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制度变革”征文
五， 中共执政后的第二次大变局使和平转型提上日程
中共执政后已经有过一次政策大变局，目前则正被迫进行第二次政策大变局。
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政策体系，是以经济全盘国有化、计划化为基础，以军事政治经济一体化为特征、以全面恢复人身依附关系为手段的全面统制政策。这一政策使毛泽东个人的大脑主宰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命运，导致了包括中共高干在内的大批臣民的非正常死亡，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大崩溃，使整个国家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不聊生官员伴君如伴虎的水深火热状况。为此，处于绝境的中国不能不摈弃毛泽东那一套，重新寻找活路。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中国会被“开除球籍”（学者当时做出的警世之言）的惨痛现实，以毛泽东御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做出了第一次政策更新，提出了“改革开放”主张，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说白了，无非是走俾斯麦之路，搞国家垄断的官僚专制资本主义。这一政策使中国以透支未来、毁灭生态、牺牲民众利益和基本社会正义为代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基本解决了贫困问题，完成了市场经济转型，初步形成了市民社会格局，也造成了举世罕见的贫富两级分化，造成了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造成了通常是国家社会最重要的向心力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大崩溃，尤其是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白热化，使“权力在手无所不有，权力丧失死无其所”成为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邓氏政策的正面效应已经释放完毕，其负面效应则积重难返无法收拾。中共建政后毛时代和邓时代构成了“矛盾时代”，其政策的绝对对立使其建党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除了实利以外在观念上已经一无所有——他们已经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没有是非，没有理念，最重要的是：没有未来！正因此，从毛泽东的外孙和邓小平的儿子开始，中共几代统治者的后代都已经逃亡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中共大小官员都把不义之财偷运出国。中共高官无论多么反美一旦失势就设法逃亡美国以图偷生！更重要的是，中共本是极权组织，并且相应的使中国成为极权国家，它没有规则可言，作为人治体系，全靠最高独裁者平衡一切。但自从邓小平死后进入后极权时代，就完全靠派系平衡，这样，一旦面临无法摆平的局面，就会不择手段的火并内讧，因此走向崩溃是其难以逃避的命运。
这样，今日中国就处于社会底层无法忍受其统治，社会上层也无法照原样维持的境地，因此，中共新一代掌门绝不可能再按原样统治中国，面对危局必须全盘改变政策。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习近平两个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中明显察觉，尽管他的这种说法其实恰恰只是表明他不得不设法摆脱中共此前六十年的政策束缚，却又寻求新的出路而不得的窘境。当前中共有这么一种说法“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对言者来说，老路就是毛邓之路，邪路就是宪政之路，毛邓之路已经走不下去，宪政之路却又不愿走，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的中共掌门其实已经无路可走。
被迫进行第二次政策大变局的中共在国际民主化大潮的裹挟下，在中国民主力量的压迫下，无论怎么进退都已经无据可凭，因此，不可能不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一个个放弃它原来固守的专制堡垒。
目前，当局已经被迫放弃了的，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对民众的全面精神控制，有对新兴媒体的控制，而官民争夺的重点已经进入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方面，一旦公民夺回这些自由，中共的专制机器运转也就要失灵了。因此，在社会经济危机大爆发，全民起来大抗争的关口，中共加以镇压只能激化矛盾，导致其更加无路可走，这样，两害相权取其轻，届时，妥协退让于它而言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当然，于民主人权事业来说谁都希望一步到位，但是，中共毕竟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和绝大部分硬性资源，这样，面对民间力量的成长，它固然难以采取镇压手段达到目的，却仍然可以以空间换时间，也就是采取敞开减压阀政策，以一再做出扩大公民空间的妥协来继续维持对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
中共在全民高压下可能做出的妥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一步步承认公民的普选权，包括允许司法独立，直到以维持基本秩序的名义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认可宪政，每退一步它就又可以固守若干年，直到退至改换马甲在宪政下玩专制——须知，不要说目前的俄罗斯，同类情况在日本甚至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中共以资本主义方式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包括管理精英在内的其他绝大部分硬性资源，使它在一党专制结束以及宪政确立后照样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中国，从而使中国要真正完全摆脱它还得以和平方式长期争取，这是很难回避的历史现实，但是，换一种眼光，从民主进程角度看，这种情况也正是不择不扣的和平转型。
六，建设性反对派的建设
