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着黑暗，应该点起明灯，而不是无知的诅咒。
——腾讯微博“浩浩”
@潇洒昆仑剑 网友（断代工程）真名（施根源）福建泉州人士。因为在QQ群里宣传推翻专制。于6月1日被抓，现关押在福建泉州安南看守所。
我在推特上问，有没有哪位博友，是@断代工程那个群里的，把他的言论，翻出来给大家瞧瞧。鋼人 (@T3steelman) 在推特上说，对此人的印象是言论比较偏激且不愿与人多交流，之前和他聊过一次，属于以直接煽动为主的类型，言辞极为激烈，个人认为前景不容乐观。我的印象是，去年双十国庆施根源庆祝民国国庆，被博讯报道，我找他说话，他不怎么搭理我。
施根源的“断代工程”是为避免祖国再次发生大规模内战而提出，他说，对太子太孙陆续实施断代工程，逼迫专制者谈判妥协实行民主宪政！他说，难道你愿意再来一次大规模内战？难道你愿意再被骗一次30年前的“政改”？难道你愿意再被骗一个62年？让断代工程相互促进以最小代价尽早地推翻专制体制吧。
施根源鼓吹暗杀贪官子女被抓，与杜导斌仅仅讨论晚清暗杀被刑拘，说明当局已经意识到后清到了辛亥革命前夕，苗头得压下去。我们可以不考虑暗杀，但可以考虑捏贪官之蛋蛋：在海外动用法律不禁止的手段，对贪官在国外的子女，奉旨帮助他回国，或帮他赎罪，把非法财产纳入将来社会保障基金。
像许志永这样的知名人物被抓，呼吁的声音是很强大的，海内外可以波及世界警察美国，卷入中美关系，多我一个参与不多否，少我一个参与不少。我还是为我的老乡，政治立场同为民国派的施根源喊上两句，描述他们急迫的行动渴望，以及出路被堵的极度焦虑。
由于上面是一个铁屋盖子，已经具有相当名气的人，再往上，就会被弄进监狱，而且极度依赖嵌入中美关系，这是一条少数贵族之路。我想法是金字塔型扩大黑名单，通过帮助名气没那么大，关注没那么多的人如断代工程施根源，名气搞大关注搞多，帮助官方消化比军费还大的维稳费。多把道义性资源，往下转移。
我这篇文章是借施根源的杯浇自己的块垒，写超出施根源的东西，但实际上还是把施根源抗争的政治处境及其出路分析出来。这是施根源们在与专制体制的抵抗中所体验到的，存在心中或者没法说清楚的。
逆天能量的政权与我们敌对
我们所面临的抗争困境，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抗争手段都被统治者所熟悉，防范。即使是以暴易暴的革命手段，同样是如此。毛泽东说要有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手。网友“孔孟就是国难”说：我总以为在中国除了共产党，没有人真的熟悉革命、并且能够熟练地驾驭革命。小岗村是一场底层革命，但被收割为改革。控制在官方允许内，是自我阉割，造成只有渴望自由的非政治情绪，无政治力量。共党还收割过70年代的台湾保钓运动。
因此，我们好像处在世界民主转型的的例外中。刘军宁说，只有中国转型成功了，才知中国转型路径。不仅过去革命失败挫折，且中共作为敌基督对革命手段的扭曲改造吸纳防范，致使革命在中国还不是历史前进的稳婆，是个很大的例外。我在中共革命里读到了千年帝国民主之难的例外感，在改良的变态渴望中读到。
新浪微博“浮家泛宅武陵人”说，过去的一切经验均已失效，面对人类的邪恶的凝聚成果，现代性放出的恶魔，极权主义下的民众需要有新的抗争手段和路径。道路在哪？人间与宇宙的各种神力都退避三舍。我几乎想称我们为被诅咒的民族了。
我这几年来，一直面对如何抗争产品的创新需求。中共对二十世纪的抗争手段，都进行了预防其统治手段，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以暴制暴”也被他们用过一回，今天没有任何根据地可以建立，革命条件之差前无古人。二十世纪可以发生内战，可以当土匪。今天不行，所以我们又得超越“以暴制暴”。
