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中国经过这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在国民的开放意识和经济基础都有所提高的客观条件上，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渐已成熟。但是，当局至今仍然坚守毛邓的政治底线——一党专制不动摇。这就使宪政改革的设想，依然停留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线上，甚至有的方面与那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相比，还呈现出倒退的迹象。
一、外力只是辅助，内力才是主因
在民主化转型的语境中，很多人寄希望于民间的推动和外力的施压，这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语录的逻辑一样：“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与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对内而言，许多人对政治意识的概念已没有那么强烈，甚至很多人宁愿下意识地麻木着。这首先是因为长期的洗脑化结果。其次是经过这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大部分人的生活已不再像毛时代那么窘迫。尽管贫富差距远大于毛时代。对外而言，因为西方世界的经济近十年来不太景气，进而它们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就不得不将人权话题纷纷让位于本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更增添了所谓“制度自信”的颟顸。
但作为政治异见人士，不能过多地寄希望于海外力量的援手，实际上这种企望的作用对于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来说，其作用显然十分有限。现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仍然关押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就是一个显例。《民主的细节》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转型根本的力量应该是内生的，否则即使外力能帮助你走向民主化，也难以帮助你实现民主的稳固”。
但这也不能说国际因素就一点也不重要。对那些经济上十分依赖欧美的国家，比如墨西哥、东欧各国，外力就曾对其民主化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现在对财大气粗的中国来说，任何“威逼”性的举措，都可能会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这反而等于给国内转型的推动者帮了倒忙，从而延误民主化的进程。当然，国际社会所施加的道义压力以及这背后的武力压力，多少能使独裁者有所忌惮，使其独裁不那么极端。试想，如果没有一点国际压力，也许就不止一个卡扎菲或一个萨达姆，而会有五个十个，也许伊朗、朝鲜早就研制出了核子武器……这个世界不会承认因绥靖而得以避免的痛苦，而只会承认我们面对暴政所回应的愤怒反应。哪怕这种激愤的代价远远大于沉默。
从人类的经验来看，民主政治之前无一例外都是威权政治。我们的现实困境是，中共的统治基础虽然看起来摇摇欲坠，但中国的基层民众还一直看不到有一种足以抗衡中共组织的政治势力乘势崛起。因此大多数人尤其是多数农民宁可接受中共宣称的社会稳定，即维持现状。城市市民对中共的统治满意度要远低于农村。在这种民情现状下，民主转型首先必须解决启动的前提条件，即开启民智，提升公民权利意识。
二、转型有赖于突发事件作为契机
民主转型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高层的控制下逐渐改良而成，另一种是在危机政治下造成百姓失控和精英分裂而一挥而就。当局显然不愿意看到后一种事态的发生。对现在全民几乎都处于昏聩状态的中国来说，突发事件未必都是坏事。从某种意义上看，突发事件往往能够改变统治格局。中东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前苏联“819事件”就是可以佐证的实例——底层民众以暴力回击威慑和镇压，这对削弱保守派、赢得社会同情、分化统治集团、抵制强硬顽固派的武力镇压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显著作用。“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众在抵抗暴力镇压时便表明，转型进程中不卷入暴力因素并非都是普遍规则。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即街头政治有时也能够演变成独裁者的末日梦魇。
对于中共现政权来说，再来一次“六四”似的大规模镇压，已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因如此，现政权才会对所有的聚会、所有的群体性事件格外警惕。每遇各地的维权抗争，当地政府无不格外紧张，只要能达到驱散的目的，不惜维稳费用的巨额拨款。甚至为了截访一位弱不禁风的上访妈妈——唐慧，湖南永州当局也不惜动用80多万维稳费以封口消音。
在当下的中国可以预料的是，只要民间的维权事件一旦成为燎原之火，那么当局就不得不在民众的诉求之下选择退让。89前的那种强硬的底气，今后不再可能复现于有朝一日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之中。因为现在的中国已无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而且现在掌握镇压机器的那一帮人未必能够做到像“六四”时期那样事先就把所有真实的信息都封锁得滴水不漏。
