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宗教的绵延之维
无论从政治学上解析还是做行为经济学规范结论，乃至于放诸社会学那样的大范畴看问题，全球学术界关于“街头政治”的研究是非常零散的，没有一个全系可资参照。在另一端，街头政治不仅成为最传统伊斯兰世界的社会典征，如埃及当下状态及其对全球地缘政治的结构性影响，而且美国社会也具有其经典民粹传统再现的冲动，更有学者预测美国将发生一场社会革命，“这场社会革命将以一种和平的不流血方式接管这个国家”【注1】。由此也可以推论：街头政治可能会引发流血事件，但未必就一定以流血为代价或表现形式，尽管街头政治已经被全部贬义化为民粹，也尽管在“‘街头’等于‘民粹’”的错觉下，两者确有重叠之处。
从纯学术即规范性视角看待街头政治，它是人类群居需要宗教之现象的绵延，或者作为社会现象的宗教沉淀后衍生出了诸多持续的社会表现，街头政治是其中之一。借助波普诺（2000）的“表意集群”概念【注2】，也可以看到街头政治的行为学含义来自于宗教，至少是一种可能性。在另两种可能性里面，宗教因素亦是暗含其中的，这可以从中国古代对丰收的祭祀【注3】到美国创立感恩节【注4】看出相当意义；而军事胜利之庆祝在中国古代尤有宗教含义，以至于形成后代的定式庆祝，此为周朝《大武》祭祀之舞【注5】的特定含义。
街头政治当中的宗教因素在西方远比在中国更明显。比如说，法国画家德拉克瓦洛（1798-1863）以法国七月革命【注6】为题材创作的《自由女神引导着人民》（1830），宗教因素在街头政治中被突出，以至于在较有影响的西方史学著述中它屡屡被涉及，如在约翰•史蒂文森的《欧洲史》当中【注7】。街头政治源于宗教，特具群体特征，而无论其近晚的政治实践是否具有暴力性，它的确是人类行为中的一个固有习性。
一、在历史：传统中国的反暴政意识
尽管“街头政治”未能作为一个标准词条出现在如《布莱克威尔政治制度百科全书》那样的政治学权威工具书中，但作为由宗教派生出来的集体行为习性它却历史地存在于波普诺所指的“远古文化”当中。不过，进行学术纵深时，应当注意它的宽泛性与狭义性之区别：宽泛的，完全可以将任何集体性的反抗（如发生在野外的陈胜吴广暴动或曰起义）均纳入其中；狭义的，在具有一般的户外与集体两种固有特征外，发生地点应当是城市街区。无论宽泛与狭义，具有秩序破坏性的集体行动一旦发生，就意味着基于表意集群的愿望（含政治目标）之实现，必借“行动集群”【注8】的方式来展现。
在中国历史当中，即便排除不具有城市街区特征的集体行为（或按时下流行的说法而称之为“群体事件”），那么，仍然可以看得到“M&R形态”是反抗暴政（未必就是皇权本身）的意识反映。发生在东汉有名的党锢事件与发生在明朝的同类性质的东林事件，各自当中有细节印证以上判断。从东汉到明朝，历史跳跃太大，亦不必一一详列其间的街头政治事件，但从明朝（1368-1644）中后期国营矿业开发引发的国家与工商业利益冲突中，可以得出大体的印象：（一）万历二十七年（1599），荆州（今湖北江陵）发生商人与市民共数千人围攻中央派员税监陈奉的事件，并导致官场猜忌与打压之内耗【注9】；（二）万历二十九年（1601），武昌发生针对陈奉的民变，陈奉下令铁甲骑兵向民众射箭，致数人死亡、二十余人受伤【注10】；（三）同年，苏州发生民变，致使中央税收专员（太监孙隆）的随从数人被杀，后因参与民变人员葛成一人揽罪（判死刑）而了结事件【注11】。
在整个明朝历史上最著名以至于对后来的整个清朝历史都有影响的吴县（今江苏苏州）事件，是一起典型的街头政治事件，比以上三个事件更具M&R形态。该事件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数千民众送别一位名叫周顺昌的前吏部官员（退休后在原籍吴县居住），其中又数百位生员（官方批准资格的学生）向省行政一把手（巡抚毛一鹭）请愿，要求后者向中央上奏以保护周顺昌。官民双方发生冲突，一名国家秘密警察（锦衣卫）被打死。国家定性此为叛乱事件，处决了五位平民（其中一人是周顺昌的轿夫）。明朝末期的著名文人张溥（崇祯四年进士）著文“五人墓碑记”评价事件，对五人给予高度赞扬【注12】。
在有了以上关于传统中国街头政治的大体信息（抽样）之后，应当说明的是：其一，古典的街头政治特具M&R形态，亦有更深传统的中国古典自由主义之支持，如魏晋间鲍敬言“无君论”【注13】以及宋元间邓牧“废有司，去县令”之主张【注14】，尽管以人物为标志的古典自由主义仍具有我已指的历史跳跃性；其二，相对于传统的异端而言，基于表意群体的宗教自由早已从中发生，比如厌烦了既成制度带来的烦琐祭祀任务，殷商最后一位统治者进行了有利于自己的宗教改革，尤以将祈雨的男女自由性交（以与自然中的阴阳结合相对应）活动转变为宫廷娱乐【注15】，也因此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道深刻的道德灼伤。
由于后一项旨在说明表意群体行为变化的不同于街头政治的另一取向之存在，而与本文研究主体关系不大，故不展开论述。
二、污名化：极权主义的无奈反应