建设性反对派就是具有高度的现代政治理性，能够按照建设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制度和建设现代政治所需要的反对态度来建构的反对派。因为，中国传统的反对派总是抱着各种极端思维态度，这种态度的最好代表就是毛泽东的高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是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各种极端思维思维看来，只要把现行统治结束了，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结束现行统治。只注重毁灭现行统治，而拿不出建设方案，甚至找不到建设力量，尤其是没有一个可以承担领导社会制度建设和国家管理能力的替代组织，其结果对中国必然是灾难性的，只能使中国陷入混乱，也可能带来新一轮专制循环。
建设性反对派的指导思想，不是把主要着力点放在解构统治集团上，而是放在建构反对派上，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反对当局的方针政策方法措施上，而是放在提出更正义更科学更合理的方针政策方法措施上，也就是说，不是把着眼点主要放在破坏旧制度上，而是把它放在建设新组织新制度上。
由于以上的指导思想，建设性反对派在和当局的抗衡中，不采取全面否定、正面冲突、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态度，而采取理性分析、具体对待、寻求共识、争取空间、要求可行、适当合作的方针。建设性反对派在实际运作中，更注重所作所为的社会效益，避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由此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作为建设性反对派，务必要高举全民和解大旗，实行良性互动方针，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对各种瓦解一元化的力量和事件加以正面引导，努力使社会大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使受害民众尽可能的减少。
要做好这些工作，需要我们有大智大睿，需要我们有奉献精神，需要我们拿出非凡的历史主动性和历史创造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就不辱使命，能够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建设性反对派的建构战略分十个方面。由于目前形势的需要，一些方面在此只简单说说，甚至不做解说。
1、 指导思想：以和平转型为目标。
2、行为原则：以宪法权利和《联合国人权公约》为行为准则，做建设性反对派，以良性互动方式实现宪政。说到以《联合国人权公约》为原则，我们与全世界各国公民的权利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在现实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暂时冻结若干权利，否则就会因为与当局正面冲突遭受无法承受的打压，很多事情反而会做不成了。现在有很大的空间允许我们做事情了，我们就要首先充分利用现有空间把自己做大做强，使自己能立于不败之地。
3、良性互动：与当局保持温和理性的沟通，提出的要求要兼顾眼前和长远，战略要求并不是要立即达到，比如说我们会要求宪政，要求释放政治犯，这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提的，但这只是向全世界述说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长远目标，一时不会有结果。与此同时，每当我们跟当局打交道的时候，都要向其提出一些战术性的要求，这些要求（层次）是很低的，在当前情况下是可以迫使当局答应的。这样，他们就会拒绝一部分，答应一部分，从而得以形成一种理性沟通、良性互动的态势。只要能一步步从当局那边争取到一些权利，已经取得的成绩就能鼓励我们继续争取更大的成绩。这要求我们善于沟通和妥协，战略要求一时无法达到就忍一忍，不是关键事情我们也让一步，以此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为今后更大的互动中争得更大的权利打基础。
4、将本求利。也就是采取可经营的方略，通过长期的经营做大做强自己。如果有公开活动，每做一件事情一定要讲究效率，必须有可以达到的目标。要四两拨千斤，要因势利导，要事半功倍，最低限度要确保得大于失，绝不做一锤子买卖，决不去孤注一掷。只做那些对团队建设有作用的，也就是对建设“建设性的反对派”有作用的那些事情。
5、集结精英。重点工作，应该放在集结精英上。首先要凝聚理性人士，因为理性人士有头脑，能够算大帐，能够做长远打算。面向中产阶级，是因为整个人类历史从农业文明走向商业文明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中国在走向民主制度的道路上跟别的国家没有根本的不同，还是主要要依靠中产阶级，何况中产阶级也已经在觉醒，这里说的中产阶级的概念很宽泛，就是指一般来说衣食无忧的社会大众。第三个要面向体制内的精英，当局把所有的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上，精英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资源，因此精英大部分都在体制内。但是这个体制行将崩溃，他们对这个体制内的丑恶比我们看到的更多，对这些丑恶现象也深恶痛绝，只是没有办法。另一方面，还有许多精英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只要形势好了，他们宁愿转到新的阵营里面去拼死一搏好做领导，这是任何时代的大变革都有的现象，新阵营也只有争取到足够数量的精英才能战胜旧阵营，这是历史进步的规律。只有面向这三个方面吸纳人才，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团队，引导社会潮流。与此同时，绝对不拿少数的精英去打阵地战。你本来就这么点精英，打阵地战全都进去了，谁还来做事？还能怎么做事？所以我们要观察形势，因势利导，做好纵观全局，把握形势的全面准备。尤其是在大风潮来临的时候，要作为中坚全面的驾驭局面。如果我们能够集结起足够的精英，面临大风潮的来临，做出几手准备，有几道防线，有几个梯队，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
6、讲究策略。（略）
7、结构先行。内部结构建设要走在形势的前面，要一步步地从模糊走向明晰。就像建设性反对派很长时期内没有名号一样，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内部也不需要职称和部门名称，但要一步步的层次化，一步步的进行职能分工，使之能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育成熟。要“日拱一卒”，不求太快，在现有的结构基础上，慢慢的把团队做大。然后根据各人的能力和条件形成一定的分工，到形势许可的时候像外在名号一样实至名归水到渠成。
8、力求合法。要抓紧时间开展低烈度高频率的工作，使我们做的工作能够日常化，每天做，对当局也没什么刺激性，他们也比较能够接受，冷水煮青蛙使他习惯。我们的原则是做工作要有建设性，以建设性的方针公开运作。这样才能不失时机的一步步登堂入室，稳步而坚实的实现合法化。中国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迄今为止不允许任何政治力量跟他分庭抗礼，不允许任何来自民间的政治力量合法化。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打开坚冰，开通航道，在建设性方针的推进下，迫使当局向我们打开合法化的大门，使政治领域多元化局面自然形成。这是我们的战略方针，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但必须一步步的坚持向前走。
