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太喜欢用“草根”一类词汇形容我们的普通民众、父老乡亲，尽管他们身处社会底层，在受到不法权力侵害时，确实常常像寒风中的败叶一样孤立无助。本文标题中加了“草根”一词，只是为了凸显宪政与我们亿万普通百姓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深刻联系。这种联系在最近披露出的“泣血的北大荒”的荒诞而可怕的事实中，竟被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

北大荒的哭诉

就在几天前（2013年7月18日），在北京湖北大厦，一批学者、作家、律师、媒体人士和来自黑龙江垦区的数十位农工代表共同举行了“黑龙江农垦民生与法律问题研讨会”，撰写了10万言“泣血的‘草根声音’：北大荒垦区上访问题调查”的作家蒋巍也到会发言，揭露了垦区大量坑农害农、劳动者权益被肆意侵害的事实。

北大荒，如今人称北大仓，是中国最主要的产粮基地之一。目前，垦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330亿斤，提供商品粮300亿斤，可保证京津沪三大直辖市、解放军三军、港澳地区和青藏甘宁四省区居民一年的口粮供应。但人们不一定知道这些粮食是什么人、在什么条件下生产出来的。我过去也只是把北大荒与国营农场、现代化大农业、机械化连片耕作等概念简单联系在一起。看了蒋巍先生的调查和研讨会的资料让我大吃一惊，在痛感自己对国情了解不够、颇为自责之余，也深为垦区农工遭受的苦难而难过、而不平！

事实上，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黑龙江垦区早已改变原有国营农场的经济结构。蒋巍的报告讲：随着“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浪潮席卷中国广大农村地区，许多年来一直在严重亏损困境中苦苦挣扎的黑龙江省国有农场，也艰难而决绝地踏上改革之路。垦区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一、在职农工停发工资，自谋出路，干部则保留工资；

二、积极创办家庭农场，垦区所属113个国有农场，以土地、机械由广大农工承包经营的方式，分解为上万个家庭农场；

三、家庭农场实行“两自理”，即“生活费自理，生产费自理”，并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垦区的家庭农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承包国有农场原有耕地的方式形成规模化生产；一类是通过私人投资开发国有荒地形成规模化生产。（注1）所以，今天的北大荒，生产主体早已是这些“两自理”的家庭农场，原来的国营农场不过保留了农垦总局、分局、基层农场三级组织架构，不再承担实际的生产组织功能。

这个根本性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的转型难道不是垦区改革的重大成就么？应该是，如果这个转型的结果体现为劳动者（家庭农场）产权的清晰化和他们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话。很可惜，情况恰恰不是这样，而是相反。

蒋巍先生指出，一些农场管理者“对于家庭农场相对独立的经济地位，对于农工已经成为老板和场长的身份转化，至今缺少与时俱进的尊重和认知。‘土地是国家的，我是国家的代表者，我想增加多少管理费用，想收回谁承包的土地，一切都是我说了算！’”这样，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农场“土地一年一发包，承包费和其它苛捐杂费一年一涨价！每年年初，各农场都会拿出一个本场的‘1号文件’下达各作业区，明文规定土地承包费、各种保证金以及其他收费上涨多少，要求作业区按这个标准，再每亩加价10元，重新发包；并且不问年度中是否遭灾，秋天收成几何，一律在年初交够本年度的承包费和其它各项收费（农工称之为‘上打租’，说‘这比旧社会的地主老财还狠，地主还在秋后根据收成情况收租子哩！’）；交不上承包费或拒绝接受涨价的，就取消其承包权；超额完成‘上打租’任务的基层干部还会获得大笔奖金。我调查的所有国有农场，都是耕地一年一发包，承包费借机一年一涨价。我调查的所有农工，从来没有、也没看到过国务院规定下发的《农工负担手册》！而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国有农场税费改革的意见》中要求‘从2006年起，对国有农场通过收取土地承包费等形式由农工承担的类似农村乡镇五项统筹收费予以免除’。”

这种非法的滥收承包费现象具有典型的趁火打劫性质。农场管理方看到农民要挣钱了，蜂拥而来抢吃唐僧肉，却完全不顾及农民开荒付出的几乎等于生命的代价！上访农工于德清老人这样追述当年的开荒经历：“荒地大都在漫山坡上，是大森林砍光后剩下的杂树林地带。地下遗留的千年大树根盘根错节，坚如顽石，常常会把拖拉机拉动的巨大单铧犁顶断，挖出的大树根要十多人才能抬走。开荒要买农机具，雇人工，清石头，挖树根，几年下来，所有的投资都扔进去了，家里穷得买粮吃饭都成了问题，入冬大雪封山时，连棉鞋都穿不上。过春节备年货，还得向亲戚朋友借钱。荒地靠山，离家很远，为了省油和防止农机具丢失，一家人就在山坡避风处挖个地窨子，打地铺住在里面。入夜成团的蚊虫叮咬，下雨能把脸盆和被单漂起来……”于德清就此落下一身风寒病，严重时几乎半瘫。有这样经历的农工在垦区并非个别现象。农民开荒最艰难的时候，农场的“官大人”们不知在哪里；好不容易要收获了，摘桃的不请自到，而且盘剥得如此之狠！