在现代西方社会，因为街头政治已经成为宪政的构成因素，而使人们逐渐淡忘了其发生学上的宗教基础。换言之，在宗教越来越人性化即教权淡化的进程中，学术界也就不太注意街头政治之表意群体背后的宗教因素。不过，《圣经•新约》的同观福音中所记载的新信仰群体迎接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场面（人们为了表示崇拜把自己的衣服与砍到的树枝铺在耶稣骑驴要经过的路上【注16】），其街头政治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也使旧宗教权力集团与殖民统治者产生了极大的心理恐惧。套用当下网络术语，即便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不是个标准意义上的街头政治（因无M&R形态），但至少是个现实的围观事件。换言之，围观也是街头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极权主义政治（包括政教合一的统治）因拒绝实质性改革，它也本能惧怕包括围观在内的街头政治形式。在另一端，它也会利用街头政治实现少数暴政由多数暴政来表达的政治阴谋【注17】。基督教兴起时，法利赛宗教权贵集团对耶稣的迫害（致死）是之；中国接受共产主义政治之后，“反右”及“文革”亦是之。在极权主义政治陷入革命的专政堕落为反动的专制不可避免的悖论之后，街头政治是其整体制消亡的推动力；也是街头政治在另一种堕落形式——权贵资本主义——明显地表现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减税政策的权贵私有化，所极力防止的社会现象。比如，不是反省苏共亡党的制度悖论而是总结苏共社会控制的所谓失误，街头政治是为失控后果之一【注18】。在此污名化之下，当然地也反映出“批判”里的政治情报内含，摄其要而言，有三个分项：（一）街头政治的宪法诉求是“取消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即停止苏联宪法第6条；（二）公共知识分子走上街头并取得最明显政治成果，如在格鲁吉亚，著名诗人与异议人士加姆萨胡尔季阿成为总统【注19】；（三）街头政治本质上是“公民不服从”而并非一定要以M&R形态出现为代价，因此，也就能够以“不要动用武力”的口号来压制当局。
街头政治在“苏联（亡党亡国）教训”当中的污名化，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舆论管控问题，也就是说街头政治在逻辑上是“舆论失控”的结果。“失控”的舆论使表意集群的情绪得以全面公开化，从而使行动集群形成。而在集体情绪形成及公开化过程中，否定极权主义自定的正面历史远比指斥其现实的腐败更有颠覆性作用。放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颠覆雷锋显然比审判薄熙来更具当局所认为的“反动“效果，此亦为当局打击网络推手秦志辉的根本原因，也即当局在完全不理会雷锋精神背后的个人行为可批评性（可证伪性）的情况下，用刑法工具来捍卫自定义正面历史【注20】。
面对威权主义向可控民主迈进当中的不确定因素，第三压力会导致统治集团的过度反应。这不仅在前苏联有之，在中国当下有之，就是在被称为“威权共识民主体制（the authoritarian and consensus-based democracy【注21】）”的联邦德国也曾发生过非止一起的街头政治中警察杀害抗议者的事件【注22】。以军事暴力对待街头政治也不是中共的特殊表现如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发生，在此四十二年前，国民党在台湾的同类行为导致了「二•二八事件」的发生。在现代社会更进一步的演进当中，特别是当今网络政治之兴起，军事暴力镇压的可行性减少，因此，“不要动用武力”的前苏联民众性道德呼吁更容易在中国形成危机时刻的社会共识。
三、未超越：免于激进的威权主义因素
西方观察家注意到“民众在社交媒体上宣泄愤怒之情可在现实中引发抗议活动”【注23】。这种说法比较委婉，没有使用“街头政治”来描述抗议活动的政治含义，但当局担心发生M&R形态的冲突是没有疑问的。也因于此，很理论化的政治改革讨论就有了免于激进的主张。免于激进本身并没有错误，也是渐进主义政治的基本前提，甚至可能（期盼之发生）改革的前提【注24】。免于激进在现实中的政治操作仍然以威权主义向极权主义退步为能事，如所谓的网格化社会管理，它试图监察社会生活的所有细节，以至于有关执行人员不得不编造表格细节【注25】。
在表面为纯理论的某些批判当中，免于激进虽然是针对左右两翼的，但是本质上更着力于打击右翼。其一是因为中共尽管发生薄左政治风潮，但邓小平的政治原则“反右，但主要防左”还未遭遇颠覆，尽管先富后富的伦理缺失已经导致了严重的阶级斗争实态；其二是右翼主张更能获得民众的实质性支持，因为它很简洁地勾画出中国社会的未来情形，或曰普世价值在传统威权国家的炽热让威权主义政治遭遇了根本性危机。从技术上讲，当局至少要防止“原先已经温和化的自由主义思潮重新转向激进”【注26】的那种倾向。
如果免于激进以街头政治的污名化为代价，那么，中国社会不可能实现寄希望于威权渐进为民主那种超越。具体来讲，超越左右激进主义因政治灰暗而不可能实现，超越自由主义暨实现宪政社会主义因改革乏力而不可能实现。