就割割韭菜，长了一批就收割一批，然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又长了一批，然后再被收割，如此循环下去永无止境。她会尽可能把这一些打压。时间无限拖长问题是在专制瓦解之前，绝不容许形成社运组织，或者强有力地压制着。所以我们所遭遇的问题，要比人类历史所有的抵抗都难都复杂。
在叙利亚内战中，双方争夺的是同一兵源和资源，决定性因素不是综合国力和战争潜力，而是民心向背。可是到了中国，就不能幼稚地认为民心向背即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民心追随的不是正义，而是恐惧与利益。出于恐惧与利益，绝大多数人是会昧良心做事的。
相信民众作为沉默大多数是洗脑所致，而不是恐惧与自我保护或利益所致，是何等的脑残。不相信长期的格式化限制与维稳，造成自己知行断裂和范式破碎，而深深陷入以言代行，言论性行动就能推动改革，思想革命带动政治革命的启蒙派，是何等脑残。这种相信自己是病毒，却把自己当作源程序，想格式化整个世界。
百足之虫，虽死不僵。民心与掌权之间，有一定的决定与被决定关系，但是也有一定的反动用，掌权可以逆民心一定时间。只要维稳，谁敢不信任现政权，不信任压在心底又能如何，谁敢说出来又有啥用。人心作为政治稳定的原则，在中共面前是没有用的，或者说是冻结运行，中共让很多人类的政治根本原则失效或者在一特定时间内失效，确实有本事让地球的运转停顿一下，短时间内日月颠倒。
共党还真有这种本事，把我们所有的进步积蓄搞没了，89就是一次。然后再储蓄，共党再动一下，又没了。若非教育产业化和网络的兴起，原来的那一点储蓄方法，搞民主运动的方法，还真能保障千年原地踏步。像我们这一些人，到小国小邦去搞民主，容易程度就像打一个帝国时代游戏。在中国，全部被推到最边缘的领域，连上牌桌的机会都不会有。极权主义政体，给带来的困境，不是外人能想象的。消灭一切行动，任何火星，把抵抗的人驱赶黑暗的角落。我们所体验到张力和困难，远不是外界所能知道的。
极权主义政体消灭了一切民众的政治空间，任何火星都要消灭掉，所以所有苏联台湾转型的路径，在中国算白日梦。民间的维权，能起的作用，只能守住公民社会，避免将来损失最小，而不可能导致宪政转型。只有独裁者自己才能杀死自己。现代性的僭主，敌基督攫取了基督的权柄，利维坦，君子到集体的神话君主，是一个建构即自我瓦解，具有自反性的，就像神仙小说动物的修炼与渡劫，毒性在渡劫时总体爆发。
敌基督的力量，对普世的自然准则或者原初原则，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力，因此把自己当作前无古人的例外和特殊，因此觉得自己更靠近神。所以我们抗争的命运，是人类前无古人的命运，是一种世界历史精神的未知领域探险。是一种在外星空的行走。
中共是人类的最大力量的巴别塔，极人类邪恶力量的大成，也许只有只有神的力量，才能打倒他。共党只会瓦解于超人的力量，例如经济危机。通过改革中共已经把自己从独裁者阵营中拔除出来，成为能一种新形态，变成谁也不敢轻易下结论的一种东西。看起来成了一种不确定的怪胎，西方世界不知道怎么办，超出他们的范式，需要范式变迁。
底层的，未来的，过去的，都是国内殖民的殖民地。在权贵官僚之外的，都是被征服掠夺的”自然”。共党连时间，过去和未来都要殖民，最大程度的攫取，最大程度的走宽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这是类似基督的权柄。在基督教的传统中，敌基督标志着时间的终结和僭越基督战胜一切的权柄。
改革是一种历史终结，一切希望都被吸纳入改革。在四五、八九一代看来，体制攫取了一切可能和能量，也因为恐龙版的体重窒息了一切可能。那是个黑洞。对改革的认识洞悉不同立场的人位置，对其希望和绝望的决定性影响。位置高低与权力大小，决定了改革派的改革希望大小。非改革派如移民者倒是彻底清醒。位置低的人，就会寄部分希望于民众革命。四五、八九一代，没有出路，在体制内的虚无，什么都不是，一丝重量也没有。又舍不得把赌注全部压在民众身边，不认为这边才是中国。
