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一切从平反和道歉开始——六四二十四周年纪念

纪念六四的义利之辩

又到了六四。在台湾，有人认为纪念六四分明是在横挑恶邻的痛处，挑战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统治正当性，不利两岸和平发展，而应当低调处理或刻意淡化；又有人认为那纯属中国内政，台湾应该与中国保持安全距离，避免卷入中国黑洞。前者从利害计算的角度，认为台湾在两岸关系发展过程当中应当趋吉避凶，不要惹得「中国不高兴」，但谁是「中国」？「中国」是谁？「谁」不高兴？；后者则有其价值判断，认为台湾应站稳一边一国的立场，才能要求中国不干涉台湾内政，但人权是普世价值，也是每个世界公民的道德义务，中国共产党不会因台湾的片面任何作为与声称而放弃干涉台湾、任由台湾分立，不干涉内政的主张却会使台湾在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的时候，失去基于普世价值而要求联合国和所有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邦交的大国介入人道干预和冲突调停的立场。这种短视和愚蠢的闭锁心态，远远不如台湾民主国当年宣布自立的智慧，无异自取灭亡。

区别中共与中国人民，以人权连结两岸民间

中国共产党不高兴的事，中国人民也不高兴吗？中国共产党的权贵官僚代表中国吗？没错，他们现在握有无上的权力和资源，压榨着无数的人民，但从两岸和平的长远发展来看，在中国大陆创造同情与支持台湾的广大民意，对台湾的安全保障，其利益必然远大于面对一个朝野上下都对台湾充满敌意的强悍邻国。有谁敢保证中国共产党千年万载不变，胡耀邦、赵紫阳的历史平反不会到来，六四和红色恐怖的血债永远不必偿还，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有当家作主的一天？直到那一天来临，中国的历史会在人民的心版上记载着，谁曾经为虎作伥，作为中国残暴统治者的帮凶来压迫中国人民。有谁会相信，这样的台湾会赢得温情和敬意，台湾人民自决的任何结果，都会得到中国人民衷心真诚的祝福？故而从利害的角度，台湾应该投资中国的文化改造，参与中国文明崛起的进程，和平演变中国成为与台湾价值相同、利害与共的远亲近邻，他们才会了解台湾和尊重台湾。

纪念六四，为中国民主的理想与奋斗精神保存薪火，给予六四受伤的一代人灵魂以安慰和疗治；关怀中国人权，救援无辜，通过个案对中国法制一一提出检讨要求改进，就是具体而微地在和中国人民博感情，其实也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作为竞争的对手，争取中国大陆人民的民心向背。所以我们要感谢和鼓励民进党，每年记得六四，把六四当作台湾本土的事，当作领导台湾的负责任的政党的事，想到要为两岸人民搭建友谊和感情，使台湾在中国文明现代化和东亚永久和平的进程中不缺席，为台湾保留最后实施真正自决的空间。这一切的作为将会证明，以普世人权价值为基础的真情链接两岸民间，将比高唱虚无缥缈的中华民族主义的政党合作更为有效。由近期杨建利领导的中国公民力量在台湾主办的第八届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发表之共同宣言、台湾守护民主平台发表之〈自由人宣言──以《人权宪章》重构台湾与中国之关系〉，以及民进党内〈台海人权决议文〉的倡议都在在显示，中国人权关怀和两岸人权对话，至少已是全球自由华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压迫的各民族解放运动和台湾公民社会对台湾和民进党的深切期待。

台湾可作为中国人权信息转运站

但纪念六四、关怀中国人权，民进党、台湾政府，乃至台湾的中国研究学者，其实都没有中国的人民自己来得清楚，所以台湾首先要架构好信息转运站的功能，在这一方面，民进党要发挥它的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协助非政府组织如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华人民主书院成为中国人权信息的交换平台，如何在中国政策上有所规划和运用，则应多多听取中国大陆海内外或体制内外专家学者的意见，换言之，民进党和台湾的政府都应当不时地与中国知识菁英和政治领袖展开对话和进行咨询，从中汇聚观点，找出最好的做法。我人认为，对话的对象更不应回避共产党党政人士，只要在适当的场合与地点，不要让他们为难，在理解到来自台湾的牵制和压力乃有助于督促中国的进步和改革，他们也必然乐意提供有意义的信息或政策建议，而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工作者长期关注相关议题，价值立场与台湾相近，借重他们的经验和智慧，也有利于台湾中国政策的创新以及台湾在各国民间的公共外交工作。

台湾要争取中国民心

而台湾争取中国民心的最为具体有效的做法，我认为有二：一是在两岸之间展开各种可能形式的人权对话，提醒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视其境内的重大人权问题，对于人权纪录恶劣的中共党政官员公开谴责与列入限制入境名单，并于必要时将该一名单转交国际人权机构和各民主国家备查；第二则是善待在台湾的中国大陆人民和留学生。如果不是对于台湾怀有一定好感，带有一份憧憬，他们当中的绝大部份人是不会来台湾的。除了基于国家安全的比例性限制措施外，他们应当享有与所有境外人士在台居留期间相同的待遇，不应受到差别对待。民进党亦有引领社会风气与视听的责任，不要容任党内出现歧视中国大陆人民的语言暴力，也不容许有人把这些对台湾友善的人当成两岸关系或台湾统独论争紧张时的代罪羔羊。台湾还有大陆民运人士居留身份悬而未决的数个个案，甚至有政府拖延执行最高行政法院判决的情形。我们也听闻过中国大陆政治犯误遭遣返的情事。民进党应督促国民党政府尽快通过政治庇护法或难民法，善尽台湾在国际人权法上作为一民主国家应有的责任。

民进党由反对到执政、台湾由威权转型民主的过程，始终是关心中国民主化的人士所感到兴趣的议题。我相信，台湾在李登辉领导下由国民党主导的变革转型模式，是最符合中国共产党利益而又保证中国民主和平过渡的最好选择。民进党可以领导台湾就有关的问题和中国进行对话，这无须以人权基础条约的签订为其前提，因为对话只是交换看法、脑力激荡而已，但却有可能打开两岸关系的局面，让中国大陆民间更清楚认识民进党和台湾。我们同意自由人方能签订契约的说法，因此，只有平反六四，中国共产党承认历史错误并且对中国人民道歉，我们才相信两岸具有建立价值共识的基础，政治协商的可能性方才存在，而这也才可能打开中共与中国大陆社会的和解契机，使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转型找到支点。

回到六四

一九八九年赵紫阳曾经派人向台湾中研院蒋硕杰院士等经济学家请教经济改革对策，坚定了他走向市场自由经济的决心。如果今天的习近平想要真心了解台湾的法政学者和中国民运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迈向民主转型与宪政梦第一歨的看法，我的建议是：不假外求，只要平反六四，重新评估赵紫阳在十三大上提出的以实现民主和法治为宗旨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就好了，而这正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申明的其所参与发起《零八宪章》的初衷。


（本文为在民主进步党于二零一三年六月四日上午假该党中央党部大会议室举办之《关怀中国人权系列》第一场座谈会《六四24周年谈中国人权》上之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