反过来检视，不仅发现邓小平的政治策略或曰国家战略是短视的，而且还会产生惨重的跌落。这种跌落不可能由于左翼势力被再度镇压而幸免，更不可能因宪政社会主义遭遇重挫而幸免。本质问题是，阶级斗争存在于中国社会而从未消失，社会高度不公在财富与机会两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撕裂效应。
四、伪对策：阶级斗争模糊化处理的后果
不管实际发生的街头政治如公民散步以及“围殴城管”还是现实与网络的围观，都说明阶级斗争实态已经否定了邓小平模糊化阶级斗争的策略【注27】。作为伪对策【注28】的邓小平改革之初始，是最高权力斗争的妥协结果。这个妥协的结果可由华国锋的两难处境来印证，“毛泽东不在了，华国锋既想不加批判地遵循毛泽东集体化和阶级斗争的教条，又想要邓小平的经济和技术现代化，结果反而被这个极大的矛盾拖垮了”【注29】。
伪对策是一个信息对称问题，其理想状态是完全对称，或者说，任何不完全对称信息下的决策都是伪对策、有限选择。但是，完全对称是不存在的，只能追求尽可能的对称，即是说在经济决策时不要故意回避重大因素。在政治学上，仍然如是。比方说，政治权术可以击败对方，使之丧失竞局能力，但胜方没法全部否定对方的主张。最一般的“事后救济”策略是有类中国古典权谋“杀其人而用其法”的那种情形。
邓小平的理论利器是宗教化了的“实事求是”，但它本质上也是伪对策，仅仅是利用毛主义的政治哲学性分支论题来扩大化为全局观念。这样做的结果是权术的极大化，如传记作家所云：“这么一来，即便他在某些问题上背离了毛的观点，邓小平也足以维自己的权威。”【注30】在这个权威之下，以及它的法统性延伸，阶级斗争被巧妙地模糊化，但又没法将体制内不同的政治方向性主张说成是路线斗争。尽可能宣称党代表各种利益集团，而后又将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行半威权半民主的利用，就有了和谐社会的理想化描述。后两种策略虽然与邓的国家战略不会发生冲突，但最终是将政治负资产累积起来。之于社会现实层面，就是各种利益强烈表达及其实现呈现显性的阶级斗争状态。
阶级斗争始终存在于邓版的改革开放过程。1987年的自由化高潮是之，1995年的“万言书”是之。前者是右翼激进化的第一波；后者是左翼的重新自我定位，再次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问题【注31】。再后来，1999年的打击法轮功宗教力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所说的“特定条件下的阶级斗争激化”；2005年以来反对新自由主义至习李全面接手胡温权力之后的反宪政主张，也是阶级斗争的表征，至少是斗争激化的信号【注32】。这当中的一个峰值是2008年奥运安保机制的形成，它标志着维稳新政取代了仁政型的胡温新政。这个峰值也是中国当代阶级斗争的标志性事件。
结语：民主的阶级斗争与多党制
在现代社会中，任何心智正常的政治学者都没法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及随着全球化的继续展开，它会呈现出不同于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产生时代的新情形。承认阶级斗争并不意味着重现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成为新的普世价值；更不意味着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性可以在欠发达国家与地区被“道德性”允许，亦与权贵资本主义暨权贵私有化无关。将阶级斗争的社会破坏性力量引入到党派政治里面去，进行程序化消解，是唯一的合理路径。议会民主的经典性也好，协商民主的创新性也罢，但核心仍是民主。换言之，“民主的阶级斗争”【注33】是现代社会的利益平衡之本质。
达仁道夫（1988/1991）转述他之前重要的社会政治学成果，如S.M.李普塞的研究，认同这么一个判断——在任何民主政治里，各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表现在政治党派里，政党原则上体现阶级斗争的民主转换【注34】。这是“民主的阶级斗争”概念的核心。由此而下，民主之所以不反对街头政治，是因为民主意味着接受冲突而不仅仅是为了平息冲突，或者说解决冲突没有必要使用镇压手段，同时能够避免无需镇压的冲突不至以惯性的暴力方式表达。既然不同群体的冲突可以在政治党派里得到解决，那么，多党制就有其天然的市场需求。与普通市场的差别仅仅在于应当以市场的眼光看待政治。并且，从人类群居之始出现任何最简单的交换也不是一元市场，即市场的基本支持在于其多元化，尽管货币最终将市场表现为最明了的符号。