共党经历了二十世纪的抗争。整个二十世纪所有人类的有效抵抗手段，都已经被共党预先防范，也就是是说二十世纪的知识分子抵抗，根本无济于事，压根就是极权后或后极权延续的内在组成部分。
专制体制是一个具有敌基督性质，几乎所有的抵抗都会他们被用来维护专制，所有的好话他们都能说。也就是这是一种能够最大自我维持的政治体制，历史上最为强大，最为政治成熟的。在这种体制之下，所有的抵抗都带有原罪的病菌，会成为反抗性的专制继承者。改革不外乎维持了专制。抵抗者具有很大的暧昧性，是双刃剑，奔赴自由与拥护专制同时可能。如反复维权，反腐都能够成为执政的合法性来源。
我们已经不是以批评政府为己任，或者已经告别这样的使命。批评政府具有暧昧性，具有否定与帮助的双性，我们试图超越这种暧昧性。美国社会学家科塞认为，那种不冲击核心价值，不会导致社会解体和崩溃的，不是革命变革的社会冲突，在社会系统中具有正面功能，通过释放积聚的不满情绪，可在新的基础上构建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关系。具有暧昧性，然而绝大部分被政府导向对立。
批评政府的，就会把自己当作是权力的潜在享有者，体制的包括体制的若有若无的自由化变革，都当作自己家的事情，把自己当作预备役和共青团。其发动变革，不外乎夺权掌权，并非直接为了自由民主。批评公知的，就会把公知当作尚可以拯救的对象，而政府体制官员，已是沉沦的敌人。与其批评政府，还不如批评公知，批评主流经济学家，一箭双雕。
自我批评比批评，更具有作用，这是一个神奇的奥秘，列宁与毛泽东的内斗。在内斗中反而掌权。共同体的自我洁静，获得神宠，这是一种宗教神秘与政治的混合。当组织覆盖整个国家时，只有在整个国家内部不断指定敌人，自我整肃，锻造一个洁静，才能获得神宠。
批评公知的自我批评才具有足够的穿透力和总体攫取能力，足以洞悉把握整个知识分子—官僚共同体的奥秘。知识分子身处这个共同体的边缘，又发生了自我认识错乱，把自己当作民众的代言人，作为献宝状元，以此获得这个共同体的边缘地位，在人民面前代表体制，在体制面前代表人民，上下其手夹缝中为稻米名声谋，试图贯通民众与体制，把自己当作桥梁和民众可以上升，与体制沟通的通道，试图掩盖管民矛盾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可是这路是窄的，是独木桥。这是一种暗中预设自己作为总体性的代表，暗中把自己抬到领导统治者和民众的地位，一种笼罩在国家整体上空的迷林妖雾。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位和视角，只会遮蔽，而不是澄清，只会造成更大的祸害，而不是解决。
改革已死与革命很难
道高一尺维稳魔高一丈。有个根本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公民社会的坐大，只会遭遇更强的维稳，还有最后都要依赖于共党的自杀（尽管是被迫），这怎么可能？所以改革已死是娘胎里面注定的。说什么都没用，改革不了。我们当初提出维权或者公民社会，是为了护住底盘，尽可能在将来动荡中损失最少，而根本放弃政改为目标。
施根源们很激愤很激进，很口炮党，因为他们相信空洞的主义和启蒙宣传，根本无法抚慰他们的基于自身困境带来的急躁与不确定性。站在岸上的人，与在河里挣扎求生存的人，是很不同的。施根源们要的是，直接到手，一下子搞掂，没法拖拖拉拉，渴望急迫性的行动。
然而施根源们进入公共领域，从事民间政治的时候，就会发现条件和路径有着严重的限制，不管是想成为改革派还是革命派，只有言论表达。那么能成为民间政治家的路径，只有先成为公知，不管是改革派改良公知还是革命派激进公知。施根源们嘶声呐喊要行动，最后还仅仅是呐喊。
