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很荣幸来这里讲演。谢谢贵馆邀请,谢谢大家来听。我离开敦煌,已经四十多年,那里有什么新发现新成果,无暇顾及。这次来,原本是想谈谈阅读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些心得。按要求加上敦煌部分,时空跨度很大,只能从一个小点,结合起来说说,就算是漫谈吧,请大家批评指教。                                       

      一百多年前,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古代文书。根据纸质、墨迹、题记、内容等方面考证,是从东汉到西夏七百多年间的五万多件经卷。主要是手写本,少量是印刻本。除了佛教经卷,还有少量道教、苯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经卷。除了汉文,还有少量吐蕃、回鹘、于阗、龟兹、突厥……文字。除了经文,也夹杂着一些官方公文和契约借据之类私家文书。不仅艺术与宗教,举凡天文地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历史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有用的资料。为整理和研究这批“敦煌遗书”,形成了一门跨学科的学科——敦煌学。

        佛经源出印度。初无笔录,只有“如是我闻”。佛陀圆寂几百年后,弟子们集会讨论,才开始有梵文写本。又几百年后,随教东渐,才开始有汉文译本。 佛经的汉文译者,如后汉安世高、西晋竺法护、东晋鸠摩罗什等人,都是来自西域的高僧;国人如唐代玄奘,也是深明佛理的高僧。他们精通梵汉两文,又怀着敬畏之心,译经慎重其事,当能有“信”、“雅”之功。

        “达”则未必。原文博大精妙,古汉语能动多义,译文不免难懂。如“般若”,有智慧义,但不是一般智慧,无从译,只能音译。又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无上正觉义,但高于无上正觉,无从译,只能音译。译文需要阐释,音译更离不开阐释。魏晋南北朝以来名士名僧之间的许多争辩,有心无心地,也带有争夺阐释权(包括老、庄的阐释权)的成份。佛陀是伟大的哲人。他的基于宇宙意识的空无论,和自渡渡人的无量悲悯,泽被众生。侭管释义纷繁,这一点没有疑问。

        但不识字和粗通文墨的善男信女,很难读懂佛经,只能由寺庙里讲经的和尚说了算。讲经的和尚,对佛经的理解深浅不同,但都力求讲得通俗易懂。用生动的口头语言,把本土和中原的民间传说、闾巷歌谣和志怪传奇之类有趣的故事结合进去,与经义相附会,即兴发挥,连说带唱,以吸引听众,叫作“俗讲”。

        俗讲的形式,有点儿像民间的说书。四川出土的东汉击鼓说书俑,生动传达了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宫廷倡优文化和民间市井文化中融汇的信息。我们可借以想象,当年和尚“俗讲”的情景。说唱者已成尘,只留下一个俑。讲经的和尚没有俑,但留下一些稿本。敦煌遗书中,有一种写本,叫“变文” ,又叫“经变”,也就是“俗讲”的稿本。

        这些稿本,用毛笔写在纸上,谨敬工整。字迹钉头鼠尾,写得好的,算得上是“经体”范本。就文章而言,大多语言粗糙,掺和着儒家意识和鬼神迷信,显然出自平凡陋儒。但是稿本出手,就被视同经典,信众通称“宝卷”,或者“宣卷”,可据以弘法,也可据以“变像”,又叫变相。后者就是敦煌壁画中“经变图”的原来。

        在这些变文和变像之中,看不到作者独立的自我,只能看到佛、儒两家群体性庙堂文化的逐渐趋同。例如,在人民文学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集》八卷中,《伍子胥变文》、《唐太宗入冥》之类原始佛经所无,占很大比重。其他如《报恩经》变文、《目连救母》变文,也渗入了许多汉儒忠孝节烈之类的公共伦理。又如,敦煌壁画中二百五十多舖《净土变》,无不是中国皇宫凤阁龙楼、丝竹歌舞的场景——在所谓的“极乐净土”上,也只有“一个人的自由”。

        这些变文,除历史价值、书法价值外,也有一定的文学史价值。清末民初胡适、刘半农提倡白话文,曾经很推崇它把书面语言变为口头语言的努力。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以之为宋人话本滥殇。宋人话本,不以传教为目的,主要是个人谋生手段,迎合听众趣味,仍然是一种公共写作。说书人可以有自己的行会,有编写“话本”的作坊,也有代代相传的秘笈,可以有定点,也可以走四方。从陆游诗“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以想见一斑。

        就在这一斑中,也透着汉儒传统。蔡邕之罪,叫“奸臣”。忠不忠君,是衡量是非善恶的标准。劳劳众生,咸与一同。这种奴隶的道德,作为集体无意识,充满在田夫农妇、引车卖浆者喜闻乐见的段子之中。后来流行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都不例外。刘“皇叔”才是正统,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梁山泊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于老百姓,“抡起板斧排头砍去”,或者“丫鬟侍从一刀一个”,不在话下。这样的价值观,贯穿在中国千百年来演义家不同的作品之中。

        寺庙并不独立于社会。变文俗讲和原始经典之间的距离,首先是价值观的距离。这个距离,也是佛教世俗化的一个标志。但是专家们看佛经变文,一般都不过问价值取向,只着眼于文本体裁。王国维称之为“通俗诗及通俗小说”,郑振铎称之为“俗文学”。在文革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变文、曲子词都被看成“人民性文艺”或“大众文艺”。都没有涉及到,这种没有自我的群体性写作,在理论上应该怎样定位的问题。

