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官场腐败蔓延的现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教授任建明提议建廉政特区，让一部分地区先廉洁起来，之后将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在中国难以建立廉政特区。
上海《新民周刊》星期四报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从2011年就提出了建立“廉政试验区”的概念。他认为，试图自上而下，全面地、一次性地清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腐败问题，将很可能酿成一个重大的危机事件，引发巨大的政治风险，从而危及政权和社会的稳定。他看到，邓小平主导的渐进主义的经济改革让中国释放出了强大的活力，同时使风险和成本处于可控的范围内。任建明从“经济特区”的思路中受到了启发，相信建立“廉政特区”也能够有效地推动政治领域的现代化。“廉政特区”的试验就是要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在广阔的内地再造一个或几个像新加坡或香港一样廉政的地方，让一部分地区先廉洁起来。
对于在中国大陆设立“廉政特区”的构想，广东居民李勉之评论说，
“提出廉政特区，肯定有正面意义，但是这种提法是荒谬的。廉政不是能单独去追求的。现代人类的政治制度，分为两种，民主和威权。廉政在像新加坡这种比较小的政体内，通过威权的方式是可以实现的。但中国只有通过民主，才有可能实现廉政，其他方法都试过了，包括毛泽东的方式，或者中国传统的那种方式，都不可能真正的实现廉政。”
报道说，考虑到“廉政特区”实验的复杂性、风险性以及成功经验的可推广性，任建明建议，建立“廉政特区”候选地方政府的层级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在副省级城市、地市、县市三个层级挑选会比较好。如果这项试验能够成功，就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反腐败成功的路子，然后再把这些成功样板的经验向内地其他地区、其他层级政府推广。
原河北广播电台编辑朱欣欣则认为，“廉政特区”在中国不具备可行性。
“当然我们希望改革是渐进的、改良的，但如果改革仅仅是自上而下、一党专制的情况下来操作的话，而没有释放民间群众的力量和活力，就很难进行下去。这牵扯到体制的问题，如果扩大到很大的范围，势必会触动特权阶层的利益。阻力首先来自中共官僚体制内的人。现在有个悖论，政治改革要在保证体制完整的前提下进行，但体制内的人大部分是既得利益者，本身是要改革的对象。自己革自己的命很难。”
在任建明的构想中，“廉政特区”的试验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准备阶段，用时半年，主要任务是反思过去的反腐工作，找到难以控制腐败的原因，为能有效反腐败准备各种必要条件。第二个阶段是集中查处阶段，用时1年到1年半，以最小的代价清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腐败问题。在本阶段开始前，同时推出财产申报制度和有条件部分特赦政策。第三个阶段是综合治理阶段，用时3年到3年半。主要任务是制度预防。对干部选拔任用、公务人员薪酬待遇、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舆论监督制度等进行改革和创新，同时建立必要的激励性制度。还要在宏观制度层面，建立分权制约制度，实现民主、法治等。
对于任建明提出的清理历史腐败问题的同时，推出有条件部分特赦政策，朱欣欣评论说，
“他提出这个初衷是好的，希望能以特赦的政策来换取官僚体系进行改革。新人新政策、老人老政策，划一条杠，既往不咎等等，这是妥协的一种办法。但能否真正落实，我很怀疑。从人的本性来讲，如果没有很强的约束，人的欲望很难控制住。你现在从某年某月某日划线，以前的既往不咎，后面的官员可能会不平衡。”
广东居民李勉之认为，“廉政特区”如果在中国实施，会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拼命抵制，因为这种政治改革会触动他们的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