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靠教育和家法解决腐败问题是走老路
1986年5月14日，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在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上放了一个响炮：“我们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是恢复和继续走全能政府即‘人治’的老路，靠一位伟大领袖发号施令，靠学习领导人讲话或思想政治工作和道德教育去解决以权谋私、腐败堕落的问题，用加强纪律去解决思想、理论、文化界的是非问题，如果还是这样，小平同志就是活一百岁也解决不了我们的体制转变。另一条就是法治……”我没有考证网上疯传的这段话是不是习父的原话，但凭习父当年在广东的改革胆识，相信只有他能说出这样的话。习父的真话明显地表达了他对中共奉行靠“人治”、靠学习教育、靠党内“家法”解决腐败问题的反感、鄙视和厌恶。
在习父“放炮”26年后，习近平被指袭皇位。具有宪政梦想的公民认为他登基后绝对不会像华国锋那样“按既定方针办”，也绝对不会搞“两个凡是”，相信他一定会“按爹的方针办”，在法治建设上进行真正的政治体制改革。然而，习皇帝却把老爹的话当成耳旁风，不但没有照办的意思，还搞出“两个凡是”的翻版“两个不能否定”，他的宣传大臣还把《南方周末》的“宪政梦”强奸了。臣民仍然理解他，认为吾皇是有难处：也许因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也许担心稳定，需要时机；也许考虑利弊取舍，举棋不定；也许守旧派干扰，不得不“打左灯向右拐”……让臣民们想不到的是，习皇帝嘴上说“不走老路”，可他又捡起了老一套，用教育和纪律解决腐败问题。他要用一年时间在全党集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
习皇帝不可能不相信爹的话是对的，因为爹说的是人类常识，体现了民主世界的政治学原理和普世原则，更应该成为共和国公民与政治家共同信守的基本信念和戒律！西方思想家中第一个将中国划入“专制政体”的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公共权力，就其本义而言，是一种社会公众的委托，只能用来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正是因为这种少数人代表多数人的委托代理关系，使得公共权力产生之初便与权利失衡、权力腐败、权力异化等联系在一起。一旦公共权力被切割和挪用、公共权力的产生脱离民主基础，权力腐败就会滋生。如果公共权力成为官员看家护院的狗，那么官员就可利用这只狗反咬他的“委托人”，什么荒唐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只有“委托人”想不到的事，没有官员干不出来的事。没有宪政限制公权力脱缰，“人民利益”是一句空话。
虽然习皇帝在抓教育的同时也强调“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但没有宪政保障的宪法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保护不了，何谈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宪法早已经死亡；虽然习皇帝也新出台了一系列党内法规，但那是家法，家法会把宪法变成“第二十二条军规”；虽然习皇帝派出了中纪委巡查组，但那是钦差大臣的做法，是青天大老爷的遗绪，它执行的是非公正的、非透明的、非合法程序的法外之法。虽然用非法来对付非法也能反出一些腐败分子，但是绝不可能彻底；而最大的腐败分子，不但不能反，还会因妥协而加以保护！
二、中共历次全党集中学习教育活动的成果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坚持不懈地在党员干部中开展廉政学习教育活动,其中搞过三次全党性的跨年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即“三讲教育”、“党的先进性教育”、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中共说前两次教育都“取得了群众满意的成果”，都“向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那么这些成果和答卷都是什么呢？
每次集中教育活动都成为党员干部大吃大喝的好机会。1999年9月4日，兰考县县委书记宗家邦陪同开封市参加“三讲”的领导到焦裕禄陵园敬献花圈，游山玩水后大吃大喝，宗家邦喝多了到宾馆睡觉。此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来兰考县采制“三讲教育”专题节目《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他几经周折在宾馆找到了宗家邦。当王小兵提出新时期如何继承发扬焦裕禄精神的问题时。宗家邦打着酒嗝，大声喝道：“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焦裕禄精神我一听就烦。”随后大骂记者，并将记者赶出门去。黑龙江省尚志市（县级）是个贫困县，在“三讲”期间，个体承包的市宾馆餐厅被三讲学习组、三讲阶段成果验收团、三讲阶段经验交流会给吃黄了，市政府办公室主任只签字不拿现金，餐厅老板一气之下投诉到《法制日报》,记者在30万元欠条上看到“三讲期间招待费”几个字如获至宝，他去采访了市委书记丁乃金，丁乃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以宣传费和发行费的名义支付《法制日报》30万元并向餐厅老板分期还款。丁乃金躲过一劫，但他在被提拔为鸡西市委书记后因受贿行贿被判处死缓。