三、朝野良性互动的条件目前尚未具备
民间运动固然要尽可能坚守非暴力原则，但又不能把这种原则的底线设定为不激怒统治集团。对“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不宜作过于迂腐的解读。甘地说：“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坏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协。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哪怕一个人也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而非暴力抗争的实践者“都能在参加之后感到自己比参加之前更加有力、更加强大，从内心得到喜悦，体会到一种美好。”
朝野良性互动的前提是双方力量基本均等。一些民间意见领袖和独立学者呼吁民间力量应当一贯秉承善意，以统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争取说服统治者，实施民主宪政变革。他们习惯于把这个过程理解为良性互动。这种思路可以由博弈论和对囚犯困境的分析揭示。虽然合作双赢和冲突双输的博弈论分析的最后结论是朝野合作，但博弈论在如何实现合作局面的行动策略上与中国民间精英理解的良性互动其实有很大不同。囚犯困境实验揭示：如果一方不合作而另一方合作，导致的结局不是不合作转为合作从而双赢，而是不合作一方对合作一方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压榨，从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只有在对方不合作你也采取冲突的行动策略时，才会逼迫对方转为合作。换句话说，合作双赢的局面是从不合作双输的过程中逼出来的。
例如，如果民间没有打算对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对中共独裁者有推倒的意志，那么，中国实行民主转型就是纸上谈兵的事。于此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可能得到推进。所以民主转型说到底还是怎么瓦解一党专制的问题。但在目前中国民间力量尚不具有任何财力，社会动员能力甚至道德权威的现实困境下，要实现与专制政权的成功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的今天，摈弃策略性的选择而盲目选择激烈变革的路径，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思维罢了。
四、我们如何直面中国转型的前夜
有理由预测，在今后15—20年之间，中国最重要的变革将不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而是从一党专制逐渐向民主化转型。这一预测在有些人眼中可能被看作一厢情愿，但根据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民主转型的理论和过去30多年国民个人权利（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日渐增强，不妨可以乐观地推断，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内，一党专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最终将导致统治精英内部的分化。这不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被预测的高概率事件。
但中国的民主转型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取决于知识界与普通民众能否形成共识，而且还取决于国人民智民心的觉醒程度。这也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道义与责任。一旦整个社会都为某种期待中的突发事件激动亢奋之际，知识分子就有责任担当起足以打一场既能避免血腥轮回又可导向宪政转型的凯旋之战。而作为每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推动任何形式的公民运动，以促使国人从无意识的昏聩状态自觉到有意识的、权利和尊严的觉醒过程。
比较美国人从小就有的公民教育，中国需走的路还相当之艰难。美国在每次大选之前，很多小学生就会在班里进行模拟总统选举，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民主选举和运作。美国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政治成熟程度往往胜于中国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老年人。这其中也许还有很多原因，但他们的民主教育自然是功不可没。
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之所以抵拒中国走向民主转型之路，乃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在专制条件下获取的稳定利益。所以任何能动摇独裁专制结构的变革尝试，都会让他们如临大敌。不接受西方先进政治文明的模式是这个专制体制的底线。因为它不可能像给前苏联带来巨变的戈尔巴乔夫那样毅然决然给自己的政党判决死刑。