没必要以纯粹经济学的视角来全概“社会—政治”这个重要结构，正如我们前面对“伪对策”进行信息学解释之后又重回实证政治学那样。然而，承认阶级斗争存在，承认它将导致街头政治，承认最终可以用多党制来解决，不止于深刻学术之后的新常识产生，而是任何一个政治集团乃至于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个人的人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或许没有完全失败，如作为其衍生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有很强的哲学存在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已经失败的部分告诉我们——资本力量与劳工力量并非矛盾不可调和，阶级斗争并非以“埋葬”的方式进行，经济民主至少是缓和了冲突的烈度。简言之，重新审视阶级斗争问题已经是中国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的重大理论课题。
2013年7月下旬构思，8月上旬备齐主要文献（书目）；8月下旬陆续补入文献（主要是报刊资料）；8月22日至26日初稿，28日定稿于含溪轩（新）书房，小城泊头。
注释部分：
[1]参见美国《赫芬顿邮报》2012年11月13日文章，“美国将发生一场社会革命”（作者：美国《全球主义者》在线杂志出版人兼总编辑斯蒂芬•里克特）；新华社《参考消息》11月15日译介，题目未变，第10版〈参考论坛〉。
[2]参见戴维•波普诺《社会学（第十一版）》（汉译本，李强等译），P652；李等译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波普诺（2000）对“表意集群”的准确说法是：“那些用来提供感情表达和情感释放机会的集群称为表意集群。大多数远古文化都用来庆祝丰收、某一重大军事胜利或具有宗教意义的日子。”
[3]《诗经•小雅•甫田》中的：“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我方”，就是因丰收而来的社祭。对于“甫田”的英译，学者如程俊英即意译为Harvest。但社祭并非此一种，亦涉及军事胜利及纪律申明的宗教仪式，如《夏书•甘哲》有云：“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
[4]对于“感恩节”（Thanksgiving Day）较为专业的解释可参见文庸、乐峰、王继武主编《基督教词典》，P168（同名词条）；文乐王主编版本：商务印书馆，2005。
按该词条解释：清教徒的感恩节始于1621年。那年秋天，移居美国的清教徒获得第一次丰收后，普利茅斯总督布雷德福邀请临近的印第安人共庆丰收，举行3天狂欢活动。
[5]对于“大武”偏重历史文献的解释可参见仓良修主编《史记辞典》，P25（同名词条）；仓编版本：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
[6]“七月革命”又称为“1830年的法国革命”，起因于查理十世的政治反动（极端宗教政策，强化报刊检查，以及解散国民自卫队），最终导致六万人丧命，而查理也被迫退位。可参见约翰•史蒂文森编著《欧洲史》（1001-1848）》（汉译本，董晓黎译），P355；董译版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7。
[7]同[6]，P348-394间全页插图（论述主题：LONG LIVE THE REVOLUTION，1789-1848）。
[8]同[2]，P653-654。波普诺将暴民（mob）与骚乱（riot）视为两种典型的“行动集群”。为本文的表达方便，我称之为“M&R形态”。
[9]参见张宏儒主编《廿五史纲鉴（下册）》，P1982（上下册统一页码）；张编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10]&[11]同[9]，P1983
[12]张溥评价云：“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因何如哉？”该纪念暨评价文章，在其文集《七录斋集》。
[13]关于鲍敬言“无君论”之论述，参见任继俞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册）》，P202-209（各册单另页码）；任编版本：人民出版社，1963。
[14]关于邓牧“废有司，去县令”之主张，参见同[13]书第三册，P291-294；1964。
[15]在拙著《给历史放把火》（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2）当中，我对商纣的宗教改革效果有两个判定：其一，民间得到实惠，性自由程度空间提高，贵族音乐的平民化势不可挡（P189）；其二，商纣不限于宗教的改革虽多有可指责之处，但其个性追求是缘于不堪国家宗教仪式的压迫（P190）。
[16]可见MATTHEW，21:8,“A very large crowd spread their cloaks on the road, and others cut branches from trees and spread them on the road.”另见MARK，11：8，以及LUKE，19：36。
[17]关于暴政的少数与多数之关系的实证政治学分析可参见拙文，“论‘少数暴政’——回归《共同纲领》为何没有可能？”，载于《零八宪章》月刊2012年3月16日。
