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近来，中国政府媒体涌现出一股反宪暗流：5月21日《红旗文稿》刊登杨晓青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5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5月30日《党建》发表《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基本政治概念》；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5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名为《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6月1日《求是》刊发夏春涛的《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这股反宪政逆流的目的就是通过否定宪政来扼杀国人的宪政理想。
反宪政者否定宪政的一个技巧，是将“宪政”等同于“资产阶级宪政”，从而，认为宪政是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权益和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创造物，“宪政姓资”，宪政的内容就是现代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实施的政治制度。譬如，一些人将“宪政”等同于“西方宪政”，再将“西方宪政”等同于“资产阶级宪政”，认为“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另有些人则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角度，得出“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如此等等。
这种拙劣的逻辑归谬，不是他们的创造。实际上，他们是利用一些宪政论者自己所主张的“宪政近代起源论”的观念，来攻击另一些宪政论者的“宪政普世价值观”。因为，“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如果倡导“宪政近代起源论”，那么，必然认为宪政产生于西方近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西方的专利，这就表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不同国家之间，宪政就不是“普世价值观”；而另一方面，如果倡导“宪政普世价值观”，那么，必然认为宪政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也不是西方的专利，宪政并非产生于西方近代，更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即是说，“宪政近代起源论”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宪政论者内部的“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的分歧，正好给反宪政者留下了口实，而他们对反宪政者的反驳，也因此而掉入了“反宪政”的话语圈套，被反宪政者牵着鼻子走。
反宪政者将宪政的内涵归纳为：第一，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如此反对不外乎三个理由：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反宪政的人们表面上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三面红旗，实际上他们只需要打出蒙昧主义这面旗帜就够了。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规定以来，蒙昧主义主旋律一直用三种试剂鉴定一切事物：是马非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他们立下的标准是，非马列的东西不能要、西方的东西不能移植、姓资的东东是毒物。按照这个标准，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公布“鉴定结果”，标明哪些东西是“非马列主义的”、哪些东西“不是中国的”或哪些东东是“资本主义的”，然后要求专政机关用专政手段将这些东西或东东都灭掉。
这样的“主旋律”实在蒙昧得可笑！因为稍微有点常识、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三种试剂互相排斥，不能用到一块。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肯定都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按照“是中是西”的鉴定结果，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剿灭之列。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肯定都不符合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按照“是马非马、姓社姓资”的鉴定结果，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也都在剿灭之列。三者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互相剿灭，其实最后剩下的，就是他们觉得哪个符合自己的利益，就算哪个了。其实，这是毫无标准可言的。
中国主旋律言行违反基本逻辑之处实在太大太多，难怪网民惊叹：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即便我们遵从“中国逻辑”，根据“是马非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的检验结果做取舍，把非马的、姓资的、西方的东西或东东都灭掉，我们除了引爆核武器将地球毁灭，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或者我们连核武器也不能引爆，因为那可是西方率先发明的玩意。到了二十一世纪，主旋律蒙昧到这种程度，还要国人也跟着蒙昧到这种程度，呜呼，哀哉！这种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给中国带来奇灾异难！几十年过去了，主旋律没有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觉醒，仍然顽固坚持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而且还诱使一些“专家学者”、“国学大师”和留洋博士一起弘扬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
