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人为奥威尔不值。他一生都为金钱所困扰，在他去世前半年，生计问题才有了起色：1949年6月出版的《一九八四》在大西洋两岸畅销，英国卖出了25000册，大笔版税收入也从美国源源而来。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月，他的财产价值大约有12000英镑（当时平均周薪还远低于十英镑）。但这对久病在床的奥威尔没有什么意义了。“千载以下”，60多年以后的今天，还有读者感叹：“想想生前贫病交加的奥威尔先生，心里总不是滋味。”
至于生活方式：交往、个性、情谊，奥威尔更是乏善可陈，甚至可以说他一生都生活在矛盾之中：他是伊顿毕业的无产者，是反殖民主义的警察，是中产阶级流浪汉，是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是批评左派的左派，是作风严谨的私通者，又是和气的独断专行者。据说他非常难于相处，朋友寥寥无几。他不太注意服装，总是穿得破破烂烂，抽的卷烟都是自己卷的。他一生中追求过多位女性，在他第一个妻子去世后的第一年，他曾至少向四位女性提过求婚。用我们时下的话语，奥威尔一生多生活在紧张、焦虑之中。这样的人，是生活和社会的失败者、失意者。因此，直到他去世，在不少人眼里，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专栏作家，他的死并没有引起外界太多的注意。直到今天，文学史仍优雅也优越地冷淡着他，他不入自居艺术纯粹的文学才人们的法眼。
这个伊顿毕业的学生，并非命定如此度过一生。伊顿公学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他的同学、校友几乎都是家境殷实的富家子弟，用今天犬儒者们的看法，他有一个不错的人生开端。只要他与时俱进，他就可以顺利地进入精英阶层，成为成功人士，甚至可以成为趣味性或艺术性纯粹的小说家。他完全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让自己的“幸福指数”高出常人一大截。但他放弃了这些社会关系和社会前途，放弃了读大学的机会，而选择去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缅甸当了一名警察。五年后，他又放弃了殖民者的特权、辞去警官职务，放弃了140镑薪水和升迁的机会，开始长达4年的流浪生涯。从巴黎到伦敦郊区，从酒店洗碗工、教师，到书店兼职店员，这个英国绅士，为自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酒店，他每天工作13个小时，由于打工需要，他甚至被迫剃掉自己心爱的短髭。
当然，奥威尔改不掉他的口音，英国“上层阶级的口音”。他一度去挑衅警察以便进监狱跟穷人一起过圣诞节，但警察听出了他的口音，劝他回家。他感慨，“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他的侄女则说，“他的一切纠结都来自于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奥威尔曾经分析这种口音，“一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沾沾自喜、过分自信的口音，一种深沉、洪亮而带有恶意的口音，你没有看到也可以凭本能感到，他们是一切智慧的思想、细腻的感情、美丽的事物的敌人。怪不得大家都这么憎恨我们。”这种敏感是当时的大作家大艺术家们的盲点，因此奥威尔才会对达利、奥登等人毫不客气地予以批评，后者在当时和今天都仍享大名，象征了艺术、理性、冷静、优雅，等等，但当时并不知名的奥威尔深知这类精神的冷漠危害。从口音这样的细节入手，奥威尔闯入了英语表达，“奥威尔主义”或“奥威尔式的”词语进入了有绅士传统的英语世界。
作为作家，奥威尔还是一个力行者。他参与了令全世界为之屏气凝神而关注的西班牙内战。他不同意西班牙一共产党组织的基本路线，但当该党被苏共称为“托派”，并被控有亲法西斯行为时，奥威尔却出面为之辩护，结果遭到追杀。他的生活和为人总是这样尖锐，与时扞格。他是不合时宜的社会主义者，他希望“摧毁俄国神话”，但当西方社会都讨好苏联、与左为伍时，他批判、解构苏联的作品《动物庄园》写成后四处碰壁，难以出版。左倾的他在更左和势利者眼里，反而是右得不可救药了。而根据2007年9月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资料，因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关系，奥威尔被英国军情五处和苏格兰场特别科自1929年起一直严密监视，直至1950年逝世。这实在是个倒霉的英国人。