除此以外，农场“官大人”们做的恶事还多得很，诸如拒不发给实施土地“退耕还林”的农工林权证，强行截留国家的“退耕还林”补贴款，欺骗农工，伪造证件，对敢于表示不满的农工大打出手，等等。劣迹斑斑，手段狠毒到令人难以想象。而这些就发生在21世纪中国最大规模的农业垦区！

为什么农工除了上访别无选择？

蒋巍的调查中列举了大量垦区访民的真实材料。他们都是因为不堪农场压榨而又别无他法，不得已才踏上上访之路。而上访，亦可谓“路漫漫，夜漫漫”，舍尽钱财、倾家荡产未必能换回公道，还要冒被“截访”、乃至抓回来蹲班房的风险。可以说，每一位访民的上访记录本身就是一部血泪史！

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是，为什么被欺压的农工除了上访之外别无选择？

这正是本文要重点讨论的地方。逻辑上说，一个人有不满、有冤屈，只要有表达、申诉的正常渠道，则没必要上访。那么何为“正常渠道”？在成熟的民主社会中，公众表达不满、申诉冤屈至少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进行：

●媒体。在民主社会中，媒体（特别是公共财政支持的媒体）承担社会公器的职能，揭露黑暗、匡扶正义是它的天职。当然，媒体承担这个职能的前提是自身的独立，它不能仰仗权力，也不能听命于资本。

●司法系统。有纠纷请律师，有冤屈上法院。法院是讲理、讲法的地方。当然，法院能主持正义、秉公执法，前提也是自身独立。

●结社。在民主社会中，结社是有共同利益诉求的群体实施集体自我保护的有效手段。劳动者可以结社，资本家也可以结社，结社的好处就是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抵制来自官家或其他群体对自己的不法伤害。

然而，这一切在垦区有吗？做得到吗？答案是否定的。

垦区当然有媒体，有自己的报纸、网站、电视台，但那是为当权者服务的。农垦电视台播出的有关上访的新闻，乃是为了杀一儆百，让所有可能的上访者都死掉这份心。所以此类报道才会“在一周内连续滚动播出”。镜头前，身穿囚服的上访者满脸苦痛和沮丧，承认自己“上访不对”，“冲击了中南海新华门”，保证今后“不再上访”了，报道却全然不讲农工为什么要舍命“冲击中南海新华门”。

垦区也有法院，但这却是颇具“中国特色”的垦区系统党、政、企、公、检、法六大功能合一框架内的法院，它不是独立的，也不可能为与农场“官府”对立的农工们撑腰。农工诉状递交上去，法院会说：“你们的诉求，涉及一些国家宏观上的东西，涉及国家政策的问题不给立案！”

垦区大概也有“工会”之类的“群众组织”，但那照例是做样子的，不会起到保护农工利益的作用。当农工们真要成立自己的组织（事实上，垦区确实有人张罗要成立“家庭农场协会”）时，农场公安部门会说“上级没批，你们擅自起草报告、章程就是非法组织”！

这样，表达意见、表达不满、表达冤屈的路都被堵死了。农工不上访，还有什么其他选择？毕竟，在中国普通百姓的心中，北京还是皇天大老爷主持公道的地方。然而，上访就真的有希望么？

早在2010年11月3日，蒋巍就将10余万字的调查报告《疼痛的黑土地——写给党中央、国务院的举报信》实名寄送有关部门。在附信中，这位勇敢的作家提出如下问题：“一、在北大荒垦区，少数农场拒不落实党的惠农政策、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已持续多年。农工们为此奔走呼号、上访告状多年，为什么相关部门长期麻木不仁，无所作为，听之任之？二、农工们反映的事情，调查起来并不难，是非判断也并不复杂，但为什么他们总是‘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迫使他们不得不十几次、几十次进省入京上访，最后甚至被扔进囚室关押。各级接访部门付出极为繁重而艰辛的努力，但农工们的合理诉求依然没能解决，接访部门大量的和惊人的‘重复劳动’意味着什么？三、一些上级单位派去的调查人员，到那里走了一圈后，归后没有任何结果，农工们反映的问题依然‘江山依旧’。这个责任究竟谁负？”

