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中共高级宣传干部发表长文，再度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之统一。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周一在其报上说，是党总书记习近平最近提出要坚持这“两性”统一的。
这位人民日报社长在其管辖的“党的耳目喉舌”上（见人民日报2013年9月16日7版）发表长文说，是习近平最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到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并对这一“重大命题进行了系统、深刻的阐述”。从统战部、中宣部调到人民日报主政的这位部级宣传大员，是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毕业。
*党喉舌赞总书记*
张研农说，习近平这些阐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1966年11月，当时“身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林彪就在《毛主席录》再版前言中劈头就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
新华社这样介绍张研农：张研农，男，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出生，少年时代生活在湖南。在北京１０１中学就读初中、高中。参加工作后，读完大专、哲学研究生课程。１９６９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华社没有介绍张研农的大学毕业院校。
*张研农引用马列，誓将媒体抓住手中*
张研农在其长文中援引列宁1905年发表的文章说：党的报刊是党的事业一部分，党的报刊一分钟也不能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不同党保持组织上的关系的党的报刊一律不得存在。
作为世界共产活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列宁是苏维埃政权的创始和奠基人，在今天的俄罗斯已被许多人淡忘。被改名的列宁格勒市也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恢复了圣彼得堡的老名。俄罗斯一份民调说，有31%的人认为，再过40年或是50年之后，除了历史学家之外，没有人能想得起列宁。
张研农还说，人民性的概念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他说，1942年4月，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说：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的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 ”马克思认为，报刊应该‘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
*习近平新指示是点燃新一轮争论之“导火索”？*
中共为何最近再度提到“党性”和“人民性”，这主要是指媒体特别是党报们的办报思想和方针，到底是为执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背书？毛泽东说，搞革命主要靠两杆子—笔杆子和枪杆子。而控制意识形态就是抓住握紧笔杆子。习近平今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今年早些时候，中央办公厅下发到县团级的九号文件也提到：需要防范的7股势力就包括西方新闻观。据海外明镜网刊登的中共9号文件的全文所介绍，所谓“7不讲”中的第5不讲是：“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中国春天发生的“南周事件”和最近发起的“整顿管理”网络大V事件，也属于这个整顿范围。
就在中共8月19号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曾在主管宣传的常委刘云山讲话中插话说：“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
胡績偉在北京寓所中照片转载博讯新闻网 (由高伐林攝於2007年)
*胡绩伟的党性人民性对立统一理论*
说到这次新的“意识形态大辩论”、新闻观和党性人民性“两性”之争，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位人民日报老总—–一年前去世的胡绩伟。客观地说，有关“两性”对立统一之理论最早是胡绩伟提出的。这位人民日报老社长、总编去年的今天（2012年9月1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胡绩伟是1916年生人，比张研农大32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邓小平复出重用胡耀邦、赵紫阳，胡耀邦支持胡绩伟展开“党性人民性”大讨论。时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的胡绩伟提出这个观点其主要内容是：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应当从加强人民性来加强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在不能统一时，人民性高于党性。
胡绩伟提出这一观点，引起新闻界和理论界极大关注。毛派和党的理论家们敏锐意识到：这又是“右派”们新的一轮“向党进攻。”，目的就是向党夺权，占领党的舆论阵地，夺取理论制高点和党所控制的“笔杆子”。
显然不是针对后任张研农的“马列新闻观”，胡绩伟很早就说过：“作为一个老报人，我当然知道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我当然记得马克思所说的：‘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也记得英国工人报纸《穷人日报》发刊词中所说：‘新闻自由是我们一切自由的关键’”。
*党性VS人民性，新社长VS老社长*
目睹了这几十年来围绕新闻观展开的“大讨论”的中国新闻工作者黄星耀在其博客中说，胡绩伟的观点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但遭到了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的批评。胡乔木曾当过毛泽东秘书，中宣常务副部长，人民日报社长，被称为中共理论沙皇。黄星耀说：胡乔木批评胡绩伟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向党闹独立性，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从此引发了胡绩伟与胡乔木对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长达10年的争论。”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二胡”之争告一段落：被胡乔木小四岁的胡绩伟遭到整肃，被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其新闻观特别是党性人民性理论，遭到系统批判。而作为“二胡”之后的“后生”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再度提到党性人民性之争，只是在习近平指示下以及面临互联网和舆论控制新形势挑战下“重炒冷饭”而已。