正是这些生活在底层，或向底层突围的人生经历，使奥威尔在当时左右阵营分明、同时势利的世界里格格不入，但他的见识非同一般。用中国学者的话说，他不仅是圣徒，更是先知。用哲学家们的话说，当人们还在为认知世界而困惑不已时，他已经把握了世界的结构。他清楚自己的命运，清楚自己跟知识分子同行之间的区别：“我并不相信我在书中所描述的社会必定会到来，但是，我相信某些与其相似的事情可能会发生。我还相信，极权主义思想已经在每一个地方的知识分子心中扎下了根，我试图从这些极权主义思想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引出其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
这个先知其实明了自己的人生。他说过：我们正进入一个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思想自由将首先是一种死罪，然后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抽象行为，独立自主的个人将被消灭干净。这一自信犹如先知尼采对未来社会的宣告：“我要叙述的是往后两个世纪的历史。我描述的是即将到来，而且不可能以其他形式到来的事物：虚无主义的降临。这部历史目前就能加以讨论。因为必要性本身已经出现。未来正以一百种迹象倾诉着自己。”无论如何穷窘落魄，有这样自信的人类个体的内心是充实而幸福的。
因此，奥威尔描绘了这个时代。他从未在极权社会生活，但他的寓言、小说却成为写实，成为比诗更真实的历史、比理论更深邃的社会关系的本质。《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是反乌托邦作品的经典，也是人类发展至今的启蒙经典。这两部作品今天仍是西方社会的畅销书，是中学生们的必读书目。奥威尔去世后的60多年间，仅《一九八四》就在全世界以60种语言卖出了5000万册，被列入世界最畅销的十本小说之一。书中的一些用语已经被收入词典，如“老大哥”、“新话”、“双重思想”等，成为了英语的日常词汇。至于在第三世界国家，奥威尔的作品更如普罗米修斯的火种，有着人性启蒙的至高价值。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承认，在非洲那样贫穷落后的“绝望的大陆”，《动物庄园》是孩子们借阅最高的文学作品。至于东方，《动物农庄》的缅甸文版书名是《四条腿的革命》。缅甸人说，这本书很有缅甸风味，“因为他讲的是猪和狗统治国家的故事，而这种事在缅甸已经持续好多年了。”中国的读者感叹，奥威尔及其作品的伟大毋庸置疑。而众所周知的说法，“多一个人看奥威尔，就多了一份自由的保障。”更是对他最高的赞誉。可以说，今天的奥威尔已经被公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之一，是人类良知的代表者，被称为“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谈论奥威尔的意义，因此不在于这个仅在人世生活了40多年的英国人当下成功与否。甚至说，他的活法是否值得也不在于他作为作家的工作是否或当时或后世有价值。重要的是，他在极权主义兴起的年代挣扎过，并深味其对知识分子群体和人类社会的毒害。他有浮出水面的机会，却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这跟多年来叫嚷“深入基层”、“体验生活”的作家相比，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跟不少作家的梦想不过是发财致富、过上中产阶级或富豪们的生活相比，差距何其遥远！在奥威尔放弃上流通道之时，东方的先知更明确宣告个体的担当：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对今天的人类来说，“向下层突围”的生活值得每一个体领悟其意义。“人往高处走”几乎是大众的奋斗目标和精英的日常状态，但上流社会却总是充满异化、丑陋、无知、人性的背离，只有圣徒、大德和先知们才明了人性的高端跟底层、跟平民大众相连，才明白文明在于往而有返。如鲁迅所说，与天堂之极乐和地狱之苦痛相通，与慈母之心和赤子之心相连。
奥威尔正是这样的人类个体，是我们人类神圣家族里了不起的一员。《奥威尔：生活与艺术》一书结合奥威尔的多部作品，回顾了奥威尔的人生经历、创作历程和风格。时光易逝，而人性始终不会改变，奥威尔的意义也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