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宪政指的是对统治集团政治权力的限制。即居于一国最高统治地位的不是某个人或政党，而是一些准则。这些准则不同于一般的法律，因为她高于所有人，特别是那些制定这些准则的人，而一般的法律并不能保证这些。这些准则不仅具有理论上的意义，也在实际操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最高准则就是宪法，而依据宪法的行政就是宪政。依据这样的基本意义，人类最古老的宪政当推远古时期的宗教团体。比如，摩西领导下的以色列团体。摩西虽然是所有以色列人中权力最高的人，但摩西也必须服从上帝颁布的十诫，否则自己也难免受罚。对十诫的遵守来自于对神的敬畏，但是随着人类历史解构作用的不断发展，这种敬畏之心被逐渐消解，直至于统治者可以口含天宪、任意而为。
正是基于在人的欲望面前，宪法常常无力的状况的考虑，近代以来发展出了民主。即以民主的选举保证统治者必须在宪法的要求下施展权力。宪法起的是指明方向的作用，民主起的是防止统治者逾越宪法的作用。二者相得益彰，不可分离。所以我们谈民主，就必须要想到宪法，否则容易发展到群氓政治，谈宪法就必须想到民主，否则宪法就仅停留在书面状态，宪法与民主的结合就是宪政。
时下的反宪政言论，其最大的愚蠢在于无视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方向和目标。即使中共建政以后，毛泽东时期，也没有人敢于公开否认民主和宪法。虽然没有建起宪政，但1954年便制定了宪法。这至少在表面上表明，中共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大方向不敢公开否认，虽然在实际上既没有民主，宪法也只是一纸空文。但改革三十多年以来的今天，却有人公开提出不要宪政，那他们是否想过中国是有宪法的，既然不要宪政，那就先从废弃宪法开始吧。估计他们没有这个胆量。
近代以来，中国虽然没能实现宪政，但对宪法的不断制定和改进，至少证明国人并没有放弃追求宪政的努力。为了更清晰地看到近代以来中国人的宪政追求之路，不妨来回顾一下我国制定宪法的历史。中国宪政之路的历史演进是以宪政思想的发展和宪法的不断制定、改进表达出来的。
清末立宪运动
清末立宪运动中制定的宪法性文件是《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由官方颁布的，在名称上明确带有“宪法”两字的文件，它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外来宪政实践和理论的影响。《钦定宪法大纲》在中国的登场，标志着中国宪政从观念的启蒙已走到制度层面的初步试验，它留给后世的决不仅仅是一种遗产，它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宪政史上独立的一页。 当然，第一次的宪政试验难免有其局限性，即使在《钦定宪法大纲》的内容上，也带有明显的帝制的痕迹。一方面，在确立君上大权方面比日本明治宪法的规定更甚。另一方面，关于权利义务的规定也有很多不足之处。即使如此，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宪法性法律,《钦定宪法大纲》宣示了宪法的合法地位,以法律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公民的权利义务，规定了皇帝也要受限于法律(虽然这种限制是如此的无力)。这些历史意义远较其本身的内容来得深
中华民国时期的立宪运动
1912年2月7日,参议院开始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年，孙中山签署公布了这部体现自由、民主、法治原则的宪法性法律。临时约法规定了国家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迁徙、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和选举、被选举、考试、请愿、陈诉、诉讼等权利，以及依法纳税和服兵役的义务，同时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根据《临时约法》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分立的“三权分立”原则。
依据《临时约法》,1913年7月国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开始了中华民国正式宪法起草工作。 宪法草案经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这个草案贯彻了民主共和精神，为袁世凯所不容。结果宪法草案成了死案。1914年3月18日召开约法会议，袁世凯提出增修临时约法7项，扩大总统权力。不久，约法会议议决《中华民国约法》。该约法及其后的大总统选举法使袁世凯成为独裁元首。
国民党执政近20年，一直沿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直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才召开制宪国大制定宪法。试图通过制宪实现从“训政”向“宪政”的过渡 。1947年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开篇便说该宪法“依据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之遗训”而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在字面上、形式上抄袭和模仿了美国宪法，共分“总纲’、“人民之权利与义务”、“国民大会”、“总统”、“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中央与地方之权限”、“地方制度”、“选举、罢免、创制、决议”。 在“总纲”中规定“中华民国基于三民主义，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国”。在“人民之权利义务”中，规定人民有身体、居住、迁徙、言论、讲学、著作、出版、通讯、信教、集会、结社的自由权，也有诉讼、考试、选举、罢免、创制和复决权。此外,还规定不分男女、宗教、种族、阶级、党派的平等权。值得注意的是《中华民国宪法》并没有将国民党放在一个特殊位置上。
在1949 年的《共同纲领》里， 第一条就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性质，并以此为基础强调了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立宪运动