那批人中最有行动渴望的，可是一诉诸于行动，还是公知化地上街举牌子，距离暴力革命可不下于地球与月亮之间。我这么说，是想说不管持有什么样的立场，行动的可能性和遭遇网格化限制都是一致的，当你只是口头改良口头革命时，才觉得自己是真理。
颇为奇怪的是，革命激进派认为保守派改良公知很强大。就话语霸权力量对比而言，在民间内部关系中确实如此，可是保守派公知有着同样的弱势感，因为他面对公权力的左派与即将升起的底层激进革命。所以都是渴望被承认的身份危机，五十步与百步的争宠。
今天保守派公知只有内心是普遍历史意义的，其行动和言说都是特殊性，既然是内心，那么从政治上来就完全是同床异梦，同床就是官方需要的。当然激进派到底是过去公知话语权的竞争者和延伸部分，还是新秩序的促成，暧昧不明，更多的是反公知的公知，宋江而已。改良与革命都还没路呢，都没路呢。
鲁迅写过两个乡下人为一个匾牌上写什么内容挣个你死我活打得头破血流，可是一看匾牌上空空荡荡。其实不管你是改革派，还是革命派，最令人恶心厌恶的，就是非垄断不可，把自己做当做真理化身，说的说的，私有化就成了他家的，他们家的。意识形态带来的罪恶与迫害，并不是其本身带来的，而是其中参与的主体，垄断代表权的内斗，把私人渴望化装为宏大叙事造成。并不是歪理邪说问题，而是邪人的问题。
为什么要真理感上身，强化教义与自己的人身联系，或者通过树立强化教主，并强调自己与教主的亲密等级关系来活动位置，他们是极端自私的，需要获得身份承认的，这是他们首要的精神危机。批判与名气以及在小团体中的身份地位，是他们的财产，保障他们的心理安全，他们争夺财产一样，争夺主义的生意。
要光是认识到当下需要暴力革命才能打开困境，就高歌暴力立场，用自我感动和弑父对其话语权的抢占渴望，来当做唯一真理压倒他人。这样的人要是搞行动了，还是值得尊重的，光说不练还咬人，那是疯狗。
把革命启蒙为一种道德立场，与改良启蒙为一种道德立场，同样是败坏的。因为这都同样因为行动上的无能，或者把行动推到未来实际成熟时再说而放在黑暗中病毒滋长。维权是改良的延伸，革命的预备，不管你要改良还是革命，当下支持维权好，能行动万法生，不行动就会互相撕咬。
革命派公知在改革与革命范式争论中持革命立场，公共舆论处这里需要承负过多的压力，让他们取而代之获取话语霸权，用话语暴力发泄，对暴力进行偶像崇拜，成为把他拉出困境和无止境欲望满足的救世主。暴力仅仅是工具，确成了救世主。暴力是用来消除障碍与强化新秩序的工具，不能审美化与偶像崇拜。
为革命权辩护，不要把革命话语当做打人的棒子，或者满足对保守派旧公知取而代之成为嘴巴革命型公知的渴望。每一代有自由之心的，都在三十岁前首先是革命派，因为革命与现代性是青年革命，然后寻找革命路径或者替代品成为改良派，有人复走出再成有胡子的革命派。
很多去政治化认识的人，不仅认识到革命必需性，而且在突破困境。也就是把政治简化为认识的，都蠢。暴力与非暴力，话语本身对其影响力根本不大，该暴力的时候就会有暴力。并不是鼓吹了非暴力，就没了暴力。认识对现实本身作用并不大，并不是人心决定方向，而是恐惧与利益决定方向。
正如青春期叛逆与宋江造反，抵抗是第一性的，皈依与受招安是建立在抵抗之上的上层建筑，几乎所有的改良派都是革命派之后，试图与他们眼中的现实和解，所以成为革命派才是初级的“山是山水是水阶段”，别把自己当做真理化身，其实是刚进门的初级阶段。可悲民间政治总是围绕这些义和团为太阳。
中共害怕了抓了，就证明自己的抵抗有用了？我们要找的，并不以他们害不害怕为标准，也不以他们不害怕为标准，而是我们能否建立宪政为标准，击垮对方不过是手段。也就是不以对方为标准。急迫渴望击垮对方，是首要的，但并不是对方一重视了，就是有用的，就能击垮对方的。往往是对方需要用来指定为敌人维护专政的。持有这种想法的，以对方的重视为看待自己这一方重要性的，不外乎另为一种共产党员。一种极端低级的，刚参加民间新手的自以为是。