张研农在其文章中不点名批判了胡绩伟。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在反思“文革”过程中，党性人民性这个早就明确的问题重新被人提起，“引发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张研农说，“有人以‘党有时也会犯错误’为由，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有人将二者割裂、对立起来，以人民性否定党性，企图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张研农说，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一些错误认识的根与“在于不了解或否认党性和人民性在利益、目标方面的高度一致性，以部分代替整体、个别代替一般。”
张研农说，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他说：“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这位比“二胡”年轻一辈的人民日报新“掌门人”进一步阐述其理论并得出结论说：“那些‘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的论调，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思想上是糊涂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胡绩伟提出党性人民性对立统一论之思想根源*
那么，胡绩伟这位“老报人”为何要从事这项“有害理论”宣传和推广工作？这要从“文革”（1966-1976）中“党报”的表现说起。中国老记者黄星耀说，文革是中国陷入疯狂政治动乱的特殊时期，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自始至终充当了急先锋。”
胡绩伟夫人狄沙曾撰文说，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几乎打遍所有“真正共产党员”。“党和人民距离在增加，党报和人民报纸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扩大。”她还说，文革期间“党中央称赞人民日报‘党性’最强，而人民群众则说它是‘戈培尔’的报纸。戈培尔是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其名言包括：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谎言重复一千遍即是真理。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
帮助胡绩伟整理润色了两百万字书稿并陪同胡绩伟走完最后一程的狄沙也是老新闻工作者。她说，经过文革十年折磨后，胡绩伟长久“深思”后认为，过去二十多年，党正确报纸也正确，党犯错报纸也跟着犯错。胡绩伟想：党犯错时，如报社领导人头脑清醒，有独立思考能力，报纸能否不跟着犯错？胡绩伟认为，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应该做的的，也是必须做到的。”胡绩伟经过长考得出结论说： 这样，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就是不一致了，而且是对立的了。要使这二者统一起来，就只有使党性服从人民性，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
胡绩伟的老伴儿狄沙回忆说：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华国锋任命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但后来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胡绩伟在胡耀邦支持下，在人民日报上“反对党中央的错误”，“终于取得了很大胜利。”。邓小平把华国锋整下台，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央媒体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功不可没。
胡绩伟的新闻观点在80年代初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遭到批判，但他的党性人民性对立统一理论却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得新闻工作者心。在被中共说成是1989年那场“动乱”期间，人民日报的记者在游行中打出了“别逼我们造谣”的横幅标语。
从希特勒、毛泽东、金正恩等对媒体的控制可以看出其与习近平张研农乃至中共9号文件中阐述的新闻理念之一脉相承，其要害和关键是：把笔杆子–媒体牢牢抓在手里，坚持媒体不得越雷池一步，不得自由化更不能“擦枪走火”，否则“严惩不贷”。
中国新闻工作者黄星耀认为，中共内任何一位主管新闻宣传的官员都没有像胡绩伟一样，提出这么“有见地、这么实事求是的新闻学理论。‘党性服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必定让胡绩伟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程凯：伟大报人创建伟大理论*
曾任人民日报海南记者站长后因六四镇压出走海外的程凯曾这样评价胡绩伟：人之伟大，有的是因为创建了一个伟大理论，有的是因为进行了一场伟大实践。胡绩伟是报纸“人民性高于党性”理论的创建于实践者，是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胡绩伟到全国人大常委工作，开始大力推动制定《新闻法》，但后来中途夭折。程凯认为，这只是因为中共大佬陈云说了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号，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程凯援引胡绩伟的话说：“一张报纸，从事新闻工作的每一位编辑记者，应牢记人民性高于党性，当党与人民发生冲突时，毫无犹豫地站在人民一边。共产党宣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时包括高于党的利益。党与人民发生冲突时，证明党犯了错误。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才是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