一个政权会不会垮台，要看它有没有进行自我修补或进化的能力。而中共党内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根系，所以如果要它自我修复简直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中共现有领导层能够看到这一历史必然规律，趁早开始转型，他们仍有机会避免苏共的悲剧。如果中共统治者有历史责任和伟大的政治抱负，就该像台湾“力行政治革新”的蒋经国先生那样，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避免民族悲剧和国家灾难的发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使中国大陆走上自由民主的转型之路。
中国经过这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今天，可以说，在国民的开放意识和经济基础都有所提高的客观条件上，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机渐已成熟。但是，当局至今仍然坚守毛邓的政治底线——一党专制不动摇。这就使宪政改革的设想，依然停留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线上，甚至有的方面与那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相比，还呈现出倒退的迹象。
一、外力只是辅助，内力才是主因
在民主化转型的语境中，很多人寄希望于民间的推动和外力的施压，这也不无道理。正如毛泽东语录的逻辑一样：“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中国现在的政治环境与毛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对内而言，许多人对政治意识的概念已没有那么强烈，甚至很多人宁愿下意识地麻木着。这首先是因为长期的洗脑化结果。其次是经过这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大部分人的生活已不再像毛时代那么窘迫。尽管贫富差距远大于毛时代。对外而言，因为西方世界的经济近十年来不太景气，进而它们在与中国政府打交道时就不得不将人权话题纷纷让位于本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在这种情形下，自然更增添了所谓“制度自信”的颟顸。
但作为政治异见人士，不能过多地寄希望于海外力量的援手，实际上这种企望的作用对于今天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来说，其作用显然十分有限。现在世界上只有中国仍然关押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就是一个显例。《民主的细节》一书中指出：“一个国家转型根本的力量应该是内生的，否则即使外力能帮助你走向民主化，也难以帮助你实现民主的稳固”。
但这也不能说国际因素就一点也不重要。对那些经济上十分依赖欧美的国家，比如墨西哥、东欧各国，外力就曾对其民主化转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不过现在对财大气粗的中国来说，任何“威逼”性的举措，都可能会引起民族主义的反弹，这反而等于给国内转型的推动者帮了倒忙，从而延误民主化的进程。当然，国际社会所施加的道义压力以及这背后的武力压力，多少能使独裁者有所忌惮，使其独裁不那么极端。试想，如果没有一点国际压力，也许就不止一个卡扎菲或一个萨达姆，而会有五个十个，也许伊朗、朝鲜早就研制出了核子武器……这个世界不会承认因绥靖而得以避免的痛苦，而只会承认我们面对暴政所回应的愤怒反应。哪怕这种激愤的代价远远大于沉默。
从人类的经验来看，民主政治之前无一例外都是威权政治。我们的现实困境是，中共的统治基础虽然看起来摇摇欲坠，但中国的基层民众还一直看不到有一种足以抗衡中共组织的政治势力乘势崛起。因此大多数人尤其是多数农民宁可接受中共宣称的社会稳定，即维持现状。城市市民对中共的统治满意度要远低于农村。在这种民情现状下，民主转型首先必须解决启动的前提条件，即开启民智，提升公民权利意识。
二、转型有赖于突发事件作为契机
民主转型无非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高层的控制下逐渐改良而成，另一种是在危机政治下造成百姓失控和精英分裂而一挥而就。当局显然不愿意看到后一种事态的发生。对现在全民几乎都处于昏聩状态的中国来说，突发事件未必都是坏事。从某种意义上看，突发事件往往能够改变统治格局。中东发生的“阿拉伯之春”以及前苏联“819事件”就是可以佐证的实例——底层民众以暴力回击威慑和镇压，这对削弱保守派、赢得社会同情、分化统治集团、抵制强硬顽固派的武力镇压都起到了不可小觑的显著作用。“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众在抵抗暴力镇压时便表明，转型进程中不卷入暴力因素并非都是普遍规则。社会性突发公共事件即街头政治有时也能够演变成独裁者的末日梦魇。
对于中共现政权来说，再来一次“六四”似的大规模镇压，已是绝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正因如此，现政权才会对所有的聚会、所有的群体性事件格外警惕。每遇各地的维权抗争，当地政府无不格外紧张，只要能达到驱散的目的，不惜维稳费用的巨额拨款。甚至为了截访一位弱不禁风的上访妈妈——唐慧，湖南永州当局也不惜动用80多万维稳费以封口消音。
在当下的中国可以预料的是，只要民间的维权事件一旦成为燎原之火，那么当局就不得不在民众的诉求之下选择退让。89前的那种强硬的底气，今后不再可能复现于有朝一日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处理之中。因为现在的中国已无邓小平那样的政治强人，而且现在掌握镇压机器的那一帮人未必能够做到像“六四”时期那样事先就把所有真实的信息都封锁得滴水不漏。
三、朝野良性互动的条件目前尚未具备