9、全力做大。作为团队必须有亲和力，成员要能够互相合作以形成强大的合力。要把精英团队队伍做大，当然也要把草根基础做大。要通过横向联合，把各种团队尽可能的整合起来，从而形成日益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由于各种公民共同体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进行横向联合的最好时期，或者说，横向联合已经是建构反对派的最重要的工作。
10、顶层运作。下一节专门论述。
七，宪政建设需要顶层运作
宪政必须从改变宪法（包括修改宪法和全民制宪）和实施宪法着手，这不是任何其他层面的工作可以取代的。通常改变宪法是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但是，当宪法危机发生时，宪法的改变就必然由能够影响国家运作的各种政治力量来做出了。当然，一个能为全民接受的宪法必须是全民参与制定的宪法，也只有把这样的宪法加以实施才能实现宪政，才能称作宪政。因此，致力于宪政建设的建设性反对派，从一开始就要瞄准修宪和制宪，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顶层运作，因为在走向现代政治的进程中，没有比修宪和制宪更加高端的政治运作。
一场伟大的运动必须有成熟的领导集团，成熟的领导集团必然与对手进行全方位博弈。要想将中国导向宪政时代，必须有这样一个集团来进行高屋建瓴的顶层运作。这种顶层运作，不仅需要大气度大手笔，更需要纵览全局的胸怀和眼光，更需要有创造历史的雄才大略。当今中国民运的顶层运作，是在没有硬实力只有软实力的情况下，通过“以德抗位”的方式进行的。在中国大陆，这是史无前例的方式。当然，在台湾这已经是成功的历史。
“道之将行必成肉身”，历史规律需要人们加以认识才能成为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任何思想创新都是具体个人的思维成就，把社会理论变为现实也同样如此。但是，这种思想创新只有被一批有担当能力的精英接受并且共同奋斗，才可能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顶层运作观念之道亦复如此。
面对全方位立体化的民主运动被严密控制于各个领域而无法成为有机整体的现实，仅有理论和学术上的泛泛而谈对当前中国民运的需要来说效用如何有目共睹。光有理论是无法取胜的，光有游击队也无法取得战略成就。没有一个中枢系统，就没有全局性的运筹帷幄，相应的，也就不可能有战略决战，其他的更谈不上。顶层运作考量因此应运而生。
为此，需要通过和各方面交流以达成共识，要和各个战线的人进行沟通，要通过实际运作把当今中国主张和平转型乃至一切主张宪政的各路精英逐步吸纳进来，使反对派阵营在运作中不断有机整合并且发展壮大。顶层运作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能否以平稳、坚实、有效的运作，向国人、向世界证明它的英明、正确，并足以在当前条件下完成整合全国主要的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历史重任。没有人开辟这条道路，它就永远也走不出来，因此我们得开道，得走在前面。但是，单枪匹马孤军深入的走在前面是死路一条。需要能够凝聚有实力的各方面力量，让大家都来一起做。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做好社会精英的团结协作工作。这里说的社会精英，包括各大反对派团队的领导者，包括那些以宪政为目标的研究会，包括那些维权律师事务所，包括理论界愿意参加实践活动的人，包括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底层精英，也包括各界社会贤达。
社会精英的参与不可能是齐步并进的，水流千遭归大海，百川入江各有时，顶层运作是一个开放性平台，它必须随时接纳八方豪杰，它没有门槛，它要以公平合理的规则力求人尽其才。它的一切以组成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顺利完成宪政民主制的转型的需要为转移。硬实力上一无所有的反对派，仅仅凭着道义力量就可以和掌控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统治集团谈判，甚至达到实现宪政的目的，在通常情况下确实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因此，对于顶层运作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极大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相反，盲目的认可顶层运作成功可能性倒是可笑的——从常规来说，没有人会相信叫花子和东海龙王赛宝可以稳操胜算。
但是，特定情况下叫花子就是有比龙王更好的宝贝，赤手空拳的反对派就是可能以顶层运作和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的统治者最终达成历史性妥协！为什么？这里的原因并不复杂，那就是专制统治的巨轮看似坚实无比，其实它已经千疮百孔，来日无多，沉没只是时间问题。撇开令当局难堪的具体事实不谈，人所共见，共产意识形态的破产，改革方向的丧失，自我约束理由的无存，道德法律的全面失范，已经使中国的统治集团茫然不知所措！这种历史条件下，民主运动的顶层运作就能给它以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就是：我给你一个历史的台阶，你给我一个对话的平台。我们共同来创造和平转型的光辉历史！
正因此，我们可以以当局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的方式，逐步加大力度，一点一点往前推进和平转型。我们要求和解，这种和解是双方良性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当局一步步收敛政治压迫，放开政治自由，扩大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反对派力量以建设性的态度逐步推进以宪政为导向的变革活动，并一步步的凝聚、发展、壮大起来。当局会发现，有这么个合法的反对派，对他们的软着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机会，否则事情只会更糟——他们已经别无出路！总之，他们已经需要台阶，这样，我们得主动一点。这种顶层运作绝非行险邀幸。几十年来的民主运动已经为我们积淀了丰富的资源，全方位立体化的民主运动已经为我们准备了雄厚的基础，从低音部到高音部的大合唱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背景，我们要做的只是画龙点睛，把已经成熟了的果实送到全国人民面前。说白了，我们只是通过顶层运作做整合工作和与当局交涉的工作，当然，这些工作恰恰是最需要创造力、最需要艺术眼光、最需要胸怀胆识和魄力以及献身精神的——天上掉馅饼还要冒砸着脑袋的风险去捡，以这种方式完成中国民主转型大业怎么会没有大风大浪？
