了“习近平副主席的复信”雕塑，回信内容刻在土黄色雕塑上，回信上方立起一尊习近平头像，整个雕塑如同神龛供人瞻仰。在英语中，“偶像崇拜”与“邪教”是同一词组，这说明，中共的“偶像崇拜”其实是一种邪教信仰，类似一贯道活动。这就是“中国特色”。
（4）权力高度腐化。阿克顿公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成为千古不易的定律，中共当然逃不脱这一定律的笼罩。邓小平首先开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次子邓质方、乘龙快婿吴建常、贺平，连同邓的爱女邓榕、邓琳，都去捞钱。知情者透露，邓氏家族以权敛财，光邓质方就积累了150亿元财富。江泽民则鼓动“闷声发大财”。香港中国银行总裁刘金宝因贪污被捕、面临重刑时，交待江泽民于中共十六大前，通过财长金人庆将国库的20亿美元秘密存入海外银行，成为江泽民私产。李鹏家族的腐化更加黑暗。动用国家投资成立华能国际公司，由李鹏之子李小鹏任董事长。通过该公司，李鹏家族向境外大量转移国家资产，仅2007年就转移200亿美元资产，藏匿于新西兰和百慕大群岛。权力高度腐化，这就是“中国特色”。
（5）中共掌权者对祖国领土毫无民族良心，任意出卖。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锋临我国华北，毛泽东在8月22—25日的洛川会议上作出的总部署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他说：“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请看，民族大敌当前，毛泽东想的是趁火打劫，谋取一党之私，没有一丝一毫民族自觉、自醒之心。
出卖祖国领土的最多、最恶毒的是江泽民。1999年12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国总统叶利钦签署《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条约的关键内容是：承认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此条款意味着，江泽民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主权永久地、无可挽回地拱手送给俄罗斯。
（6）无视自然规律，妄想加狂想。毛泽东大权在握，肆意鼓吹“大跃进”，“放卫星”，各地纷纷制造粮食亩产万斤、10万斤的假消息。他还反复鼓吹“大炼钢铁”，大力推广“小土群”，让农民抛弃自身主业，去搞土法炼钢、炼铁，炼的全是废物，劳民伤财。他甚至幻想从1958年起用15年时间搞7亿吨钢、3•5万亿斤粮，为他做世界霸主奠定经济基础。权力在握，恣意而为，这就是“中国特色”。
（7）意识形态领域严密封锁，制造全黑的舆论环境。凡是被中共权力机构目为“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媒体一律封闭，只留下中共自己的喉舌，散布党的愚民信息。还明令在高校不准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这个“七不讲”等于不准接触最普通、最平凡的现代社会常识，培养愚民。这就是“中国特色”。
（8）利用血统论，散布对习近平的政改幻觉。说习仲勋是民主派，其子习近平一定热心于民主改革，这是在重申“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旧思维。中共不可能抛却专制体制，也就不可能走向民主，这个党已经用自己的历史给出了这个定论。胡锦涛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会上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构成基本政治制度，这两项制度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改革的。只能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一些政治方靣、文化方靣、社会方靣的具体制度作小修小补的改革。胡锦涛作为党魁正式宣布拒绝整体性政治改革，这就是“中国特色”。
（9）中国存在一块又一块阳光从未照射的地方，那里的政治暴力以骇人听闻的程度施诸异议者。人权律师高智晟以《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为题，披露了50多天内遭到的异常残酷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读了这篇记录就会知道，中共用其施暴恶政把他们在自己的党纲党章、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重要决议、党的最高领袖历次讲话中宣示的所有冠冕堂皇的内容都一风吹，吹到垃圾堆中。中共的施暴恶政才是这个党的本质表现。这就是“中国特色”。