1954 年宪法确立了人民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制度化、法律化。 1954 年宪法中对公民的基本权利的确定，是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对权利思想的体现。总之，中共建国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充分表达了以宪政治国的思想。虽然这里的宪政主要体现为人民民主专政和对阶级敌人的镇压， 但权利主体还是沿用了“公民”，而不是“人民”。
1956 年开始，中国的法制建设开始步入下坡，对待宪法的态度也转向推崇宪法虚无主义。毛泽东认为，宪法是可以不要的， 即使存在也没有作用。 这样，宪政思想也就完全以宪法虚无主义为中心。宪法虚无主义的确立导致宪法思想偏离了正常轨道，导致了国家政治制度被抛弃。宪法虚无主义还重人治，轻法治，人治推崇个人崇拜。 宪法虚无主义及个人崇拜充分体现在了1975 年宪法中。1975年宪法是为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制定的。宪法中充斥了政治口号、个人语录、具体政策，缺少法律的规范性和法律逻辑，不像一部具有规范性的宪法而更像政治宣言 。
1975 年宪法因为存在大量硬伤，因此文革结束后便有了 1978 年宪法，但是 1978 年宪法仍然受到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思想的影响，几乎完全继承了 1975 年宪法对国家制度和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
1982年宪法相对来说比较规范，法的特性表现得很充分，特别是在宪法中表达了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权利保障思想和宪法监督思想。1982 年宪法专章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平等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政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权、人格权、公民住宅安全与通信自由权、控诉权和获得赔偿权、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权和受教育权、文化活动权、以及对特殊人群宪法权利。 另外，1982 年宪法里的公民基本权利就内容基本继承了 1954 年宪法的主要内容，但对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更全面、具体。
中国宪政演进的几点启示
第一， 应该说从《钦定宪法大纲》开始，一直到1982年宪法，中国没有实现过完全意义上的宪政，但宪法的不断制定、改进充分说明我们一直在追求着宪政。无论是清廷、北洋政权、国民党政权，还是中共政权，我们从来没有过无宪法的历史。即使是文革的宪法虚无主义时期，宪法依然存在，没有人公开叫嚣要反对宪政、废除宪法。虽然更多时期宪政只是一个美好理想，宪法只是一纸空文，而且宪法的内容也常常因时而变，但至少在形式上，追求宪政的历程没有过中断。这说明我们从来没有脱离过近代以来追求宪政民主的大范围。
第二，从各个时期宪法的内容，可以看到中国追求宪政的道路总体上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结构。《钦定宪法大纲》模仿的是日本明治宪法，里面充斥的仍然是君主的无上权力。《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更多体现的是对最高统治者权力的约束。袁世凯时期制定的《中华民国约法》则重新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以至于总统与皇帝在权力上没有太大区别。这是第一个螺旋，从君主专制出发，走向总统专制。国民党时期制定的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模仿的是美国宪法，充分体现了自由、民主、权力监督的思想。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则在强调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前提下，对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至少在书面上是认可的。1975年宪法则完全颠覆了1954年宪法规定的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用口号宣传的方式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及为文化大革命建立宪法依据。1978年宪法虽然大部分内容沿用了1975年宪法，但对文革的否定成为了它的亮点。1982年宪法在强调中共领导的前提下，比较规范地体现了了公民权利，权力监督及民主思想（虽然是社会主义民主）。因此，相较与1975年、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更趋近于开明、开放和民主。这是第二个螺旋，从模仿美国宪法的自由民主，经过极权的疯狂，走向开明的专制，当然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
第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社会层面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什么宪政之争没有出现在过去的三十多年，而是出现在了现在？三十多年极权统治的结束是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的，是否宪政之争是三十多年寡头统治结束的前声？要具体回答这个问题比较难，但可以确定的是专制框架下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已经走向了饱和，进一步的发展或者是如薄熙来在重庆所实践的走回过去（薄熙来的倒掉告诉我们返回过去没有多大可能，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早已教育了民众），或者是突破政治专制框架的约束，从政治改革开始，开启新一轮的发展热潮。我们追求宪政之路的两个螺旋告诉我们，现在（即习近平当政时期）正是决定的时候，将第二个螺旋走完，或者开启第三个螺旋。其实这个过程并不难，也不是翻江倒海的事。因为我们有宪法，接下来要做的是严格按照宪法制定法律和依法行政，也严格按照宪法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习近平上台之初，有过“要尊重宪法”的言论）。对于专制政权来说，最可怕的也许不是反对派要求政治改革的主张，而是严格实行自己制定的宪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