总之，不看到难度和风险是太天真了，看不到可行性则太可悲了！这种顶层运作绝不是指望当局的恩赐，它的基点立足于民主运动力量采取“直捣黄龙”的战略，它的成功取决于我而非取决于彼。概括的说，顶层运作的基本方法是官民对话，其入手处要从易到难，从小到大，推进策略是厚积薄发，稳步前进，由虚入实，由说到做，并且借助社会风潮迫使中共一步步走向谈判桌，放开言禁、会禁、社禁和党禁。
八，宪政建设两步走——时间表和路线图
对于顶层运作方略来说，一开始不必弄出个完满的宪法草案之类，但是，这不是说一开始不必拿出通向宪政的远景蓝图，相反，拿出这样的规划倒是题中应有之意。和平转型和非和平转型在前瞻性上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不可控的，无法预先规划、设计，相反，前者由于可以通过谈判协商在官民之间取得基本共识，因而完全可以预先统筹，并草拟出时间表和路线图。从目前来说，一个最粗糙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二十年内，以十年为一步。
前十年，头五年作为第一个阶段以争取公民权利为中心，第二个五年作为第二个阶段以争取政治权利为中心，这是为宪政建设打基础的第一步。后十年，进入宪政建设的正轨，致力于全民制宪和实施宪政。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平转型的国度英国的转型用了七百年左右（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最近一个和平转型的国度缅甸则用了二十几年时间（现在仍在进行中），原因在于早期的和平转型是自发成长过程，眼下的和平转型则是被历史拖着走，因此现在会比从前快得多，虽然主张暴力的人嫌太慢，其实未必尽然。
关于民主化的时间表，或者说政治改革的时间表，世界历史上可以参考的资料很多，值得强调的是欲速而不达的实例也很多，像满清末年准备用13年完成省级以下的自治（选举）不仅那时候没有实现，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这里的教训应该说是极为深刻的。
从今日中国来说，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1985年曾说中央一级的全民选举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满清以13年完成省级和省级以下的民主选举的时间表已经是够紧迫了。更重要的是，转眼二十八年过去，连最低级政权的直选也不放开，邓小平当年的许愿还能兑现吗？再次被社会动乱取代的可能还能避免么？显然，在今天，再不拿出由下而上的直选时间表，中国的命运就危如累卵了。
正因此，为了挽救危局，避免中国走向动乱，我们必须拿出民间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要合理，要使当局也被迫承认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我们的时间表必须充分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不切实际的提出立即颁布新宪法、实施中央一级的全民普选之类欲速而不达的方案，不能不考虑民主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需要国家、社会和当局稳妥的应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顾忌当局的淫威，而把时间拖得过长，使社会大众无法忍受，导致局面失控。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政权层级多，为了民众和当局都有适应的充分余地，时间表上，以从下到上逐级展开，每升一级都推迟一个选举年的方式次第进行，原则上说是必要的。从今天来说，可以要求在下一个区县级选举年开始落实选举法，第二个选举年则推向市级，剩下的两级类推，如此等等，这样，二十年后中央一级的全民普选就水到渠成。当然，这方面的中长期规划应该以届时中国社会民主生活的成熟程度为转移，适当提前或者推迟都是可以理解的。激者会认为这个时间表太长，但是，在我看来二十年时间能实现中央一级的全民普选已经是上天眷顾中华了。
和时间表相关的并非只有选举，对于政改来说更基本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这些基本人权没有保障，选举和政改统统都是空话。因此，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提出制定和落实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法律法规的时间表，首先是保障人身、言论、出版、结社等基本人权。保障基本人权的时间表，必然和公民的诉讼权、讨还公道权联系起来，这又使司法改革时间表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这样，原则上说，前十年作为第一阶段，五年之内，我们第一步要求应该是以公民权利为主，五年之后，在公民权利有了一些保障之后，再走第二步即要求政治权利。但是，要指出这绝不是要做机械划分，而是各有时代重点，也就是说从当前来说我们虽然会把重点放在要求公民权利方面，同时要求当局按照现有规定放开区县级和以下的人民代表以及行政长官的选举是必要的。五年以后我们以要求政治权利为主时，也必须进一步深化公民权利的保障工作。
后十年作为第二阶段，才是宪政建设正式出台之时，在那时，可以预期的民主路线图如下：
第一步，以新的社会运动为背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大会；
第二步，探索建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有章可循的民主制度；
第三步，起草新宪法；
第四步，全民公投通过宪法；
第五步，举行公平的大选组成议会；
第六步，按照新宪法召开立法会议；
第七步，由议会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政府及其他中央机关，建立现代、发达和民主的法治国家。
最后要说明，为什么要分两个阶段？从中国来说，当局至今顽固坚持“五不搞”，我们今天也没有力量迫使它马上“五要搞”；这样，我们的路线图就不可能是从宪政建设开始，而是要为宪政建设提供先决条件，也就是首先要确定从今天的现状走到进行宪政建设起点的路线!
因为我们的路线图首先是必须走向当年的东欧颜色革命时代的那种状况，或者说，我们首先必须制定走向缅甸式民主路线图的前路线图。显然，这样的路线图并不一定要当局同意，甚至不一定要大肆炒作，但却必须心中有数，必须能够行之有效的成功推进。而这种路线图的目的，则还是在于迫使当局和我们一起制定从召开国民大会到选举产生国家元首的路线图。当然，根据中国的国情，为了稳妥起见，可以和当局协商采取增量改革方式，采取渐进变革方式，采取分步到位方式。
九，小结
本文认定，建设性反对派的宪政建构之路虽然十分艰难，却切实可行。因为当代中国民主转型有四个阶段，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民主力量可以集结的阶段，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起来，直到和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国各种政治力量一起，完成使中国向宪政转型的历史任务。中国未来的民主化阶段，其实主要就是反对派的发展阶段，反对派会经过五个阶段发展成熟。