要走出“反宪政”的话语圈套和宪政论者的理论被动，就要从思想上弥补“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的分歧，这就必需倡导和相信：宪政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因为，人类的共同宪政梦想，意味着，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宪政（包括思想理念、制度设计和实践活动），早在西方古代就产生了，古希腊人早已开始了对法治与宪政的思考和对宪法政治文明的追求。所以，宪政并非“资产阶级的首创”，也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经过各时代各国家人们的共同努力，政治不断走向良善，已经形成了各种宪政模式，中国人民也可以创造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宪政模式。如此可见，通过人类的共同宪政梦想，就能够弥补“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的分歧，更有力地批驳反宪政者的谬论。
人类宪政梦想，就是要规驯权力这匹野马，控制其野性，利用其能力。因此，驭权，意味着宪法政治是对强权政治的否定；也意味着宪政要规驯权力，驾驭权力，使之为人类所用；还意味着宪政要抑制权力行使者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这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宪政的共识。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性对兽性的超越，规则理性对强力本能的替代，“法治政治”对“权治政治”的扬弃。深信人性本恶的西方人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的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超越于一切人的法律。赫拉克利特号召人们为城邦的法律而斗争。柏拉图说，没有法律人们自己将无法区别于野蛮人。亚里士多德说，法律须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是理智的体现。实际上，在西方，“权治政治”和“法治政治”才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两种政治治理形式，认为人类需要法治政治，就是为了消除强力政治或权治政治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因此，法治政治的对立面是权治政治，而不是人治。或者说，人治政治与权治政治，实际上就是以权力和权力的拥有者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其表现形式是“人治政治”，但其实质则是“权治政治”。 因为，“‘人治国家’中的‘人’并不是指民众意义上的‘人’，而是拥有国家权力的人。人治国家实际上是在没有法律约束下的‘权治国家’。” 约翰.麦克里兰也提出，“自非常古代开始，希腊人就有个法律观念，与权力的‘倨傲’相对。” 从而，形成了西方法律与权力、法治政治与权治政治的对立格局。从而，形成了西方的法律与权力、法治政治与权治政治之间的对立格局，也形成了西方“法治政治”扬弃“权治政治”的政治法律文化史。
与反宪政者截然不同之处，到了近代，人们注重通过“限权宪政”来驾驭权力，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就是现在所讲的“限权宪政”理念和制度设计。如认为宪政的实质：一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限权的一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通过宪法和法治的方式践履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宪政；履行宪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宪政；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权力，否定宪政，排斥宪政，就是妄图建立一个不受制约有无上权力的政府；宪政的基本手段是分权和制衡。分权和制衡，则是指政府的权力不能垄断和集中在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手中，要分配给能够互相制约和平衡的若干机构和个人。分权的重要形式是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构分开设置，互相制约。总之，近代“限权宪政”，要求通过分权制约的宪法制度来驾驭权力。正如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曾言：“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奢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约束住掌权者不做坏事。”
有智者说“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将“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确实充满智慧、充满历史感。中国官方宣传部门将“中国梦”定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排除了其他的可能解释。但是，宪政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可以这样界定：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复兴”，绝对离不开宪政；没有宪政的中华民族“复兴”，意味着中国无法走进现代人类的文明，也很容易在极权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且，中国曾经在“民族复兴”的旗号下，向着法西斯的目标走了一段路程。
1928年国民党一统江湖之后，迎来“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但是在一党专政之下，经济建设与贪污腐败结伴而行。当时恰逢民主国家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创，苏联和纳粹德国等实行党国专制的国家反而“蒸蒸日上”，实行军国主义统治的日本也“蒸蒸日上”。国民党内的少壮派深受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鼓舞，群起模仿。1932年国民党黄埔系从事政训工作的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人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当然社长”的“中华复兴社”，鼓吹为了民族复兴而用铁血手段振兴经济、清除腐败、“扫荡党内一切反动分子”。与此同时，他们也于1934年在全社会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提高国民知识道德”。按照蒋介石当时的话说，“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亦不需要讲求怎么高深奥妙的道理，就是要从实际生活起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几件很平常粗浅的事情”。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权所推行的“民族复兴”，使国民党党国出现短暂的法西斯化，其结果我们都知道。
