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伊始就发生了西丰警察赴京拘传记者事件，这一事件使2007年末发生的绥德拘留校长事件黯然失色。1月8日，四川电视台两名记者又在采访时被人打伤，两天后男记者仍然昏迷不醒，女记者则处于半昏半醒状态。长期以来，记者遭到人身威胁和伤害的事件层出不穷，近年来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为什么会这样？

　　从直接的原因来说，威胁记者人身的人无非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是限制事件影响，一是维护单方面证供。

　　一般来说，在两种情况下发生的事件，一些当事人不愿意被记者报道。一种情况是黑暗中发生的事件，一旦被记者报道了，就会暴露到阳光下，这是一些当事人所不愿意的，四川电视台记者被打伤正是这样的原因。另一种情况是事件虽然发生在阳光下，但事件是发生在井底，阳光只局限为井口大小，比如在一个县是公开做的事情，一些当事人不怕全县人知道，却怕被全省、全中国知道，一旦被记者报道了，就违背了他们的意志，西丰警察赴京拘传记者即属于这种原因。这两种情况的共同点都是一些人要限制影响，把了解事件的人的范围控制在黑暗中或控制在自己的地盘，而记者报道则打破了他们的想法，于是便要对记者进行人身威胁。

　　由于记者采访过程也是搜集证据和当事人、旁观者叙述的过程，当所采访的事件上升到法律层面时，记者的采访就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证供，甚至记者本身也成为了非常重要的证人，这样就可能与一些事件当事人的意志不一致起来，特别是在大量的社会性冲突中，冲突的强势一方总是希望单方面掌握证供的特权，以使司法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执行，而记者的采访却打破了他们的这种特权。比如西丰警察赴京拘传记者事件的诱因，是当地政府与一个女商人发生了拆迁冲突，彼此不能达成拆迁补偿协定，当地动用了行政、司法力量对该女商人进行了全面打击，在当地政府单方面掌握证供特权的情况下，对该女商人的所有打击就都是合法、合理的，《法人》杂志记者的报道则对这种合法性、合理性打上了大大的问号，于是西丰县领导受不了了，就一拍脑袋，派队警察到北京去抓记者。

　　记者是个职业，但如果从这个职业的内在特征来说，即一定信息的采集、收集和传播，那么，“记者”也是几乎每个公民都可以做的。正因为这样，当某个公民对眼前所发生的事件进行信息采集、收集时，也会被当做“记者”予以人身威胁。我曾遇见过两次城管执法，虽然他们自己在进行录像、拍照，但当发现围观的人群里有人在拍照时，却马上予以了严厉斥责：“谁让你拍的？”、“你是不是没事想找事？”、“再拍，把你手机摔掉！”1月7日下午，天门市城管为了要强行在湾坝村垃圾填埋场倒垃圾，与村民发生冲突，正好该市水利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魏文华路过，下车进行拍照，结果只五分钟就被城管打死了。打死魏文华的城管并不知道他是水利建筑工程公司总经理，显然是把他当成“记者”了。

　　2008年年头集中发生的西丰警察赴京拘传记者、天门市城管打死魏文华、四川电视台记者被打伤这三个恶性事件，突出呈现出了这个时代一些人对记者的仇恨心态，预示着一种十分令人担忧的社会发展倾向。

　　(作者系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