民间运动固然要尽可能坚守非暴力原则，但又不能把这种原则的底线设定为不激怒统治集团。对“非暴力不合作”的理念不宜作过于迂腐的解读。甘地说：“非暴力并不意味着向坏人的意志屈服和妥协。非暴力意味着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哪怕一个人也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而非暴力抗争的实践者“都能在参加之后感到自己比参加之前更加有力、更加强大，从内心得到喜悦，体会到一种美好。”
朝野良性互动的前提是双方力量基本均等。一些民间意见领袖和独立学者呼吁民间力量应当一贯秉承善意，以统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争取说服统治者，实施民主宪政变革。他们习惯于把这个过程理解为良性互动。这种思路可以由博弈论和对囚犯困境的分析揭示。虽然合作双赢和冲突双输的博弈论分析的最后结论是朝野合作，但博弈论在如何实现合作局面的行动策略上与中国民间精英理解的良性互动其实有很大不同。囚犯困境实验揭示：如果一方不合作而另一方合作，导致的结局不是不合作转为合作从而双赢，而是不合作一方对合作一方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压榨，从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只有在对方不合作你也采取冲突的行动策略时，才会逼迫对方转为合作。换句话说，合作双赢的局面是从不合作双输的过程中逼出来的。
例如，如果民间没有打算对中国的国家性质及对中共独裁者有推倒的意志，那么，中国实行民主转型就是纸上谈兵的事。于此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一步都不可能得到推进。所以民主转型说到底还是怎么瓦解一党专制的问题。但在目前中国民间力量尚不具有任何财力，社会动员能力甚至道德权威的现实困境下，要实现与专制政权的成功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在既得利益集团如此强大的今天，摈弃策略性的选择而盲目选择激烈变革的路径，不过是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思维罢了。
四、我们如何直面中国转型的前夜
有理由预测，在今后15—20年之间，中国最重要的变革将不是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而是从一党专制逐渐向民主化转型。这一预测在有些人眼中可能被看作一厢情愿，但根据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民主转型的理论和过去30多年国民个人权利（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参与）意识的日渐增强，不妨可以乐观地推断，中国在这个时间段内，一党专制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最终将导致统治精英内部的分化。这不仅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是一个可以被预测的高概率事件。
但中国的民主转型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但取决于知识界与普通民众能否形成共识，而且还取决于国人民智民心的觉醒程度。这也是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承担的道义与责任。一旦整个社会都为某种期待中的突发事件激动亢奋之际，知识分子就有责任担当起足以打一场既能避免血腥轮回又可导向宪政转型的凯旋之战。而作为每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要尽一切可能推动任何形式的公民运动，以促使国人从无意识的昏聩状态自觉到有意识的、权利和尊严的觉醒过程。
比较美国人从小就有的公民教育，中国需走的路还相当之艰难。美国在每次大选之前，很多小学生就会在班里进行模拟总统选举，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民主选举和运作。美国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政治成熟程度往往胜于中国的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中老年人。这其中也许还有很多原因，但他们的民主教育自然是功不可没。
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之所以抵拒中国走向民主转型之路，乃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在专制条件下获取的稳定利益。所以任何能动摇独裁专制结构的变革尝试，都会让他们如临大敌。不接受西方先进政治文明的模式是这个专制体制的底线。因为它不可能像给前苏联带来巨变的戈尔巴乔夫那样毅然决然给自己的政党判决死刑。
一个政权会不会垮台，要看它有没有进行自我修补或进化的能力。而中共党内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根系，所以如果要它自我修复简直无异于缘木求鱼。如果中共现有领导层能够看到这一历史必然规律，趁早开始转型，他们仍有机会避免苏共的悲剧。如果中共统治者有历史责任和伟大的政治抱负，就该像台湾“力行政治革新”的蒋经国先生那样，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避免民族悲剧和国家灾难的发生，以自上而下的方式使中国大陆走上自由民主的转型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