今天，已经可以看到和平转型的概率越来越大，因为建设性反对派正在茁壮成长，并且会一步步迫使当局与自己开展对话，也只有官民对话，才能达致和平转型。这就是说，和平转型要靠民间反对派和中共党内民主派共同推动。温家宝对普世价值的认可和对民主潮流不可阻挡的认识，是中共党内改革派必然演化为民主派的明证，中共执政后的第二次大变局，则因为其观念和道义的灭亡而令政策上进退失据，从而使和平转型必然的提上日程。
但是，真正能促成和平转型的力量只能来自民间的崛起，包括越来越激进的暴力反抗倾向，和起决定作用的建设性反对派的崛起。目前，中国社会暗流涌动，各种政治团队正在集结，这本是很大的好事，但是，考虑到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已经有近四十年历史，同时期开展民主运动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已经民主化，我们还在从事极低水平的政治活动，这和时代的要求是很不相符的，我们必须开始考虑寻找一条可能的捷径，因此，加快宪政建设需要我们开展顶层运作，需要我们创造性的提出切实可行的尽快实现宪政的战略方针。目前看来，宪政建设可以分两个十年两步走，第一步，前十年，头五年以争取公民权利为中心，后五年以争取政治权利为中心，第二步，借助社会大风潮实施民主路线图，完成全民制宪并且开始行宪。
最后必须强调，以上的全部考量都建立在有一个强大的建设性反对派的崛起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有寄希望于激进派的狂飙暴风摧枯拉朽把中国迅速带入宪政时代，不过，从我来说对此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能够达到目的的巨大能量在哪里？如果我们无力把一块巨石挪动一下，还哪有劲把它翻个面？建设性反对派的宪政建设之路更切合实际——或者说以建设性而非另起炉灶的方式确立宪政会更快的道理就在于此。
2013年9月25日
五， 中共执政后的第二次大变局使和平转型提上日程
中共执政后已经有过一次政策大变局，目前则正被迫进行第二次政策大变局。
中共执政后的第一次政策体系，是以经济全盘国有化、计划化为基础，以军事政治经济一体化为特征、以全面恢复人身依附关系为手段的全面统制政策。这一政策使毛泽东个人的大脑主宰着“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命运，导致了包括中共高干在内的大批臣民的非正常死亡，带来了国民经济的大崩溃，使整个国家处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民不聊生官员伴君如伴虎的水深火热状况。为此，处于绝境的中国不能不摈弃毛泽东那一套，重新寻找活路。
在这种情况下，面对中国会被“开除球籍”（学者当时做出的警世之言）的惨痛现实，以毛泽东御封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做出了第一次政策更新，提出了“改革开放”主张，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说白了，无非是走俾斯麦之路，搞国家垄断的官僚专制资本主义。这一政策使中国以透支未来、毁灭生态、牺牲民众利益和基本社会正义为代价，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基本解决了贫困问题，完成了市场经济转型，初步形成了市民社会格局，也造成了举世罕见的贫富两级分化，造成了官民之间的严重对立，造成了通常是国家社会最重要的向心力的意识形态体系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大崩溃，尤其是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白热化，使“权力在手无所不有，权力丧失死无其所”成为写照。
在这种情况下，邓氏政策的正面效应已经释放完毕，其负面效应则积重难返无法收拾。中共建政后毛时代和邓时代构成了“矛盾时代”，其政策的绝对对立使其建党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除了实利以外在观念上已经一无所有——他们已经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没有是非，没有理念，最重要的是：没有未来！正因此，从毛泽东的外孙和邓小平的儿子开始，中共几代统治者的后代都已经逃亡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中共大小官员都把不义之财偷运出国。中共高官无论多么反美一旦失势就设法逃亡美国以图偷生！更重要的是，中共本是极权组织，并且相应的使中国成为极权国家，它没有规则可言，作为人治体系，全靠最高独裁者平衡一切。但自从邓小平死后进入后极权时代，就完全靠派系平衡，这样，一旦面临无法摆平的局面，就会不择手段的火并内讧，因此走向崩溃是其难以逃避的命运。
这样，今日中国就处于社会底层无法忍受其统治，社会上层也无法照原样维持的境地，因此，中共新一代掌门绝不可能再按原样统治中国，面对危局必须全盘改变政策。这一点，我们已经可以从习近平两个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中明显察觉，尽管他的这种说法其实恰恰只是表明他不得不设法摆脱中共此前六十年的政策束缚，却又寻求新的出路而不得的窘境。当前中共有这么一种说法“不走老路，不走邪路”，对言者来说，老路就是毛邓之路，邪路就是宪政之路，毛邓之路已经走不下去，宪政之路却又不愿走，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代的中共掌门其实已经无路可走。
被迫进行第二次政策大变局的中共在国际民主化大潮的裹挟下，在中国民主力量的压迫下，无论怎么进退都已经无据可凭，因此，不可能不在强大的压力下被迫一个个放弃它原来固守的专制堡垒。
目前，当局已经被迫放弃了的，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有对民众的全面精神控制，有对新兴媒体的控制，而官民争夺的重点已经进入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方面，一旦公民夺回这些自由，中共的专制机器运转也就要失灵了。因此，在社会经济危机大爆发，全民起来大抗争的关口，中共加以镇压只能激化矛盾，导致其更加无路可走，这样，两害相权取其轻，届时，妥协退让于它而言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当然，于民主人权事业来说谁都希望一步到位，但是，中共毕竟掌握着整个国家机器和绝大部分硬性资源，这样，面对民间力量的成长，它固然难以采取镇压手段达到目的，却仍然可以以空间换时间，也就是采取敞开减压阀政策，以一再做出扩大公民空间的妥协来继续维持对国家权力的实际控制。
中共在全民高压下可能做出的妥协是多种多样的，包括一步步承认公民的普选权，包括允许司法独立，直到以维持基本秩序的名义实行军事管制的同时认可宪政，每退一步它就又可以固守若干年，直到退至改换马甲在宪政下玩专制——须知，不要说目前的俄罗斯，同类情况在日本甚至也延续了半个多世纪。