每次集中教育活动都带来领导干部行贿受贿的高发期。2002年，福建省共有10个县级官员因涉嫌经济犯罪被捕。令人吃惊的是，这些贪官作案时间大部分在“三讲”期间以及“三讲”刚结束，他们顶风作案，甚至在受贿敛财的同时还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吉林省原省委副秘书长、白山市委书记王纯因，在“三讲”期间大肆卖官，其家庭财产中有近８０万元是“三讲”期间收受的，就在他做完白山市”三讲”动员讲话的当天下午，在家中还收受了一名干部送的５０００元。原安徽省阜阳市颍东区区委书记赵光席在“三讲”期间几次接受美路集团董事长秦某行贿共１．８万元，其中有４０００元是他在宾馆开房写“三讲回头看自查报告”（每个党员都必须写）时收受的。民间有段子曰：“轰轰烈烈搞三讲、认认真真走过场；问题出在前三排，贪官就在主席台。”“大腐败作报告,中腐败在睡觉，小腐败下一跳,老百姓说瞎胡闹。”
每次集中教育活动都取得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教育成果。“三讲”之后，中共进入了最腐败时期，统治利益集团的人世袭国家权力并利用权力寻租，任何资源、项目、工程必须通过关系与统治集团分享利益，权力与财富内封闭循环。公共服务成为公仆们敛财的工具，主人不花钱办不了事。财富集中到贪官手里，丁书苗从刘志军那里得到的374套房产和8亿元就是“三讲”的成果之一。“先进性教育”之后，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保护性拆除、礼节性受贿、适度性腐败、可控性通胀、休假性治疗、临时性强奸、试探性自杀、轻度性追尾、合约性宰客、政策性调控、倒退性改革、和谐性维稳、疯狂性贪污、挽救性枪毙、正确性错误、保护性销毁、政策性提价、钓鱼性执法、确认性选举、临时性员工、普遍性无耻，习惯性装B。还有一个更大的成果，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性高潮，贪官们玩腻了女干部、女明星、女记者、女大学生，开始玩幼女了，他们迷信玩幼女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官运和财运，其中涌现出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永城市委副秘书长李新功、镇平县政协副主席吴天喜、海南小学校长陈某鹏等一大批先进的性典型。这次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刚开始就有了成果，因有纪委偷拍开公车大吃大喝，城里的一批星级饭店面临倒闭，臣民们拍手称快，赞扬我皇反腐败有力度，认为“中国梦”快要实现了。但臣民们不知道公仆们都开着公车到农村去吃小笨鸡去了够，那里的农家都变成了饭店，想吃什么就有什么。吃完了还可以到山上采野菜，到鱼塘去钓鱼，满载而归，饭钱、酒钱、鱼钱、汽油钱、过路钱等一切费用都由纳税人来报销，真是劳民伤财啊！
三、集中学习教育活动本身就是形式主义
解决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存在的形式主义问题，是历次集中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但集中教育活动的本身就是形式主义。“三讲”时，作为中共前党员的我也参加了，我自己写的自查报告成为全单位30多名党员的模板，进行传抄，有人只改了姓名就交给了组织。开展“先进教育”时，我已经退党，有多名党员朋友找我代写自查报告，我把那份“三讲”自查报告只做了小修改就给他们了，他们过关后都请我吃饭了。这次又开展教育活动，“钱荒”的我决定把把那份“三讲”自查报告改题后卖给代写论文网。
每次集中教育活动都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6月22日至25日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委员们带头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至于他们谁批评了谁，自己批评了自己的什么问题，这是国家机密。但我凭前两次集中教育活动的经验，完全可以破解这个机密。他们的“自我批评”一定是变成了自我批评与自我表扬相结合：“这几年因我忙于经济工作和维稳，放松了理论原著的学习，在工作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工作方式不讲究，平时批评人过于严厉，得罪了一些人，有时候碍于情面也收受过一些土特产和小纪念品。”他们的批评一定是变成了批评与表扬相结合：“书记，你太不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你工作太累了，不注意休息,累坏了身体，国家怎么办？谁带领我们实现‘中国梦’？另外在你身上还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平时不注意团结女同志!虽然嫂子长得漂亮，但你也不能不团结祖英哦。”
这次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习皇帝要求通过“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解决“四风”问题，这些措施的本身又是形式主义。一说“照镜子”，他们谁也不敢照，看到自己那张阴阳脸会把自己吓死。作家臧克家在描绘这张脸时说，“他们是一样的，完完全全的一样，像从一个模子里磕出来的……他们的“脸”像六月的天空，变幻不居，有时，温馨晴朗，笑云飘忽；有时阴霾深黑，若狂风暴雨之将至，这全得看对着什么人，在什么样的场合。”在上级领导面前，他们会眉笑颜开；在下级面前，他们的脸会“装B”收紧；在上访群众面前，他们的脸会变成铁板一块，在地震灾区，他们会挤出几滴鲤鱼泪；在遍地尸体的交通事故现场，他们会露出麻木的微笑；在群体事件发生时，他们的脸上露出了杀气。这样的脸谁敢照？有些领导干部偷着照了镜子后，就分不清自己是人还是鬼，被吓出了抑郁症，跳楼了，割腕了，上吊了，真是照一个死一个。