在为暴力作为抵抗权手段辩护，与专制和中产阶级的反暴力道德立场对抗时，不要陷入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极端立场，用文学语言，来美化和偶像崇拜，这是一种滑落和更大的下坠。阿伦特在《论暴力》中说，暴力手段需要他所追求目标和原则的指导。爆炸与杀人，都是为了重建秩序或者建立新秩序，也就人与人关系，并不是冀中星爆炸了，他的问题就在爆炸中就没了，他不过是一种强有力的呼吁和申请，一种威胁，舆论的极大放大，也还是如此，最后问题的解决，我想他还是提请尚未者解决，这里就存在谁是上位者的模糊竞争。当局者不干，就失去了，但是其他人目前还当不了。
困境中人就知道自己软弱，要上位者才能解救，解救民众于倒悬。谁能干这呢。新旧公知批判当局的，就会产生一种暗示：自己能干，这是一种隐性的夺权行动。可是这种隐形的，过于隐形而且严重不确定，若有若无。可是民众需要的当下就能实现的，可以立即实现的，远水解不了近渴。隐形夺权，在帮助众民众维权中才行。
隐形的夺权计划，是要在帮助众多权，不是批判中就能。在批判中有一种很奇怪的魔术，你老批判一个人没道德，就会自己认为自己很有道德，也会被人认为你很有道德，其实你有没有道德，与他有没有，根本风牛马不相及的两码事。往往批判很激烈的，压根是一路货色，甚至更坏。批判别人不革命不行动，往往也是口炮党，也不行动。
尽可能的帮助民众降低维权成本，才是取胜之道。既然我们无法有矫正的权力，那么就帮助他们。民国政府于大陆的法权状态也是如此。底层民众把暴力作为手段，来追求高于暴力的正义，它高于暴力，并不会被暴力垄断，从而内在于暴力。虽然改革已死，看来依靠暴力才能进一步促成正义的实现，但是我们不要因此把美好的目标和原则，投射在暴力上，非暴力不可是没错，但是却高于暴力。不要像一个极度饥渴的王老五，把女人幻觉为天仙一般。否则就是对暴力手段的感恩戴德，是一种突破困境的渴望。出路肯定不在改革中，也许在革命中，但绝对不在微博上呐喊革命与杀全家中，也许在底层民众的爆炸中。因为并不是思想路线决定政治方向。
长达三十年的民间政治行动禁锢，不禁止内心移民与抗争，但禁止行动，也就是学术很自由宣传有禁区，以及对行动无所不在的防范，这种维稳格局塑造了知行断裂，以知代行的病态极权主义人格，那么革命就会变味为仅仅话语与呐喊，真理感上身自我神话，然后去肃清非革命立场的。义和团、巫术念咒杀与他不同信仰的教民。
改革时期的保守派公知集团使劲侮辱贬低义和团，就像他们侮辱贬低他们的农民出身。在他们方案的预设条件和出路希望来看，他们也是一堆肮脏巫婆。义和团的困境与毛泽东作为权力政治的心魔，是国人不可回避的内在问题，不管你有多高身份多少知识，只有在政治实践中被训化。维权就是在没有政治权力和权利时就行政治实践。革命中是需要保持对手段的合法性审查，因为革命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可以要求我们自己。
这是一个终末的时刻，从开端到终结本来轮流登上舞台的各种原则都一齐在混战，诸神从坟墓中复活，开战诸神之混战，时间之矢指向历史之外的无历史性，故改革已死的时期里，毛神复活，民国当归，改革与革命本身只剩下泡沫话语权争夺，知行断裂，行动无能，必须从外来与黑暗处重新生成新秩序，原局面不行。
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双手在空气中捞不到什么，本来改良与革命范式是坚定不移的历史真理与出路，如今这一切都靠不住了，居然连革命都毫无条件了，内涵都产生乾坤大挪移，刻舟求剑也没用，激进革命派坚持着这已经似乎不存在的虚幻之门，还是公知的范式。凤凰涅槃与末法时期，别抓住快要消失的。
行动的渴望
我们现在的处境，与1949年的中国人民一样。1949年的中国人民就像在婚姻中受苦的女人，说只要不是这个坏男人，任何男人都行，将来更坏的，再说。