中共以资本主义方式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和包括管理精英在内的其他绝大部分硬性资源，使它在一党专制结束以及宪政确立后照样能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中国，从而使中国要真正完全摆脱它还得以和平方式长期争取，这是很难回避的历史现实，但是，换一种眼光，从民主进程角度看，这种情况也正是不择不扣的和平转型。
六，建设性反对派的建设
建设性反对派就是具有高度的现代政治理性，能够按照建设现代国家、建设现代制度和建设现代政治所需要的反对态度来建构的反对派。因为，中国传统的反对派总是抱着各种极端思维态度，这种态度的最好代表就是毛泽东的高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是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各种极端思维思维看来，只要把现行统治结束了，中国的一切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目前最重要的就是采用一切可能的办法结束现行统治。只注重毁灭现行统治，而拿不出建设方案，甚至找不到建设力量，尤其是没有一个可以承担领导社会制度建设和国家管理能力的替代组织，其结果对中国必然是灾难性的，只能使中国陷入混乱，也可能带来新一轮专制循环。
建设性反对派的指导思想，不是把主要着力点放在解构统治集团上，而是放在建构反对派上，不是把着眼点放在反对当局的方针政策方法措施上，而是放在提出更正义更科学更合理的方针政策方法措施上，也就是说，不是把着眼点主要放在破坏旧制度上，而是把它放在建设新组织新制度上。
由于以上的指导思想，建设性反对派在和当局的抗衡中，不采取全面否定、正面冲突、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态度，而采取理性分析、具体对待、寻求共识、争取空间、要求可行、适当合作的方针。建设性反对派在实际运作中，更注重所作所为的社会效益，避免对社会造成负面影响，由此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作为建设性反对派，务必要高举全民和解大旗，实行良性互动方针，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对各种瓦解一元化的力量和事件加以正面引导，努力使社会大转型的代价降到最低，使受害民众尽可能的减少。
要做好这些工作，需要我们有大智大睿，需要我们有奉献精神，需要我们拿出非凡的历史主动性和历史创造性，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就不辱使命，能够为中国向宪政民主制的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建设性反对派的建构战略分十个方面。由于目前形势的需要，一些方面在此只简单说说，甚至不做解说。
1、 指导思想：以和平转型为目标。
2、行为原则：以宪法权利和《联合国人权公约》为行为准则，做建设性反对派，以良性互动方式实现宪政。说到以《联合国人权公约》为原则，我们与全世界各国公民的权利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基于中国的现实，在现实情况下，我们不能不暂时冻结若干权利，否则就会因为与当局正面冲突遭受无法承受的打压，很多事情反而会做不成了。现在有很大的空间允许我们做事情了，我们就要首先充分利用现有空间把自己做大做强，使自己能立于不败之地。
3、良性互动：与当局保持温和理性的沟通，提出的要求要兼顾眼前和长远，战略要求并不是要立即达到，比如说我们会要求宪政，要求释放政治犯，这在什么时候都是可以提的，但这只是向全世界述说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长远目标，一时不会有结果。与此同时，每当我们跟当局打交道的时候，都要向其提出一些战术性的要求，这些要求（层次）是很低的，在当前情况下是可以迫使当局答应的。这样，他们就会拒绝一部分，答应一部分，从而得以形成一种理性沟通、良性互动的态势。只要能一步步从当局那边争取到一些权利，已经取得的成绩就能鼓励我们继续争取更大的成绩。这要求我们善于沟通和妥协，战略要求一时无法达到就忍一忍，不是关键事情我们也让一步，以此创造一种良好的气氛，为今后更大的互动中争得更大的权利打基础。
4、将本求利。也就是采取可经营的方略，通过长期的经营做大做强自己。如果有公开活动，每做一件事情一定要讲究效率，必须有可以达到的目标。要四两拨千斤，要因势利导，要事半功倍，最低限度要确保得大于失，绝不做一锤子买卖，决不去孤注一掷。只做那些对团队建设有作用的，也就是对建设“建设性的反对派”有作用的那些事情。
5、集结精英。重点工作，应该放在集结精英上。首先要凝聚理性人士，因为理性人士有头脑，能够算大帐，能够做长远打算。面向中产阶级，是因为整个人类历史从农业文明走向商业文明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中国在走向民主制度的道路上跟别的国家没有根本的不同，还是主要要依靠中产阶级，何况中产阶级也已经在觉醒，这里说的中产阶级的概念很宽泛，就是指一般来说衣食无忧的社会大众。第三个要面向体制内的精英，当局把所有的资源都控制在自己手上，精英们不得不依附于这个资源，因此精英大部分都在体制内。但是这个体制行将崩溃，他们对这个体制内的丑恶比我们看到的更多，对这些丑恶现象也深恶痛绝，只是没有办法。另一方面，还有许多精英具有很强的投机性，只要形势好了，他们宁愿转到新的阵营里面去拼死一搏好做领导，这是任何时代的大变革都有的现象，新阵营也只有争取到足够数量的精英才能战胜旧阵营，这是历史进步的规律。只有面向这三个方面吸纳人才，才能形成强有力的团队，引导社会潮流。与此同时，绝对不拿少数的精英去打阵地战。你本来就这么点精英，打阵地战全都进去了，谁还来做事？还能怎么做事？所以我们要观察形势，因势利导，做好纵观全局，把握形势的全面准备。尤其是在大风潮来临的时候，要作为中坚全面的驾驭局面。如果我们能够集结起足够的精英，面临大风潮的来临，做出几手准备，有几道防线，有几个梯队，恐怕情况就不一样了。
6、讲究策略。（略）
7、结构先行。内部结构建设要走在形势的前面，要一步步地从模糊走向明晰。就像建设性反对派很长时期内没有名号一样，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内部也不需要职称和部门名称，但要一步步的层次化，一步步的进行职能分工，使之能够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育成熟。要“日拱一卒”，不求太快，在现有的结构基础上，慢慢的把团队做大。然后根据各人的能力和条件形成一定的分工，到形势许可的时候像外在名号一样实至名归水到渠成。
8、力求合法。要抓紧时间开展低烈度高频率的工作，使我们做的工作能够日常化，每天做，对当局也没什么刺激性，他们也比较能够接受，冷水煮青蛙使他习惯。我们的原则是做工作要有建设性，以建设性的方针公开运作。这样才能不失时机的一步步登堂入室，稳步而坚实的实现合法化。中国是一党专制的国家，迄今为止不允许任何政治力量跟他分庭抗礼，不允许任何来自民间的政治力量合法化。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打开坚冰，开通航道，在建设性方针的推进下，迫使当局向我们打开合法化的大门，使政治领域多元化局面自然形成。这是我们的战略方针，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但必须一步步的坚持向前走。