政治上腐败堕落盛行、生态底盘破裂，社会道德水平滑落。这三者交相为患，国将不国。官场腐败的根源是政治专制，只反腐败而不反专制，这样的反腐败是缘木求鱼，甚至会越反越腐。唯有宪政民主，才是治理腐败的良药。当今中国，如《零八宪章》指出的“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宪法所应限制的公权却日趋膨胀。贪官污吏借维稳之名，大行暴政之实。下层民众的基本人权以及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被“维稳”所“压倒”，剩下的只是绝望。在“维稳”过程中，党政部门不断地滋生问题和扩大问题，同时以“法制”的名义将弱势民众和为基本人权辩护的维权律师一起“压倒”。实际上，中国不是要不要承认宪政，是否可以否定宪政，而是中国已经到了不作出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就会彻底糜烂，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近来，中国政府媒体涌现出一股反宪暗流：5月21日《红旗文稿》刊登杨晓青的《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5月22日《解放军报》发表《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5月30日《党建》发表《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基本政治概念》；5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西方那套理论不反映中华民族根本利益》；5月3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名为《坚定“三个自信”：坚定不移走中国道路》；6月1日《求是》刊发夏春涛的《思想西化，党和国家就会走上邪路》。这股反宪政逆流的目的就是通过否定宪政来扼杀国人的宪政理想。
反宪政者否定宪政的一个技巧，是将“宪政”等同于“资产阶级宪政”，从而，认为宪政是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权益和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创造物，“宪政姓资”，宪政的内容就是现代西方国家如英国、美国等实施的政治制度。譬如，一些人将“宪政”等同于“西方宪政”，再将“西方宪政”等同于“资产阶级宪政”，认为“作为西方现代政治基本的制度架构，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另有些人则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角度，得出“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如此等等。
这种拙劣的逻辑归谬，不是他们的创造。实际上，他们是利用一些宪政论者自己所主张的“宪政近代起源论”的观念，来攻击另一些宪政论者的“宪政普世价值观”。因为，“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之间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如果倡导“宪政近代起源论”，那么，必然认为宪政产生于西方近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是西方的专利，这就表明，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不同国家之间，宪政就不是“普世价值观”；而另一方面，如果倡导“宪政普世价值观”，那么，必然认为宪政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也不是西方的专利，宪政并非产生于西方近代，更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即是说，“宪政近代起源论”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宪政论者内部的“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的分歧，正好给反宪政者留下了口实，而他们对反宪政者的反驳，也因此而掉入了“反宪政”的话语圈套，被反宪政者牵着鼻子走。
反宪政者将宪政的内涵归纳为：第一，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第二，司法独立，违宪审查和宪法法院。第三，多党轮流执政。第四，议会财政。第五，有限责任政府，即小政府大社会。第六，自由市场经济。第七，普世价值，包括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第八，军队国家化。第九，新闻自由。如此反对不外乎三个理由：不符合马列主义、不符合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反宪政的人们表面上打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三面红旗，实际上他们只需要打出蒙昧主义这面旗帜就够了。自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步入“改革开放”的规定以来，蒙昧主义主旋律一直用三种试剂鉴定一切事物：是马非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他们立下的标准是，非马列的东西不能要、西方的东西不能移植、姓资的东东是毒物。按照这个标准，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不断公布“鉴定结果”，标明哪些东西是“非马列主义的”、哪些东西“不是中国的”或哪些东东是“资本主义的”，然后要求专政机关用专政手段将这些东西或东东都灭掉。
这样的“主旋律”实在蒙昧得可笑！因为稍微有点常识、稍微懂点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三种试剂互相排斥，不能用到一块。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肯定都是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按照“是中是西”的鉴定结果，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剿灭之列。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肯定都不符合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按照“是马非马、姓社姓资”的鉴定结果，孔孟之道和拜祭祖宗等“中国特色”也都在剿灭之列。三者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互相剿灭，其实最后剩下的，就是他们觉得哪个符合自己的利益，就算哪个了。其实，这是毫无标准可言的。
中国主旋律言行违反基本逻辑之处实在太大太多，难怪网民惊叹：世界上有两种逻辑，一种是逻辑，一种是“中国逻辑”。即便我们遵从“中国逻辑”，根据“是马非马、姓社姓资、是中是西”的检验结果做取舍，把非马的、姓资的、西方的东西或东东都灭掉，我们除了引爆核武器将地球毁灭，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或者我们连核武器也不能引爆，因为那可是西方率先发明的玩意。到了二十一世纪，主旋律蒙昧到这种程度，还要国人也跟着蒙昧到这种程度，呜呼，哀哉！这种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在文革期间登峰造极，给中国带来奇灾异难！几十年过去了，主旋律没有在对文革的反思中觉醒，仍然顽固坚持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而且还诱使一些“专家学者”、“国学大师”和留洋博士一起弘扬反文明、反人道的现代蒙昧主义。