这是一个行动的时代。在施根源身上看到，这是一个急迫渴望行动的时期，以行动为首要性来构建是非标准的时期，不是做梦就可以抚平我们饥渴焦虑的心灵。给我们安慰，还不如给我们五毛钱。
自己的民间的政治立场，不依赖于一种不可靠的不确定性。坐在自己的屁股之上，而不是坐在别人的屁股之上。谁给我们好处，而不是给我们好听话，我们看好谁。独裁者只怕拳头和枪支不怕言论。我们通过言论谋取拳头和枪支。我强烈体会到现在四五一代之外的新兴政治参与者强有力夺权掌权的渴望，掌握现实政治力量的渴望，进入政治舞台的渴望。岁数容不得他们磨磨蹭蹭再等。
四五一代人坚守自己道德的雅典卫城，把恐惧当做理性，卫城之外复杂城邦事务，就无能为力，更别提城墙之外的混沌无序。在他们“白”之外，都是黑的，政治的城邦与城外的混沌无序，都是妖魔鬼怪，避开就万事大吉了。凡是他们没法格式化的，都当做妖怪病毒。
他们对人类事务的解决方案，是讲狼外婆的故事，和一直喊狼来了，此外什么都干不了。凡过去百年革命和文革给他们塑造了这样一种与专制者同样的思维方式：当下的任何人的内心和道德立场，都是塑造决定将来方向，这是好大的一盘棋，每一棋子对错都决定了将来的胜败。他们力求每一个棋子都按照他们蹩脚错误的“道德”下法下。把政治问题当做教育问题，把复杂的人都当成孩子，永远无法在他们的学校毕业。
在四五一代的眼里，政治是道德人心问题，而是年轻一代的眼里，并不是诚信问题，而是希望之幻灭与出路的丧失问题。实际上对上升无门的愤怒。因为人身处境不同。四五一代已经没有生存压力，而且他对整个中国问题的认识，已经固化在改革意识形态中，认为只要改革深化下去，一切都会变好，所以就剩下道德，是否坚持改革相关的立场，成为唯一的关键。所谓的体制问题，作为政治问题，也被他们变为道德问题。而年轻人处于严重的生存危机当中，处于严重焦虑，切身体会到四五一代的整体意识，是错误的，是不吻合现实。一切上一代坚固的，都烟消云散，深渊在年轻人前面。
“改革已死”观念已经呈现末世论的紧张感，与对结果加速度立即实现的急迫渴望，拒绝四五一代对体位过程的技术性自我美化和巫术性抵达目标，已经成为首要的。首要的就是政治的，那么四五一代对此回避的，就够成非政治的，具有一种模糊性，是对目标实现可能是一种帮助，也可能是一种阻碍，随着时间推移后者越重。
代际冲突甚大，而且下一代的生存空间，需要与四五一代厮杀才有。这种“奋斗改变命运”就是要求奴隶角斗士互相厮杀。
四五一代与八零后九零后之间代际张力我承认，可是零后九零后还没把这转化为一种主义，而四五一代就把文革和上山下乡中所感受到的张力，放在改革开放大趋势中，成功塑造了一个意识形态统治世界。所以八零后九零后需要把属于自己的身体体验转化为一种主义和意识形态。
如主义没有与运动血肉相连的，那运动注定是没有政治根基的，例如89 。运动本身对主义有所要求，并会要求出一套主义。上一代人的主义与要参加运动的新人肉身经验相冲突，甚至会排斥运动，例如道德上反民粹。毛泽东的行动主义与教条派的冲突与此类似。我为这观察，找到了一个现实的标的“超级低俗屠夫”，他的思考，就是从行动出发的，而且对上一代的思考，体现出来排斥。
行动能使施根源们的身份承认的心理危机和焦虑缓解，并成为行动的动力。行动无能所以内斗，道德批判抹黑妖魔化，互相争老大，为空白的匾上以为写的东西争个你死我活，觉得全世界都欠他的怨毒。维权提出，就能为无数精神危机的民主人士，找到出口。
现在能行动的是维权。最后都能发现，争议在于如何为维权运动和网络表达界定历史方向，到底是改良的助推力，是公主的丫鬟；还是革命的预备，自己是王子，自己成为自己的目的。
“断代工程渴望”
除了维权之外，还有一个观念的归依，也能使当下躁动的抗争获得归属感，这就是民国。民国当归意味着1949年黑洞并不是我们的全部，而是沦陷区，我们只要告别坐井观天的模式，就海阔天空自由翱翔。尽管民国不能穷尽，但足以安慰平抚心中焦虑，顶多剩下“到底意不平”。