没有人回答蒋先生的问题。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那就是——

宪政才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保护神：从垦区看中国

独立媒体、独立司法、公民结社，这三条体现了一个共同原则，那就是宪政原则。什么叫宪政？宪政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保护公民权利，限制为政者权力，不管这个为政者是政府，还是像垦区各级管理者那样握有权力的机关。试想，如果垦区拥有独立媒体如实报道农工的苦难，有独立司法保护农工的正当权益，有公民结社成为农工手中强有力的盾牌，不法权力何以可能如此猖獗？！所以我们说，宪政才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保护神。宪政不是抽象的，它与每一位“草根”公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当你的权利和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你立刻就会体会到一个有宪政的社会和无宪政社会之间的根本区别。宪政当然不止于独立媒体、独立司法、独立结社这三条，它还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内容，体现为若干重要的制度安排，但核心都是为了实现那两点：保护公民权利，限制公共权力。宪政的这一本质，全世界概莫能外。

最近国内刮起一股狂暴的反宪政旋风，一批御用学者把宪政描述为资产阶级的洪水猛兽，其实不过在秉承中宣部的旨意做“命题作文”。面对黑龙江垦区农工的苦难，面对全国数不清的弱势群体遭受不法公权力侵害的事实，你们昧着学术良知，对宪政口诛笔伐，说那些自己都不信的官话、套话、昏话、胡说八道的话，难道不感到脸红、可耻么？

更严重的是，在国内意识形态急剧左转的同时，习近平和十八大后上台的中共新一届领导人似乎越来越乞灵于毛泽东当年的一些做法来实现“体制内反腐败”，让人有时光倒流之感。然而，这样的“努力”能奏效吗？设想：黑龙江垦区存在的问题难道是“作风”问题，可以用“群众路线”、“正衣冠、照镜子”之类办法加以解决？垦区问题之所以严重，不止是坑农、骗农、害农、整农，还有可怕的弄虚作假和巨额贪腐。蒋巍先生在7月18日的研讨会上揭露，黑龙江农垦总局在网上对外公布拥有4000万亩土地，实际上由于他们无偿掠夺了大量家庭农场的土地，很多土地被掩盖起来了。“因此，据我估计，按照我了解的几个农场，都承认有黑地，有些老职工也知道自己本农场有多少黑地，根据我的粗略估算，整个总局对外宣布是4000万亩土地，实际上它拥有的耕地在5000万亩以上，我们的农场代表说有8000万亩，肯定起码有5000万—6000万亩，所有这些黑地不在国家的帐上。因此，他们这些黑地所收的承包费，也不可能在农场的帐上。结果是什么？逃过了国家的审计，逃过了国家有关财务的监督，可以自行挥霍，所以北大荒上市公司拆借十亿元给房地产，亏得一塌糊涂，网上也很轰动，哪来的钱？”

这样的问题，难道“正正衣冠、照照镜子”就能解决？或者，再严厉点，抓几个、判几个，就能解决？笑话！

垦区的农场体制有其特殊性，但权力不受制约必然为害一方则具有逻辑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垦区来透视中国。不难发现，当今的中国，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公权力早成溃烂之势，即便神医再世，亦难妙手回春。但一方面，现成的、被全世界证明有效的权力监督、权力制衡之制度原则被拒绝不用，另一方面，明摆着骗人又不中用的老办法、老套子却被奉若神明。这就是中国的制度困局。这种局面完全是人为造成的。执政者惧怕宪政改革端了共产党的老底、断了共产党的政权，所以即便明知宪政对约束权力有效，也必须拒绝；即便明知老办法不管用，也必须继续供着。不就这么回事么！

所以，这是一种有组织的、故意设置的黑暗，垦区如此，全国亦如此。只是苦了我们那些无权无势的“草根”民众！

关于如何推进中国的宪政转型，我在过去的文章中已经谈过许多。这里只想再啰嗦一句：宪政大业关乎天下苍生，我们已经没有时间再这样自欺其人、自我糊弄、轮回下去了！

撕破有组织的黑暗，当从还公众的独立表达权、独立结社权开始，当从媒体独立、司法独立、结社自由开始！它并不必然要共产党的命，却会给我们的“草根”大众一个晴朗化的春天！

（2013年7月26日，新泽西）

注释：

1、引自蒋巍《泣血的“草根声音”：北大荒垦区上访问题调查》网络版。后文还有对这个材料的引证，不再另注。感谢蒋巍先生为垦区农工做的这件功德无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