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大陆媒体照例推出各种好书榜，有统计表明，大陆人均年读书量为4.77本，比上年有所提高，不过，无论是从各路好书榜的书目，还是民营书店不断上升的倒闭数量来看，大陆图书行业尤其是民营书业都处在某种困境当中，远远称不上繁荣。曾几何时，出版二渠道，曾是图书领域创新和潮流的主要推动者，与之匹配的民营书店则是诸多城市的文化地标，民营书业的兴旺，也曾经寄托过文化产业开放的曙光，如今却好景不再。
民营书业的困境，有大环境的因素：网络书店的竞争、电子书的兴起，以及获取知识和信息方式从印刷物向网络的转移（如搜索引擎和维基百科）。不同的是，大陆民营书业还要面临国有书业的竞争，而这是一场在起跑线上就不公平的竞争。目前，大陆图书行业已基本转型为企业体制，但作为国有单位，体制依旧视国有书店或国有出版集团为官方文化战略的推行者和内容管制的看门人，并赋予这些国有单位相应的资源优势，作为回报，这些国有单位则需要在内容的把控和推广上符合体制的偏好。
也因此，同样面对大环境的变化，民营书店的处境就要困难得多，国有书店体系有着各种资源优势，如新华书店系统垄断了教材发行，拥有黄金地段的行政划拨土地，还能获得廉价的银行贷款，等等，近年来，城市中心区域营业房租的节节升高，将民营书店逐步驱赶出这些区域，或导致其倒闭，却未必影响得到国有书店。此次读书日，李克强致信三联韬奋书店，赞扬其通宵书店营业模式，可鲜为人知的是，这家营业面积为1400米、位于北京市黄金地段的实体书店，曾累积亏损达2000多万，即使在号称盈利的2011年，其盈利也不过36万元，要知道，在三联韬奋书店所在区域的1400平米营业面积，出租一个月的租金，可能都远超这个数字。这样的经营状况，是任何民营资本都无法承受的，三联韬奋书店却可以安然渡过。或许，有了李克强的这封信，就等于完成了一次重大政治任务，即使今后再出现亏损，也无所谓了。
下游的民营书店如此，上游的民营出版公司同样如此，民营出版公司依旧是创新的主要引领者，但国有出版集团挟持其资源（书号）优势、资金优势和政策优势，一步步地蚕食着民营出版的空间，曾经活跃的民营工作室好景不在，或是歇业退出，或是被收编整合。由于国有出版集团同时也担当着内容管制的看门人的角色，这也就限制了各种不合体制心意的图书面世的机会，无论是在饭局中，还是在微博上，随时都可以听见对各种审查、删节乃至枪毙选题的抱怨，尤其是与当代生活或者是当代问题相关的图书，如今是越来越难能出现在市场上了。
大陆书业的“国进民退”并非偶然，一度的开放和繁荣，随即遭遇管制而消沉，也发生在其他内容领域，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所谓市场化媒体，其遭遇不也如出一辙吗？佼佼者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也在管制下逐渐失去其影响力，就是最近似的例子。新极权体制试图通过有限市场化带来经济发展，容忍了市场机制，允许了一定的信息流动，但出于极权本性，又对信息的自由流动深怀戒心，无时不欲加以限制和管束，于是就会出现类似赛跑的场景：在一开始，因为引进了市场化，内容的边界迅速拓展，带来了若干年的繁荣，然后，随着各种管制的增强，荣景也随之消退，最近的例子，恐怕就是新浪公司的《互联网出版许可证》和《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许可证》被吊销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陆书业的“国进民退”是不可能逆转的进程，未来的管制只会更加从紧，而不是相反。
不过，前景也并非一片灰暗，如果经由体制审查通过的产品越来越平庸和僵化，那只能导致各种“用脚投票”，网络和有限对外开放则提供了这种可能。如今，随着市场化媒体的退化，各种自媒体、新媒体就越来越红火，更不用说通过翻墙，而能够获取到的巨量信息和知识了。同样的，大陆图书所不能满足的，还可以指望港台版图书，事实上，这已经催生出了一门新的生意：在香港的书店里，就摆满了各种供自由行的大陆读者挑选的出版物， 据一个朋友讲，在某趟回大陆的飞机上，几乎是人手一本赵紫阳的《改革历程》。
大陆内容管制越来越严的现实，从消费者一端，会造成网络翻墙和境外购书的增多，而在作者这一端，同样会刺激越来越多的作者放弃审查下的写作，而纯粹以境外发表和出版为目的而写作，事实上，翟明磊的《中国猛博》和许知远的《抗争者》这样的图书，从其创作之初，就没想到过要在大陆通过审查出版，而直接就是为着境外出版而自由写作，这种完全无视审查，直接针对翻墙和境外出版的写作，倒让我想起1980年的台湾的地下出版，又或者是捷克哈维尔等人提倡的“平行文化” ，当管制无法逆转或改变的时候，就应该勇敢地离开它，开辟一个平行的世界，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开辟，才可能带来根本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