        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还是一个,文学是什么的问题。

        文学是什么?没有公认的说法。语义解构之后,更越弄越玄乎了。但是不论如何,谁也不能否认,文学是精神产品,与物理世界有关,但指向的仍是精神。小者指向一个人刹那间细微的感觉,大者指向文明人类价值结构的终极审美。因为人只有作为个体才得以“存在”,审美者只能是自由个体。世界上海量传世的文学作品中,许多过去的经典,现在仍是经典。它们的共同特征,除了作者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以外,就是语言和体裁的表现力和独创性了。真理是朴素的,我想,单从经验事实出发,把这三性(思想性、表现性,和独创性)统一所构成的审美境界,以及审美境界中必然呈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作为文学价值的核心,应该没有异议。

         “人文”一词中的“人”字,首先是指具体的、现实的、有生命和灵性的个体,而不是抽象的群体,如族类、国家、宗教、党派组织等等。把后者看作是前者的工具,而不是相反;把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尊重,痛苦磨难的同情,罪错悔恨的救赎,看作做人的根本,就是人文精神,一种个体心灵的素质。所谓普世价值,也无非就是,这种素质的指标而已。想象力和语言技巧等等,都只有达到这个指标,才有可能达到审美境界,进入文学的领域。为什么少女能为她失去的爱情歌唱,守财奴却不能为他失去的金钱歌唱?因为后者冷酷无情,素质没有达标。

        有诸内而形诸外,或者说言为心声,是一种存在的开放。说存在的开放就是美,也就是说个体的自由,是文学价值的要素。作为宗教宣传,敦煌经变受制于寺庙;作为谋生手段,宋人话本受制于听众。都是实用工具,而不是自由创作。都是群体性他由,而不是存在的开放。一句话,都缺乏文学的要素。1904年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只讲诗词,不提俗讲、小说。1918年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也只讲诗词,仅涉及小说几句。平心而论,这种备受诟病的史观,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诗词是个体写作,自我的敞开,能以精诚致魂魄,故能感人至深。中国古代诗词,至今万口相传。多有仅凭一首或几首诗流传千古的诗人,不是偶然。古小说则不。鲁迅“钩沉”,多觅自史官所录,序说“惜此旧籍弥亦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可以想见荒冷。俗讲、话本属于后者,内无个人心灵,外无作者姓名。纵有文本出土,也只史家关注。小说戏剧在明、清之盛,得益于宋代以来逐渐与诗的融汇。关汉卿、曹雪芹这些人,本质上都是诗人。他们的宏伟巨著都有诗的结构、诗的境界。永垂不朽,不是偶然。

        那么,无自我,非表现的群体性他由写作,不算文学,算什么呢?

        我以前讲美学,力求把文学艺术和“催眠术”、“娱乐术”区别开来。有纯粹的催眠术,有纯粹的娱乐术。也有二者的结合,寓教于乐。经变俗讲、武侠言情、侦探悬念……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领袖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突出宣传品,都屬于这一类。特别是后者,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种方法,统死了写作,更摧残了文学。老一代作家如曹禺、老舍等人前后作品的对比,也都可以作为,那摧残烈度的见证。

        所幸还有地下文学,延续着诗歌大国的龙脉。因为不能公开,已难为后人置信。前些时我的学生李亚东到四川一家地方法院,查阅了当年地下诗人蔡楚被判罪的刑事档案,证明了地下文学在当时的存在。这是那个时代的光荣,也是八十年代略微解冻以后个体意识觉醒的先声。个体意识的觉醒,给文学带来了生机。从早期不那么成熟的伤痕、反思、改革等政治文学,到后期五彩缤纷的寻根、魔幻、荒诞等文化文学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不完美的甚至玩世不恭的普通个人,取代昔年公众榜样高大全英雄成为作品要角、小写的和单写的“人”字,取代大写的和复数的人字,成为文学主体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优秀作家辈出,好作品如同井喷。那时候,我曾为之欢欣鼓舞,在一篇鸟瞰文章的结尾,引用了四句宋诗:“园花落尽路花开,红红白白各自谋,莫问早行奇绝处,四面八方野香来。”我是按照在党和人民之间,究竟站在哪一边,来区分园花与野花的。这个界线,越往后越模糊。二者之间,似乎还有个中间地带,我那时称之为《看客的文学》,引起争论,被指责为“社会学的大棒”。本想写一篇《食客的文学》作为答复,没来得及。

        事实上扑朔迷离之中,界线始终存在。事实上园花还是园花,只不过是把赵树理贺敬之艾青那一代写手的盲目信仰,代之以实用主义的操作而已。实用主义地与党共舞的写手,知道《延讲》已经过时,旧说已经式微。也知道上穷碧落(黄帝神农伏羲女娲),下及黄泉(祖宗三代穷乡僻壤),把探索的触须,伸向四面八方。同时更知道,在党权强大巩固的前提下,该糊涂的时候糊涂,与党保持一致。上百作家抄写《延讲》的事情,不是可以论之以理的。        

        以前的党,自称代表人民。现在不了,自称代表“祖国”。其写手都很明白,这是最后底线。但是新写手,不会像老写手那样,一从反右文革的牛棚“归队”,就宣称“又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前者会不动声色地,把党、国家、祖国三者和政权混为一谈、借助爱国主义,维持一党专政。当然这不是信仰,是计算。但是因此,我们也可以,从认不认同那个底线,帮不帮那个忙,在当代五彩缤纷扑朔迷离的新潮写作之中,找到园花和野花之间的微妙区别。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