对于我们这一代以及更年轻一代，告别1949是理所当然价值体系的前提，所以在1949年以后的时间内，所发生的事情，都要虚无否定掉。耻辱史应该受到是终结，是把它当做黑洞，这样有利中华民族的心理健康，而不是去认真研究和对待。我们的人民已经当了六十年的慰安妇，抹杀这段耻辱史吧。
施根源的“断代工程”，是意图将红色权贵拔根而起，株连断绝，以为国人复仇。这是断别人的代，还需要断自己的代。我这里说的是他作为民国派的“断代工程渴望”就是否认1949年秩序在现实性上有任何奔赴美好目标的能力，能做的都是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积累，进行无限度的开发与挥发，对49内政治的批判，不再是知识分子那样在49秩序内隐藏的异界空间内，在49之内的超越49渴望，而是归指向民国，因此是一个断代工程。“断代工程渴望”塑造未来的能力和增长点。
何谓49秩序之内的超越49秩序渴望，也就是一种把美好目标投射在文革或者改革之上，用改革批判文革，或用文革批判改革，也就是习大大说的前后三十年互相否定。洗大大的法西斯虽然在改革已死上，比左右派更进一步，但还是投射。投射就是光是期待希望，是一种宗教性的乌托邦，不会变为政治措施变为现实性。
民主是一个世俗的东西，追求民主化的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神秘主义的效果，或者极权主义的心理，带入政治中去，就污染了政治。我看电影《V字仇杀队》，想起了摩西，上帝不让他和出埃及的第一代都死在旷野中。专制中生存有原罪，进入了民主，就污染民主。
将来的历史会证明改革三十年这段日子无关紧要，其标志是耻辱，而不是做出重要贡献。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觉得自己所处在的时代，是最为关键的，充满着自我为义。放到世界历史去看，谁会将一个成为“猪城邦”当做重要的时期呢。与未来无关的事情，少谈。这样的历史与改革时代的历史，都要埋葬掉，中国方有出路。总之1949年之后的中国，必须当做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中国才是有希望的。
通过遗忘忽视，时间一长，就会将专制驱逐到虚无黑暗地带，所以左右之争是与专制搞基，只会拖后腿。我们只同公知内斗，因为他们才与我们犬牙交错，有可能是我们的，也有可能不是我们的，一旦摧毁处于体制边缘领域公知的灰色，整个体制就会陷入彻底混沌黑洞。已经没有任何政治符号价值。
既然49之内的人心是虚幻的，没扎根于大地的，不能决定秩序的根本方向，因为是由枪支塑造的，那么能打破49的力量，则必然是与枪支同等的力量，分赃的人心只会被49收割。而直面生死的生命抗争本身，不会被。左右之争之外，在1949年秩序之外，在未来的框架之下，做一个客观的分析：改革的渴望是一种无形的牢笼，会变为遮住自己眼睛的尿布。“后改革”或者“改革已死民国当归”这可是一个崭新时代，完全与49脱离关系的时代起点，如何能够不坚持。党外性的扩展，消灭压缩党内性，包括党内民主派。
公知国师们好偷窥红墙内，津津乐道以此自重。而我们也可以让他们难受，我们身处曹营心在汗，可以关注民国，以民国人自认，以民国政治家自认，以反对党自认，不给他们去捧场，让他们成为独角戏。
台湾有台独，香港有港独，大陆民间也要讲民间主体性，自己为城，不陪专制者玩主奴之间的各种改革调情，叫做民独（民国或民间）。民间主体性必须扬弃和躲开这样一种嫌疑，以反对的方式延续专制小骂大帮忙。于是首先以民国人自认，当下参与对民国要求法定权利。当不得不讨论土狗时，就基于防守反击，基于自我保存，自我捍卫的维权和重建公民社会，捏着鼻子说，尽可能不去说他。这就是最小讨论专制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