（10）宗教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慰藉和寄托，中国有5大宗教支柱：儒释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尚有众多大小教派，数不胜教。征诸历史可以知道，教派多起于乱世，出现信仰危机，兴教、信教以填补这一社会缺欠。1993年创立的“全能神教”就是如此，该教迅即扩散，善男信女甚众。信徒不惜抛家离走，到处传布教义，扩大队伍。这些信徒并无恶念，只怕世界末日降临，信教以修心保身。当局对该教不作具体分析，自然也就无从区别对待，1995年以“邪教”之名予以打击，逮捕信徒，责令悔罪。抹煞宗教信仰自由，这就是“中国特色”。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以这个标准来举例，还可举出更多。不过，有以上10个事例足以说明，“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不顺畅处，不公正处，背逆民意处，违背客观规律处，太多太多了。概而言之，只要中共当道，这一切弊端会不断出现，只有增强而没有减弱的可能。
2013年5月25日
一、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
1978年，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党内外反应强烈。毛著办副主任吴冷西指责该文是“砍旗、丢刀子、非毛化”。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企图解决因“实践标准”一文引发的矛盾。但与会者超出预设界限，大胆提出毛泽东的功过、民主自由的兑现等敏感问题，与当时的西单民主墙的尖锐言论遥相呼应，声势颇大，难以遏止。邓小平吓得立即关闭了理论工作务虚会，抛出“四项基本原则”予以封口。
1980年，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交付四千高干讨论。与会者对毛泽东进行了多方面评价。夏衍评毛是“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棉里藏针”。宋敏之评毛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有人说：“毛泽东好大喜功，帝王思想极为严重。到了晚年，他所追求的，实质上是超过神与皇帝的绝对权威，并且要这种权威在他生前死后都不受侵犯。”方毅则直言：“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四千高干是党内高层骨干，他们发出的贬毛、斥毛之声重量非凡，不容小觑。但邓小平不为所动，坚持他的固有观念，认为“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邓选》第2卷第291页），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就以此定了调，对四千高干的主流意见予以屏蔽。
不过，邓小平色厉而内荏，理论工作务虚会和四千高干讨论会释放的非毛化和要求民主自由的信息给邓小平以强烈刺激，他感到再照老一套施政原则搞下去会招致更多、更大、更难对付的问题，必须以新的策略予以引导，于是，1982年在中共十二大致开幕词时，他首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表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使之具有“中国特色”。从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成为中共政权的施政圭臬。
二、什么是“社会主义”？
中共标榜它所建立的是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主义”，权力分布于自下而上的中共各级组织，经过逐级递增，最后集中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权力则集中在总书记手中。这就是中共的一党专政、领袖专政，是实足的专制制度。这样的权力结构形成的“社会主义”实质是专制主义，与猖獗一时的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属于同一类型。就是说，共产党与纳粹党自我标榜的“社会主义”都是借‘社会主义’之名，行专制统治之实。
三、什么是“中国特色”？
按邓小平的诠释，“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什么叫“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呢？不妨举一些事例予以印证。
（1）没有任何选举程序，没有任何委托证书，中共靠自我膨胀、自我任命就成了中国人民的领导党，国人必须老老实实服从中共指挥，表示对此不满即以“反党”论处，予以惩罚。这种强加于人的“中共领导”就是“中国特色”。
（2）军队受党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军委指挥全军部署，指挥枪的党是枪所支持的党，这种格局就是“中国特色”。
（3）政治权力高度垄断，实行极权制。这种制度必然培植领袖崇拜，吹捧领袖具有神的魔力，如林彪鼓吹毛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民间则推广“早请示，晚汇报”，把毛当作神顶礼膜拜。这种风气，至今不息：习近平给陕西省太白县鹦鸽镇中心小学学生包俊丽回信，表示对地震后重建的成就感到欣慰。在该小学，此信成了圣旨，在校内修建了“习近平副主席的复信”雕塑，回信内容刻在土黄色雕塑上，回信上方立起一尊习近平头像，整个雕塑如同神龛供人瞻仰。在英语中，“偶像崇拜”与“邪教”是同一词组，这说明，中共的“偶像崇拜”其实是一种邪教信仰，类似一贯道活动。这就是“中国特色”。
