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机场的那一声爆炸，并不算大，就连过道玻璃也未震碎，但却直抵人心。来龙去脉基本清楚，不必多言。有人报之以温暖的同情，而有人则冷艳的认为：冀中星是用黑火药，威力才不大。但即使威力不大，也会造成严重秩序混乱、践踏，引发更大灾难，所以，冀中星是在以无辜群众生命为筹码。最后，得出结论“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公共场合制造爆炸的口实”。
抽象的来看这个结论，当然没错。但是，这个结论对于冀中星的具体情况，却是“逻辑严密”失之毫厘，“具体结论”谬以千里。
第一个谬误是恶意假设危险。用“黑火药才危险不大”暗示“一旦用C4威力就大了”，其逻辑与“家长一旦用狼牙棒打孩子就很危险”一样荒谬。家长绝不会用狼牙棒打孩子，而冀选择的是黑火药，而不是在公交车上用汽油，也未在来北京的大巴上引爆。事实清清楚楚，哪里有恶意假设冀主观动机、客观行为的空间呢？
第二个谬误是，过度夸大潜在危险，进而得到冀以无辜群众为筹码的结论。实际上，事实明明白白，并未发生二次伤害，冀也事先出声示警，何来践踏、绑架与筹码之说呢？
当然，有一位警察受伤了。这个话题很危险，只能反问一句：古今中外，激烈的个人或群体观点表达，能找到一个毫发无损的反例吗？如果这是一个底线，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请求批准。
公共场所制造爆炸当然不对，但是，各种行为却又程度之分，从一颗鞭炮，到C4炸药；从空旷广场上引爆，到一声不响在公交车上引爆，不能一概而论。用建立在恶意假设基础上的夸大结论，来抹杀一切程度上的区分，最后，再反过来，笼统的置入具体情境中，在社会观念层面上，给冀中星定罪。这不但是对公众观念的有意混淆，更重要的是，冀中星拖着残躯，蒙冤多年，至今仍留着善意，为什么要这样肆意的抹杀与污蔑呢？
广场示威、自我伤害、在人流密集处聚集，在理论上而言，都有可能会扰乱秩序、引发混乱、践踏，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如果夸大这种危险，那么，公众就会遭遇很多个“大口袋”——寻衅滋事、妨碍公共秩序、危害社会治安、危害公共安全等等，不一而足。
必然的，类似事情在中国还会很多，如果都顺着夸大危险的逻辑推下去，那么中国再也没有任何公共场所表达的空间。按这种观点，唐慧大闹办公室，岂不是典型的“扰乱社会秩序”，活该被劳教？教育平权，岂不活该被拘留？
法律当然要遵守，这并无疑议，但是，在类似事件中，实际上，我们面对的真问题是：当机制失效时，我们在法律之外，在社会舆论层面，该如何温暖而不失理性的看待这类行为？
我觉得，只要无主观故意，无客观伤人事实，那么，在社会观念层面，这应该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代价。这类行为的确有一定危险，但是，遗憾的是，这却是不得不接受的代价。
首先，这是道义上的责任，即便不谈道义，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逃过这一切。这些行为的最终根源在于一个失效的法制，这种失效法制的外部性，很不幸的，必然会扩散开来，通过冀中星，影响到同处一片蓝天下的我们。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抗争者虽然是出于自利，为自己讨一个公道。但其行为的外部性必然扩散，促进一个更好的法制。孙志刚之死，唐慧的胜诉都实际推动了中国法制走向一个更好的局面。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底层大众在推动着社会前行，而躲在他们身后的中产阶级，实际上也得到了好处。
当然，这本身是社会规律，无可指责，也不应要求任何为此承担义务。但是，在电脑、电视面前看新闻的人不应该反过来指责在第一线的抗争者、推动者的姿势不够优雅、理性。这让我想起当年十九路军血战闸北，而躲在租界里的一些人却抱怨，大炮的声音太响，扰搅了他们的清梦，就如同今天有些人觉得冀中星响动太大，吓了他们一跳。
接受、同情不超越“不伤人”底线的，各种五花八门的示威形式，应该成为公众共识。实际上，即便退一步讲，这也是功利的建立底线，避免伤及无辜的最佳办法。
松山失陷之后，明朝主帅洪承畴被清军俘虏，皇太极派明朝降臣范文程前去劝降，洪承畴大肆咆哮，范文程则百般忍耐。谈话之间，梁上的灰尘掉在洪承畴的衣服上，洪承畴“屡拂拭之”。之后，范文程告诉皇太极：“承畴不死矣。承畴对敝袍犹爱惜若此，况其身耶？”
同样的，细节之中，冀中星也流露出对生的眷恋。哪怕是拖着残躯，他也希望今后能有一个更好的生活。而正是对生的依恋，才促使出了善的理性——不管是他大喊我有炸弹，还是把炸弹放到远离警察的一边，这都是表明他决意付出的是自己的手，他不想伤人、仍在为今后的生活留着余地。
那么，当有无主观故意，有无客观伤人，都被无差别的一视同仁，严加谴责，同被高压严惩的时候，我们就辜负了这个苦难之中仍然顽强存在的善意，唯一导向的就只能是毫无退路的、毫无顾忌的恶意报复社会。
所以，我们应该为翼中星们留一个出口，留一个理性的理由，让他们知道，一些有限度、不超越底线的行为，既可以为他们沉冤昭雪，同时，也能为他们带来今后生活的希望。
事实残酷而冰冷，逻辑简单而反直觉。这个世界，已没有优雅的装作岁月静好的空间——不单是冀中星，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