要走出“反宪政”的话语圈套和宪政论者的理论被动，就要从思想上弥补“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的分歧，这就必需倡导和相信：宪政是人类的共同梦想。因为，人类的共同宪政梦想，意味着，作为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宪政（包括思想理念、制度设计和实践活动），早在西方古代就产生了，古希腊人早已开始了对法治与宪政的思考和对宪法政治文明的追求。所以，宪政并非“资产阶级的首创”，也并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经过各时代各国家人们的共同努力，政治不断走向良善，已经形成了各种宪政模式，中国人民也可以创造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宪政模式。如此可见，通过人类的共同宪政梦想，就能够弥补“宪政近代起源论”与“宪政普世价值观”的分歧，更有力地批驳反宪政者的谬论。
人类宪政梦想，就是要规驯权力这匹野马，控制其野性，利用其能力。因此，驭权，意味着宪法政治是对强权政治的否定；也意味着宪政要规驯权力，驾驭权力，使之为人类所用；还意味着宪政要抑制权力行使者对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这已经成为人类追求宪政的共识。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就是人性对兽性的超越，规则理性对强力本能的替代，“法治政治”对“权治政治”的扬弃。深信人性本恶的西方人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的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等，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超越于一切人的法律。赫拉克利特号召人们为城邦的法律而斗争。柏拉图说，没有法律人们自己将无法区别于野蛮人。亚里士多德说，法律须免除一切情欲的影响，是理智的体现。实际上，在西方，“权治政治”和“法治政治”才是两种相互对立的政治思维方式和两种政治治理形式，认为人类需要法治政治，就是为了消除强力政治或权治政治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因此，法治政治的对立面是权治政治，而不是人治。或者说，人治政治与权治政治，实际上就是以权力和权力的拥有者为本位的政治治理方式，其表现形式是“人治政治”，但其实质则是“权治政治”。 因为，“‘人治国家’中的‘人’并不是指民众意义上的‘人’，而是拥有国家权力的人。人治国家实际上是在没有法律约束下的‘权治国家’。” 约翰.麦克里兰也提出，“自非常古代开始，希腊人就有个法律观念，与权力的‘倨傲’相对。” 从而，形成了西方法律与权力、法治政治与权治政治的对立格局。从而，形成了西方的法律与权力、法治政治与权治政治之间的对立格局，也形成了西方“法治政治”扬弃“权治政治”的政治法律文化史。
与反宪政者截然不同之处，到了近代，人们注重通过“限权宪政”来驾驭权力，努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就是现在所讲的“限权宪政”理念和制度设计。如认为宪政的实质：一是限权，即限制政府及立法机构的专属权力；限权的一个精巧的技术性手段是分权。二是保障，即保障人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特别是洛克主张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通过宪法和法治的方式践履这样的政治制度，就是宪政；履行宪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是宪政；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权力，否定宪政，排斥宪政，就是妄图建立一个不受制约有无上权力的政府；宪政的基本手段是分权和制衡。分权和制衡，则是指政府的权力不能垄断和集中在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手中，要分配给能够互相制约和平衡的若干机构和个人。分权的重要形式是三权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三个机构分开设置，互相制约。总之，近代“限权宪政”，要求通过分权制约的宪法制度来驾驭权力。正如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曾言：“在权力问题上不要奢谈对人的信任，而是要用宪法的锁链约束住掌权者不做坏事。”
有智者说“中国人本应就是自由人。中国梦本应就是宪政梦”，将“中国梦”解读为“宪政梦”，确实充满智慧、充满历史感。中国官方宣传部门将“中国梦”定调为中华民族的“复兴”，排除了其他的可能解释。但是，宪政与中华民族“复兴”的关系可以这样界定：中华民族真正意义上“复兴”，绝对离不开宪政；没有宪政的中华民族“复兴”，意味着中国无法走进现代人类的文明，也很容易在极权主义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且，中国曾经在“民族复兴”的旗号下，向着法西斯的目标走了一段路程。
1928年国民党一统江湖之后，迎来“十年建设”的黄金时期，但是在一党专政之下，经济建设与贪污腐败结伴而行。当时恰逢民主国家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重创，苏联和纳粹德国等实行党国专制的国家反而“蒸蒸日上”，实行军国主义统治的日本也“蒸蒸日上”。国民党内的少壮派深受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鼓舞，群起模仿。1932年国民党黄埔系从事政训工作的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人成立了以蒋介石为“当然社长”的“中华复兴社”，鼓吹为了民族复兴而用铁血手段振兴经济、清除腐败、“扫荡党内一切反动分子”。与此同时，他们也于1934年在全社会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提高国民知识道德”。按照蒋介石当时的话说，“要救国，要复兴民族，亦不需要讲求怎么高深奥妙的道理，就是要从实际生活起做到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几件很平常粗浅的事情”。国民党一党专政政权所推行的“民族复兴”，使国民党党国出现短暂的法西斯化，其结果我们都知道。
政治上腐败堕落盛行、生态底盘破裂，社会道德水平滑落。这三者交相为患，国将不国。官场腐败的根源是政治专制，只反腐败而不反专制，这样的反腐败是缘木求鱼，甚至会越反越腐。唯有宪政民主，才是治理腐败的良药。当今中国，如《零八宪章》指出的“有宪法而无宪政”。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宪法所应限制的公权却日趋膨胀。贪官污吏借维稳之名，大行暴政之实。下层民众的基本人权以及对公平与正义的诉求，被“维稳”所“压倒”，剩下的只是绝望。在“维稳”过程中，党政部门不断地滋生问题和扩大问题，同时以“法制”的名义将弱势民众和为基本人权辩护的维权律师一起“压倒”。实际上，中国不是要不要承认宪政，是否可以否定宪政，而是中国已经到了不作出宪政民主的制度安排，就会彻底糜烂，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