胡绩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9年六四之后，他被撤职遭到批判。90年代初，他来美国访问曾呼吁让“那些六四娃娃们回国”。这是首位中共前部级高干六四后在海外电台发出这样的呼吁。
去年今天胡绩伟病逝北京，VOA驻北京记者东方曾报道此事并援引了胡绩伟在95大寿时所赋诗一首：
一生登危走险，
铺桥补路修栏。
抵御风霜冰雪，
抗击打压欺蛮。
累累留伤遗痛，
赢得树茂花繁。
远闻茉莉吐艳，
喜讯风驰电传。
伟哉，人心背向！
壮哉，寿追南山！
这位人民日报社长在其管辖的“党的耳目喉舌”上（见人民日报2013年9月16日7版）发表长文说，是习近平最近在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到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并对这一“重大命题进行了系统、深刻的阐述”。从统战部、中宣部调到人民日报主政的这位部级宣传大员，是中央党校在职研究生毕业。
*党喉舌赞总书记*
张研农说，习近平这些阐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1966年11月，当时“身体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林彪就在《毛主席录》再版前言中劈头就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
新华社这样介绍张研农：张研农，男，１９４８年１１月出生，少年时代生活在湖南。在北京１０１中学就读初中、高中。参加工作后，读完大专、哲学研究生课程。１９６９年８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新华社没有介绍张研农的大学毕业院校。
*张研农引用马列，誓将媒体抓住手中*
张研农在其长文中援引列宁1905年发表的文章说：党的报刊是党的事业一部分，党的报刊一分钟也不能站在党的队伍之外，不同党保持组织上的关系的党的报刊一律不得存在。
作为世界共产活动的主要人物之一，列宁是苏维埃政权的创始和奠基人，在今天的俄罗斯已被许多人淡忘。被改名的列宁格勒市也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恢复了圣彼得堡的老名。俄罗斯一份民调说，有31%的人认为，再过40年或是50年之后，除了历史学家之外，没有人能想得起列宁。
张研农还说，人民性的概念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他说，1942年4月，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说：自由出版物的人民性，….它的历史个性以及那种赋予它的独特性质并使它表现一定的人民精神的东西，—-这一切对诸侯等级的辩论人说来都是不合心意的。 ”马克思认为，报刊应该‘生活在人民当中，它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
*习近平新指示是点燃新一轮争论之“导火索”？*
中共为何最近再度提到“党性”和“人民性”，这主要是指媒体特别是党报们的办报思想和方针，到底是为执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背书？毛泽东说，搞革命主要靠两杆子—笔杆子和枪杆子。而控制意识形态就是抓住握紧笔杆子。习近平今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说，“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
今年早些时候，中央办公厅下发到县团级的九号文件也提到：需要防范的7股势力就包括西方新闻观。据海外明镜网刊登的中共9号文件的全文所介绍，所谓“7不讲”中的第5不讲是：“宣扬西方新闻观，挑战我国党管媒体原则和新闻出版管理制度。”中国春天发生的“南周事件”和最近发起的“整顿管理”网络大V事件，也属于这个整顿范围。
就在中共8月19号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曾在主管宣传的常委刘云山讲话中插话说：“有一小撮反动知识分子，利用互联网，对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政权造谣、攻击、污蔑，一定要严肃打击。”
胡績偉在北京寓所中照片转载博讯新闻网 (由高伐林攝於2007年)*胡绩伟的党性人民性对立统一理论*
说到这次新的“意识形态大辩论”、新闻观和党性人民性“两性”之争，不能不提到另外一位人民日报老总—–一年前去世的胡绩伟。客观地说，有关“两性”对立统一之理论最早是胡绩伟提出的。这位人民日报老社长、总编去年的今天（2012年9月1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
胡绩伟是1916年生人，比张研农大32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邓小平复出重用胡耀邦、赵紫阳，胡耀邦支持胡绩伟展开“党性人民性”大讨论。时任人民日报社长、总编的胡绩伟提出这个观点其主要内容是：没有人民性就没有党性，应当从加强人民性来加强党性；党性和人民性是统一的，在不能统一时，人民性高于党性。
胡绩伟提出这一观点，引起新闻界和理论界极大关注。毛派和党的理论家们敏锐意识到：这又是“右派”们新的一轮“向党进攻。”，目的就是向党夺权，占领党的舆论阵地，夺取理论制高点和党所控制的“笔杆子”。
显然不是针对后任张研农的“马列新闻观”，胡绩伟很早就说过：“作为一个老报人，我当然知道言论出版自由的重要，我当然记得马克思所说的：‘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我也记得英国工人报纸《穷人日报》发刊词中所说：‘新闻自由是我们一切自由的关键’”。
*党性VS人民性，新社长VS老社长*
目睹了这几十年来围绕新闻观展开的“大讨论”的中国新闻工作者黄星耀在其博客中说，胡绩伟的观点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但遭到了主管意识形态的胡乔木的批评。胡乔木曾当过毛泽东秘书，中宣常务副部长，人民日报社长，被称为中共理论沙皇。黄星耀说：胡乔木批评胡绩伟反对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向党闹独立性，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从此引发了胡绩伟与胡乔木对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长达10年的争论。”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后，“二胡”之争告一段落：被胡乔木小四岁的胡绩伟遭到整肃，被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其新闻观特别是党性人民性理论，遭到系统批判。而作为“二胡”之后的“后生”人民日报社长，张研农再度提到党性人民性之争，只是在习近平指示下以及面临互联网和舆论控制新形势挑战下“重炒冷饭”而已。