9、全力做大。作为团队必须有亲和力，成员要能够互相合作以形成强大的合力。要把精英团队队伍做大，当然也要把草根基础做大。要通过横向联合，把各种团队尽可能的整合起来，从而形成日益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由于各种公民共同体正在如雨后春笋般成长，今天的中国已经是进行横向联合的最好时期，或者说，横向联合已经是建构反对派的最重要的工作。
10、顶层运作。下一节专门论述。
七，宪政建设需要顶层运作
宪政必须从改变宪法（包括修改宪法和全民制宪）和实施宪法着手，这不是任何其他层面的工作可以取代的。通常改变宪法是国家立法机构的工作，但是，当宪法危机发生时，宪法的改变就必然由能够影响国家运作的各种政治力量来做出了。当然，一个能为全民接受的宪法必须是全民参与制定的宪法，也只有把这样的宪法加以实施才能实现宪政，才能称作宪政。因此，致力于宪政建设的建设性反对派，从一开始就要瞄准修宪和制宪，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顶层运作，因为在走向现代政治的进程中，没有比修宪和制宪更加高端的政治运作。
一场伟大的运动必须有成熟的领导集团，成熟的领导集团必然与对手进行全方位博弈。要想将中国导向宪政时代，必须有这样一个集团来进行高屋建瓴的顶层运作。这种顶层运作，不仅需要大气度大手笔，更需要纵览全局的胸怀和眼光，更需要有创造历史的雄才大略。当今中国民运的顶层运作，是在没有硬实力只有软实力的情况下，通过“以德抗位”的方式进行的。在中国大陆，这是史无前例的方式。当然，在台湾这已经是成功的历史。
“道之将行必成肉身”，历史规律需要人们加以认识才能成为社会理论和社会实践。任何思想创新都是具体个人的思维成就，把社会理论变为现实也同样如此。但是，这种思想创新只有被一批有担当能力的精英接受并且共同奋斗，才可能转化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顶层运作观念之道亦复如此。
面对全方位立体化的民主运动被严密控制于各个领域而无法成为有机整体的现实，仅有理论和学术上的泛泛而谈对当前中国民运的需要来说效用如何有目共睹。光有理论是无法取胜的，光有游击队也无法取得战略成就。没有一个中枢系统，就没有全局性的运筹帷幄，相应的，也就不可能有战略决战，其他的更谈不上。顶层运作考量因此应运而生。
为此，需要通过和各方面交流以达成共识，要和各个战线的人进行沟通，要通过实际运作把当今中国主张和平转型乃至一切主张宪政的各路精英逐步吸纳进来，使反对派阵营在运作中不断有机整合并且发展壮大。顶层运作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能否以平稳、坚实、有效的运作，向国人、向世界证明它的英明、正确，并足以在当前条件下完成整合全国主要的反对派政治力量的历史重任。没有人开辟这条道路，它就永远也走不出来，因此我们得开道，得走在前面。但是，单枪匹马孤军深入的走在前面是死路一条。需要能够凝聚有实力的各方面力量，让大家都来一起做。这就要求我们首先做好社会精英的团结协作工作。这里说的社会精英，包括各大反对派团队的领导者，包括那些以宪政为目标的研究会，包括那些维权律师事务所，包括理论界愿意参加实践活动的人，包括从事各种实践活动的底层精英，也包括各界社会贤达。
社会精英的参与不可能是齐步并进的，水流千遭归大海，百川入江各有时，顶层运作是一个开放性平台，它必须随时接纳八方豪杰，它没有门槛，它要以公平合理的规则力求人尽其才。它的一切以组成一个强大的反对派顺利完成宪政民主制的转型的需要为转移。硬实力上一无所有的反对派，仅仅凭着道义力量就可以和掌控着整个国家机器的统治集团谈判，甚至达到实现宪政的目的，在通常情况下确实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因此，对于顶层运作成功的可能性表示极大的怀疑是可以理解的，相反，盲目的认可顶层运作成功可能性倒是可笑的——从常规来说，没有人会相信叫花子和东海龙王赛宝可以稳操胜算。
但是，特定情况下叫花子就是有比龙王更好的宝贝，赤手空拳的反对派就是可能以顶层运作和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的统治者最终达成历史性妥协！为什么？这里的原因并不复杂，那就是专制统治的巨轮看似坚实无比，其实它已经千疮百孔，来日无多，沉没只是时间问题。撇开令当局难堪的具体事实不谈，人所共见，共产意识形态的破产，改革方向的丧失，自我约束理由的无存，道德法律的全面失范，已经使中国的统治集团茫然不知所措！这种历史条件下，民主运动的顶层运作就能给它以另一种选择!这种选择就是：我给你一个历史的台阶，你给我一个对话的平台。我们共同来创造和平转型的光辉历史！
正因此，我们可以以当局没有任何理由反对的方式，逐步加大力度，一点一点往前推进和平转型。我们要求和解，这种和解是双方良性互动的过程，一方面当局一步步收敛政治压迫，放开政治自由，扩大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反对派力量以建设性的态度逐步推进以宪政为导向的变革活动，并一步步的凝聚、发展、壮大起来。当局会发现，有这么个合法的反对派，对他们的软着陆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机会，否则事情只会更糟——他们已经别无出路！总之，他们已经需要台阶，这样，我们得主动一点。这种顶层运作绝非行险邀幸。几十年来的民主运动已经为我们积淀了丰富的资源，全方位立体化的民主运动已经为我们准备了雄厚的基础，从低音部到高音部的大合唱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背景，我们要做的只是画龙点睛，把已经成熟了的果实送到全国人民面前。说白了，我们只是通过顶层运作做整合工作和与当局交涉的工作，当然，这些工作恰恰是最需要创造力、最需要艺术眼光、最需要胸怀胆识和魄力以及献身精神的——天上掉馅饼还要冒砸着脑袋的风险去捡，以这种方式完成中国民主转型大业怎么会没有大风大浪？
总之，不看到难度和风险是太天真了，看不到可行性则太可悲了！这种顶层运作绝不是指望当局的恩赐，它的基点立足于民主运动力量采取“直捣黄龙”的战略，它的成功取决于我而非取决于彼。概括的说，顶层运作的基本方法是官民对话，其入手处要从易到难，从小到大，推进策略是厚积薄发，稳步前进，由虚入实，由说到做，并且借助社会风潮迫使中共一步步走向谈判桌，放开言禁、会禁、社禁和党禁。
八，宪政建设两步走——时间表和路线图
对于顶层运作方略来说，一开始不必弄出个完满的宪法草案之类，但是，这不是说一开始不必拿出通向宪政的远景蓝图，相反，拿出这样的规划倒是题中应有之意。和平转型和非和平转型在前瞻性上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后者是不可控的，无法预先规划、设计，相反，前者由于可以通过谈判协商在官民之间取得基本共识，因而完全可以预先统筹，并草拟出时间表和路线图。从目前来说，一个最粗糙的时间表是在未来二十年内，以十年为一步。
前十年，头五年作为第一个阶段以争取公民权利为中心，第二个五年作为第二个阶段以争取政治权利为中心，这是为宪政建设打基础的第一步。后十年，进入宪政建设的正轨，致力于全民制宪和实施宪政。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和平转型的国度英国的转型用了七百年左右（从十三世纪到二十世纪初），最近一个和平转型的国度缅甸则用了二十几年时间（现在仍在进行中），原因在于早期的和平转型是自发成长过程，眼下的和平转型则是被历史拖着走，因此现在会比从前快得多，虽然主张暴力的人嫌太慢，其实未必尽然。