（4）权力高度腐化。阿克顿公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化，绝对权力绝对腐化”，成为千古不易的定律，中共当然逃不脱这一定律的笼罩。邓小平首先开闸，“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次子邓质方、乘龙快婿吴建常、贺平，连同邓的爱女邓榕、邓琳，都去捞钱。知情者透露，邓氏家族以权敛财，光邓质方就积累了150亿元财富。江泽民则鼓动“闷声发大财”。香港中国银行总裁刘金宝因贪污被捕、面临重刑时，交待江泽民于中共十六大前，通过财长金人庆将国库的20亿美元秘密存入海外银行，成为江泽民私产。李鹏家族的腐化更加黑暗。动用国家投资成立华能国际公司，由李鹏之子李小鹏任董事长。通过该公司，李鹏家族向境外大量转移国家资产，仅2007年就转移200亿美元资产，藏匿于新西兰和百慕大群岛。权力高度腐化，这就是“中国特色”。
（5）中共掌权者对祖国领土毫无民族良心，任意出卖。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锋临我国华北，毛泽东在8月22—25日的洛川会议上作出的总部署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他说：“一定要趁着国民党与日本人拼命撕杀的天赐良机，一定要趁着日本占领中国的大好时机，全力壮大、发展自己，一定要抗日胜利后，打败精疲力尽的国民党，拿下整个中国。”请看，民族大敌当前，毛泽东想的是趁火打劫，谋取一党之私，没有一丝一毫民族自觉、自醒之心。
出卖祖国领土的最多、最恶毒的是江泽民。1999年12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与俄国总统叶利钦签署《中俄全面勘分边界条约》。条约的关键内容是：承认清政府与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此条款意味着，江泽民将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主权永久地、无可挽回地拱手送给俄罗斯。
（6）无视自然规律，妄想加狂想。毛泽东大权在握，肆意鼓吹“大跃进”，“放卫星”，各地纷纷制造粮食亩产万斤、10万斤的假消息。他还反复鼓吹“大炼钢铁”，大力推广“小土群”，让农民抛弃自身主业，去搞土法炼钢、炼铁，炼的全是废物，劳民伤财。他甚至幻想从1958年起用15年时间搞7亿吨钢、3•5万亿斤粮，为他做世界霸主奠定经济基础。权力在握，恣意而为，这就是“中国特色”。
（7）意识形态领域严密封锁，制造全黑的舆论环境。凡是被中共权力机构目为“反党，反国家，反民族立场”的媒体一律封闭，只留下中共自己的喉舌，散布党的愚民信息。还明令在高校不准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这个“七不讲”等于不准接触最普通、最平凡的现代社会常识，培养愚民。这就是“中国特色”。
（8）利用血统论，散布对习近平的政改幻觉。说习仲勋是民主派，其子习近平一定热心于民主改革，这是在重申“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旧思维。中共不可能抛却专制体制，也就不可能走向民主，这个党已经用自己的历史给出了这个定论。胡锦涛在庆祝中共成立90周年会上明确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多党合作、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构成基本政治制度，这两项制度是不能动摇的，不能改革的。只能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一些政治方靣、文化方靣、社会方靣的具体制度作小修小补的改革。胡锦涛作为党魁正式宣布拒绝整体性政治改革，这就是“中国特色”。
（9）中国存在一块又一块阳光从未照射的地方，那里的政治暴力以骇人听闻的程度施诸异议者。人权律师高智晟以《黑夜、黑头套、黑帮绑架》为题，披露了50多天内遭到的异常残酷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读了这篇记录就会知道，中共用其施暴恶政把他们在自己的党纲党章、党代会的政治报告、中央委员会的重要决议、党的最高领袖历次讲话中宣示的所有冠冕堂皇的内容都一风吹，吹到垃圾堆中。中共的施暴恶政才是这个党的本质表现。这就是“中国特色”。
（10）宗教信仰是人类的精神慰藉和寄托，中国有5大宗教支柱：儒释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尚有众多大小教派，数不胜教。征诸历史可以知道，教派多起于乱世，出现信仰危机，兴教、信教以填补这一社会缺欠。1993年创立的“全能神教”就是如此，该教迅即扩散，善男信女甚众。信徒不惜抛家离走，到处传布教义，扩大队伍。这些信徒并无恶念，只怕世界末日降临，信教以修心保身。当局对该教不作具体分析，自然也就无从区别对待，1995年以“邪教”之名予以打击，逮捕信徒，责令悔罪。抹煞宗教信仰自由，这就是“中国特色”。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以这个标准来举例，还可举出更多。不过，有以上10个事例足以说明，“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不顺畅处，不公正处，背逆民意处，违背客观规律处，太多太多了。概而言之，只要中共当道，这一切弊端会不断出现，只有增强而没有减弱的可能。
2013年5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