张研农在其文章中不点名批判了胡绩伟。他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在反思“文革”过程中，党性人民性这个早就明确的问题重新被人提起，“引发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张研农说，“有人以‘党有时也会犯错误’为由，主张‘人民性高于党性’。有人将二者割裂、对立起来，以人民性否定党性，企图摆脱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
张研农说，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一些错误认识的根与“在于不了解或否认党性和人民性在利益、目标方面的高度一致性，以部分代替整体、个别代替一般。”
张研农说，党性和人民性都是整体性的政治概念，党性是从全党而言的，人民性也是从全体人民而言的，不能简单从某一级党组织、某一部分党员、某一个党员来理解党性，也不能简单从某一个阶层、某部分群众、某一个具体人来理解人民性。他说：“只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站在全体人民的立场上，才能真正把握好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
这位比“二胡”年轻一辈的人民日报新“掌门人”进一步阐述其理论并得出结论说：“那些‘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的论调，把党性和人民性对立起来、搞碎片化，在思想上是糊涂的，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胡绩伟提出党性人民性对立统一论之思想根源*
那么，胡绩伟这位“老报人”为何要从事这项“有害理论”宣传和推广工作？这要从“文革”（1966-1976）中“党报”的表现说起。中国老记者黄星耀说，文革是中国陷入疯狂政治动乱的特殊时期，作为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自始至终充当了急先锋。”
胡绩伟夫人狄沙曾撰文说，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几乎打遍所有“真正共产党员”。“党和人民距离在增加，党报和人民报纸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扩大。”她还说，文革期间“党中央称赞人民日报‘党性’最强，而人民群众则说它是‘戈培尔’的报纸。戈培尔是希特勒纳粹德国的宣传部长，其名言包括：混杂部分真相的说谎比直接说谎更有效。谎言重复一千遍即是真理。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
帮助胡绩伟整理润色了两百万字书稿并陪同胡绩伟走完最后一程的狄沙也是老新闻工作者。她说，经过文革十年折磨后，胡绩伟长久“深思”后认为，过去二十多年，党正确报纸也正确，党犯错报纸也跟着犯错。胡绩伟想：党犯错时，如报社领导人头脑清醒，有独立思考能力，报纸能否不跟着犯错？胡绩伟认为，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应该做的的，也是必须做到的。”胡绩伟经过长考得出结论说： 这样，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就是不一致了，而且是对立的了。要使这二者统一起来，就只有使党性服从人民性，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
胡绩伟的老伴儿狄沙回忆说：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倒台，华国锋任命胡绩伟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但后来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胡绩伟在胡耀邦支持下，在人民日报上“反对党中央的错误”，“终于取得了很大胜利。”。邓小平把华国锋整下台，人民日报和其他中央媒体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功不可没。
胡绩伟的新闻观点在80年代初的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遭到批判，但他的党性人民性对立统一理论却深入人心，特别是深得新闻工作者心。在被中共说成是1989年那场“动乱”期间，人民日报的记者在游行中打出了“别逼我们造谣”的横幅标语。
从希特勒、毛泽东、金正恩等对媒体的控制可以看出其与习近平张研农乃至中共9号文件中阐述的新闻理念之一脉相承，其要害和关键是：把笔杆子–媒体牢牢抓在手里，坚持媒体不得越雷池一步，不得自由化更不能“擦枪走火”，否则“严惩不贷”。
中国新闻工作者黄星耀认为，中共内任何一位主管新闻宣传的官员都没有像胡绩伟一样，提出这么“有见地、这么实事求是的新闻学理论。‘党性服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必定让胡绩伟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程凯：伟大报人创建伟大理论*
曾任人民日报海南记者站长后因六四镇压出走海外的程凯曾这样评价胡绩伟：人之伟大，有的是因为创建了一个伟大理论，有的是因为进行了一场伟大实践。胡绩伟是报纸“人民性高于党性”理论的创建于实践者，是中国新闻改革的伟大先驱。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胡绩伟到全国人大常委工作，开始大力推动制定《新闻法》，但后来中途夭折。程凯认为，这只是因为中共大佬陈云说了话：“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们还是不要新闻法号，免得人家钻我们的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程凯援引胡绩伟的话说：“一张报纸，从事新闻工作的每一位编辑记者，应牢记人民性高于党性，当党与人民发生冲突时，毫无犹豫地站在人民一边。共产党宣称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当时包括高于党的利益。党与人民发生冲突时，证明党犯了错误。坚持人民性高于党性，才是新闻工作者的党性原则。”
胡绩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9年六四之后，他被撤职遭到批判。90年代初，他来美国访问曾呼吁让“那些六四娃娃们回国”。这是首位中共前部级高干六四后在海外电台发出这样的呼吁。
去年今天胡绩伟病逝北京，VOA驻北京记者东方曾报道此事并援引了胡绩伟在95大寿时所赋诗一首：
一生登危走险，
铺桥补路修栏。
抵御风霜冰雪，
抗击打压欺蛮。
累累留伤遗痛，
赢得树茂花繁。
远闻茉莉吐艳，
喜讯风驰电传。
伟哉，人心背向！
壮哉，寿追南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