关于民主化的时间表，或者说政治改革的时间表，世界历史上可以参考的资料很多，值得强调的是欲速而不达的实例也很多，像满清末年准备用13年完成省级以下的自治（选举）不仅那时候没有实现，直到今天也没有实现，这里的教训应该说是极为深刻的。
从今日中国来说，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1985年曾说中央一级的全民选举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那么，按照这种说法，满清以13年完成省级和省级以下的民主选举的时间表已经是够紧迫了。更重要的是，转眼二十八年过去，连最低级政权的直选也不放开，邓小平当年的许愿还能兑现吗？再次被社会动乱取代的可能还能避免么？显然，在今天，再不拿出由下而上的直选时间表，中国的命运就危如累卵了。
正因此，为了挽救危局，避免中国走向动乱，我们必须拿出民间的时间表，这个时间表要合理，要使当局也被迫承认具有充分的合理性。我们的时间表必须充分考虑到所有相关因素，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不切实际的提出立即颁布新宪法、实施中央一级的全民普选之类欲速而不达的方案，不能不考虑民主是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有一个学习和适应的过程，需要国家、社会和当局稳妥的应对。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顾忌当局的淫威，而把时间拖得过长，使社会大众无法忍受，导致局面失控。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政权层级多，为了民众和当局都有适应的充分余地，时间表上，以从下到上逐级展开，每升一级都推迟一个选举年的方式次第进行，原则上说是必要的。从今天来说，可以要求在下一个区县级选举年开始落实选举法，第二个选举年则推向市级，剩下的两级类推，如此等等，这样，二十年后中央一级的全民普选就水到渠成。当然，这方面的中长期规划应该以届时中国社会民主生活的成熟程度为转移，适当提前或者推迟都是可以理解的。激者会认为这个时间表太长，但是，在我看来二十年时间能实现中央一级的全民普选已经是上天眷顾中华了。
和时间表相关的并非只有选举，对于政改来说更基本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这些基本人权没有保障，选举和政改统统都是空话。因此，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首先要提出制定和落实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法律法规的时间表，首先是保障人身、言论、出版、结社等基本人权。保障基本人权的时间表，必然和公民的诉讼权、讨还公道权联系起来，这又使司法改革时间表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
这样，原则上说，前十年作为第一阶段，五年之内，我们第一步要求应该是以公民权利为主，五年之后，在公民权利有了一些保障之后，再走第二步即要求政治权利。但是，要指出这绝不是要做机械划分，而是各有时代重点，也就是说从当前来说我们虽然会把重点放在要求公民权利方面，同时要求当局按照现有规定放开区县级和以下的人民代表以及行政长官的选举是必要的。五年以后我们以要求政治权利为主时，也必须进一步深化公民权利的保障工作。
后十年作为第二阶段，才是宪政建设正式出台之时，在那时，可以预期的民主路线图如下：
第一步，以新的社会运动为背景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大会；
第二步，探索建立各方都可以接受的有章可循的民主制度；
第三步，起草新宪法；
第四步，全民公投通过宪法；
第五步，举行公平的大选组成议会；
第六步，按照新宪法召开立法会议；
第七步，由议会选举产生国家领导人、政府及其他中央机关，建立现代、发达和民主的法治国家。
最后要说明，为什么要分两个阶段？从中国来说，当局至今顽固坚持“五不搞”，我们今天也没有力量迫使它马上“五要搞”；这样，我们的路线图就不可能是从宪政建设开始，而是要为宪政建设提供先决条件，也就是首先要确定从今天的现状走到进行宪政建设起点的路线!
因为我们的路线图首先是必须走向当年的东欧颜色革命时代的那种状况，或者说，我们首先必须制定走向缅甸式民主路线图的前路线图。显然，这样的路线图并不一定要当局同意，甚至不一定要大肆炒作，但却必须心中有数，必须能够行之有效的成功推进。而这种路线图的目的，则还是在于迫使当局和我们一起制定从召开国民大会到选举产生国家元首的路线图。当然，根据中国的国情，为了稳妥起见，可以和当局协商采取增量改革方式，采取渐进变革方式，采取分步到位方式。
九，小结
本文认定，建设性反对派的宪政建构之路虽然十分艰难，却切实可行。因为当代中国民主转型有四个阶段，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民主力量可以集结的阶段，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起来，直到和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国各种政治力量一起，完成使中国向宪政转型的历史任务。中国未来的民主化阶段，其实主要就是反对派的发展阶段，反对派会经过五个阶段发展成熟。
今天，已经可以看到和平转型的概率越来越大，因为建设性反对派正在茁壮成长，并且会一步步迫使当局与自己开展对话，也只有官民对话，才能达致和平转型。这就是说，和平转型要靠民间反对派和中共党内民主派共同推动。温家宝对普世价值的认可和对民主潮流不可阻挡的认识，是中共党内改革派必然演化为民主派的明证，中共执政后的第二次大变局，则因为其观念和道义的灭亡而令政策上进退失据，从而使和平转型必然的提上日程。
但是，真正能促成和平转型的力量只能来自民间的崛起，包括越来越激进的暴力反抗倾向，和起决定作用的建设性反对派的崛起。目前，中国社会暗流涌动，各种政治团队正在集结，这本是很大的好事，但是，考虑到中国当代民主运动已经有近四十年历史，同时期开展民主运动的国家和地区大都已经民主化，我们还在从事极低水平的政治活动，这和时代的要求是很不相符的，我们必须开始考虑寻找一条可能的捷径，因此，加快宪政建设需要我们开展顶层运作，需要我们创造性的提出切实可行的尽快实现宪政的战略方针。目前看来，宪政建设可以分两个十年两步走，第一步，前十年，头五年以争取公民权利为中心，后五年以争取政治权利为中心，第二步，借助社会大风潮实施民主路线图，完成全民制宪并且开始行宪。
最后必须强调，以上的全部考量都建立在有一个强大的建设性反对派的崛起上。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只有寄希望于激进派的狂飙暴风摧枯拉朽把中国迅速带入宪政时代，不过，从我来说对此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能够达到目的的巨大能量在哪里？如果我们无力把一块巨石挪动一下，还哪有劲把它翻个面？建设性反对派的宪政建设之路更切合实际——或者说以建设性而非另起炉灶的方式确立宪政会更快的道理就在于此。
2013年9月25日