二说“正衣冠”，不管他们洋装穿在身，还是“金正日夹克”穿在身，都依然是美国心，他们是美国孩子家长，其二奶都移民了，有人都是美国人的爷爷了，这些美国鬼子要带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三说“洗洗澡”，领导干部们早已经不去洗浴中心洗澡了，怕遇到邓玉娇，现在他们都是拿着会员卡到会所里洗澡，只洗身体中央那个部位，为他们洗澡的人都是大学艺术类的女生，这事打死他们也不会在自查报告里和民主生活会上做自我批评。四说“治治病”，领导有病，却让普通党员跟着吃药，这是要逼死人，是百分之百的形式主义。五说“四风”，这已经是老病了，在1990时是“行业不正之风”，各级政府机构中都有“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简称纠风办)。党的十六大后，“行业不正之风”改名为“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到了十八大之后，又改名为“四风”。20多年来，“风”越刮越大，都已经形成龙卷风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后，解决“四风”问题无疑会变成“一项长期的任务”。
每次集中教育活动在形式上都有创新，例如，组织领导干部听服刑贪官以案说法，组织领导干部的家属到监狱参观听反面典型敲警钟等。贪官的忏悔讲稿由专门的写作班子进行修改，监狱对贪官承诺写好忏悔讲稿给予加分减刑，贪官们也知道党需要他们说什么。所以，他们的忏悔不可能触及灵魂和体制。他们看似诚恳的坦白，但对象并非自己的良心，而是权力组织。面对一个无所不在的虚拟主宰，他们交出是一颗虚伪的心：“我辜负了组织的信任”，“我对不起人民”。这些忏悔书千篇一律，空洞无物，充满了套话，听不见心的跳动，都在重温那些邪教的教条：“我放松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没有挡住金钱和美女的诱惑，把自己混同于某些普通群众,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领导,以为可以和群众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种忏悔严重污染和谋杀了中文，形成了格式化的语言。民间有段子曰，农民工嫖娼被警察抓现行，他在派出所写下一份“贪官体”的检查书：“我放松了理论学习和思想改造，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以没有挡住十元店便宜和55岁老美女的诱惑，把自己混同于某些领导干部,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群众,以为可以和领导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四、开展一次教育就会赢得一次苟延残喘机会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三次集中学习教育活动，党员干部学习了太多的伟大思想、先进理论，取得了太多的教育成果，但腐败早已发展到了“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的地步。无数王宝森证明：国家若想强大，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事就是驯服统治者，使他只能为社会造福而无法为害社会。若想驯服统治者，除了用宪政把他们关进笼子，让公民行使公共权力的主权，什么办法都不灵！对于这样的一般常识和普世价值，我相信我皇并非不懂。但我皇为什么不按爹的既定方针办，却要按薄熙来的既定方针办？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差点把爹害死，薄熙来的群众路线差点把中国带回那个“挑逗群众斗群众”的悲惨时代，难道我皇都忘了吗？
《环球时报》早已回答了以上的问号——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当腐败达到臣民承受不住而要起义的临界点时，中共明知道开展学习教育活动是扯蛋的事，但为了缓和一下民怨保住政权，就只能搞形式主义，打着反腐的旗号收买人心，实质上是搞“适度腐败”。各级领导根据自己家“卖烧酒”的具体情况掌握“度”：适度搞点钱，不要超过“影帝”；适度搞几个女人，不要超过“薄哥”；适度搞几套房产，不要超过“房爷”；适度搞几块名表，不要超过“表叔”。适度就是领导的小鸡鸡刚放进女下属的小窝窝里时，突然想到自己是一名党员，就毅然地抽了出来，创造了党性战胜人性的奇迹。网民用“适度体”来总结这些伟大奇迹，并进行接龙：牛奶适度下毒、皮革适度下肚、校车适度出事、强拆适度赔偿、物价适度上涨、货币适度贬值、新闻适度说谎、真相适度歪曲、民意适度屏蔽、微博适度删贴、国家适度民主、历史适度倒退、文明适度沦丧……“适度腐败”是一切独裁者的执政基础，习皇帝已经指出这次教育活动的意义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百姓》杂志前主编黄良天说：“和谐腐败是达到党内团结的必须，权利平衡的必须，坚持党的领导的必须，有着现实和政治的社会和理论依据。”笔者认为，这个依据就是“反腐亡党，不反腐亡国”。
习皇帝再一次用举国体制搞学习教育活动，这是公开拒绝民主政治，而拒绝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种腐败——政治腐败。有人说习皇帝已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我看他是主动加入的，并担当了特殊利益维持会会长的角色。当今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真的不希望非要腐败到陈胜吴广起义的程度，那将是又一次浩劫！奉劝习皇帝，你就听你爹的一次吧，别再玩“学习教育”这一套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