[18]参见唐修哲、孙润玉著《月岁有痕——从苏联到俄罗斯的亲历》，P223-234（〈附二：街头政治〉）；唐孙著版本：东方出版社，2008。
[19]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动因不仅限于地方分裂诉求，异议运动即街头政治对封建主义的不满也是其一，如街头政治中有口号云:“宁可跟欧洲资本家联盟，不要与封建的中亚联盟。”具体见[18]，P228。
[20]参见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2013年8月21日转《京华时报》消息，“‘秦火火’等网络红人被捕，诋毁雷锋形象被举报”（原标题：“秦火火”网络黑社会造谣被端）。
[21]参见多娜泰拉•德拉波尔塔著《社会运动、政治暴力和国家——对意大利和德国的比较分析》（中译本，王涛、江远山译），〈译者序〉；王江译版本：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2]同[21]，P43-45〈第一阶段：1967-1969，学生运动〉，此为第二章第三节的一个小分节。
[23]参见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2013年8月5日报道，“中国规模庞大的网络监控实际上有助于民主发展？”；同[1]报译介，“中国学会了解和引导网络舆论”，第14版<海外视角>。
[24]参见《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5日文章，“中国改革仍应坚持渐进主义”（作者：旅日学者刘迪），第14版〈国际论坛〉。
[25]参见《经济观察报》2013年7月15日报道，“‘网格化’实验”（记者：韩雨亭；实习记者：杜雪）。报道中引述一位网格化管理员的不满意见：“上级就给个指标，要求每年完成多少例纠纷调解，这很荒唐。如果我们工作做得好，没有纠纷，总不能为体现工作量制造纠纷吧？”
[26]这个判断出自萧功秦著《超越左右激进主义》，P6〈总论〉；萧著版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27]邓小平模糊化阶级斗争的策略是放弃毛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原则，但并未确认阶级斗争不存在。在标准的具有明显时代痕迹的词条当中，可以看到这点。比如1983年开始编写至1985年出版的《简明政治学词典》的〈阶级斗争〉词条说：“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消灭，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存在极少数敌视和破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阶级斗争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P304，全条P303-304；吉林人民出版社。）
[28]伪对策（Pseudo Game）不是一个贬义词，它源自数量经济学的现代数学方法，亦称为“抽象经济”（Abstract Economy in Finite Case）。
[29]参见基辛格《论中国》（汉译本，胡利平、林华、杨韵琴、朱敬文译），P325；胡林杨朱译版本：中信集团出版社，2012。
[30]参见傅高义（Ezra F.Vogel）著《邓小平时代》（汉译本，冯克利译），P378；冯译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
[31]参见马立诚、凌志军著《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P266；马凌著版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32]著名的鹰派网站海网（海疆论坛）在2013年8月19日(前苏联“八•一九”事件二十二年)刊出文章，“宪政潮是对十八大精神的挑衅”。此种颇具“文革”意味的命题不仅把“十八大精神”神化，而且还指责称“片面提倡宪政”与伊斯兰极端力掌权国家的“原教指主义者没有根本区别”。
就当代中共史看，不仅存在十一大精神（具体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否定中共“十大精神”（溯及“九大精神”）的事实，而且所谓十八精神形成时间太短，尚须检验。因此，神化十八大精神与邓小平法统中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原则相悖。
[33]“民主的阶级斗争”是拉尔夫•达仁道夫著《现代社会冲突》一书的第五章第三节题目，P140（汉译本，林荣远译）；林译版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4]同[33]，P1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